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文化复兴大任需多家融合而非一家独当

现代儒家无法担当文化复兴重任

高全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院长）：到底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在中国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价值？实际上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儒家，我们找到的理论路径都是苏格兰启蒙思想。苏格兰启蒙思想是一种经验论，而儒家的方法论是一个文明演进论。实际上真正的儒家精神、孔子是在当时的那个古今中西之变中确立了他的姿态、他的作为，但是我们第二轮的目前更大的古今中西之变的交汇场合，现代的儒家文化能担当起来吗？我觉得担当不起来。所谓的鼓吹儒家思想的几个流派，要是真正回到过去的话，那比孔子差远了，因为孔子是回应当时的古今之变，中国当今的古今之变不是要退回叫儒家的儒家，而是在文明演进中对所谓的世界文明有一个开放性的主体地位。

复兴大任需多家融合而非一家独当

吴思（《炎黄春秋》总编辑）：谁能够承担中华文化复兴的大任，如果让党来说，就是马列主义；如果让儒家来说，就是儒家；如果让自由主义分子说，就是自由主义。我觉得真理不在任何一方，可能在那个中间，就是互相博弈的结果，最后出来的一个现实状态，可能要互相融合。我最看好的是儒家和自由主义的融合，它们要接轨。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儒家跟马列主义的急剧下降的几个阶段之后的状态，与斯大林主义接轨，很像是儒家和法家接轨。我觉得最后的结果肯定是融合的结果，而不是某一家担当大任。

儒家是历史的宪政

何怀宏（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我觉得今天比较平和，都是建议性的，而不是批判性的。我现在有一点担心：如果随着某些政治压力，会不会又回到秦晖当年所说的，秦王不能刺了就刺孔子，就是以批儒什么的来代替。这对儒家是不公平的，不要说对孔子，包括对董仲舒和朱熹。所以儒家靠近权力，有时候也起了黏合的作用。权力有权力的逻辑，知识有知识的逻辑，比如有的人寄希望于汉武帝，比如他统治思想的问题，因为前面法家胜利过，文景之治也是很好的休养生息的胜利，但是它不能够持久和教化。

儒家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历史的宪政，包括汉武帝，其实他完全是他自己权力的逻辑，包括董仲舒，他只是把他的理念说出来，其实很多东西实现了。虽然董仲舒个人的遭遇很不如意，但是有些可能会起些黏合作用。这些也不是不需要，你也不能说他就怎么了。如果我们没有抱有政治完美主义、完全的纯洁主义，这就算相当不错了。

我赞成吴思的看法，这样一种结合，或者用三千年和最近三十年的汇合，因为最近三十年又回到了一些启蒙的思想，但是后面我们不知道。如果有这样一种融合，我还是希望中国有一种文化本位是中国自己的，不是说外来的。

文化研究需吸纳些经济学研究方法

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在文化界的讨论中喜欢用的一句话就是，儒家已经在中国承续了两千多年，但是我觉得这个说法经常是经不起推敲。如果把时间的概念重新做一个定义，不是以日月的轮转来作为定义，而是以人均收入每翻一倍算一个单位的时间，如果这样的话，从公元元年一直到1950年左右，中国的人均收入大概只翻了不到一倍，但是从1950年到现在，可能翻了七八倍。当然全球的范围之内是一直到1800年之前的2000年左右，世界的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太多的变化，但是从1870年到2000年大概是翻了七倍。

我讲这个的意思是，经济的变化对人、对体制的要求是很不一样的。当一个社会一直是处于一潭死水、静态的、没什么变化的时候，当然没有太多的文化的挑战。去年我曾邀请的一个学者说，其实研究世界历史不要那么复杂，整个人类历史上只有一件事，只有工业革命之前的人类和工业革命之后的人类。他跟我的意思是差不多，以人均收入翻倍作为时间点来看的话，最近一百年和过去一百年是没法比的。

所以研究方法方面要吸收一点点，因为我们在引经据典时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不去保证逻辑。这也是雷颐教授说到的，不管胡适、梁启超、康有为，还有现在的儒家，其实大家都是从不同的经典、不同的人那里去摘录这段话、那段话，因为有两千多年的学者写过那么多东西，这些话哪些是真正儒家的核心，哪些是顺便说出来的，如果不做区分的话，同时又对逻辑没有做一些验证的话，到最后儒家就包括了世界上所有你喜欢的内涵价值主张。

主持人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上半场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因为今天主要都针对秋风的发言争论的，所以给他5分钟时间回应。

传统中国通过文化认同来维系国家认同

秋风（弘道书院院长）：非常感谢各位的讨论还有批评，我回应两点，因为这也是争论的焦点。第一个问题是“只有……就是……”。这样的论坛，会涉及到文化是一元还是多元。，觉得可以引用中华民族结构的词就是“一体而多元”。在过去两千年，其实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就是一个文教，多种价值的宗教。我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它的共同体的生活形态并且能够持续地成长，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它是包容的、多元的，但又在每个多元之间有一个共通的底线价值，这套价值就是由儒家来维持的、教化的。我相信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可能这个仍然是必要的，否则的话共同体立刻就会解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通过文化认同来建立和维系国家认同。

儒家与权力的关系天然纠结复杂

秋风（弘道书院院长）：第二是关于儒家与政治的关系、儒家与权力的关系。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到一点：儒家与权力的关系不同于基督教与权力的关系。因为基督教关心的是灵魂的拯救，而儒家关心的是行道与天下。所以儒家一开始就和政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或者说他最重要的一个道行天下的标识就是建立王道政治，以政治获得拯救。

胡兰成说，如果我们模拟天国是什么，就是王道政治，这跟我们中国人的信仰有关系。一个神的信仰和一个非神的信仰民族，理想的生存状态、生命状态是不同的。由此我们才能够理解儒家士人带着自己行道与天下的理想，与政治之间那样一种复杂的纠结：他必须要去接近权力，否则的话他的道就根本没有办法推展于天下，他的理想是要以道来引领君王，去驯化君王，是要让君王成为实施这个行道的工具，如果跟权力没有关系怎么可能呢？所以我觉得儒家士人群体如果和各个文明做一个横向对比，其实他的心态是最复杂的，远不是那么简单。

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个复杂性。我相信当下的儒家都是有一种行道与天下的抱负，绝不是说要攀附权力。即使秦始皇这样一个暴君，儒家也绝不是说我就一下子放弃了，这就是儒家立场的复杂性。当然孔子最伟大，无可无不可。但是在这个中间如何拿捏是很困难、很复杂的。

（据：腾讯文化“腾讯思享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