敢于言利，却不该唯利是从；引入利益论，却不该极端化，奉行利益至上。须知，终归还有一些事物，无法用利益权衡；一些问题，无法用利益解释。譬如自由、正义、人之为人的尊严。
1992年，比尔·克林顿竞选美国总统。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的胜利，使一句竞选口号从此名垂后世：“笨蛋，问题是经济！”常见人引用此言，如马英九，以及克林顿自己，2011年，克林顿应媒体邀请撰文，题为“笨蛋，问题还是经济！”这一回，被教训的对象，似乎不是老对手共和党，而换成了他的同党奥巴马。
今人谈香港问题，继续拾克林顿的牙慧。前不久，一位不愿署名的香港特区立法委员，针对香江风云，撰文《香港问题：笨蛋，是经济！》，风靡一时，应者云集。不过，从此文的立论与措辞（如“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他老人家”等）来看，作者不会是港人，而应出自内地。托名立法委员，如果不是为了追求传播效应，那么只有一种解释：故弄玄虚，混淆视听。当然这种路数，我们早已见惯不惊。
此文凡六千字，前半篇谈经济，只见定性分析，不见定量分析，只见论断，不见论证，读来令人将信将疑，不知何去何从；后半篇为经济问题寻源讨本，所找出的病源却在政治与社会心态。如果说前文的主题是“笨蛋，是经济”，那么后文的主题则是“笨蛋，是经济吗”，正可谓自相矛盾，自己抽自己嘴巴。至于结论，无外乎特区政府无能、民意反复无常、港人短视而自私，以至整个香港“完全没有理性决策的能力”，改革从何谈起？对于改革之路，香港自己无力去走，却也不接受中央带路，最终只能是一声苍凉的叹息：“嗟尔香港，气数尽矣！”
我的兴趣，不在此文之内：其论点简直不值一驳，但凡具有独立理性与常识，都不难判断，而今香港的社会矛盾，绝非经济问题所能解释，其出路更不在于经济政策的调整与经济资源的重配；而在此文之外：这等一隅之说，显见包藏祸心（譬如要改变港人的优越心态，作者开出药方，“香港的经济状况至少要跌落到明显低于中国大陆沿海城市以下”），为什么会受到趋之若鹜的追捧？
我以为原因有二，一是地域矛盾，基于香港与内地之间的隔阂甚至仇恨，作者大肆抨击港人的优越感，足以激起内地读者的共鸣；二是经济决定论思维，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就是一切，所有问题最终都能归结为经济问题，缘于此，克林顿的竞选口号恰可适用于今日香港。相形之下，第二个原因毋宁更为根本。
模仿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我们可以来谈谈“经济决定论的贫困”。历史源于偶然，世界原本多元，承认这两点，那么所谓一元论、历史规律云云，皆可被证伪，历史进程更无决定论可言，而是各种力量互动的结果。
哪怕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对待经济决定论都是态度迥异。恩格斯晚年曾有反思，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他写道：“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
经济决定论在中国的流行，却不仅仅是政治教化的结果，还可以从思维甚至人性深处找到原因：这里的思维，特指功利主义思维；这里的人性，特指自私与算计的本性。与其遥相呼应的一种观念，则是把所有的争议都视作利益之争，所有问题都视作利益问题，此之谓唯利益论。在唯利益论者眼里，你见义勇为，是为了奖赏；你布施四方，是为了声名；你坚守规则，不开后门，是为了索取更高的贿赂；你追求独立与自由，拒绝与公权力合作，一定收了境外敌对势力的资助……
唯利益论可谓经济决定论的极端化与庸俗化。经济的核心是利益，却不完全是利益。唯利益论则贬低、否决利益之外的一切，抑或用利益稀释这一切。它的代表言论，当属曾担任英国外交大臣、首相的帕麦斯顿的那句名言：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还有一个演绎版本，在中间加了一句“没有永远的敌人”。反正，不管朋友还是敌人，都不如利益重要和永恒。
我们不能否认利益，以及利益论作为一种社会分析方法的重要性。中国古代，有“君子耻于言利”之说，其实这是一个相当恶劣的传统。研究政治与社会问题，不谈利益，往往无法深入本质。只是，敢于言利，却不该唯利是从；引入利益论，却不该极端化，奉行利益至上。须知，终归还有一些事物，无法用利益权衡；一些问题，无法用利益解释。譬如自由、正义、人之为人的尊严。
说到自由，有人会引用鲁迅的讽刺：“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娜拉走后怎样》）那么反过来讲，自由固然可以为钱而卖掉，却终归不能用钱来购买。这足以说明，利益无法全然稀释自由。非但自由如此，选票、判决等，何尝都是唯利益论的奴隶呢？只要有一人不愿出卖选票，唯利益论便当宣布破产。
重申一下，我不反对经济分析、利益分析等方法，而是反对决定论、唯一论与至上论。在这些极端论调的主宰之下，政治问题被经济化，道德问题被利益化（话说回来，经济问题可以化作政治问题来解决，政治问题却难以化作经济问题来解决）。以经济掩蔽政治，以利益稀释道义，必将导致基于道德、权利、自由、正义的追求都将丧失正当性，而陷入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的泥沼。
香港问题，尘埃未定，路在何方，我与《香港问题：笨蛋，是经济！》的作者一样不敢乐观。不过，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其问题不能简单归咎于经济，其解决之道更不能单纯依赖经济；生搬硬套“笨蛋，问题是经济！”的口号，本身就是一个问题。相信并宣扬凭借经济力量便可消弭政争，不是无知，就是无良。
文图均系《三剑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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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戈：总有一些事，不能唯利益论
敢于言利，却不该唯利是从；引入利益论，却不该极端化，奉行利益至上。须知，终归还有一些事物，无法用利益权衡；一些问题，无法用利益解释。譬如自由、正义、人之为人的尊严。
1992年，比尔·克林顿竞选美国总统。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的胜利，使一句竞选口号从此名垂后世：“笨蛋，问题是经济！”常见人引用此言，如马英九，以及克林顿自己，2011年，克林顿应媒体邀请撰文，题为“笨蛋，问题还是经济！”这一回，被教训的对象，似乎不是老对手共和党，而换成了他的同党奥巴马。
今人谈香港问题，继续拾克林顿的牙慧。前不久，一位不愿署名的香港特区立法委员，针对香江风云，撰文《香港问题：笨蛋，是经济！》，风靡一时，应者云集。不过，从此文的立论与措辞（如“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他老人家”等）来看，作者不会是港人，而应出自内地。托名立法委员，如果不是为了追求传播效应，那么只有一种解释：故弄玄虚，混淆视听。当然这种路数，我们早已见惯不惊。
此文凡六千字，前半篇谈经济，只见定性分析，不见定量分析，只见论断，不见论证，读来令人将信将疑，不知何去何从；后半篇为经济问题寻源讨本，所找出的病源却在政治与社会心态。如果说前文的主题是“笨蛋，是经济”，那么后文的主题则是“笨蛋，是经济吗”，正可谓自相矛盾，自己抽自己嘴巴。至于结论，无外乎特区政府无能、民意反复无常、港人短视而自私，以至整个香港“完全没有理性决策的能力”，改革从何谈起？对于改革之路，香港自己无力去走，却也不接受中央带路，最终只能是一声苍凉的叹息：“嗟尔香港，气数尽矣！”
我的兴趣，不在此文之内：其论点简直不值一驳，但凡具有独立理性与常识，都不难判断，而今香港的社会矛盾，绝非经济问题所能解释，其出路更不在于经济政策的调整与经济资源的重配；而在此文之外：这等一隅之说，显见包藏祸心（譬如要改变港人的优越心态，作者开出药方，“香港的经济状况至少要跌落到明显低于中国大陆沿海城市以下”），为什么会受到趋之若鹜的追捧？
我以为原因有二，一是地域矛盾，基于香港与内地之间的隔阂甚至仇恨，作者大肆抨击港人的优越感，足以激起内地读者的共鸣；二是经济决定论思维，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就是一切，所有问题最终都能归结为经济问题，缘于此，克林顿的竞选口号恰可适用于今日香港。相形之下，第二个原因毋宁更为根本。
模仿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我们可以来谈谈“经济决定论的贫困”。历史源于偶然，世界原本多元，承认这两点，那么所谓一元论、历史规律云云，皆可被证伪，历史进程更无决定论可言，而是各种力量互动的结果。
哪怕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对待经济决定论都是态度迥异。恩格斯晚年曾有反思，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他写道：“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
经济决定论在中国的流行，却不仅仅是政治教化的结果，还可以从思维甚至人性深处找到原因：这里的思维，特指功利主义思维；这里的人性，特指自私与算计的本性。与其遥相呼应的一种观念，则是把所有的争议都视作利益之争，所有问题都视作利益问题，此之谓唯利益论。在唯利益论者眼里，你见义勇为，是为了奖赏；你布施四方，是为了声名；你坚守规则，不开后门，是为了索取更高的贿赂；你追求独立与自由，拒绝与公权力合作，一定收了境外敌对势力的资助……
唯利益论可谓经济决定论的极端化与庸俗化。经济的核心是利益，却不完全是利益。唯利益论则贬低、否决利益之外的一切，抑或用利益稀释这一切。它的代表言论，当属曾担任英国外交大臣、首相的帕麦斯顿的那句名言：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还有一个演绎版本，在中间加了一句“没有永远的敌人”。反正，不管朋友还是敌人，都不如利益重要和永恒。
我们不能否认利益，以及利益论作为一种社会分析方法的重要性。中国古代，有“君子耻于言利”之说，其实这是一个相当恶劣的传统。研究政治与社会问题，不谈利益，往往无法深入本质。只是，敢于言利，却不该唯利是从；引入利益论，却不该极端化，奉行利益至上。须知，终归还有一些事物，无法用利益权衡；一些问题，无法用利益解释。譬如自由、正义、人之为人的尊严。
说到自由，有人会引用鲁迅的讽刺：“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娜拉走后怎样》）那么反过来讲，自由固然可以为钱而卖掉，却终归不能用钱来购买。这足以说明，利益无法全然稀释自由。非但自由如此，选票、判决等，何尝都是唯利益论的奴隶呢？只要有一人不愿出卖选票，唯利益论便当宣布破产。
重申一下，我不反对经济分析、利益分析等方法，而是反对决定论、唯一论与至上论。在这些极端论调的主宰之下，政治问题被经济化，道德问题被利益化（话说回来，经济问题可以化作政治问题来解决，政治问题却难以化作经济问题来解决）。以经济掩蔽政治，以利益稀释道义，必将导致基于道德、权利、自由、正义的追求都将丧失正当性，而陷入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的泥沼。
香港问题，尘埃未定，路在何方，我与《香港问题：笨蛋，是经济！》的作者一样不敢乐观。不过，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其问题不能简单归咎于经济，其解决之道更不能单纯依赖经济；生搬硬套“笨蛋，问题是经济！”的口号，本身就是一个问题。相信并宣扬凭借经济力量便可消弭政争，不是无知，就是无良。
文图均系《三剑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