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金燕：朋友们坐牢去了──念寇延丁和郭玉闪

她和郭玉闪代表了中国最为宝贵的一群人。思想上有清醒的认识，不以批判赢取目光，而是默默做事。被误解也罢，被指责也罢，总归是把事情做成然后隐名身退。

    寇延丁是NGO从业者、公益关注者的“扣子”、“寇姐”，是我孩子的寇姨。过去一年里她来来往往香港，住我家客厅的沙发，抑或睡我上铺，带孩子去公园，陪孩子逗趣儿。她在的日子，孩子与我闹别扭的次数明显少了。她做山东煎包，招呼大陆的在港年轻人一起分享。我们和陌生的香港远足爱好者一起，深夜走到新界的山里，倾盆大雨中看水库源头的萤火虫和被遗弃的农舍。更多时候，她早晨六七点就背着水袋穿着五指鞋出门了，和本地人边走边聊，采访市民、学者、记者和社会活动人士，试图通过香港人热爱的毅行和远足，来理解香港的草根阶层和公民社会，并写成书介绍给中国大陆。

   回山东闭关写作期间，她形容自己“像螃蟹吐泡泡一样”，文字汩汩滔滔地流出来，不能停止。她要写香港和台湾“走起”的人们。但她绝不是趴在案头的码字工，她所做的贡献，我无法在这里一一书写。因为她的美德，在目前寻衅滋事成风的掌权者手里，都是罪行。她成立了关怀残障艺术家、四川地震伤残幸存者的支持机构，是身体力行的素食环保主义者。她很少谈自己，在多本书作里总是隐去自己来呈现采访对象。但她的文字，已经实实在在地为她的思想和行动说话（见文末书目）。

    寇姐被抓前两天，还在我香港的厨房里，与我一起做了鸡蛋面早餐。她匆匆经过香港，只待一天。我以为香港占中正是田野观察的好机会，问她为何不多待。我们简单聊了当下两岸三地的情况，她忧心忡忡着急要回北京。她自嘲关于香港“走起”的书稿恐怕是出不了了。尽管频频得奖，她的书稿要通过审查在内地出版，已经是越来越困难了。占中一发生，一方面大家的注意力都在占中事件本身，另一方面国内对其审查，恐怕是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了。她对此倒也无所谓，说不如把台湾的“走起”写了再说。我们虽然是忧虑，但也觉得不至于有什么事情发生在她身上。因为这么多年来，她低调务实又能能忍受委屈，一心想着和大陆的公众交流，推动每个普通人走出一小步，为我们的社会进步做出一点点承担。

公众不知道2005年她和梁晓燕老师冒风险去探视被软禁在家的陈光诚；也不知道她来见我一面后被便衣警察跟踪调查；更不知道她在被停刊的《民间》里是主要的记者；也不会有机会听她公开说为了保存NGO机构而受到的压制和政治上的困难。

    她穿着轻便舒适不引人瞩目的棉麻衣裳，黑发盘在脑后，常常穿着运动鞋或五指鞋。干净、利索又宁静亲和。随身背包里有简单的干粮和水杯，生活上对自己有要求有照顾却又是随时随地都能适应并且照应他人。

    寇姐一般不直接谈政治，她低头贴近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体，体谅他们的处境，做具体的事，写他们的故事。她和郭玉闪代表了中国最为宝贵的一群人。思想上有清醒的认识，不以批判赢取目光，而是默默做事。被误解也罢，被指责也罢，总归是把事情做成然后隐名身退。迫于政治压力也罢，出于关心家小也罢，总也能够低头，在政治敏感期保全自己。

   当年为了营救光诚，不知多少人开了多少会做了多少或明或暗的工作，而玉闪在意外中接棒一气呵成。2009年，胡佳在监狱，我就职的公司卖掉了，开家庭幼儿园被当局关闭，找鲜花公司的工作被警察直接施压老板辞退，女儿又嗷嗷待哺，我的人生进入谷底。我渴望一个物理空间的工作机会而不是生活在网络世界，令我有稳定的收入，有机会与外人接触见面，还能够实现自我价值，但这一切谈何容易。一个朋友邀我化名给一家杂志翻译稿件，但终归我的真实姓名通不过用人系统的政治审查，而我又难以用双重身份来与编辑相处，心内身处也担忧给不知情者带来的政治风险，最后作罢。玉闪知道了，便邀我到传知行一起工作，是唯一一个直接做到帮我实现工作梦的朋友。

    我自诩是务实做具体事情的人，但终究是个过分的沉重的理想主义者。玉闪不但不怪我，还接住我挑给他的刺，把棘手的工作一件一件落实下来。批评指责中国政府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切实地使服务对象受益，改变政府的经济社会行为，有多少个所谓“位卑言轻”的民间人士、机构可以持久地做到？传知行在一步步扎实的行进，这导致了研究所被查抄的必然命运。面对中国政权，既不能光讲政治正确和对方划清界限了事，也不能光讲技术操作实现目的而忽略不正义的程序陷入道德泥淖。这两者的局限与后患不一定能被网上骂架的网友觉察。玉闪也许达到了更好的平衡，不是简单地技术处理或意识形态批判，而是在深厚的人文精神底子上，灵活处理具体的事情，为社会转型小步踏进做准备。

    同时得知郭玉闪被刑拘和寇延丁被抓的瞬间，我在旺角街头看油麻地本土艺术小区活化厅的成员布置行为艺术。我后悔没有坚持把寇姐留下来，她一定会爱上旺角。弥敦道由往日的车水马龙，变成公众散步和公民政治的场所。真普选政治抗争的表层下，背景多元甚至身份复杂的社会底层民众从冷漠、疑虑、观望到走上旺角街头，散步、售卖鲜榨果汁和自拍神器等小东西、自设吹水区和抗议标示、乃至直接加入与警察和反占中人士的冲突中保护学生。随着抗议时间拉长，中国专政政权和大财团主导下的香港日常政治冲突渐渐呈现在弥敦道上。

   不少营营碌碌的街坊，暂时中断了技术化、机械化的紧张日程，重新夺回被弥敦道车流切断的空间与生活，行走在我地，思考政治冲突背后更贴近自身的议题：如何保障自身脚踏实地的街头生活不被高楼大厦与高速车辆淹没；如何保障糕点、花圈、开锁、泥水、缝补等手工活小铺不被黄金珠宝名品店挤压消失；如何提供给年轻人有尊严的教育、就业和发展机会而非从幼儿园开始不得不参与一轮轮面试、低学历的就业机会扩张而高学历毕业者难以生存自保。弥敦道的中断，社会底层的参与，使得旺角真普选抗争添了浓重的面向香港城市规划、都市化弊病诊断的色彩。

   生命形态是如此丰富多元，许多人依旧与政治刻意保持距离。在后极权国家尤其如此。如果大陆能够保障基本的言论自由和法治，那么即使民主还尚遥远，香港的民众还能忍，不会走到公民抗争这一步。大陆的有识之士如玉闪，如寇姐，也会默默地一直以思想为行动，更以行动为行动，耐心地推动社会往前走。

  每有故友被抓、入狱，玉闪止不住愤怒、悲伤，阿潘（玉闪爱人）和我们几个女性朋友都拿眼瞪他：“胖子你可不能进去！”。专制者的监狱是摧毁柔弱肉身的地方，开不得玩笑。玉闪何尝不知道。他忍，他时常被耻辱的刺痛感裹挟着，又无声地力所能及地支持受难者的家人。眼睁睁看着一个个友人进了监狱，而这些人恰恰是社会进步的希望。这不仅是个人的耻辱，更是时代的耻辱。现在，他舍了妻儿父母，也进去了。寇姐也被抓了。我担忧专政机器残酷地在他们的肉身上烙下伤痛烙印，又坚信他们能在审讯中保存自己，感动具体的对手。

曾金燕 2014年10月14日于香港

索多玛城，义人的美德便是他们与生俱来的罪行。

寇延丁作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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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集《诗 和我在一起》、散文集《文和我在一起》， 2002 年，远方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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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美丽》，国内首册关于残障美术家的纪实作品， 2005 年，北京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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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从改变自己开始》，民间公益组织纪实作品， 2007 年，海南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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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世界有多美》，国内首套残障美术家系列作品， 2011 年完成出版第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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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操作的民主》，议事规则在中国基层的推广， 2012 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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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改变生存——改变我们生活的民间力量》， 2013 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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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从改变自己开始》，民间公益组织纪实作品， 2013 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再版。

郭玉闪简介
郭玉闪， 1977 年生，福建莆田人，北京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毕业， 北京阳光宪道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后更名为公盟）创始人之一，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创始人、理事、所长，《第一财经》特约评论员，原《新青年 · 权衡》杂志执行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民生、公共政策方面的管制经济学分析，同时多年来一直倡导破除垄断的管制改革。目前参与传知行税收、出租车业、三峡工程等领域的研究。作家余世存对他的描述是“一个热情似火的学者，做过沙龙、慈善、环保、维权、学术、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