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有三個大討論的積極意義應該肯定：第一，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大討論；第二，市場經濟姓社姓資的大討論；第三，法治是普世的還是中國特有的大討論。如果前兩次大討論是由權力主導的，那麼，第三次大討論主要是互聯網主導的，而且是以批評公權力的方式進行的。討論的過程，也是公權力逐漸接受的過程，是逐漸使底層法治觀念逐漸演變成頂層設計的過程。
中國共產黨十八屆四中全會，儘管有一些套話空話，儘管從意思形態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沒有推導出法治的理論資源，儘管強調忠誠於黨、國家、人民、法律的「四忠誠」把法律排在最後，使法律缺少上邏輯上權威的至高性，儘管強調堅持黨的領導與法治缺少邏輯上的自洽性，儘管沒有解決中國共產黨絕對權力的問題，但是，把法治視為十八屆四中全以的主題，強調依憲執政、強調憲法解釋、強調法律的專業化、強調法律文化形成的意義、強調司法的相對獨立、強調法治成為官員政績的考核指標，終歸還是讓法治往前行進了一步。
在中國這樣一個特定的體制之下，法治對黨的絕對權力如何進行限制，仍然是一個難解的困局。絕對權力絕對濫用，中國共產黨握有絕對權力，也必然絕對濫用。絕對濫用的基本標誌，就是以強調共產黨領導的絕對濫用。其實這個問題，鄧小平早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就注意到了，他說，在中國，誰有資格犯大錯誤？誰犯了大錯誤影響最大？那就是中國共產黨。所以要加強對中國共產黨的監督。他強調要加強民主黨派對共產黨的監督，讓人民參加實質性的監督。但鄧小平強調的監督由於特定的歷史時期的局限，沒有強調憲法的監督。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共產黨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都是在超越憲法的方式進行的。比如憲法中強調鄧小平理論的時候，要搞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憲法中加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時候，又搞出了科學發展觀。國家的治理，不是以憲法治國，而是以理論治國，理論治國又具有強烈的個人意志色彩。在一個不斷強調理論治國的時候，憲法也就沒有了意義，憲法也就成為形式。各個地方的官員在不同時期不同理論的指導下，對憲法更是不屑一顧。
理論治國其實質就是政治家治國，政治家治國就是人治。也正因為如此，權大與法大的理論爭論就成了一個有名無實的爭論，權力支配法律，政法委支配公檢法，支配法官，法律工具論在為這一時期的主導思想。儘管鄧小平在1986年就強調要處理好人治與法治的關係，處理的結果，就是人治披上了法治的外衣，黨治披上了法治的外衣，政治家披上了法治的外衣，使法治成為一個概念的存在，沒有實質性的內容。
如果能藉助十八屆四中全會強調法治這一契機，對法治進行大討論，進而形成法治共識，並把法律、法制、依法治國、依憲制國與法治的關係釐清，使法治具有明晰的概念、結構，形成法治理論體系，把階級鬥爭理論、敵對勢力理論、人民民政專政理論從法治概念中剔除，讓人們明確法治的目標與方向，確立理性真實的法治信仰，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這既是一場法治的大啟蒙，又是一場法治理論的大構建。
目前的問題在於，公權力在推行法治建設的過程中，法治的概念並不明確，法治的基本理論並不是很清楚。在不明確理論指導下的法治實踐是南轅北轍的實踐。改革開放的三十年，是不斷強調法治的三十年，也是法治不斷被破壞的三十年，這是法治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論沒有搞清楚的結果。
要想解決法治問題，就要使依憲執政落到實處，以下幾個方面的步驟必不可少：第一，要建立憲法法院，把依憲治國落到實處，使憲法規定與保障的各項公民權利落到實處；第二，制定《政黨法》，使政黨活動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嚴格遵照法律，以法治黨，使黨的絕對權力變成有限權力，使黨的絕對領導變成有限領導；第三，人大要通過中國政府已經簽訂的諸項國際公約，比如中國政府已經簽訂的《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人大必須通過，否則就是言而無信。惟其如此，才能使中國融入人類法治文明的主流；第四，要製定《新聞法》，使新聞監督落到實處；第五，要逐步開放黨禁與報禁。一個法治的社會，必然是在政治上是黨權受限、公權受限、公民權利得以保障的社會。
一個國家政治文明與否，取決於三個基本要素，第一，公民是否自由；第二，公民是否平等；第三，社會的最少受惠者、社會的弱勢群體、社會的邊緣群體是否有尊嚴，是否接受這個不平等的制度。這三個基本要素，都需要法治來保障。沒有法治，自由就會被污辱被踐踏，平等就會被嚴重的兩極分化所代替。社會的官二代、富二代、窮二代就會板結化，窮二代就失去了上升的空前與機會，社會就會陷入互相敵勢的人人為敵的狀態。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法治，就沒有政治文明。
（據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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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然：法治是檢驗政治文明的根本標準
改革開放以來，有三個大討論的積極意義應該肯定：第一，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大討論；第二，市場經濟姓社姓資的大討論；第三，法治是普世的還是中國特有的大討論。如果前兩次大討論是由權力主導的，那麼，第三次大討論主要是互聯網主導的，而且是以批評公權力的方式進行的。討論的過程，也是公權力逐漸接受的過程，是逐漸使底層法治觀念逐漸演變成頂層設計的過程。
中國共產黨十八屆四中全會，儘管有一些套話空話，儘管從意思形態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沒有推導出法治的理論資源，儘管強調忠誠於黨、國家、人民、法律的「四忠誠」把法律排在最後，使法律缺少上邏輯上權威的至高性，儘管強調堅持黨的領導與法治缺少邏輯上的自洽性，儘管沒有解決中國共產黨絕對權力的問題，但是，把法治視為十八屆四中全以的主題，強調依憲執政、強調憲法解釋、強調法律的專業化、強調法律文化形成的意義、強調司法的相對獨立、強調法治成為官員政績的考核指標，終歸還是讓法治往前行進了一步。
在中國這樣一個特定的體制之下，法治對黨的絕對權力如何進行限制，仍然是一個難解的困局。絕對權力絕對濫用，中國共產黨握有絕對權力，也必然絕對濫用。絕對濫用的基本標誌，就是以強調共產黨領導的絕對濫用。其實這個問題，鄧小平早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就注意到了，他說，在中國，誰有資格犯大錯誤？誰犯了大錯誤影響最大？那就是中國共產黨。所以要加強對中國共產黨的監督。他強調要加強民主黨派對共產黨的監督，讓人民參加實質性的監督。但鄧小平強調的監督由於特定的歷史時期的局限，沒有強調憲法的監督。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共產黨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都是在超越憲法的方式進行的。比如憲法中強調鄧小平理論的時候，要搞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憲法中加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時候，又搞出了科學發展觀。國家的治理，不是以憲法治國，而是以理論治國，理論治國又具有強烈的個人意志色彩。在一個不斷強調理論治國的時候，憲法也就沒有了意義，憲法也就成為形式。各個地方的官員在不同時期不同理論的指導下，對憲法更是不屑一顧。
理論治國其實質就是政治家治國，政治家治國就是人治。也正因為如此，權大與法大的理論爭論就成了一個有名無實的爭論，權力支配法律，政法委支配公檢法，支配法官，法律工具論在為這一時期的主導思想。儘管鄧小平在1986年就強調要處理好人治與法治的關係，處理的結果，就是人治披上了法治的外衣，黨治披上了法治的外衣，政治家披上了法治的外衣，使法治成為一個概念的存在，沒有實質性的內容。
如果能藉助十八屆四中全會強調法治這一契機，對法治進行大討論，進而形成法治共識，並把法律、法制、依法治國、依憲制國與法治的關係釐清，使法治具有明晰的概念、結構，形成法治理論體系，把階級鬥爭理論、敵對勢力理論、人民民政專政理論從法治概念中剔除，讓人們明確法治的目標與方向，確立理性真實的法治信仰，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這既是一場法治的大啟蒙，又是一場法治理論的大構建。
目前的問題在於，公權力在推行法治建設的過程中，法治的概念並不明確，法治的基本理論並不是很清楚。在不明確理論指導下的法治實踐是南轅北轍的實踐。改革開放的三十年，是不斷強調法治的三十年，也是法治不斷被破壞的三十年，這是法治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論沒有搞清楚的結果。
要想解決法治問題，就要使依憲執政落到實處，以下幾個方面的步驟必不可少：第一，要建立憲法法院，把依憲治國落到實處，使憲法規定與保障的各項公民權利落到實處；第二，制定《政黨法》，使政黨活動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嚴格遵照法律，以法治黨，使黨的絕對權力變成有限權力，使黨的絕對領導變成有限領導；第三，人大要通過中國政府已經簽訂的諸項國際公約，比如中國政府已經簽訂的《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人大必須通過，否則就是言而無信。惟其如此，才能使中國融入人類法治文明的主流；第四，要製定《新聞法》，使新聞監督落到實處；第五，要逐步開放黨禁與報禁。一個法治的社會，必然是在政治上是黨權受限、公權受限、公民權利得以保障的社會。
一個國家政治文明與否，取決於三個基本要素，第一，公民是否自由；第二，公民是否平等；第三，社會的最少受惠者、社會的弱勢群體、社會的邊緣群體是否有尊嚴，是否接受這個不平等的制度。這三個基本要素，都需要法治來保障。沒有法治，自由就會被污辱被踐踏，平等就會被嚴重的兩極分化所代替。社會的官二代、富二代、窮二代就會板結化，窮二代就失去了上升的空前與機會，社會就會陷入互相敵勢的人人為敵的狀態。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法治，就沒有政治文明。
（據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