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忠信:法学教授“爬行”谏言 

“我们这些天天吃着纳税人粮饷,专职研究国家制度改良之方的学者,如果丝毫不表达意见,低下头只管自己吃喝,简直是犯罪”

2014年第一天,杭州西郊余杭古镇,杨乃武小白菜冤案发生地百米外的南湖边,霜重道路,草木枯黄,举目无人。身着黑白相间运动服的范忠信默默爬行在湖滨草地上。黑色拉布拉多犬跟在后面大惑不解地看着主人,负责录像的妻子不时传来毫不留情的画外音:“继续!坚持!还有20米……10米。”

这位法学教授多少有些怪诞的举动,源自一年前在网上打了一个赌。2013年元旦,他预言在年底前,中国将会实现县乡级公务员财产公示。结果,他输了,自罚爬行一公里。

年过半百的范忠信,早已过了起哄、炒作或搞行为艺术的年纪;各种学术荣誉、头衔和权威,其实足以令他衣食无虞地度过余生。

这一被有的网友视为“政治不成熟”的举动,饱含他54年人生感悟和对国是的关切:“改革开放作为新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把我从臣民变成公民。”

孤独的“爬行者”

元旦爬行后几天内,在媒体和公众高度关注之外,范忠信连续收到来自教育系统及省市有关方面“以朋友身份的”善意提醒。他开始谨慎应对媒体,尽可能谢绝面谈采访。“爬行的初衷,一方面是为践诺守信,另一方面也是想表达改革愿望。若引起大家对公务员财产公示问题进一步关注,就达到目的了,该适可而止了。如果采访多了,喋喋不休,就可能被视为炒作,那不是我的初衷。”范忠信说。

杭州城西远郊的新校园内,学生们结束期末考试纷纷离校回家过年,校园略显凄清。法学院三楼一间办公室里,范忠信像孤独坚守的侠客,言谈无忌,语速极快,西式外套里露出唐装小夹袄。

范忠信打赌之前挺乐观。”但输了就该认罚。不过,爬行千米,若事先不做沟通,会被有关部门以妨碍秩序制止。无法兑现诺言,网友会认为我投机取巧,找借口赖账。”

范忠信提前发微博,承诺“到荒郊野外爬行,不邀任何人同爬”。出门前,他做好了最坏打算:一出门就被阻止。好在一路通畅。元旦上午,他没开微博就出了门,直到下午两点多回家,4点左右开始上传视频,晚上近11点才将视频传完。

他说,偏僻处爬行,是为不影响秩序;视频传上网,是为让网友验收以示诚信。如果“爬行”能引起一定关注,造成些许影响,也在意料之内。“改革也许需要公众力量的倒逼。热议或可成舆论推动力。”

视频上传后,影响超出他的预想。“要是事先想到有这么大反响,我还真有点不敢。一方面,作为学者我更希望成为比较纯粹规矩的人,不愿被看成公共知识分子。我研究的东西,法律史、法理学、中西法文化比较,本来就比较纯粹,跟炒作沾不上边。另一方面,我毕竟在体制内从事教育工作,有体制内的纪律和责任,若被看成有意让官方难堪,有违我的初衷。”

他也想过暂不发视频,仅让身边朋友见证一下,再上网说明。又担心这样会引来怀疑,于是上传了一公里中三四百米那段视频。“这只是其中一段,我事先用步子量好距离,插上棍子或放上砖头石头作标记,往返爬行积累到千米为止。”

“虽然这事看起来有些怪异,但做了承诺就要诚信兑现,顾不了颜面和苦累了。”连续一周的舆论,让他获得共鸣,“这其中潜藏了空前深厚的民意。多年来,公务员财产公示制度或廉政监督预防腐败的具体可操作制度,步伐缓慢,公众普遍不满。再怎么说国情特殊、条件不成熟,总得有个开始吧!”

笃信“讲信用是美德”的妻子,是他爬行的支持者:“我不赞成打赌,也觉得大男人在地上狗爬不雅。但是,如果丢了男子汉的信用,比爬行丢面子更可怕。要是不兑现,将来人家说我老公是一个赖账的人,我都不好意思。”

事前有学生问,“要不要身上挂个牌子,或者穿件白色衣服,上面写几个大字?”范忠信没有这样做:“那样的话,就成了抗议示威。”

他觉得自己是宽容的,“有时也要理解党和政府改革的难处。改革需要公众力量倒逼,但也不是一味取闹,一味搞倒搞臭。该保持建言的分寸。”

范忠信有意选择低调、温和的方式,以此保持尺度,避免扩大化,是因为他怀有希望:“用温和的建言方式,党和政府会把你往好处想,宽容度也大一些,对建言接受的可能性也大一些。”

最终,范忠信的爬行被广泛解读为一种另类“谏言”。

“双百”的主讲人

范忠信有着看起来更为有效的谏言途径。

作为中央政法委、中国法学会“双百”讲师团成员,浙江省、湖北省“双百”讲师,他的讲座就是一个良好的建言机会。“双百”,即“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是中央政法委2008年开始实施的一系列法制教育工程,听众主要是各级党政干部,尤以政法系统干部为多。多年来,在河南、湖南、湖北、浙江,范忠信做了二三十场这样的讲座。

“双百讲师”身份确为谏言提供了方便。“给干部讲课,完全根据我的研究积累和现实关切来选题,比如宪法实施与监督的途径方式、人权司法保障与司法和审判独立、中国政法传统与当代司法、中西法制理念比较……”范忠信将这些内容做成正规讲稿和课件,不由自主贯彻着政府一贯宣示的另一个“双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作为内部讲座,他一般事先会问主办方:“能不能放开讲?”当他被告知“学术无禁区,宣传有纪律”,得知讲座内容不会报道宣传,“我一般真的会比较放开了讲。”

讲完他问学员:“你们有没有感到紧张?有没有觉得不能讲?”回答是:“没有。感觉不错。个别问题,即使不同意,但也是在说理,不是叫骂,我们不反对。有些话,还就是得你们学者来讲。你这样古今中外串起来,道理一下子就清楚了。”

经常,两三小时的讲座,官员们中途不休息,不打水喝,也很少接电话。他们告诉范忠信:“平时听领导报告,中间出去好多回。”

讲课中,他常引用中外学术经典,指出中国现实弊端,分析弊端根源,探索改进之方。有时他也与听讲官员互动,“不过发言远远不及学校课堂上踊跃。他们平时习惯听领导报告,习惯单向理解贯彻执行,不习惯双向讨论质疑。”

官办讲座中,范忠信讲过中国古代从严吏治、巡回监察、保障申控、注重基层自治、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纠纷解决等,也讲过西方的权力制衡、法律至上、地方和社会自治的经验与教训等,也学术性地阐释我国现行宪法法律的立法意图、理念和原则。“我一直争取保持一种客观、理性的学术立场,并没有一定要把谁说服的意图。”

有时,听讲官员有疑惑:“你讲的都不错,但那都是顶层设计问题。我们日常工作中遇到的都是非常具体头疼的问题。你讲的那些在实践中行不通。我们头痛的问题,常常毫无办法:要么一筹莫展不了了之,要么得过且过。”

范忠信于是跟他们讨论:法律是这样定的,实践中为什么行不通?障碍在哪?根据宪法法律应该怎么办?古代和外国有哪些经验?“这么一分析讨论,他们觉得很有意思。最后话题点明了,也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2010年,他受中央政法委指派主讲的“双百”讲题是《涉法涉诉信访的困境与对策》,到各大学演讲时题为《信访中国的法治忧思》。

怀此忧思,范忠信觉得应该有所建言:“我们这些吃着纳税人粮饷,专职研究国家制度改良之方的学者,如果丝毫不表达意见,低下头只管自己吃喝,简直是犯罪。”

范忠信常为国人权利意识淡薄而羞愧:“有作家揶揄国人:不侵犯自己利益,就光知道埋头赚钱,谁都跟咱没关系。一旦伤害到自己了,马上就惨叫哀嚎呼天抢地;这时若有个大白馒头扔过去,立马又蔫了;身边别人喊痛的时候,它依然埋头吧唧吧唧只管吃喝!然后还颇为自得地问别人:你那喊叫有用吗?能当饭吃吗?”

治史者总是痛心当下,范忠信清楚“好的国民也是好政府的结果”:“政府有义务让人民更理智文明,而不是让他们永远处于乌合之众、鸡鸣狗盗状态。久而久之,这样的人民档次越来越低,越来越没出息,越来越容易成为愚民兼暴民。像家长觉得孩子长不大,不让他自行其是,孩子最后完全失去判断力和组织能力,无法生存。这种孩子不能健康成长,最容易成为寻求发泄机会动辄打砸抢的暴民。”

“变成一个正常人”

出生在大饥荒年代的范忠信,一直被饥饿感控制着。从前是生理上,后来是精神上。

家住大别山区深处,从小看着千万担粮食挑出大山运往外地,自己和乡亲都饿得眼冒金星,范忠信很苦闷,问父母:“为什么我们这么穷,这么饿,还要把粮食送出去?”

身为村干部的父母告诉他:“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没有解放,他们需要中国人民的支持。我们饿一点,才能对世界有所贡献。”他也曾以同样的问题问老师,老师说:“再饿也要觉得光荣。”脑海中闪现的其他念头,令其被老师“斗私批修”为“思想觉悟不高”。

1976年,范忠信初中毕业回乡成为村里的民办教师。有学生问他:“清朝以后是什么朝?”他答复:“有一个短命的‘蒋家王朝’。”

范忠信谨遵父训:“上大学好呀,将来头顶乌纱管万民;一定要好好学!”1980年,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乡亲问他:“大学生算是秀才还是举人?”他费了一番考证后回答:“相当于秀才或举人。”

第一个寒假回家,乡亲问他在大学里学什么,他脱口而出:“学的是政法,就是专管坏人的王法。毕业后当法官,专门惩治坏蛋!”

大学并未如其所料地教给他“王法”,而是将他“脱胎换骨”成公民。1988年,范忠信参加《瞭望》周刊“我与这十年”征文,以一篇《从“臣民”到公民》获奖。

范忠信的大学,正值思想大解放。一年级,有同学写了《略论“文革”》、《回到马克思》的数万字长文,漂亮的钢笔手抄体贴在学校食堂门口板报栏。文章反思“文化大革命”,批评毛泽东的错误,重提青年马克思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理论。范忠信和学校的大多数同学一样被深深吸引。

范忠信意识到,自己正处于文章批判、反省的“忠君”状态。“文章贴出后,校园里爆发了激烈争论。许多同学怒不可遏,对作者口诛笔伐、愤怒声讨。”范忠信也是其中之一。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反对他们的观点。我可能有一些‘忠君思想’,但是,发自心底的对人民之君的爱,有什么不好?”

自此,范忠信开始研读马克思、恩格斯论民主、法治、权利的著作,大量阅读西方法学名著。“我发现自己的思想竟如此狭隘、陈腐。

他开始接触从前看来“大逆不道”的观念: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原则”,洛克的“人生而平等”,孟德斯鸠的“没有制约的王权产生腐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府及首脑必须守法”、“只有人民有立法权”……“读着这些‘新说’,我就像梁启超先生当年读《天演论》一样‘若受电然’。”

梁启超《自由书》、《新民说》,严复《法意》按语,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一连串民国思想者的名字在范忠信脑海点亮。他发现:“不久前我拥有并引以为豪的观念,正是启蒙思想家们致力于消除的封建臣民观念。我深感自卑和痛苦。”

这场“思想解放运动”,范忠信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三个“百家争鸣”时代:春秋战国,五四运动,改革开放。“我们就在这时候长大。”

人生观大讨论,人治与法治大讨论,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大讨论,回到马克思大讨论,反对封建特权大讨论,还有中西文化的讨论……无数重建思想意识领域的讨论,从社会、媒体到学校,对范忠信形成了巨大冲击波。

《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经济日报》、《科技日报》……范忠信每读这些报纸,都觉得思想跟不上。读一篇文章就是一种思想震撼,然后暗自对自己说:我要努力学习,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不然就跟不上形势发展。每次读报,都觉得我的思想保守了,报纸上进步太快。

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潮流中,范忠信被击中了:“像一个人之前的精神病突然好了,从精神魔障里解放出来,变成了一个正常人。”

另一种“逃离”

范忠信是少有的不兼职做律师业务的法学教授之一。

“我受不了那份尊严失落的感觉。”1984年从西南政法大学毕业,后入读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师从杨鹤皋、曾宪义,他的同学大多在公检法机关任职。“律师同学告诉我,和昔日同学聚餐,只要你是律师,总好像有求于他们。我不当律师,就自由多了。”

受曾宪义老师影响,范忠信也“把体制内指标性的工作做到极致”。范忠信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12年,在教学、科研、学科建设的各种形式要件做了很多工作,创建了硕士点、博士点、重点学科、精品课程、国家课题……

“不然,我可能会把这些看得更淡,不会积极参与。那我可能更多是个闲散自在的学者,写点自己喜欢的文章,朋友们的评价也会更好。毕竟那些东西需要专心经营、组织编写、组织填表,甚至游说公关……”

但是,他还是选择“逃离”。2010年,他写下一篇《逃离,也算是一种劝谏》,离开工作12年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以此表达对高校行政化、官僚化的怀疑。

这不是范忠信的第一次逃离。

写《从“臣民”到公民》的时候,范忠信是中央直属机关工作人员。研究生毕业,作为班级党支部书记的范忠信,家庭背景“又红又专”,顺利通过中直机关政审,而他更想解决与妻子的两地分居问题。

他的工作就是每日阅读各种境外报章,撰写摘要综述。“每天浏览境外报刊。我自己负责每天看的有三十多种,看完后要写一个摘要综述,交给领导。”

在中直机关那5年,期间的工作模式和行为表达模式,让范忠信觉得不应久留。“我在那里不可能心情舒畅,也不可能有什么仕途。”

1992年,苏州大学到京招聘,一位老师推荐了苦闷中的范忠信。由此他转入相对自由的学术领域。“在公共问题上表达,也是逼出来的。受了这么多年教育,有表达的义务,不然不就是一条寄生虫吗?”

“公务员财产公开”的可能性

人物周刊:赌输后,您说如果放宽时限,三五年内还是有望实现公务员财产公开。这次信心有多大?

范忠信:我还是有信心的。我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解读是:一方面要强化中央权力,强化党和政府权威,包括成立国安委和改革领导小组,是要把各方面力量整合起来。现在讲两个“不能否定”,是想两边都统合起来,把毛和邓的路线整合起来。

另一方面,要通过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的改革加快中国进步。

所以我相信在这方面有实质性改革。过去觉得很大的举措,报告都提到,还涉及了具体方案,力度有的甚至超出我们的想象。比如法院垂直管理,一说收,马上就能做。比如废除劳教,原来我们认为可能完成不的,也写进去了。

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建设,不仅仅是内部制度,肯定会变成立法的,公示出来让民间可以查阅。这样才能跟国际接轨,光是内部文件有什么了不起?我相信会在党内把这当一个重要问题狠抓,才能更好地站稳脚跟,发挥优势。

我的判断更基于之前收到的一份中央规划,关于领导干部个人事项申报,关于政府廉政建设,中间提到财产公示,但没说范围和时间。我相信未来可能会在县乡级公务员财产申报方面有实质性进展。

人物周刊:这次的打赌,你会在给党政干部讲课时提到么?

范忠信:我会讲外国廉政制度建设经验与教训,包括台港澳廉政建设经验。但这些毕竟只作为讲课内容。听课的人是一些中高层干部,他听得懂,也觉得好。但难以直接形成实践,只是一种间接的、委婉的启蒙。

我也发表一些相关的学术文章,包括台湾的公务员财产申报法。但其实学术文章,也没几个人看,时间久了更没人看。我也参加过一些官方组织的学术讨论会和专家征求意见会,在会上你也可以讲,他们也会有记录,但这种会更多是形式,讲完就讲完了。

最好方式是提法律建议草案。比如人大代表提出修复立法议案。

人物周刊:为什么特别选择公务员财产公开这一点下注,而不是别的政治体制改革切入点?

范忠信:基于两个理由。第一,公务员财产申报公示是廉政建设法制化、反腐败法制化最关键的环节。我们现在推动法治中国建设,提高中国法制化程度最重要的地方在反腐败,让公务员的活动更加廉洁,有效率,从而取得人民信任。这方面的法治建设,是所有法治建设最重要的一点,牵一发动全身。这个判断一是来自他本身有这么重要,也来源于世界政治发展的历史经验。

第二方面,公务员财产公开是最有社会共识的事。老百姓不管哪一阶层,都有最大限度的共识。谁都不会反对,谁都觉得这事该做。既然它最重要,那我们抓住这个话题来推进,不是力量更大么?阻力小,推动力大。

为什么它这么重要?第一,大家都认为知道他的财产,就能知道他是不是腐败。还有一个比较阴暗的原因,中国人从来不愿别人比我更富,他干嘛比我钱多,那我就要先知道。这种不好的仇富心理在这里就成了正面力量。因此这个切入点社会共识最大,合力最大。

人物周刊:在您研究的领域内,公务员财产公开问题是怎样的状况?

范忠信:民国时并未实施普遍的财产公示,只实施过局部。如果你要竞选地方委员,就要登记家庭状况,有多少房子,有多少存款,老婆孩子在干什么事……财产只是其中一项。

国民党到台湾后几十年也只有候选人登记,高级干部登记以后,也不会对社会查阅。他们叫正风系统,内部查阅不对外。台湾真正开始搞公务员财产申报法是在1994年。那年台湾开始全面登记,登记扩大到所有公务员,公示也扩大到所有的委任级公务员以上,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副科级以上公务员。其他没有什么行政权的不算。

大面积的公务员财产登记和公示,让公民拿着身份证去查阅,大概是1987年、1988年开始的。蒋经国去世后,国民党搞了党务革新,那时并没有立法,各个单位系统自己先做,直到1994年。

人物周刊:在给公务员讲课时,他们会跟你争论这个问题吗?

范忠信:确实有争论。有些公务员讲,你说的道理我赞成,公务员既然是公仆,人民是国家主人,仆人应该向主人交底,道理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中国国情复杂特殊,做起来很艰难,你们把事情想得简单了。

人物周刊:若有豁免原则可行吗?

范忠信:至少你要做好这个准备。但是豁免哪一些人呢?

如果豁免原罪的方式不好办的话,还有一个办法: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对所有原来岗位上职务不变的人,不登记不公示;所有要改换新职务的人,包括平行改换,从这个岗位到那个岗位,从下面到上面,还包括本岗位续任,所有这些情况都叫新任岗位。所有新任岗位的人都要登记、要公示。这样的办法或许能够更好地排除阻力。只要你不想担任新职务,不想公示,那就不往上爬了。

现在全国县乡两级干部财产申报试点可能有十几个地方了,而且多数比较成功,没有引起社会动荡不安。

(本文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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