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一个例子。我们老说谁解决了中国人吃饭的问题，答毛泽东解决了中国人吃饭的问题，后来又说邓小平解决了中国人吃饭的问题。但是到底谁解决了中国人吃饭的问题？要我说就是四个东西：化肥、种子、农药、转基因–谁也没有解决中国人吃饭的问题。只要有了化肥、有了杂交品种、有了农药，甚至有了转基因，喂猪的激素，没有谁领导，现在猪三四个月也可以长到两百多斤，按照原来的喂法两年才一百出头，这样中国人吃肉不成为问题了。也就是说正常技术进步情况下，多数人的状况都会得到改善，这是常态，所以不能将这些年生活状况得到了改善的人都称为既得利益集团。 权贵集团的黄金时代 这个既得利益集团是指谁呢？就是指刚才所说的权威集团，是权贵既得利益集团，权贵既得利益集团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在支配着这个社会。这场改革面对的是这样一个独特的对象。 我这里稍微要岔开一句，为什么要讲既得利益集团或者是权贵集团，就是我们怎么想中国社会现在的这些问题，我们得有一些思路的变化。看原来的社会，我都是两分法，说中国有一个前进的力量有一个倒退的力量、有一个左的力量有一个右的力量，我们看什么都是这样。但是有了权贵既得利益集团之后，我觉得思考这个问题的框架得改变了，不是两分法，而是三个力量构成的格局，中间就是既得利益集团。这个既得利益集团从过去十几二十年的情况当中来看，不想往前走，也不想往后退，就想停在这个地方不动，因为这样对它最有好处。 今天我们经常听到人们说现在是五千年以来最好的时期，真的是最好的时期，权力和市场结合在一起，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市场做不了的事用权力去做，权力做不了的事用市场去做，然后大家的财富可以说一夜之间收归己有，还能用市场的方式里变现。过去几千年的时间，权力再大，但是你变现可不容易。现在不但可以变现，还有全球化的背景，还可以转移资产。原来和绅上哪儿转移资产呢？这样一想，对它来说可真是五千年以来最好的时期，所以它既不想往前走也不想往后退。有些人总说中国社会有一个倒退的力量，其实不对，它既不想往前走也不想往后退。我说的往前走、往后退的力量，其实很大程度上都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边缘性的力量，这个东西是非常强有力的。 看到这一点、看不到这一点其实非常重要。譬如薄熙来事件明朗化之后，在网上、在社会中起码有几个月的时间大家是一片兴高采烈的感觉，至少往后退的力量打掉了，那么就会增加往前走的力量。但是我想说，我知道失败者是谁，可是我却不知道胜利者是谁。 如果是三股力量构成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最强的这股力量被打掉后，就有了两种可能性。其一，确实增强了改革的力量，改革可能下面需要往前走了。但是也说不定可能会增强另外一股力量，就是中间既不想走也不想往后退的权贵集团，因为它也是对现状不满，也被现状弄得很不舒服。现实当中是谁来打掉了这个力量呢？可能恰好就是主张往前走的那个力量，它出面打掉了这个力量，在这个过程中这两个东西可能就两败俱伤了。无论往前走还是往后退的力量，两败俱伤之后，最后的结果就是中间这个力量更加强了，就是主张维持现状的这股力量，有没有这个可能？ 这是怎么看这个社会的新框架。过去这二十年，在过去总体性权力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权贵力量，可以说已经是中国社会一个压倒一切的力量，无论是往前走、往后退的，很大程度上都已经被边缘化了。 这场改革首先面临的就是一堵墙，今年年初我在一篇文章中就说到如果这堵墙撬不动，僵局不能打破，里面所有东西都谈不上，无论是往前走还是往后退。包括几年前人们老说中国有一个倒退的力量，我一直不同意这个说法，什么倒退的力量？谁想往后退？往哪儿退？最有力量的东西往后倒，对它有什么好处，只有权力和市场结合才对它有好处。 比如说一个开发商，它觉得什么样的情况最好，假如说能够用权力的方式廉价拿地，又能够用市场方式高价卖房，这两个结合结合在一起最好了。往前走，对它没有好处，说用市场的方式高价卖房，但是对不起也要用市场的方式高价拿地，肯定也不如那种方式好。还有就是以廉价的方式拿地，但是对不起，房子要给大家分，它肯定也不愿意。 真正主导中国社会的力量是既不想往前走也不想往后退，就是想维持现状。为什么这些年稳定压倒一切，就是因为维持现状压倒一切。现在最现实的，我们要面对的就是权贵集团，不破掉这个没有办法往前走。 运动式反腐有破局作用 这场改革是以什么开始的？大家知道是以反腐败开始的。对这场反腐败大家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其实可以说这个反腐败，按照官方的预期远远没有达到。本来我觉得官方可能会想这么大张旗鼓的反腐败，在社会当中会赢得一致的赞成和拥护，但是实际上人们现在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尽管如此，我个人认为将反腐败作为这次改革的启动点是对的，因为它面对的就是既得利益集团、权贵集团的这堵墙。现在不破掉这堵墙，别的无从谈起，而反腐败最简单来说，先打两个巴掌过去，先打得你晕头转向还找不到北，就在你找北的时候，这个改革就启动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个改革、这个反腐败对于启动改革，从这个作为出发点应当说是正确的。 有同志注意到8月初有一期的人民论坛就发了十几篇文章，就在讲一个问题，反腐是不是到了一个节点，现在是不是面临一个转折。但是对这个节点和转折，人们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有的说它遇到了巨大的阻力，甚至有人用很凶险的局面来进行描述。我个人不太同意这个看法，有一件事情就可以让我们多少有一点判断，正在进行的清理军队当中老干部住房的问题。大家都知道这个问题是阻力极大，最容易惹人的事，而且这个事可以说放到后面一点去做的话问题也不是很大的。假设真像一些人所说的，现在已经是一种非常凶险的局面，说面对着大老虎抱团的反扑，我觉得现在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只有在它觉得别的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才会做。 虽个角度判断，我不同意一些人对这个节点和转折点的看法。但是我也确实认为，这个反腐败已经进行了一年多的事情，现在是面临着一个转折了，从这个意义来说你把它看作是一个节点应当说也是对的。 过去这一年多的时间反腐败已经起到的作用，我觉得反腐败有多重含义，从不同的含义来说，做一些恰如其分的判断很重要。反腐败可以从四个层面来看进展，首先就解决腐败问题本身来说，应当承认运动式反腐的作用是有限的，靠这个想解决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但是又必须要靠反腐败来破局，震慑的作用是明显的，可以为建立有关的制度创造条件。比如说官员财产申报，如果不破局，不产生威慑，原来根本就通不过。有一次调查还是表决，90%以上反对，在这个圈子里根本通不过。运动式的反腐败有一个破局的作用、有震慑的作用，如果现在要再出台反腐败制度的安排，可能阻力会小得多，这也意味着它应当有一个转变。 从第二个层面来解读和评价，从为改革破局的角度来看，可以说反腐败现在已经搅动了过去僵局的一潭死水。原来权贵之间的利益均衡，现在已经开始被打破，僵局开始出现松动，原来做不了的事情现在有了做的可能性。过去十年的时间，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的均衡，你不动我的利益，我也不侵犯你的地盘，大家共同维持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就行了。但是这样的一种格局，我觉得现在正在打破，原来动不了的地方现在有了动的可能性。 第三，这场反腐败除了启动改革、解决腐败问题，还有就是破除权贵的垄断。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陆陆续续打的这些大大小小的老虎，很明显可以看出来中国社会那些机会、那些资源现在在哪儿，一个是国企一个是权贵，这两个东西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你没有这个背景，想得到一些机会不容易了。前一段时间正在审理的，还没有审理完的刘汉的案子，包括民营企业做得好的，现在你没有这个背景，顶多也就是边边角角的机会了，这是我们现在经济社会生活当中一个深层的症结所在。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这场反腐败也具有为破除权贵垄断破局的含义，不然的话为什么反腐败选择在这样一些领域进行。 第四，执政者肯定有一个期望，说期望这个反腐败能够起到凝聚民心、强化政权基础的作用，所以一直说不反腐败就会亡党亡国。但是假如从这样的角度评估，可以说这次反腐败在这个方面起的作用相当有限，老百姓已经开始不买这个帐了，甚至你打掉了权贵，上来的是不是又是一批新的权贵呢？说不定打掉了吃饱了的老虎，那上来的是不是饥饿的老虎，更加厉害呢？ 现在老百姓已经不是你原来简单的逻辑了，因为这些年反腐败，大家已经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从种种因素来看，我觉得这个反腐败，在继续保持势头的情况下得经历一个转变了，这样才能使反腐败真正起到为改革破局的作用，这个反腐败本身也可以向前推进。这个转变是什么？就是由现在的反腐败转向向权贵恶政的系统清理。 这些年不但形成了一个权贵集团，这个权贵集团不仅在大规模掠夺社会财富，而且为了维护权贵集团的利益，为了维护自己所得到的财富，也形成了一系列的恶政，甚至是体制化的恶政。恶政最关键的就是对法治的破坏，是对民众权利的打压，是对公平正义的损害，对社会秩序的侵蚀。 我曾经在不同的层面概括恶政，将它概括为四大表现：国进民退、暴力维稳、强征强拆、纵容贪腐。并由此造成五大灾难：活力下降、两极分化、法治倒退、社会溃败、生态灾难。要将改革破局真正变为推进社会前进的变革，必须面对这样的转变，来系统清理这些年权贵的恶政。 今年上半年我非常急切地讲除恶政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半年，或者比这更长的时间，人们一直在传康师傅的事。当时我特别害怕康师傅，说面条煮了，但是只是把他当做一个更大的腐败分子，如果假设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这对中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只是我们看到一个比政治局委员更大的政治局常委，或者说他的财富更大。 康师傅不仅仅是一个腐败分子，很大程度上这些年他主管政法，实际上就是权贵恶政重要的代表。这些年维稳、截访、打压老百姓的权利、无数的冤案错案，哪儿来的？跟他有直接的关系。这些年为什么法治会被破坏、会倒退，你叫政法王啊，当然你负直接的责任。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这儿也是瞎说了，你给党国做贡献，将这些年恶政，我们也不好往别的地方追了，将屎盆子都扣在你头上算了，你就给党国、给这个国家做一次贡献算了，你就作为恶政的代表，这个时候你就不仅仅是一个腐败分子。 然后通过对康师傅，利用康师傅煮面的机会，将它变为破除权贵恶政的契机，通过这个来系统清理权贵恶政。甚至我觉得需要有一次在文革初期清理过去那些冤假错案一样的，清理这些年权贵恶政所造成的冤假错案的过程，为这些年他所造成的冤假错案大规模的平反，因为这些年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清理权贵恶政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为权力设一个底线，一定要让官员知道什么东西不能做，如果你做了，哪怕你在台上没有得到清算，将来你下台也可能遭到清算，一定要让官员对底线有所畏惧，不能侵犯民众最基本的权利、不能掠夺民众的财产，一定要有底线，保证这个底线的就是法治。 四中全会马上要召开，四中全会的主题就是法治建设。前一段我说了三步走破权贵，除恶政，立宪政。如果这样的话，说不定社会就以平稳的方式走出一条好的路子，这个社会就有往前走的通道了。 但是这个通道会不会就是现实的路，我不知道，我现在只能这样设想，同时我们现在也只能说社会的力量也在发育，人们应当努力朝这个方向推，不是说仅仅是愿望，而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这样的责任，我没有别的现实力量，我也不会干别的，我的作用就只能说，那我觉得就应当朝这个方向走，我觉得这可能是中国社会真正使改革走向社会，法治社会不断向前推进，是这样的一个现实的途径。 既得利益者也可能是改革者 第三个方面大的问题，谈谈这次改革的前景和空间。 这其实也是大家内心的心结，也是大家对改革不信任的重要原因。这次改革和前几次大张旗鼓的讲改革不一样了，首先就可以看到人们对这场改革，整个社会老实说缺乏高度的共识。 就说一点，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改革的决定公布之后，在老百姓那儿有一种兴高采烈的感觉吗？没有。实事求是来说，真的没有，老百姓很冷漠的。对改革，可以说现在没有高度的共识，要说有共识，顶多就是一条，大家都对现状不满，说这样的现状不能继续下去了，应当改变这个现状。 但是再往下，这个共识可以说很少了，而且人们对改革可以说抱有一种很深的不信任和疑虑，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他们会改吗？医生会给自己做手术吗？蚊子叮在那里拍一下还可以，但是真的给自己做手术可以吗？我觉得这是现在整个中国社会最大的心结。 刚才所说的逻辑虽然人们都在说，但是我不同意，为什么？假如这个逻辑存在，由最高的统治者推动改革在历史上就不会发生，但是我们知道历史上无数次的发生过。如果按照刚才的逻辑来说，蒋经国这个人根本就不会有，戈尔巴乔夫这个人根本就不会存在。 我们为了说得解气一些，说他根本不会改，但是其实这不是事实，统治者进行改革的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现在我觉得要说清楚这一点，这样才能恰如其分的判断这当中的一些事情。 我现在要说一个理论问题，如何来看待统治者和改革的关系。最高的执政者和一般的统治阶级是什么样的关系？假设我们将最高的统治者看作是国家机构，下面还有一般的统治阶级或者是既得利益集团，这两个究竟是什么关系？ 什么是国家，我们课本上写的是国家就是统治阶级的代表，代表的就是统治阶级的利益。但是这些年的研究发现这个话不完全是对的，国家最高统治者和统治阶级经常处于矛盾当中，这些年理论研究进展提出了一个概念，这就是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最高统治者有自己独立的利益和独立的目标，和统治阶级的目标是不一样的，而且经常处于矛盾当中。 为什么矛盾呢？这两个东西都需要资源，资源只能从一个地方来，这就是老百姓那儿来。传统的农业社会当中，那时候代表国家的皇帝需要资源，从哪儿来？老百姓那里。什么方式？税。统治阶级和地主需要资源，从农民那儿来，形式就是租。但是在很多时候，租和税是矛盾的，税要收多了租就不好收，租要太高了税就不好收，所以国家和统治阶级其实经常处于矛盾当中。 特别是当一个社会遇到危机的时候，这个矛盾就会更加突出。假如说一个社会遇到危机，这个国家当时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得自保，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保江山，我得保住自己，这是它的最高目标。 但是他怎么保住自己呢，刚才说了这时面临社会危机，他得要化解危机，化解危机就需要资源，但是资源从哪儿来呢，从历史上来看一般这个时候也是天灾人祸了，再从老百姓那里榨，油已经榨得差不多了，再也榨不出什么东西了。 这个时候就需要统治阶级出血，你得拿出一点资源来。我们都知道统治阶级谁也不愿意轻易让出资源，从历史上来看，这个时候就看谁更强了，如果最高统治者、这个国家能够压住统治阶级让出一部分的资源，很可能就能够缓解危机。但是如果压不住，可能危机就得不到解决，最后就会走向更加暴力的结果。 后来就有学者用它来解释英国和法国在近代不同的变迁过程，英国当时光荣革命之前经历了几十年的玫瑰战争，这个过程中贵族力量受到了削弱，国家压住了统治阶级，使统治阶级作出让步，实现了比较和平的变革。而法国，按照他们的解释，大地主的力量很强，皇帝压不住，不让出资源，危机解决不了，最后导致革命。 我们不要将这个事情看作铁板一块，笼统就认为医生不会给自己做手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看得更灵活一些，也就是说变革的可能性应当说是有的。关于既得利益集团、统治阶级的看法，我就介绍两个人的看法。一个是张维迎，我虽然不是全部同意，但是大体上同意这种问题的分析。 去年在黑龙江亚布力召开的企业家年会上的演讲，张维迎认为既得利益者变成改革者才有希望，他说现在大家普遍认为既得利益是中国改革的最大阻力，这是不错的，但是如果看历史，很多成功的改革甚至革命都是既得利益者改革和领导的。 还有就是理念的作用，特别是在有宗教信仰的国家，有时候理念可以使它超越眼前的利益。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很多，像法国启蒙运动，那些新的思想甚至是推翻现有秩序的革命性思想，是从哪儿来的，相当一部分是从贵族的沙龙里产生的，贵族当时可能是既得利益者。 美国解放黑奴，谁来解放的？也是白人。这些白人虽然内心不喜欢黑人，但是他内心有一个理念，为了改变他们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我宁肯做出牺牲。 既得利益集团也不是铁板一块，内部也是有矛盾和博弈的，在这个过程中有人可能会提出有利于这个社会变革的主张。还有就是利弊的权衡，不变革说不定就会革命、社会动荡，与其这样还不如放弃我们的利益。 张维迎最后讲了一个例子，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1799年去世，去世之前要求自己的太太在去世之前将家里的奴隶都解放了，当时他家里有277个奴隶。但是华盛顿去世之后，他太太第二年就将所有的奴隶解放了，别人问她为什么，她说我不想生活在这些盼望我死的人当中。 张维迎就说华盛顿解放黑奴是因为理念，华盛顿太太解放黑奴是因为利益，历史证明在历史变革当中，统治者最好是有华盛顿的理念，如果没有华盛顿的理念，应当至少也要有华盛顿太太的危机感。如果既没有华盛顿的理念，也没有华盛顿太太的危机感，这个事情可就麻烦了。 尽管是如此说，我还是不太相信这样的可能性，这种现实的可能性在什么地方呢？我再介绍一个人的看法，这个人叫冯胜平。我和他也不认识，但是他很有意思，十八大之后他给习近平写了好几封公开信，讨论变革的可能性。 这段话主要是说既得利益集团比任何人都更期待宪政，我们脑子里好像一下子不容易转过弯来，说这些年反对宪政不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吗？我们看看冯胜平分析的道路。 冯胜平认为，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犹如三百年前的英国贵族，他们既有公权，又有特权，唯独没有安全：皇帝能剥夺他们的财产，暴民能剥夺他们的生命。通过光荣革命，英国贵族放弃一部分公权，保留一部分特权，换取了财产和人身的安全。 同样，今天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最缺乏的也是安全感。他们做裸官，做噩梦：共产党在，他们不安全，随时可能被”双规”、被查办；共产党不在，他们更不安全，暴民会清算他们–“民主之后挂路灯”。无时不生活在恐惧之中，他们比中国社会中任何人都更期待宪政。 前一段时间我写了一个微博，代表我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看法。我认为，尽管社会力量在生长，但客观说，到目前为止影响中国社会进程的最主要力量还是权势者。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的演变。权势者通过什么因素来影响社会进程的呢？大体上和前面的图也有关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八十年代是一种理念，那个时候的一代领导人，社会中有一点影响力、有一点权势的这些人，当时有一个朝向现代化的理念，说我们这个社会落后这么多年了，得朝现代的方向走，这样一种理念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八十年代社会的变革。八十年代为什么会成为那样的一个时代？ 和八十年代当时的权势者，能够主导社会的这些人，他们的理念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从九十年代开始，到现在这二十年，这个社会为什么走到今天这个德性？实际上这二十年我觉得也是权势者在影响这个社会。这二十年的贪婪，可以说使得中国社会变成了今天中国社会这样的德性，但是我觉得这一段也结束了，不是说它不会贪婪，但是它会有比贪婪份量更重要的东西在影响着未来，这就是他们的恐惧感，就是他们的不安全感。 原来权贵抱团的那段时间，虽然他们也会有不安全感，但是主要是来自外部，所以为什么要维稳，就是因为有不安全感。那时候他至少内部是抱团的，你关照我、我也不防碍你，大家共同维护既得利益。可是这一年多的时间，客观来说，反腐也好，改革也好，将这些东西打破了。 说得更现实一些，现在权势本身处于很强的不安全的感觉，它有一个很强的不安全感。甚至康师傅这个事出来之后，人们意识到哪怕你在任的时候，就是平安着陆了，现在看也不行了，现在这个不安全感已经是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强烈。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历史的契机，八十年代的时候因为它意识到落后，有一个理念，推动了改革。过去二十年，贪婪造成了对社会财富的掠夺，这个不安全感将来怎么处理，在很大程度上将是影响着中国未来社会变化和社会走向的重要因素。 当然我不是说社会的力量不起作用了，社会力量很重要，但是我现在讨论的不是这个，而且从现实角度来说应当是权势者做什么样的选择非常重要。 不利的因素是现在有一个麻烦，有一个全球化的过程，有人说不安全，不安全可以逃到国外，这应当说是一个不利的因素。但是我觉得可能说不定也会有另外的一个思路，那就看中国的权势者有没有一点层次、有没有一点出息了。 假如说有一点层次、有一点出息的话，也说不定可能可以往另外一个方面想，各方做一点妥协，最后商量出一个规则来，用这个规则来保护整个社会，包括他们自己的安全感。假如是这样，我觉得是社会变革的现实契机，今后中国法治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是真正的法治，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各位可以想，这个法治怎么理解都行。 我们知道法治、法制，但是我今天没有时间说了。如果不是一种社会合力来推动的法治，最后很可能变成不是依法治国，而是以刑治国，无论什么事都跟你弄一个法律的罪名。 改革需要反扭曲机制 第四个方面的大问题，以更高的立意推进下一步的改革。 2006年，我写的一篇文章提出的四个问题，也就是说这场改革缺乏高度的共识，其实还不仅仅是如此，这场改革老实说条件不是很好，刚才说缺少整个社会的共识，也面临着巨大的阻力，就是既得利益集团，这次改革的体制目标很模糊，这和上一场改革不一样。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60条，单独拿出哪一条都可以说很清楚很明白，但是这60条加在一块，究竟要建立什么样的体制，通过这个改革，大家脑子里有清楚的答案吗？没有。 上一轮改革虽然也是跌跌撞撞走过来，而且不同程度有不同的提法，但是人们内心有一个东西是比较明确的，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但是我要问你这一轮改革要建立什么样的体制，很模糊的，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还说不清楚呢，再加上中国特色，那究竟是什么？ 体制目标很模糊的，这样的情况下没有明确的体制目标，就很难凝聚动力。在这场改革中如何形成新的机制，保证改革朝着正确的方向走，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八年前的这篇文章当时讲了四点，简单提一下。 第一，需要一种对改革进行综合协调的高层次的机构。现在这次解决了问题，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加强公众对改革的参与。第三，适时地转变改革推进的策略。第四，形成改革措施实施过程中的反扭曲机制。政策制定的时候就要考虑到有被扭曲的可能性，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矫正对改革的扭曲。这是八年前我所讲的几句话，不知道各位听了有什么样的感觉，是不是觉得很抽象？但是我想说这句话最重要。我现在就想说说这句话，因为上一轮改革最后问题就出在这几句话上，这一轮改革如果将来再出问题的话，还不是别的地方，还是这几个地方。 今年春节前的一天，当时在一个联欢会上我讲了一番话，前一段时间这一番话在微博微信上也传得很热。当时我最主要想说的意思，其实就是一句话，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挑战还没有真正到来。 这几年我们都在讲既得利益集团是这次改革最大的阻力，我们也是比较早、比较系统讲这个问题的，2012年1月我们就发表了3万多字的报告，专门讲这个问题，对不对呢？肯定是对的。 在改革的启动上，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力也不能过份夸大化，我觉得两个原因。这次上面启动改革的策略是对的，就是先打两个耳光过去，先打得你晕头转向再说。仔细琢磨琢磨既得利益集团也是一帮怂人，他们谁都不想出这个头，谁出这个头谁倒霉。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力不能忽视，但是也不能任意的夸大。 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真正的挑战是在什么时候呢？我想就是在将来，是在改革启动之后，它很可能真得不反这个改革了，他说不定要求改革要求得比我们还积极了，因为它看到机会了，它可以将改革的口号和措施接过去，然后变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机会，甚至像上一轮改革最后那一段时间，将改革变为掠夺社会财富和民众财富的过程，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事可就麻烦了。 上一轮改革最后出现问题就是出现在这里，就在2005年我写过一篇文章，9年前，我说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灭，改革的动力已经基本丧失，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改革已经形成掠夺财富的竞争。 对改革共识的讨论，最早就是从这儿来的，这篇文章发表之后，我国也有一位长期主持改革政策制定的老领导批评我，他说你话不能这么说，中国改革是有问题，但是之所以有这些问题，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经验，是失误造成的。如果照你这么说问题就麻烦了。我跟他关系还比较熟悉，说话也比较随便，我说我不同意失误，如果是失误，结果应当是随机的，什么是随机呢？ 最简单说这次你得好处我得坏处，下次你得坏处我得好处。但是如果每次都是你得好处、每次都是我得坏处，怎么说是失误呢？当然他年龄比我大不少，后面这句话没有好意思当面说。但是意思很明白，如果是这样就不是失误，不是失误，就是扭曲改革的现象已经出现，这背后就是既得利益集团。 上一轮改革最后问题就是出在这里，这一轮改革将来如果再出现问题，我觉得还是在这里。今年1月份我当时就在说，春节前后我在说一句话，我说这次改革决定的60条，条条是通向善治路，条条是通向恶治路。如果这60条弄好，哪一条都可以解决中国社会大问题，如果哪一条弄不好，被既得利益集团接过去，扭曲变形，将来就是巨大陷阱。 在这个情况下建立新机制，保证改革顺利进行，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机制最重要就是两点，一个是透明，一个是民众的参与。透明不用多说了，在一个利益的时代没有民众的参与，改革要想不出问题很难。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是一个空白，我觉得这是这场改革将来最大的隐患之所在。 而且现在看来还不是这样的思路，现在的思路好像是说我将权力集中起来，我强化中央的权威，我用中央的权威压住既得利益集团，这有没有道理呢？从现实情况来说有道理，而且我也相信有的人这么想也是真诚的，但是问题是靠谱吗？压不住怎么办？假如说压不住，中间再出现反复、出现反弹，会怎么样呢？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 1月份当时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今年下半年到明年，改革有可能出现胶着期，包括大面积的怠工有可能出现，现在已经有这样的苗头了。再退一步来说，上一轮改革最后那段时间也是改不动，也不想改了，大家同流合污，共同抢老百姓这点东西吧，怎么办。这一轮改革中能不能建立机制，保证民众的参与，保证老百姓在改革中的话语权，很大程度上决定改革的成败。
（本文为作者在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的演讲稿，有删节。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孙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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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建立防止既得利益集团扭曲改革的机制
其实从前年夏天开始，在十八大召开之前的半年，我就开始说，现在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现在是新的三十年的开端，这个差不多讲了两年的时间了。三十年在中国历史上是很有意思的现象，甚至可以说有一点神秘。过去我们老的习惯将六十年作为一个甲子，但是在现实中，你可以发现其实往往都是三十年一段。包括老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也说的是三十年，而不是六十年。
近代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我们怎么走过来的，还真的差不多就是三十年一段三十年一段走过来的。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38年的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文革前17年，文革10年，加起来27年，又接近30年。改革开放到现在，又是三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个人的看法，这三十年现在差不多了，现在是一个新的三十年的开端。
看今天这场改革，可能我们得有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眼光，得放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脉络中去看。简单回顾过去这三十多年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改革开放非预期后果：停在权钱结合的中间状态
过去这三十多年，我们将它称为改革开放的时期，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对一些事情想的有一点简单，当时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没有想到。
大家脑子里、嘴上说的改革是什么意思，不外乎是我们在从某一个起点、走向某一个终点，起点就是旧体制、终点就是新体制，所谓改革就是不断从起点走向终点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果会怎么样呢？当时我们可能只能想到两个结果，一种就是成功，一种就是失败，好像也想不出第三种。如果最后我们走到了终点，我们说这个改革成功了；它如果又回到原来的起点，我们说这个改革失败了。但其实还有一种可能性，这是我们当时没有想到的，就是它走到半道时不走了，它停在这里了，它没有走到终点，但是也没有回到起点，停在中间不动了。不但停在中间不动了，而且还将中间的这种状况，按照我们过去的眼光和过去的思路来说，属于一种过渡状态，它将这样一种过渡的状态定型为相对稳定的体制，这是我们过去改革开放之初没有想到的。但是后来发生的，可能恰恰就是这样的情况。
假设这么来说，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我觉得其实可以分为两块、中间的转折点大约就是在中国加入WTO、体改委取消并入发改委，甚至比这个更前一点。前面这十几年的时间，可以说是真正改革开放的时期，中国最重要的一些改革基本上都可以说是前十几年进行的，后来改革的一些最基本的思路，也都是在前十几年形成的。到了这个转折点之后，大家在实际工作中，在现实生活当中也可以感觉到，虽然在有的领导人讲话当中，在有关的文件当中，改革这个词还经常在提，但是实质性的改革措施其实已经越来越少了。不但实质性的改革措施越来越少，而且还将这样一种中间的状况定型为相对稳定的体制，这个体制最突出的特征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感觉到的，权力和市场结合在一起。
大家现在经常讲到权钱结合，这是现在中国社会非常重要的问题，什么时候开始的、哪儿来的，就是这一段的事，这个转折点之后的事，它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体制。而且它不但是形成了这样一种体制，在这样一个体制的背景下，它还形成了一种相当稳定的利益格局，甚至形成了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大家可以感觉到这个社会和原来有一点不一样，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初那样一种生机勃勃的局面，各位在广东，大家可能有体会，那样的一种局面越来越难见到了，整个社会变得越来越沉闷，变得越来越死气沉沉的感觉，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也在不断地增加，本来是一件好事，到最后都给你办成了坏事。
比如说中国加入WTO，这应当是中国走向国际市场、国际社会很重要的步骤，但是大家可以想一下，加入WTO给中国留下更深远的影响是什么呢？是国企做大做强，说为了参与国际竞争，然后从这个时候开始是一个国进民退的过程。国进民退从哪儿来的？就是从这个时候来的。接着的奥运会，是中国历史上没有举办过的规模宏大的一个盛会，某种意义上也包括后来上海的世博会，按照官方的想法，本来这也是凝聚民族精神的一个很好机会，奥运会给中国最后留下的是什么呢？是一天比一天紧的维稳，甚至将当时奥运会一些临时措施，后来都变成了一种维稳的体制。接着又是世界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全面干预经济。我到一些地方去，见到一些政府朋友，他说金融危机之前那时候政府还没有这么多事，金融危机之后政府越来越忙，政府全面地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
我们看今天这场改革，一定要看到这样的一个背景，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的很重要的转折。
我记得去年年初吴向宏有一篇文章，讲到民营企业为什么难以分享改革的红利。文章首先说最近有个民营企业家来找他，就跟他说最近的一些投资设想，说一个他就否一个。这个民营企业家有一点不高兴了，他说我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都是这么做过来的，我做得很成功，白手起家，赚了十几个亿。现在我这些项目还是按照这样的思路来做的，怎么我现在说一个你就说不行呢？当时吴向宏跟他说，你过去做得是很成功，但是你所有这些成功的项目都有一个特点，都是通过和政府，尤其是和地方政府的合作来以小搏大来获得超额利润。过去你是做得很成功，但是你一定要知道现在的时代背景可改变了，什么地方变了呢？你现在一定要知道现在可是一个自信的时代。什么是自信呢？说穿了就是权力集团的日益自信。原来在很大程度上，搞市场经济是处于不自信的时候，很多事情不敢做、不会做，在这样的情况下它怎么办，只能将这些东西外包出去，自己做不好、做不了，也不敢做的事情外包出去。外包到什么地方呢？外包到市场当中去。这样就可以理解，前些年大家在广东可以更真切地体会到，那时候市场机会为什么那么多，因为权力集团很多东西不敢做、不会做，它将这个东西外包出去。
最需要外包出去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它不敢做的，一个是它不会做的，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前些年为什么市场中机会那么多，还有就是市场中谁得到了这个机会，两部分人得到了这个机会，一部分人是胆大的，说你不敢做我敢做，还有就是有知识、有这方面专门技能的，说你不会做，外包给我，我接过来。
为什么前些年市场当中的机会这么多，为什么这两部分人得到机会，这和背景，和当时整个权力集团处于不自信的时代是有直接的关系。
你现在一定要明白，现在它可是进入自信的时代，这就意味着它不需要将这些东西外包出去了，它自己敢做了、会做了，或者自己哪怕做的不方便，但是家人、亲属、朋友可以做了，它不需要将这些东西外包出去了。这样大家就可以感觉到，这些年在市场里，=大家觉得机会少了。因为不需要外包出去了，它自己能做了，说不定做得比你不差，甚至比你还好。为什么你现在这些项目行不通，就是一定要看到这个背后背景的变化。从这个背景的变化当中，仅仅从市场、从企业的角度，就可以看到明显的转折。这个转折的背后，我觉得实际上就是政商关系的一种变化。
九十年代的时候，年龄大一些的朋友可能经常听到这样的段子，说几个企业家或者有钱人在一块吃饭，然后就吹牛，你信不信，我一个电话某某副市长15分钟之内一定可以赶到这个饭桌上。有人就说不信，结果一个电话打过去，副市长还真的15分钟之内就赶到这个饭桌上了。那时候，我们听到很多这样的段子，这表明在这样一个政商的关系中，资本从某种意义上处于强势的地位，那时所谓傍大款，通俗说的就是这个。
但是各位可以想一想，这样的段子现在还能听到吗？可能有年头听不到这样的段子了，现在听到的是另外一种段子。比如说中央党校周围有很多高档饭馆，都很贵，万把块钱是常事。然后官员在里面请客，但是我们知道官员是不会买单的，买单的是谁呢？还得是企业的人。但是这个时候，你都不用说15分钟市长赶到饭桌上，现在你连饭桌上都上不去，只能在饭馆外面的车上等着，官员在里面请客，什么时候吃完了，一个电话你上来买单就是了。现在是可以听到这样的段子，意思是说你从里面可以感受到政商关系的变化。
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其实是可以分为这样的两段。怎么看今天这场改革，为什么我首先要讲这个呢？我的意思是说明确了这一点，对于看清现在我们是在什么样的位置，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的。现在我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我们就处于两个三十年之交的阶段。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召开的，我觉得就是在两个三十年之交这样的一个重要时刻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就意味着在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时候，它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要打破过去这十几年所形成的僵局，将社会的变革继续向前推进。
虽然现在我们还不知道打破僵局，未来三十年的路将会怎么走，未来的三十年将会是什么样的，我现在说不清楚。谁能够说清楚未来三十年？我觉得也只有算命先生。但是我至少知道一点，如果这个僵局不被打破的话会是什么样子，你在那儿根本就动弹不了。
前面就象是一堵墙一样，这堵墙已经形成了相当稳定的利益格局，甚至是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实际上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大家很明显可以感觉到，社会是处于动弹不了的情况，向前不了，往后也退不了，就固化停在那里，这是过去十几年最典型的状态。现在这场改革，意味着打破过去十几年形成的僵局，打破僵局之后我可不知道会是什么样，但是我知道如果不打破僵局后面所有的一切都谈不上。今年春节我说现在历史开始了，前面十几年、二十年的时间，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们已经没有历史，就停在那里不动了，但是现在不管怎么说，这个僵局在开始打破，然后历史开始了。但是路将会怎么走，我没有说。这是我个人看待这场改革的一些想法，供各位参考，这是第一点。
改革同时面对旧体制与新弊端
第二，我想谈谈究竟如何看待现在这场改革的进程。
我们这次改革和上一轮改革真的不一样，上一轮改革是面对着改革之前，这三十年的时间里形成了一套旧体制。旧体制的突出特征是什么？是权力的总体性、权力压倒一切的地位、权力无所不在的作用。将我们过去的体制简单概括为计划经济体制，这是不对的，这个体制的特征就是权力无所不在、权力控制一切，所以我把它称为总体性社会。
那一轮改革应当面对的是旧体制，首先从计划经济这个地方打开缺口，但是不管怎么说，那一轮改革面对的是这一个东西。但是这一轮改革不一样，面对两个东西。一个是前三十年形成的旧体制，它在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当中并没有真正得到破除，或者说它最核心的东西并没有得到真正的破除，虽然从计划经济这一块撕开了一个口子，但是它最核心的全能性、总体性的权力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触动。
但是这一轮改革还面对一个东西，就是新的弊端。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破除过去三十年旧体制过程中形成的，但是和旧体制又不完全一样，二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又不完全相同，我把它称为权贵。
举一个例子来说，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很多学者包括官员都在说，首先要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这样才能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怎么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呢，说要减少名目繁多的审批，这听起来好像也顺理成章。但是仔细想一想，这当中有问题。如果查一下资料就可以发现，从朱镕基那一届开始，中间经过温家宝两届，再到李克强开始的这段时间，在中央和省市自治区这两层，审批的项目已经减少了2/3，一半以上已经取消了。但是再问问在市场的这些人，问问这些企业家：”你觉得现在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减少了吗？”–我问过很多人，一致的回答都是说没有，甚至有的说比原来还厉害，这个问题就来了，现在大家都是盯着审批项目，问题是它已经减少了2/3，市场的人为什么没有觉得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在减少呢？这说明它不是简单的审批项目的问题，更根本的问题是权力的性质、权力的特点，这个权力是一种总体性权力，无所不在、渗透一切。说得更现实一些，这个地方找不上你，别的地方一定能够找上你，我们政府的权力是这样的。
就像我们过去说一句话，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是如来佛给孙悟空规定了多少个审批项目吗？一个都没有，但是还是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关键是如来佛手心的法力无边。现在我们政府的权力就有一点像是如来佛的手心，这个问题过去三十年的时间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所以这一轮改革首先面对的是旧体制，但是一定也要看到这个权力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的就是一个简单的权力。经过三十多年的演变，在三十多年的改革过程中，这个权力已经和市场密切结合在一起了，这个权力过去行使的时候靠的更多是权力本身的机制，靠的是权力的机制，但是它现在不但仍然保持着过去的权力机制，同时又加上了一个市场的机制，市场开始成为权力的一种机制。这个权力比原来更加强有力，而这个权力由于和市场结合起来了，它也就和原来的权力不完全一样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是刚才我所说到的，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格局，甚至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简单的来说，这个既得利益集团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权贵。
现在这个词用得很泛，好像凡是在三十年改革当中得到了好处的都是既得利益集团，这不对，其实一个社会没有战乱、没有折腾，这个社会怎么也会正常的发展，按照一般的技术进步也会正常的发展。
举一个例子。我们老说谁解决了中国人吃饭的问题，答毛泽东解决了中国人吃饭的问题，后来又说邓小平解决了中国人吃饭的问题。但是到底谁解决了中国人吃饭的问题？要我说就是四个东西：化肥、种子、农药、转基因–谁也没有解决中国人吃饭的问题。只要有了化肥、有了杂交品种、有了农药，甚至有了转基因，喂猪的激素，没有谁领导，现在猪三四个月也可以长到两百多斤，按照原来的喂法两年才一百出头，这样中国人吃肉不成为问题了。也就是说正常技术进步情况下，多数人的状况都会得到改善，这是常态，所以不能将这些年生活状况得到了改善的人都称为既得利益集团。
权贵集团的黄金时代
这个既得利益集团是指谁呢？就是指刚才所说的权威集团，是权贵既得利益集团，权贵既得利益集团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在支配着这个社会。这场改革面对的是这样一个独特的对象。
我这里稍微要岔开一句，为什么要讲既得利益集团或者是权贵集团，就是我们怎么想中国社会现在的这些问题，我们得有一些思路的变化。看原来的社会，我都是两分法，说中国有一个前进的力量有一个倒退的力量、有一个左的力量有一个右的力量，我们看什么都是这样。但是有了权贵既得利益集团之后，我觉得思考这个问题的框架得改变了，不是两分法，而是三个力量构成的格局，中间就是既得利益集团。这个既得利益集团从过去十几二十年的情况当中来看，不想往前走，也不想往后退，就想停在这个地方不动，因为这样对它最有好处。
今天我们经常听到人们说现在是五千年以来最好的时期，真的是最好的时期，权力和市场结合在一起，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市场做不了的事用权力去做，权力做不了的事用市场去做，然后大家的财富可以说一夜之间收归己有，还能用市场的方式里变现。过去几千年的时间，权力再大，但是你变现可不容易。现在不但可以变现，还有全球化的背景，还可以转移资产。原来和绅上哪儿转移资产呢？这样一想，对它来说可真是五千年以来最好的时期，所以它既不想往前走也不想往后退。有些人总说中国社会有一个倒退的力量，其实不对，它既不想往前走也不想往后退。我说的往前走、往后退的力量，其实很大程度上都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边缘性的力量，这个东西是非常强有力的。
看到这一点、看不到这一点其实非常重要。譬如薄熙来事件明朗化之后，在网上、在社会中起码有几个月的时间大家是一片兴高采烈的感觉，至少往后退的力量打掉了，那么就会增加往前走的力量。但是我想说，我知道失败者是谁，可是我却不知道胜利者是谁。
如果是三股力量构成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最强的这股力量被打掉后，就有了两种可能性。其一，确实增强了改革的力量，改革可能下面需要往前走了。但是也说不定可能会增强另外一股力量，就是中间既不想走也不想往后退的权贵集团，因为它也是对现状不满，也被现状弄得很不舒服。现实当中是谁来打掉了这个力量呢？可能恰好就是主张往前走的那个力量，它出面打掉了这个力量，在这个过程中这两个东西可能就两败俱伤了。无论往前走还是往后退的力量，两败俱伤之后，最后的结果就是中间这个力量更加强了，就是主张维持现状的这股力量，有没有这个可能？
这是怎么看这个社会的新框架。过去这二十年，在过去总体性权力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权贵力量，可以说已经是中国社会一个压倒一切的力量，无论是往前走、往后退的，很大程度上都已经被边缘化了。
这场改革首先面临的就是一堵墙，今年年初我在一篇文章中就说到如果这堵墙撬不动，僵局不能打破，里面所有东西都谈不上，无论是往前走还是往后退。包括几年前人们老说中国有一个倒退的力量，我一直不同意这个说法，什么倒退的力量？谁想往后退？往哪儿退？最有力量的东西往后倒，对它有什么好处，只有权力和市场结合才对它有好处。
比如说一个开发商，它觉得什么样的情况最好，假如说能够用权力的方式廉价拿地，又能够用市场方式高价卖房，这两个结合结合在一起最好了。往前走，对它没有好处，说用市场的方式高价卖房，但是对不起也要用市场的方式高价拿地，肯定也不如那种方式好。还有就是以廉价的方式拿地，但是对不起，房子要给大家分，它肯定也不愿意。
真正主导中国社会的力量是既不想往前走也不想往后退，就是想维持现状。为什么这些年稳定压倒一切，就是因为维持现状压倒一切。现在最现实的，我们要面对的就是权贵集团，不破掉这个没有办法往前走。
运动式反腐有破局作用
这场改革是以什么开始的？大家知道是以反腐败开始的。对这场反腐败大家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其实可以说这个反腐败，按照官方的预期远远没有达到。本来我觉得官方可能会想这么大张旗鼓的反腐败，在社会当中会赢得一致的赞成和拥护，但是实际上人们现在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尽管如此，我个人认为将反腐败作为这次改革的启动点是对的，因为它面对的就是既得利益集团、权贵集团的这堵墙。现在不破掉这堵墙，别的无从谈起，而反腐败最简单来说，先打两个巴掌过去，先打得你晕头转向还找不到北，就在你找北的时候，这个改革就启动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个改革、这个反腐败对于启动改革，从这个作为出发点应当说是正确的。
有同志注意到8月初有一期的人民论坛就发了十几篇文章，就在讲一个问题，反腐是不是到了一个节点，现在是不是面临一个转折。但是对这个节点和转折，人们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有的说它遇到了巨大的阻力，甚至有人用很凶险的局面来进行描述。我个人不太同意这个看法，有一件事情就可以让我们多少有一点判断，正在进行的清理军队当中老干部住房的问题。大家都知道这个问题是阻力极大，最容易惹人的事，而且这个事可以说放到后面一点去做的话问题也不是很大的。假设真像一些人所说的，现在已经是一种非常凶险的局面，说面对着大老虎抱团的反扑，我觉得现在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只有在它觉得别的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才会做。
虽个角度判断，我不同意一些人对这个节点和转折点的看法。但是我也确实认为，这个反腐败已经进行了一年多的事情，现在是面临着一个转折了，从这个意义来说你把它看作是一个节点应当说也是对的。
过去这一年多的时间反腐败已经起到的作用，我觉得反腐败有多重含义，从不同的含义来说，做一些恰如其分的判断很重要。反腐败可以从四个层面来看进展，首先就解决腐败问题本身来说，应当承认运动式反腐的作用是有限的，靠这个想解决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但是又必须要靠反腐败来破局，震慑的作用是明显的，可以为建立有关的制度创造条件。比如说官员财产申报，如果不破局，不产生威慑，原来根本就通不过。有一次调查还是表决，90%以上反对，在这个圈子里根本通不过。运动式的反腐败有一个破局的作用、有震慑的作用，如果现在要再出台反腐败制度的安排，可能阻力会小得多，这也意味着它应当有一个转变。
从第二个层面来解读和评价，从为改革破局的角度来看，可以说反腐败现在已经搅动了过去僵局的一潭死水。原来权贵之间的利益均衡，现在已经开始被打破，僵局开始出现松动，原来做不了的事情现在有了做的可能性。过去十年的时间，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的均衡，你不动我的利益，我也不侵犯你的地盘，大家共同维持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就行了。但是这样的一种格局，我觉得现在正在打破，原来动不了的地方现在有了动的可能性。
第三，这场反腐败除了启动改革、解决腐败问题，还有就是破除权贵的垄断。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陆陆续续打的这些大大小小的老虎，很明显可以看出来中国社会那些机会、那些资源现在在哪儿，一个是国企一个是权贵，这两个东西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你没有这个背景，想得到一些机会不容易了。前一段时间正在审理的，还没有审理完的刘汉的案子，包括民营企业做得好的，现在你没有这个背景，顶多也就是边边角角的机会了，这是我们现在经济社会生活当中一个深层的症结所在。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这场反腐败也具有为破除权贵垄断破局的含义，不然的话为什么反腐败选择在这样一些领域进行。
第四，执政者肯定有一个期望，说期望这个反腐败能够起到凝聚民心、强化政权基础的作用，所以一直说不反腐败就会亡党亡国。但是假如从这样的角度评估，可以说这次反腐败在这个方面起的作用相当有限，老百姓已经开始不买这个帐了，甚至你打掉了权贵，上来的是不是又是一批新的权贵呢？说不定打掉了吃饱了的老虎，那上来的是不是饥饿的老虎，更加厉害呢？
现在老百姓已经不是你原来简单的逻辑了，因为这些年反腐败，大家已经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从种种因素来看，我觉得这个反腐败，在继续保持势头的情况下得经历一个转变了，这样才能使反腐败真正起到为改革破局的作用，这个反腐败本身也可以向前推进。这个转变是什么？就是由现在的反腐败转向向权贵恶政的系统清理。
这些年不但形成了一个权贵集团，这个权贵集团不仅在大规模掠夺社会财富，而且为了维护权贵集团的利益，为了维护自己所得到的财富，也形成了一系列的恶政，甚至是体制化的恶政。恶政最关键的就是对法治的破坏，是对民众权利的打压，是对公平正义的损害，对社会秩序的侵蚀。
我曾经在不同的层面概括恶政，将它概括为四大表现：国进民退、暴力维稳、强征强拆、纵容贪腐。并由此造成五大灾难：活力下降、两极分化、法治倒退、社会溃败、生态灾难。要将改革破局真正变为推进社会前进的变革，必须面对这样的转变，来系统清理这些年权贵的恶政。
今年上半年我非常急切地讲除恶政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半年，或者比这更长的时间，人们一直在传康师傅的事。当时我特别害怕康师傅，说面条煮了，但是只是把他当做一个更大的腐败分子，如果假设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这对中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只是我们看到一个比政治局委员更大的政治局常委，或者说他的财富更大。
康师傅不仅仅是一个腐败分子，很大程度上这些年他主管政法，实际上就是权贵恶政重要的代表。这些年维稳、截访、打压老百姓的权利、无数的冤案错案，哪儿来的？跟他有直接的关系。这些年为什么法治会被破坏、会倒退，你叫政法王啊，当然你负直接的责任。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这儿也是瞎说了，你给党国做贡献，将这些年恶政，我们也不好往别的地方追了，将屎盆子都扣在你头上算了，你就给党国、给这个国家做一次贡献算了，你就作为恶政的代表，这个时候你就不仅仅是一个腐败分子。
然后通过对康师傅，利用康师傅煮面的机会，将它变为破除权贵恶政的契机，通过这个来系统清理权贵恶政。甚至我觉得需要有一次在文革初期清理过去那些冤假错案一样的，清理这些年权贵恶政所造成的冤假错案的过程，为这些年他所造成的冤假错案大规模的平反，因为这些年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清理权贵恶政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为权力设一个底线，一定要让官员知道什么东西不能做，如果你做了，哪怕你在台上没有得到清算，将来你下台也可能遭到清算，一定要让官员对底线有所畏惧，不能侵犯民众最基本的权利、不能掠夺民众的财产，一定要有底线，保证这个底线的就是法治。
四中全会马上要召开，四中全会的主题就是法治建设。前一段我说了三步走破权贵，除恶政，立宪政。如果这样的话，说不定社会就以平稳的方式走出一条好的路子，这个社会就有往前走的通道了。
但是这个通道会不会就是现实的路，我不知道，我现在只能这样设想，同时我们现在也只能说社会的力量也在发育，人们应当努力朝这个方向推，不是说仅仅是愿望，而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这样的责任，我没有别的现实力量，我也不会干别的，我的作用就只能说，那我觉得就应当朝这个方向走，我觉得这可能是中国社会真正使改革走向社会，法治社会不断向前推进，是这样的一个现实的途径。
既得利益者也可能是改革者
第三个方面大的问题，谈谈这次改革的前景和空间。
这其实也是大家内心的心结，也是大家对改革不信任的重要原因。这次改革和前几次大张旗鼓的讲改革不一样了，首先就可以看到人们对这场改革，整个社会老实说缺乏高度的共识。
就说一点，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改革的决定公布之后，在老百姓那儿有一种兴高采烈的感觉吗？没有。实事求是来说，真的没有，老百姓很冷漠的。对改革，可以说现在没有高度的共识，要说有共识，顶多就是一条，大家都对现状不满，说这样的现状不能继续下去了，应当改变这个现状。
但是再往下，这个共识可以说很少了，而且人们对改革可以说抱有一种很深的不信任和疑虑，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他们会改吗？医生会给自己做手术吗？蚊子叮在那里拍一下还可以，但是真的给自己做手术可以吗？我觉得这是现在整个中国社会最大的心结。
刚才所说的逻辑虽然人们都在说，但是我不同意，为什么？假如这个逻辑存在，由最高的统治者推动改革在历史上就不会发生，但是我们知道历史上无数次的发生过。如果按照刚才的逻辑来说，蒋经国这个人根本就不会有，戈尔巴乔夫这个人根本就不会存在。
我们为了说得解气一些，说他根本不会改，但是其实这不是事实，统治者进行改革的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现在我觉得要说清楚这一点，这样才能恰如其分的判断这当中的一些事情。
我现在要说一个理论问题，如何来看待统治者和改革的关系。最高的执政者和一般的统治阶级是什么样的关系？假设我们将最高的统治者看作是国家机构，下面还有一般的统治阶级或者是既得利益集团，这两个究竟是什么关系？
什么是国家，我们课本上写的是国家就是统治阶级的代表，代表的就是统治阶级的利益。但是这些年的研究发现这个话不完全是对的，国家最高统治者和统治阶级经常处于矛盾当中，这些年理论研究进展提出了一个概念，这就是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最高统治者有自己独立的利益和独立的目标，和统治阶级的目标是不一样的，而且经常处于矛盾当中。
为什么矛盾呢？这两个东西都需要资源，资源只能从一个地方来，这就是老百姓那儿来。传统的农业社会当中，那时候代表国家的皇帝需要资源，从哪儿来？老百姓那里。什么方式？税。统治阶级和地主需要资源，从农民那儿来，形式就是租。但是在很多时候，租和税是矛盾的，税要收多了租就不好收，租要太高了税就不好收，所以国家和统治阶级其实经常处于矛盾当中。
特别是当一个社会遇到危机的时候，这个矛盾就会更加突出。假如说一个社会遇到危机，这个国家当时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得自保，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保江山，我得保住自己，这是它的最高目标。
但是他怎么保住自己呢，刚才说了这时面临社会危机，他得要化解危机，化解危机就需要资源，但是资源从哪儿来呢，从历史上来看一般这个时候也是天灾人祸了，再从老百姓那里榨，油已经榨得差不多了，再也榨不出什么东西了。
这个时候就需要统治阶级出血，你得拿出一点资源来。我们都知道统治阶级谁也不愿意轻易让出资源，从历史上来看，这个时候就看谁更强了，如果最高统治者、这个国家能够压住统治阶级让出一部分的资源，很可能就能够缓解危机。但是如果压不住，可能危机就得不到解决，最后就会走向更加暴力的结果。
后来就有学者用它来解释英国和法国在近代不同的变迁过程，英国当时光荣革命之前经历了几十年的玫瑰战争，这个过程中贵族力量受到了削弱，国家压住了统治阶级，使统治阶级作出让步，实现了比较和平的变革。而法国，按照他们的解释，大地主的力量很强，皇帝压不住，不让出资源，危机解决不了，最后导致革命。
我们不要将这个事情看作铁板一块，笼统就认为医生不会给自己做手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看得更灵活一些，也就是说变革的可能性应当说是有的。关于既得利益集团、统治阶级的看法，我就介绍两个人的看法。一个是张维迎，我虽然不是全部同意，但是大体上同意这种问题的分析。
去年在黑龙江亚布力召开的企业家年会上的演讲，张维迎认为既得利益者变成改革者才有希望，他说现在大家普遍认为既得利益是中国改革的最大阻力，这是不错的，但是如果看历史，很多成功的改革甚至革命都是既得利益者改革和领导的。
还有就是理念的作用，特别是在有宗教信仰的国家，有时候理念可以使它超越眼前的利益。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很多，像法国启蒙运动，那些新的思想甚至是推翻现有秩序的革命性思想，是从哪儿来的，相当一部分是从贵族的沙龙里产生的，贵族当时可能是既得利益者。
美国解放黑奴，谁来解放的？也是白人。这些白人虽然内心不喜欢黑人，但是他内心有一个理念，为了改变他们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我宁肯做出牺牲。
既得利益集团也不是铁板一块，内部也是有矛盾和博弈的，在这个过程中有人可能会提出有利于这个社会变革的主张。还有就是利弊的权衡，不变革说不定就会革命、社会动荡，与其这样还不如放弃我们的利益。
张维迎最后讲了一个例子，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1799年去世，去世之前要求自己的太太在去世之前将家里的奴隶都解放了，当时他家里有277个奴隶。但是华盛顿去世之后，他太太第二年就将所有的奴隶解放了，别人问她为什么，她说我不想生活在这些盼望我死的人当中。
张维迎就说华盛顿解放黑奴是因为理念，华盛顿太太解放黑奴是因为利益，历史证明在历史变革当中，统治者最好是有华盛顿的理念，如果没有华盛顿的理念，应当至少也要有华盛顿太太的危机感。如果既没有华盛顿的理念，也没有华盛顿太太的危机感，这个事情可就麻烦了。
尽管是如此说，我还是不太相信这样的可能性，这种现实的可能性在什么地方呢？我再介绍一个人的看法，这个人叫冯胜平。我和他也不认识，但是他很有意思，十八大之后他给习近平写了好几封公开信，讨论变革的可能性。
这段话主要是说既得利益集团比任何人都更期待宪政，我们脑子里好像一下子不容易转过弯来，说这些年反对宪政不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吗？我们看看冯胜平分析的道路。
冯胜平认为，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犹如三百年前的英国贵族，他们既有公权，又有特权，唯独没有安全：皇帝能剥夺他们的财产，暴民能剥夺他们的生命。通过光荣革命，英国贵族放弃一部分公权，保留一部分特权，换取了财产和人身的安全。
同样，今天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最缺乏的也是安全感。他们做裸官，做噩梦：共产党在，他们不安全，随时可能被”双规”、被查办；共产党不在，他们更不安全，暴民会清算他们–“民主之后挂路灯”。无时不生活在恐惧之中，他们比中国社会中任何人都更期待宪政。
前一段时间我写了一个微博，代表我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看法。我认为，尽管社会力量在生长，但客观说，到目前为止影响中国社会进程的最主要力量还是权势者。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的演变。权势者通过什么因素来影响社会进程的呢？大体上和前面的图也有关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八十年代是一种理念，那个时候的一代领导人，社会中有一点影响力、有一点权势的这些人，当时有一个朝向现代化的理念，说我们这个社会落后这么多年了，得朝现代的方向走，这样一种理念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八十年代社会的变革。八十年代为什么会成为那样的一个时代？
和八十年代当时的权势者，能够主导社会的这些人，他们的理念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从九十年代开始，到现在这二十年，这个社会为什么走到今天这个德性？实际上这二十年我觉得也是权势者在影响这个社会。这二十年的贪婪，可以说使得中国社会变成了今天中国社会这样的德性，但是我觉得这一段也结束了，不是说它不会贪婪，但是它会有比贪婪份量更重要的东西在影响着未来，这就是他们的恐惧感，就是他们的不安全感。
原来权贵抱团的那段时间，虽然他们也会有不安全感，但是主要是来自外部，所以为什么要维稳，就是因为有不安全感。那时候他至少内部是抱团的，你关照我、我也不防碍你，大家共同维护既得利益。可是这一年多的时间，客观来说，反腐也好，改革也好，将这些东西打破了。
说得更现实一些，现在权势本身处于很强的不安全的感觉，它有一个很强的不安全感。甚至康师傅这个事出来之后，人们意识到哪怕你在任的时候，就是平安着陆了，现在看也不行了，现在这个不安全感已经是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强烈。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历史的契机，八十年代的时候因为它意识到落后，有一个理念，推动了改革。过去二十年，贪婪造成了对社会财富的掠夺，这个不安全感将来怎么处理，在很大程度上将是影响着中国未来社会变化和社会走向的重要因素。
当然我不是说社会的力量不起作用了，社会力量很重要，但是我现在讨论的不是这个，而且从现实角度来说应当是权势者做什么样的选择非常重要。
不利的因素是现在有一个麻烦，有一个全球化的过程，有人说不安全，不安全可以逃到国外，这应当说是一个不利的因素。但是我觉得可能说不定也会有另外的一个思路，那就看中国的权势者有没有一点层次、有没有一点出息了。
假如说有一点层次、有一点出息的话，也说不定可能可以往另外一个方面想，各方做一点妥协，最后商量出一个规则来，用这个规则来保护整个社会，包括他们自己的安全感。假如是这样，我觉得是社会变革的现实契机，今后中国法治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是真正的法治，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各位可以想，这个法治怎么理解都行。
我们知道法治、法制，但是我今天没有时间说了。如果不是一种社会合力来推动的法治，最后很可能变成不是依法治国，而是以刑治国，无论什么事都跟你弄一个法律的罪名。
改革需要反扭曲机制
第四个方面的大问题，以更高的立意推进下一步的改革。
2006年，我写的一篇文章提出的四个问题，也就是说这场改革缺乏高度的共识，其实还不仅仅是如此，这场改革老实说条件不是很好，刚才说缺少整个社会的共识，也面临着巨大的阻力，就是既得利益集团，这次改革的体制目标很模糊，这和上一场改革不一样。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60条，单独拿出哪一条都可以说很清楚很明白，但是这60条加在一块，究竟要建立什么样的体制，通过这个改革，大家脑子里有清楚的答案吗？没有。
上一轮改革虽然也是跌跌撞撞走过来，而且不同程度有不同的提法，但是人们内心有一个东西是比较明确的，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但是我要问你这一轮改革要建立什么样的体制，很模糊的，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还说不清楚呢，再加上中国特色，那究竟是什么？
体制目标很模糊的，这样的情况下没有明确的体制目标，就很难凝聚动力。在这场改革中如何形成新的机制，保证改革朝着正确的方向走，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八年前的这篇文章当时讲了四点，简单提一下。
第一，需要一种对改革进行综合协调的高层次的机构。现在这次解决了问题，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加强公众对改革的参与。第三，适时地转变改革推进的策略。第四，形成改革措施实施过程中的反扭曲机制。政策制定的时候就要考虑到有被扭曲的可能性，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矫正对改革的扭曲。这是八年前我所讲的几句话，不知道各位听了有什么样的感觉，是不是觉得很抽象？但是我想说这句话最重要。我现在就想说说这句话，因为上一轮改革最后问题就出在这几句话上，这一轮改革如果将来再出问题的话，还不是别的地方，还是这几个地方。
今年春节前的一天，当时在一个联欢会上我讲了一番话，前一段时间这一番话在微博微信上也传得很热。当时我最主要想说的意思，其实就是一句话，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挑战还没有真正到来。
这几年我们都在讲既得利益集团是这次改革最大的阻力，我们也是比较早、比较系统讲这个问题的，2012年1月我们就发表了3万多字的报告，专门讲这个问题，对不对呢？肯定是对的。
在改革的启动上，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力也不能过份夸大化，我觉得两个原因。这次上面启动改革的策略是对的，就是先打两个耳光过去，先打得你晕头转向再说。仔细琢磨琢磨既得利益集团也是一帮怂人，他们谁都不想出这个头，谁出这个头谁倒霉。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力不能忽视，但是也不能任意的夸大。
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真正的挑战是在什么时候呢？我想就是在将来，是在改革启动之后，它很可能真得不反这个改革了，他说不定要求改革要求得比我们还积极了，因为它看到机会了，它可以将改革的口号和措施接过去，然后变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机会，甚至像上一轮改革最后那一段时间，将改革变为掠夺社会财富和民众财富的过程，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事可就麻烦了。
上一轮改革最后出现问题就是出现在这里，就在2005年我写过一篇文章，9年前，我说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灭，改革的动力已经基本丧失，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改革已经形成掠夺财富的竞争。
对改革共识的讨论，最早就是从这儿来的，这篇文章发表之后，我国也有一位长期主持改革政策制定的老领导批评我，他说你话不能这么说，中国改革是有问题，但是之所以有这些问题，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经验，是失误造成的。如果照你这么说问题就麻烦了。我跟他关系还比较熟悉，说话也比较随便，我说我不同意失误，如果是失误，结果应当是随机的，什么是随机呢？
最简单说这次你得好处我得坏处，下次你得坏处我得好处。但是如果每次都是你得好处、每次都是我得坏处，怎么说是失误呢？当然他年龄比我大不少，后面这句话没有好意思当面说。但是意思很明白，如果是这样就不是失误，不是失误，就是扭曲改革的现象已经出现，这背后就是既得利益集团。
上一轮改革最后问题就是出在这里，这一轮改革将来如果再出现问题，我觉得还是在这里。今年1月份我当时就在说，春节前后我在说一句话，我说这次改革决定的60条，条条是通向善治路，条条是通向恶治路。如果这60条弄好，哪一条都可以解决中国社会大问题，如果哪一条弄不好，被既得利益集团接过去，扭曲变形，将来就是巨大陷阱。
在这个情况下建立新机制，保证改革顺利进行，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机制最重要就是两点，一个是透明，一个是民众的参与。透明不用多说了，在一个利益的时代没有民众的参与，改革要想不出问题很难。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是一个空白，我觉得这是这场改革将来最大的隐患之所在。
而且现在看来还不是这样的思路，现在的思路好像是说我将权力集中起来，我强化中央的权威，我用中央的权威压住既得利益集团，这有没有道理呢？从现实情况来说有道理，而且我也相信有的人这么想也是真诚的，但是问题是靠谱吗？压不住怎么办？假如说压不住，中间再出现反复、出现反弹，会怎么样呢？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
1月份当时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今年下半年到明年，改革有可能出现胶着期，包括大面积的怠工有可能出现，现在已经有这样的苗头了。再退一步来说，上一轮改革最后那段时间也是改不动，也不想改了，大家同流合污，共同抢老百姓这点东西吧，怎么办。这一轮改革中能不能建立机制，保证民众的参与，保证老百姓在改革中的话语权，很大程度上决定改革的成败。
（本文为作者在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的演讲稿，有删节。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孙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