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些天天吃着纳税人粮饷，专职研究国家制度改良之方的学者，如果丝毫不表达意见，低下头只管自己吃喝，简直是犯罪”
2014年第一天，杭州西郊余杭古镇，杨乃武小白菜冤案发生地百米外的南湖边，霜重道路，草木枯黄，举目无人。身着黑白相间运动服的范忠信默默爬行在湖滨草地上。黑色拉布拉多犬跟在后面大惑不解地看着主人，负责录像的妻子不时传来毫不留情的画外音：“继续!坚持!还有20米……10米。”
这位法学教授多少有些怪诞的举动，源自一年前在网上打了一个赌。2013年元旦，他预言在年底前，中国将会实现县乡级公务员财产公示。结果，他输了，自罚爬行一公里。
年过半百的范忠信，早已过了起哄、炒作或搞行为艺术的年纪;各种学术荣誉、头衔和权威，其实足以令他衣食无虞地度过余生。
这一被有的网友视为“政治不成熟”的举动，饱含他54年人生感悟和对国是的关切：“改革开放作为新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把我从臣民变成公民。”
孤独的“爬行者”
元旦爬行后几天内，在媒体和公众高度关注之外，范忠信连续收到来自教育系统及省市有关方面“以朋友身份的”善意提醒。他开始谨慎应对媒体，尽可能谢绝面谈采访。“爬行的初衷，一方面是为践诺守信，另一方面也是想表达改革愿望。若引起大家对公务员财产公示问题进一步关注，就达到目的了，该适可而止了。如果采访多了，喋喋不休，就可能被视为炒作，那不是我的初衷。”范忠信说。
杭州城西远郊的新校园内，学生们结束期末考试纷纷离校回家过年，校园略显凄清。法学院三楼一间办公室里，范忠信像孤独坚守的侠客，言谈无忌，语速极快，西式外套里露出唐装小夹袄。
范忠信打赌之前挺乐观。”但输了就该认罚。不过，爬行千米，若事先不做沟通，会被有关部门以妨碍秩序制止。无法兑现诺言，网友会认为我投机取巧，找借口赖账。”
范忠信提前发微博，承诺“到荒郊野外爬行，不邀任何人同爬”。出门前，他做好了最坏打算：一出门就被阻止。好在一路通畅。元旦上午，他没开微博就出了门，直到下午两点多回家，4点左右开始上传视频，晚上近11点才将视频传完。
他说，偏僻处爬行，是为不影响秩序;视频传上网，是为让网友验收以示诚信。如果“爬行”能引起一定关注，造成些许影响，也在意料之内。“改革也许需要公众力量的倒逼。热议或可成舆论推动力。”
视频上传后，影响超出他的预想。“要是事先想到有这么大反响，我还真有点不敢。一方面，作为学者我更希望成为比较纯粹规矩的人，不愿被看成公共知识分子。我研究的东西，法律史、法理学、中西法文化比较，本来就比较纯粹，跟炒作沾不上边。另一方面，我毕竟在体制内从事教育工作，有体制内的纪律和责任，若被看成有意让官方难堪，有违我的初衷。”
他也想过暂不发视频，仅让身边朋友见证一下，再上网说明。又担心这样会引来怀疑，于是上传了一公里中三四百米那段视频。“这只是其中一段，我事先用步子量好距离，插上棍子或放上砖头石头作标记，往返爬行积累到千米为止。”
“虽然这事看起来有些怪异，但做了承诺就要诚信兑现，顾不了颜面和苦累了。”连续一周的舆论，让他获得共鸣，“这其中潜藏了空前深厚的民意。多年来，公务员财产公示制度或廉政监督预防腐败的具体可操作制度，步伐缓慢，公众普遍不满。再怎么说国情特殊、条件不成熟，总得有个开始吧!”
笃信“讲信用是美德”的妻子，是他爬行的支持者：“我不赞成打赌，也觉得大男人在地上狗爬不雅。但是，如果丢了男子汉的信用，比爬行丢面子更可怕。要是不兑现，将来人家说我老公是一个赖账的人，我都不好意思。”
事前有学生问，“要不要身上挂个牌子，或者穿件白色衣服，上面写几个大字?”范忠信没有这样做：“那样的话，就成了抗议示威。”
他觉得自己是宽容的，“有时也要理解党和政府改革的难处。改革需要公众力量倒逼，但也不是一味取闹，一味搞倒搞臭。该保持建言的分寸。”
范忠信有意选择低调、温和的方式，以此保持尺度，避免扩大化，是因为他怀有希望：“用温和的建言方式，党和政府会把你往好处想，宽容度也大一些，对建言接受的可能性也大一些。”
最终，范忠信的爬行被广泛解读为一种另类“谏言”。
“双百”的主讲人
范忠信有着看起来更为有效的谏言途径。
作为中央政法委、中国法学会“双百”讲师团成员，浙江省、湖北省“双百”讲师，他的讲座就是一个良好的建言机会。“双百”，即“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是中央政法委2008年开始实施的一系列法制教育工程，听众主要是各级党政干部，尤以政法系统干部为多。多年来，在河南、湖南、湖北、浙江，范忠信做了二三十场这样的讲座。
“双百讲师”身份确为谏言提供了方便。“给干部讲课，完全根据我的研究积累和现实关切来选题，比如宪法实施与监督的途径方式、人权司法保障与司法和审判独立、中国政法传统与当代司法、中西法制理念比较……”范忠信将这些内容做成正规讲稿和课件，不由自主贯彻着政府一贯宣示的另一个“双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作为内部讲座，他一般事先会问主办方：“能不能放开讲?”当他被告知“学术无禁区，宣传有纪律”，得知讲座内容不会报道宣传，“我一般真的会比较放开了讲。”
讲完他问学员：“你们有没有感到紧张?有没有觉得不能讲?”回答是：“没有。感觉不错。个别问题，即使不同意，但也是在说理，不是叫骂，我们不反对。有些话，还就是得你们学者来讲。你这样古今中外串起来，道理一下子就清楚了。”
经常，两三小时的讲座，官员们中途不休息，不打水喝，也很少接电话。他们告诉范忠信：“平时听领导报告，中间出去好多回。”
讲课中，他常引用中外学术经典，指出中国现实弊端，分析弊端根源，探索改进之方。有时他也与听讲官员互动，“不过发言远远不及学校课堂上踊跃。他们平时习惯听领导报告，习惯单向理解贯彻执行，不习惯双向讨论质疑。”
官办讲座中，范忠信讲过中国古代从严吏治、巡回监察、保障申控、注重基层自治、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纠纷解决等，也讲过西方的权力制衡、法律至上、地方和社会自治的经验与教训等，也学术性地阐释我国现行宪法法律的立法意图、理念和原则。“我一直争取保持一种客观、理性的学术立场，并没有一定要把谁说服的意图。”
有时，听讲官员有疑惑：“你讲的都不错，但那都是顶层设计问题。我们日常工作中遇到的都是非常具体头疼的问题。你讲的那些在实践中行不通。我们头痛的问题，常常毫无办法：要么一筹莫展不了了之，要么得过且过。”
范忠信于是跟他们讨论：法律是这样定的，实践中为什么行不通?障碍在哪?根据宪法法律应该怎么办?古代和外国有哪些经验?“这么一分析讨论，他们觉得很有意思。最后话题点明了，也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2010年，他受中央政法委指派主讲的“双百”讲题是《涉法涉诉信访的困境与对策》，到各大学演讲时题为《信访中国的法治忧思》。
怀此忧思，范忠信觉得应该有所建言：“我们这些吃着纳税人粮饷，专职研究国家制度改良之方的学者，如果丝毫不表达意见，低下头只管自己吃喝，简直是犯罪。”
范忠信常为国人权利意识淡薄而羞愧：“有作家揶揄国人：不侵犯自己利益，就光知道埋头赚钱，谁都跟咱没关系。一旦伤害到自己了，马上就惨叫哀嚎呼天抢地;这时若有个大白馒头扔过去，立马又蔫了;身边别人喊痛的时候，它依然埋头吧唧吧唧只管吃喝!然后还颇为自得地问别人：你那喊叫有用吗?能当饭吃吗?”
治史者总是痛心当下，范忠信清楚“好的国民也是好政府的结果”：“政府有义务让人民更理智文明，而不是让他们永远处于乌合之众、鸡鸣狗盗状态。久而久之，这样的人民档次越来越低，越来越没出息，越来越容易成为愚民兼暴民。像家长觉得孩子长不大，不让他自行其是，孩子最后完全失去判断力和组织能力，无法生存。这种孩子不能健康成长，最容易成为寻求发泄机会动辄打砸抢的暴民。”
“变成一个正常人”
出生在大饥荒年代的范忠信，一直被饥饿感控制着。从前是生理上，后来是精神上。
家住大别山区深处，从小看着千万担粮食挑出大山运往外地，自己和乡亲都饿得眼冒金星，范忠信很苦闷，问父母：“为什么我们这么穷，这么饿，还要把粮食送出去?”
身为村干部的父母告诉他：“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没有解放，他们需要中国人民的支持。我们饿一点，才能对世界有所贡献。”他也曾以同样的问题问老师，老师说：“再饿也要觉得光荣。”脑海中闪现的其他念头，令其被老师“斗私批修”为“思想觉悟不高”。
1976年，范忠信初中毕业回乡成为村里的民办教师。有学生问他：“清朝以后是什么朝?”他答复：“有一个短命的‘蒋家王朝’。”
范忠信谨遵父训：“上大学好呀，将来头顶乌纱管万民;一定要好好学!”1980年，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乡亲问他：“大学生算是秀才还是举人?”他费了一番考证后回答：“相当于秀才或举人。”
第一个寒假回家，乡亲问他在大学里学什么，他脱口而出：“学的是政法，就是专管坏人的王法。毕业后当法官，专门惩治坏蛋!”
大学并未如其所料地教给他“王法”，而是将他“脱胎换骨”成公民。1988年，范忠信参加《瞭望》周刊“我与这十年”征文，以一篇《从“臣民”到公民》获奖。
范忠信的大学，正值思想大解放。一年级，有同学写了《略论“文革”》、《回到马克思》的数万字长文，漂亮的钢笔手抄体贴在学校食堂门口板报栏。文章反思“文化大革命”，批评毛泽东的错误，重提青年马克思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理论。范忠信和学校的大多数同学一样被深深吸引。
范忠信意识到，自己正处于文章批判、反省的“忠君”状态。“文章贴出后，校园里爆发了激烈争论。许多同学怒不可遏，对作者口诛笔伐、愤怒声讨。”范忠信也是其中之一。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反对他们的观点。我可能有一些‘忠君思想’，但是，发自心底的对人民之君的爱，有什么不好?”
自此，范忠信开始研读马克思、恩格斯论民主、法治、权利的著作，大量阅读西方法学名著。“我发现自己的思想竟如此狭隘、陈腐。
他开始接触从前看来“大逆不道”的观念：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原则”，洛克的“人生而平等”，孟德斯鸠的“没有制约的王权产生腐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府及首脑必须守法”、“只有人民有立法权”……“读着这些‘新说’，我就像梁启超先生当年读《天演论》一样‘若受电然’。”
梁启超《自由书》、《新民说》，严复《法意》按语，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一连串民国思想者的名字在范忠信脑海点亮。他发现：“不久前我拥有并引以为豪的观念，正是启蒙思想家们致力于消除的封建臣民观念。我深感自卑和痛苦。”
这场“思想解放运动”，范忠信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三个“百家争鸣”时代：春秋战国，五四运动，改革开放。“我们就在这时候长大。”
人生观大讨论，人治与法治大讨论，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大讨论，回到马克思大讨论，反对封建特权大讨论，还有中西文化的讨论……无数重建思想意识领域的讨论，从社会、媒体到学校，对范忠信形成了巨大冲击波。
《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经济日报》、《科技日报》……范忠信每读这些报纸，都觉得思想跟不上。读一篇文章就是一种思想震撼，然后暗自对自己说：我要努力学习，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不然就跟不上形势发展。每次读报，都觉得我的思想保守了，报纸上进步太快。
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潮流中，范忠信被击中了：“像一个人之前的精神病突然好了，从精神魔障里解放出来，变成了一个正常人。”
另一种“逃离”
范忠信是少有的不兼职做律师业务的法学教授之一。
“我受不了那份尊严失落的感觉。”1984年从西南政法大学毕业，后入读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师从杨鹤皋、曾宪义，他的同学大多在公检法机关任职。“律师同学告诉我，和昔日同学聚餐，只要你是律师，总好像有求于他们。我不当律师，就自由多了。”
受曾宪义老师影响，范忠信也“把体制内指标性的工作做到极致”。范忠信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12年，在教学、科研、学科建设的各种形式要件做了很多工作，创建了硕士点、博士点、重点学科、精品课程、国家课题……
“不然，我可能会把这些看得更淡，不会积极参与。那我可能更多是个闲散自在的学者，写点自己喜欢的文章，朋友们的评价也会更好。毕竟那些东西需要专心经营、组织编写、组织填表，甚至游说公关……”
但是，他还是选择“逃离”。2010年，他写下一篇《逃离，也算是一种劝谏》，离开工作12年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以此表达对高校行政化、官僚化的怀疑。
这不是范忠信的第一次逃离。
写《从“臣民”到公民》的时候，范忠信是中央直属机关工作人员。研究生毕业，作为班级党支部书记的范忠信，家庭背景“又红又专”，顺利通过中直机关政审，而他更想解决与妻子的两地分居问题。
他的工作就是每日阅读各种境外报章，撰写摘要综述。“每天浏览境外报刊。我自己负责每天看的有三十多种，看完后要写一个摘要综述，交给领导。”
在中直机关那5年，期间的工作模式和行为表达模式，让范忠信觉得不应久留。“我在那里不可能心情舒畅，也不可能有什么仕途。”
1992年，苏州大学到京招聘，一位老师推荐了苦闷中的范忠信。由此他转入相对自由的学术领域。“在公共问题上表达，也是逼出来的。受了这么多年教育，有表达的义务，不然不就是一条寄生虫吗?”
“公务员财产公开”的可能性
人物周刊：赌输后，您说如果放宽时限，三五年内还是有望实现公务员财产公开。这次信心有多大?
范忠信：我还是有信心的。我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解读是：一方面要强化中央权力，强化党和政府权威，包括成立国安委和改革领导小组，是要把各方面力量整合起来。现在讲两个“不能否定”，是想两边都统合起来，把毛和邓的路线整合起来。
另一方面，要通过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的改革加快中国进步。
所以我相信在这方面有实质性改革。过去觉得很大的举措，报告都提到，还涉及了具体方案，力度有的甚至超出我们的想象。比如法院垂直管理，一说收，马上就能做。比如废除劳教，原来我们认为可能完成不的，也写进去了。
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建设，不仅仅是内部制度，肯定会变成立法的，公示出来让民间可以查阅。这样才能跟国际接轨，光是内部文件有什么了不起?我相信会在党内把这当一个重要问题狠抓，才能更好地站稳脚跟，发挥优势。
我的判断更基于之前收到的一份中央规划，关于领导干部个人事项申报，关于政府廉政建设，中间提到财产公示，但没说范围和时间。我相信未来可能会在县乡级公务员财产申报方面有实质性进展。
人物周刊：这次的打赌，你会在给党政干部讲课时提到么?
范忠信：我会讲外国廉政制度建设经验与教训，包括台港澳廉政建设经验。但这些毕竟只作为讲课内容。听课的人是一些中高层干部，他听得懂，也觉得好。但难以直接形成实践，只是一种间接的、委婉的启蒙。
我也发表一些相关的学术文章，包括台湾的公务员财产申报法。但其实学术文章，也没几个人看，时间久了更没人看。我也参加过一些官方组织的学术讨论会和专家征求意见会，在会上你也可以讲，他们也会有记录，但这种会更多是形式，讲完就讲完了。
最好方式是提法律建议草案。比如人大代表提出修复立法议案。
人物周刊：为什么特别选择公务员财产公开这一点下注，而不是别的政治体制改革切入点?
范忠信：基于两个理由。第一，公务员财产申报公示是廉政建设法制化、反腐败法制化最关键的环节。我们现在推动法治中国建设，提高中国法制化程度最重要的地方在反腐败，让公务员的活动更加廉洁，有效率，从而取得人民信任。这方面的法治建设，是所有法治建设最重要的一点，牵一发动全身。这个判断一是来自他本身有这么重要，也来源于世界政治发展的历史经验。
第二方面，公务员财产公开是最有社会共识的事。老百姓不管哪一阶层，都有最大限度的共识。谁都不会反对，谁都觉得这事该做。既然它最重要，那我们抓住这个话题来推进，不是力量更大么?阻力小，推动力大。
为什么它这么重要?第一，大家都认为知道他的财产，就能知道他是不是腐败。还有一个比较阴暗的原因，中国人从来不愿别人比我更富，他干嘛比我钱多，那我就要先知道。这种不好的仇富心理在这里就成了正面力量。因此这个切入点社会共识最大，合力最大。
人物周刊：在您研究的领域内，公务员财产公开问题是怎样的状况?
范忠信：民国时并未实施普遍的财产公示，只实施过局部。如果你要竞选地方委员，就要登记家庭状况，有多少房子，有多少存款，老婆孩子在干什么事……财产只是其中一项。
国民党到台湾后几十年也只有候选人登记，高级干部登记以后，也不会对社会查阅。他们叫正风系统，内部查阅不对外。台湾真正开始搞公务员财产申报法是在1994年。那年台湾开始全面登记，登记扩大到所有公务员，公示也扩大到所有的委任级公务员以上，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副科级以上公务员。其他没有什么行政权的不算。
大面积的公务员财产登记和公示，让公民拿着身份证去查阅，大概是1987年、1988年开始的。蒋经国去世后，国民党搞了党务革新，那时并没有立法，各个单位系统自己先做，直到1994年。
人物周刊：在给公务员讲课时，他们会跟你争论这个问题吗?
范忠信：确实有争论。有些公务员讲，你说的道理我赞成，公务员既然是公仆，人民是国家主人，仆人应该向主人交底，道理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中国国情复杂特殊，做起来很艰难，你们把事情想得简单了。
人物周刊：若有豁免原则可行吗?
范忠信：至少你要做好这个准备。但是豁免哪一些人呢?
如果豁免原罪的方式不好办的话，还有一个办法：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对所有原来岗位上职务不变的人，不登记不公示;所有要改换新职务的人，包括平行改换，从这个岗位到那个岗位，从下面到上面，还包括本岗位续任，所有这些情况都叫新任岗位。所有新任岗位的人都要登记、要公示。这样的办法或许能够更好地排除阻力。只要你不想担任新职务，不想公示，那就不往上爬了。
现在全国县乡两级干部财产申报试点可能有十几个地方了，而且多数比较成功，没有引起社会动荡不安。
（本文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