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罪名减少后，会不会导致治安恶化？2014年10月27日开启的刑法第九次修订，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根据这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草案，集资诈骗罪、组织卖淫罪、伪造货币罪等九个罪名将取消死刑，最高刑期改为无期徒刑。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李适时介绍，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取消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以后，没有对社会治安形势形成负面影响，社会各方反应正面，一些严重犯罪反而稳中有降。
但这不意味着中国的刑事政策整体变松。这次修法，死刑罪名虽然有所减少，一般性犯罪的类型和罪名增加得更多。例如，一人没有聚众但多次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的，也可能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强制猥亵妇女罪把男性纳入了保护范围。特别是在反暴恐和网络犯罪两个领域，重点增加了若干犯罪类型。至于反腐，在取消贪污、受贿两罪具体数额标准的同时，加大了对行贿人的惩罚力度。
“好的刑法，应该是‘严（密）而不厉’。”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车浩认为，增加犯罪类型在整体思路上没有问题，但应当更加慎重。
“这次减少的罪名，经济型非暴力犯罪还是占了最大比例。它们本来就是作为特定时期的特别措施加上去的，立法根基原本就不足。现在减下去也是理所当然。”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赵秉志说。
他所说的特定时期，主要指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几轮“严打”。1979年刑法颁布时，死刑罪名只有28个。后来经过颁布单行刑法等方式不断增加，到1997年刑法全面修订时，已经增加到了68个。
虽然在后来的司法实践中，这些罪名中的相当一部分已经很少适用死刑。但这种大量罪名保留死刑的姿态，已经和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只能对最严重的犯罪判处死刑”产生了差异。
赵秉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次的修正草案正式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前，曾经有过几个版本，其中一个版本涉及了对刑法总则中死刑适用范围的修改，“就是考虑引入‘最严重罪行’的死刑标准，实际上已经向联合国的公约靠拢了。但后来有人反对，还是拿掉了，确实有些遗憾。”
让他高兴的一个迹象是，和2011年废除死刑的13个非暴力罪名相比，这次废除死刑的罪名中，出现了非致命的、发案率比较少的暴力犯罪。比如“唐慧女儿案”涉及的强迫卖淫罪（在相关具体案件中，很多存在使用暴力手段，有的只是精神胁迫）。
“这说明在减少死刑罪名的第一阶段，也不只是非暴力的。两次成批减少后，我们的死刑罪名还有46个，还是全世界最多的之一，尤其相当一部分是非暴力或者非致命的。继续成批量、成规模地减少，还是立法上的重点。”赵秉志说。
这两轮废除的罪名，基本都是实践中很少，甚至没有适用死刑的。一些人认为，这更多只有象征意义，对减少死刑实际影响不大。
赵秉志不这么看。他认为立法机关减少死刑是一种积极的政策导向，对司法理念会产生影响，带来严格适用的效果。而且改革本来也是先易后难。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车浩的观点也与之类似。“比如这次废除死刑的集资诈骗罪，可能之前判死刑的案件很少，但社会影响很大。比如曾成杰案。所以还是很重要的。”
另一个积极的改变是死缓罪犯执行死刑的条件，从考验期内故意犯罪就改判死刑，加了一个“情节恶劣”的限定。
赵秉志解释，这主要是考虑到监狱内的特殊环境，很多故意犯罪都是受到牢头狱霸侮辱欺压后产生的斗殴，或者防卫过当。如果因此就要把人杀掉，实在太不合理。增加一个主观恶性的限定条件，更合乎死缓制度的初衷。
除了减少死刑罪名，这次刑法修改的近五十条中，基本都是在增加犯罪的类型和打击力度，罚金的适用比例大大增加。
增加的那些犯罪，不少都是对现行法律的查漏补缺，如猥亵罪的对象增加了男性；虐待罪不再仅限定在家庭成员之间，将老人、儿童和未成年人的看护人员也纳入其中；伪造、变造身份证罪的保护扩大到护照、驾驶证等其它证件等。其他的新增犯罪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极端主义、暴力恐怖主义犯罪和网络犯罪。
“和美国、德国、日本等相比，我们的刑法条文少很多，增加是对的，这次就填补了不少漏洞。保护的范围要广，但刑罚不要太过残酷。刑法作为最后一种保护手段，必须穷尽了其它手段并且无效后才能使用，也要考虑成本收益。”车浩说。
在他看来，这次增加的一些网络犯罪罪名就值得推敲。比如草案规定，为实施诈骗等活动设立网站或利用网络发布信息就构成了犯罪；对于网络服务商，知道有人利用网络犯罪还继续提供服务，或者没有尽到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的，也被视为犯罪。
车浩认为，这在理论上会存在一些问题。因为“预备犯”通常是不处罚的，现在要处罚诈骗罪的预备犯，而其他更严重犯罪的预备犯反而不罚，这会显失均衡。另外，一些中立的职业行为，连是否构成“帮助犯”都还有很大争议。现在把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职业行为，一律按照正犯来立法处罚，走得有点急。互联网是现在最具创造力的行业，苛以过高的责任，恐怕会抑制行业活力，有违社会整体利益。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背景材料里面，关于网络犯罪的调研报告主要是公安网络安全部门的意见。他们当然会提到办案的各种困难，很多时候正犯很难抓到。但因为这个原因就主要打击帮助犯是不合理的，立法应该站在更高的角度，从整体上去把握。而且有的也不一定需要刑法，吊销执照可能就够了。”车浩说。
至于最受关注的贪污贿赂犯罪，行贿罪的范围扩大，即增加了为利用他人影响力而行贿犯罪。这也意味着，如果向退休的官员或者官太太、官家公子行贿的，也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对行贿罪的惩罚方式，增加了罚金和没收财产。
最显著的变化是，贪污罪和受贿罪，均取消了原来的具体数额限制，代之以数额“较大”、“巨大”和“特别巨大”三档。
现行刑法明确规定贪污、受贿五千元以上即构成犯罪，十万元以上就要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严厉程度，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已经产生明显脱节，也让公众对于不同个案中涉案数额与刑罚的落差产生了疑惑。
在赵秉志看来，这体现了立法机关的担当。“其实早就想改了，就是怕提高了入罪标准，会遭到社会攻击。但如果不改，实践中也是执行不下去的，结果就是有法难依，执法不公。这次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在新增的犯罪类型中，有十余个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范畴。扰乱公共秩序罪（主要扩展到信息网络领域）和妨害司法罪的范围都扩大了。
不少新增的犯罪类型，能看到近几年社会热点问题的影子。比如，泄露、公开披露、报道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信息罪，会让人自然联想到李某某案中，这位被千夫所指的未成年人第一时间就被媒体指名道姓地报道。
扰乱法庭秩序罪增加了“殴打诉讼参与人”、“侮辱、诽谤、威胁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不听法庭制止的”等情形，并附有“其他”的条款。这些新规定，被认为主要指向律师和家属“闹庭”现象，尤其是这几年时不时爆发的律师与法院之间的冲突。
赵秉志认为，树立法庭权威是有必要的，但应对律师和家属等旁听人员进行区别对待。对于律师，很多问题都可以通过行业内的管理手段来解决，运用刑法当慎重。
有些增加的犯罪类型，是为了衔接劳教制度的废除。
比如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扩大，没有聚众，一人多次扰乱也可能构成这一犯罪，就是针对“一些个人缠访、闹访，屡教不改，严重扰乱国家机关秩序的情况”，降低了这一犯罪的门槛。
此前草案征求中央有关部门和部分人大代表意见时，有人就提出，在劳教废除后，增加这一规定是必要的。还有公安部官员主张删去“多次”的限定，一次扰乱国家机关秩序造成严重后果也应追究刑事责任。
赵秉志认为，对于原来劳教处理的一些行为，是否纳入刑法要经过慎重筛选，不能作为主要渠道。但他也赞成，有必要把一部分行为规定为犯罪。
“在有些情况下，如果公安机关认为社会危害很大，肯定也会想办法来处理。纳入刑法后，至少还有刑事诉讼法来保障。一些行为，比如网络上的造谣、传谣等是不是要犯罪化处理，现在还有争议，要平衡社会管理和言论自由的关系。但总的来说，如果纳入犯罪了，它的否定评价就是最严厉的，所以实际处罚必须降下来。过去劳教如果关一年，现在就不能那么长了，否则就等于更重了。”赵秉志说。
(据《南方周末》 题《刑法第九次修订启动 死刑罪名少了，犯罪类型多了》记者 / 任重远 编辑 / 苏永通 图 / 中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