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匡政:暴力原罪與非暴力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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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巴基斯坦的傳奇兒童馬拉拉,印度人凱拉什‧薩蒂亞爾蒂也獲得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他的主要成就在於繼承了甘地「非暴力不合作」的精神,多次組織和參與和平示威活動,抗爭嚴重剝削兒童經濟利益的現象。1980年以來,凱拉什‧薩蒂亞爾蒂已幫助75000多名債役工和童工重獲自由。

在當下中國,關注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精神,是別有一番深意。尤其,大陸各類惡性暴力事件接連發生,使人不能不常常想起甘地的「非暴力」。在印度的很多歷史節點,正是靠甘地個人的精神和心靈力量,才阻止了暴力的蔓延。對當下國人來說,多了解一些甘地,可能就會多一些人理解、領悟甘地的仁愛之心和他的非暴力主張。

在大陸,學習甘地又是困難的,因民眾普遍缺乏倡導非暴力所需的信仰基礎。甘地認為,如果人們都有對仁愛之神的信仰,非暴力就會成為所有人運用的一種力量。對甘地來說,非暴力與信仰有關,是神存在於人類身上的證明。如果獸的律法是暴力的話,人的律法就應當是非暴力,這給了他堅定的意志。印度民眾大多信仰印度教,甘地的非暴力學說又與印度教的許多教義吻合,所以他的主張極易得到大多數印度民眾的認同。

甘地不像印度教或佛教徒那樣,主張「戒殺」。他曾說過,如果有人持刀亂砍亂殺,那麼無論誰殺死這個瘋子,都會視為慈善的人。故而在甘地意識中,非暴力不僅是「不傷害」那麼簡單,而是要懷著仁愛之心對待一切生命。非暴力在甘地的詞典中,是一種純粹的愛,主動去愛一切人,包括「愛那些恨我們的人」、「愛仇敵」,這對普通人顯然極難做到,但甘地認為靠著神的恩典,這種愛的力量就會釋放出來。所以甘地說:「愛只有寬恕,而從不怨恨和報復。」

這種帶有寬恕之心的「愛敵人」,若無宗教信仰作為基礎,確實不大容易想像。在今天網絡上,如果有人要求人們去愛敵人,肯定會被網友的吐沫淹死。可見,即便領悟像非暴力這樣的思想,也須以宗教信仰或傳統文化為基礎,不可能憑空讓人接受。它的很多基本觀點,須經過本民族的歷史檢驗,民眾在內心已將之奉為真理。對印度民眾來說,甘地的非暴力主張,並非是無源之水,在本民族的信仰中是有淵源、有傳承的,從古代耆那教、佛教到印度教,與非暴力主張有許多共同的價值認知。正因為如此,印度民眾在響應甘地的主張時,能時刻感受到自己行動的意義,並從現實的作為中感到來自神的恩典,與他們的宗教經驗是完全對應的。

即使有這樣的宗教基礎,甘地生活的年代,仍常常發生警民間的暴力對抗,和當下中國有相似之處。1922年印度某村村民示威,警察開槍射擊,憤怒的民眾點火焚燒了警察局,20多名警察喪命,政府對民眾進行鎮壓。正當全國民怨沸騰時,甘地宣布絕食,要求國大黨停止不合作運動,希望盡快恢復社會秩序。因為他不期望用仇恨的方式來喚起民眾,在甘地的哲學中,手段和目的意義相同,不純潔的手段只會導致不純潔的結果,仇恨的手段也會帶來仇恨的結局。由於甘地的意志堅定,國大黨只有遵從。

有理智的人都明白,暴力對人的損害是雙向的,施暴者與受害者同樣會受到心靈的殘害。如今的很多暴力現場,我們也能看到執法者的身影。雖說在現代社會,公安、法院等執法者,可依靠強制手段來維護社會秩序。但這種強制手段,是指在打擊犯罪時,可對犯罪分子合法地使用暴力,如果執法者在執法時,不注意這種暴力實施邊界,傷害到那些並未犯罪的民眾,就極易將一種暴力心理傳導給民眾,最終引起民眾暴力行為的反彈。這時,在人們眼中,暴力抗爭就可能顯示出一種正義。

 所以對當下執法者和民眾來說,認知到甘地「手段和目的」的同一性,尤為重要,暴力的手段只會帶來暴力的結果。在西方社會學中,也有對暴力守衡原理的論述,認為即便是合法對社會和個人施加的暴力,最終也會反彈給社會。如果執法機構,常要依靠暴力來維持社會穩定,其結果往往造成社會的不穩定。因為暴力執法的覆蓋面越大,被暴力扭曲人格的民眾也會越多,一個社會的理性空間只會越小,最終損害的是整個社會的穩定。所以真正穩定的社會,絕不能依靠暴力來維持,而是需要民眾有對國家法治權威發自內心的認同,這才是一個社會穩定真正堅實的基礎。

甘地對民族獨立的認知,也極富遠見。他期望的民族獨立,不是權力的更替,而是文明的勝利,所以他期望用尊重和善意使對方的改變。羅曼‧羅蘭訪問蘇聯,與斯大林見面後,曾告訴甘地,認為蘇聯會成為未來的希望,但甘地卻認為蘇聯的權力是以暴力奪得和維持的,任何基於暴力的統治都無法長久,他說「用劍得到的東西,也會因劍而喪失」。所以,當國大黨其他人對他的非暴力主張產生懷疑、猶豫時,他總是奉勸大家,千萬別相信暴力學說,因為暴力者獲得權力,會延續他們慣用的暴力手段,將國家變為集中營。印共因此將甘地視為帝國主義和資本家的同盟者。如今看來,甘地確屬先知。

一個研究法國大革命的學者也有過同樣觀點,認為一個依靠暴力取得合法秩序的社會,暴力其實也是這個社會的原罪。如果不正視這種原罪,不試圖通過清算和疏理來獲得救贖和寬容,暴力就會以其他方式在這個社會中不斷出現。當下國人的暴力文化心理,有諸多來源,包括「文革」這種暴力狂熱年代的集體記憶。那個年代,階級仇恨和暴力反抗,成為大多數思想和文化作品的動力。這些革命和暴力文化興起的地方,其他文化樣式必須陷入沉默,讓位於對暴力革命的言說,使攝人心魄的暴力熱情,深植於民眾心中。「文革」慘絕人寰,和民眾的這種文化心理有極大關聯。改革開放後,這些暴力史實被迅速歸入歷史遺迹。我們常以為對歷史事實,只需用簡單的遺忘,就能換來和解與對未來的嚮往。這種認知是錯誤的。由於在公共生活中,一直缺乏對這種暴力意識的審視與糾正,這種與時代精神並不相容的文化心理,依然保存在人們頭腦中,只要時機適合就會爆發。

貧富分化嚴重的社會現實,正在成為醞釀很多暴力事件的土壤,在這個年代,我們多談談甘地的非暴力,顯然有很多的積極意義。在中國人的習慣意識中,非暴力是弱者所為,是無法用暴力對抗暴力的無奈之舉。但在甘地看來,非暴力卻意味著精神的強大,暴力才是虛弱的表現。只有內心虛弱的人,才會使用暴力方法對待別人,而那些對正義有堅定信仰的人,反而會用非暴力來反抗邪惡。甘地有一句傳播甚廣的言論,是這麼說的:「非暴力並不意味著向壞人的意志屈服和妥協。非暴力意味著以人的全部心靈來反對專制者的意志。只要在這種人類法則指導下進行鬥爭,哪怕一個人也能反抗非正義帝國的全部權力。」

人類並沒有辦法完全避開暴力,但如何減少與緩解各種暴力事件的出現,應當被視為一個龐大的社會系統工程來研究,甘地的非暴力學說只是啟示之一。如何理性面對暴力產生的社會語境,如何重新審視和認知我們文化心理和歷史意識中的暴力基因,如何通過信仰行為、社會對話,包括對文化心理和歷史意識的重塑,來創造一種可以化解民眾暴力行為、舒緩民眾情緒的社會機制,主動擴大民意宣洩的渠道,使那些被壓抑和扭曲的心靈通過對話、協商與合作,從暴力心理中走出來,已成為今天刻不容緩的任務。

沒有這些基本認知,社會的暴力事件只會越來越多,並可能成為惡性循環,這肯定是所有人都不願看到的。

 (據東網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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