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四次文藝座談會

2014年10月13日，最後一位健在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參與者於敏去世，享年100歲。兩天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此次座談會立即被與延安文藝座談會相提並論，鐵凝想起了“72年前那次著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薑昆稱“絕不亞於72年前毛主席在延安舉行的文藝座談會”。有種說法是，兩次座談會相隔72年，所以此次座談會的與會文藝工作者是72人。

在中共治下的文藝歷史中，有三次標志性的文藝會議：一次是1942年的延安文藝座談會，產生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簡稱《講話》）；一次是1966年的部隊文藝座談會，一次是1984年底、1985年初的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作協四大”）。

1966年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簡稱《紀要》），是“文革”之先聲。《紀要》認為文化戰線存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建國以來的文藝界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政，主張“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1979年，解放軍總政治部指出《紀要》成為在文藝界進行法西斯專政的合法理論根據，“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中共中央決定撤銷《紀要》。

《紀要》雖然題為“林彪同志委托”，當事人的回憶證明主要是“毛澤東同志委托”，林彪也明確表示《紀要》“經過主席三次親自審閱修改”。《紀要》多次談到《講話》，認為《講話》“是對文化戰線上的兩條路線鬥爭的最完整、最全面、最系統的歷史總結”，革命文藝工作者在《講話》發表以後，“有了正確的方向，走上同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紀要》正式發表，是在1967年《講話》二十五周年之際。總政治部認為《紀要》篡改了《講話》精神，但與其說《紀要》是對《講話》的否定，不如說《紀要》把《講話》中“文藝從屬於政治”的邏輯推到了極致。

如何堅持《講話》，又避免重蹈《紀要》之覆轍？1980年，鄧小平明確表示“不繼續提文藝從屬於政治這樣的口號，因為這個口號容易成為對文藝橫加乾涉的理論根據，長期的實踐證明它對文藝的發展利少害多。”（《目前的形勢和任務》）“文藝從屬於政治”，正是《講話》首倡，與之並行的說法是“文藝服從於政治”，“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線的”。

鑒於《紀要》“災難性的後果”，“作協四大”試圖糾偏，首次提出“創作自由”。這次糾偏沒有違背政治正確的戒律，也談不上離經叛道，胡啟立代表中共中央書記處發表的祝詞，多次講到“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講到“反對資本主義的腐朽思想和封建主義的餘毒”，但是1987年胡耀邦下臺後，“作協四大”仍然遭到批判，被指責沒有明確出現“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字樣，不提“清除精神污染”、不提“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參見郝懷明《胡耀邦與作協四大》，《炎黃春秋》2010年第9期）對“作協四大”的批評和淡化，並不意味著《講話》重新被全盤肯定，即使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賀敬之，也承認《講話》有“不夠準確、不夠科學”之處。（《<講話>和當前的文藝實踐——在解放軍藝術學院的講話》，1987年）

兩年前，百名作家抄寫《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遭到輿論的一致批評。經過一年多的“亮劍”，輿論氣氛終於“清朗”起來，延安文藝座談會重新成為正面標準。即使周小平的批評者，也主要批評他文章的粗糙，似乎精緻的主旋律勝過粗糙的主旋律，因此恨鐵不成鋼。

周小平成為此次文藝工作座談會的輿論焦點，有“喧賓奪主”之嫌。但是，如果此次座談會要在歷史上具有一定地位，周小平的角色就不能只是配角，必須是主角。文藝會議在歷史中的地位，不僅取決於座談會的講話、紀要或祝詞，更取決於出席座談會的文藝工作者和座談會之後的文藝實踐。《講話》之後，產生了《白毛女》、《李有才板話》、《王貴和李香香》等作品；《紀要》之後，樣板戲和浩然的《金光大道》成為代表作；作協四大之後，各種文藝“新潮”爆發式出現。

值得註意的一個細節是，參與這些文藝實踐的主力多是30歲上下的年輕一代。賀敬之創作《白毛女》時年僅20歲。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的丁玲38歲、周揚34歲，艾青32歲、何其芳和胡喬木都是30歲、林默涵29歲、劉白羽26歲，最年長者可能是徐特立，不過65歲。當時周揚已經主持魯迅藝術學院工作，此前擔任陝甘寧邊區教育廳長時不過30歲，其餘作家也大都擔任各種文藝界重要職務。此次文藝工作座談會的參與者以年長者居多，多在50、60歲以上，馮其庸有90歲高齡。36歲的花千芳、33歲的周小平屬於非常年輕、毫無資歷的後起之秀。

因為參與延安文藝座談會的作家們後來被經典化，所以公眾認為他們的參與理所當然。但僅就參加座談會時的狀況而言，周揚未必就比周小平出色多少，花千芳也不會遜色於林默涵。文盲戰士高玉寶，在組織的關懷下可以迅速成長為著名作家，寫出名著《高玉寶》，半夜雞叫的故事流傳至今。周小平和花千芳的經典化，在技術上也不是難題，現在媒體已經在對他們進行經典化的宣傳。

與延安文藝座談會相比，周小平不是太年輕，而是太年長；不是被過度重用，而是被嚴重忽視；參加座談會的周小平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對於已經取得成就者，表態支持座談會不難，要在作品中貫徹則有一定難度，很難像周小平活學活用。年輕一代更容易接受思想改造，也更容易貫徹座談會精神。這也是歷次座談會極為註重年輕一代的原因，部隊文藝座談會特別警告老一代，“特別要註意保持無產階級的晚節，一個人能保持晚節是很不容易的”。如果要提高座談會的歷史地位，勢必要在文藝實踐上尋找更多的周小平。如果各個領域紛紛涌現周小平，如果周小平成為周揚，此次座談會很可能是中共治下的第四個標志性文藝會議。

一個難解的問題是，如何既遠離“作協四大”之路，又避免重走從《講話》到《紀要》之路？

（王曉漁為文化學者。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據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人 王曉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