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北京為什麼擔心？

【明報專訊】政治是種感知的藝術。對於大部分香港人而言，眼下這場佔領行動究竟是不是「革命」，或許並非首要問題，因為「革命」是抽象的，但參與者的行為和表現卻是肉眼可見。正如許多在9月28日之後才決定跑去現場的市民，他們當然在乎政改的議題，但他們更在乎的卻是警方居然對學生用上了比當年對付「韓農」還要多的催淚彈。不要忘記在世貿部長級會議那年，許多香港市民對韓國農民態度的轉變；一開始是冷漠，甚至還有些討厭他們在行動上的力度，可漸漸地卻轉成了同情，進而支持。為什麼？這就是感知變化的效果。

兩種香港人

若從這個角度來看，佔領與反佔領，與其說是政治立場的分別，倒不如說是兩種香港人的分別。這個區別也許太過簡括，太過不科學，但經過媒體和社交網絡的呈現，卻一樣有着非常具體的力量。一種香港人犯法，但卻簽過同意書，願意以良心接受法律制裁；另一種香港人反對人家犯法，同時還「反暴力」，結果卻以既暴力又犯法的手段來表達主張。一種香港人會在行動現場做功課，打掃環境，回收可再生垃圾，而且還禮貌周到；另一種香港人卻滿嘴粗言、態度兇暴，不止打人，甚至公然性侵犯對手（還說什麼出來示威就要接受非禮）。

這兩種香港人就連組織行動的模式都是不同的，葉劉淑儀女士認為佔領行動的支持者既有大量物質支援，又有高效靈活的效率，可見它「背後一定有組織」。但只要稍為做過功課，稍為留意過去幾天網絡上的情况，都該發現佔領行動的特色恰恰是一種「無組織的組織」，一種多點橫向連結的「蛛網式組織」。9月28日之後，同時出現了旺角和銅鑼灣等兩個新「戰場」，並不是什麼神秘地下組織之功，而是網民自發商議的結果。正因如此，我們才會見到整個行動少了一個足以號令全局的中心，沒有誰能保證人家一定會聽他的話，也沒有誰有把握能代表全體行動者去和當局談判。但另一方面，這類人集體自我學習的能力也較強，在行動花樣上屢屢應變升級。相比之下，反佔領人士的行動就真是系統得多了，要戴口罩就戴口罩，要咬飲管就咬飲管，進退有序，收放自如，就只差幾輛大巴帶人到場罷了。若說這不是收人錢財替人消災，恐怕建制派自己都不會相信。

最後，更別忘了這兩類人的構成。一類人以學子為主，錯以社工、教師、文化人，以及中產階級，多半擁有不錯的教育程度。另一邊則是大叔大嬸，以及黑社會成員，衝勁有餘，但卻說不清自己到底想來幹什麼。簡單地講，這兩類人的分別就是兩種香港人形象的分別。對於仍未捲入風暴，多少還站在中間的市民而言，你猜他們會認同哪一類人？希望自己是哪一種香港人呢？

說到這裏，我們就可以來探討一個更加要緊的問題了，那就是北京為什麼應該擔憂。

失去整代年輕人

借用劉細良先生常說的那句玩笑話，前述兩種人的不同乃是「先進生產力」與「落後生產力」的分別，是知識結構的分別，「有型」和「冇型」的分別，甚至還是世代的分別。在過去兩年之間，這兩類人的分別已經打上了非常鮮明的政治印記，形成一連串形象上的等式與對決：撐梁振英 = 支持阿爺 = 教育程度不高 = 粗糙老土 = 收錢辦事 vs. 反梁振英 = 不服阿爺 = 教育程度較高 = 斯文有型 = 自動自發。又由於這兩類形象等式往往還代表了代際的差異，所以我們不妨大膽地講，北京和建制派過去十幾年來一直念茲在茲的「人心未回歸」，經過兩年多來的局勢演變與政治操作，終於演變成了今天的「人心不回歸」。任何北京來人，過去幾天只要到金鐘街頭看看，又或者瀏覽一下網上的討論，大抵都會得到如此結論﹕我們已經失去了整代香港年輕人。

狼來了隨時成真

在過去兩年多的日子裏頭，我們時常聽到有人像葉劉淑儀女士一樣，懷疑這些反對行動背後是否藏着一個很厲害的組織。也時常看到許多意見就和最近《人民日報》的評論類似，指摘這些反對行動是「海外反華勢力」煽動的結果，不止有走向「港獨」的嫌疑，甚至還「意圖顛覆國家政權」。我不敢斷定這些講法究竟只是政治策略上的一套定性修辭，還是有關部門的真實認知。可我想在此做出一個大膽的猜測，那就是這一切都有可能成真。如果上述說法是他們認真的判斷，那麼他們大概會慶幸自己預言的準確；如果那只是用來嚇唬人的招數，這可就真是「狼來了」了。「港獨」會有的，「顛覆國家政權」會有的，就連「海外反華勢力」也大有成真的機會。

這一切北京噩夢的基礎之一，乃在於這次佔領行動的道德特質。大家不妨重溫一下「佔中三子」一路以來的言論，其實他們的目標一直是很清楚的，那就是避免佔中的發生。因為「佔領中環」只是手段與籌碼，它真正的目標是要一個沒有篩選的普選。可是原有目標一旦落空，手段本身就要升格成目標了。誇張點說，這大概類似藏地的自焚，是一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行動，一種它本身就是道德義務，再也不求任何實效的行動（說白一些，那叫做「給自己一個交代，給後世一個交代」）。眼下的僵局顯得那麼難以化解，正是因為行動者本身也知道他們的訴求很難得到滿足（就算不是原始佔中成員，一般跑去支持的市民大概也不會相信中央會讓步吧），當談判雙方都曉得共識不可達成的時候，談判又有什麼可談的呢？

這種行動本身就是道德義務的想法，本來十分違反大家心目中香港人那十分實際的性格，於是它也就成了一具潘朵拉的盒子，打開了部分港人質變的機會，使人感到再不實際的目標也是可欲的，再不現實的理想也是值得追求的，不可能的事其實是可能的。

比方「港獨」。它原是香港政壇的最大禁忌，儘管有不少人認同「本土」和「命運自決」，但獨立到底是說不出口的。正如呂大樂先生此前提出的，政治上本土傾向的尷尬就在於他們一方面不願碰「港獨」，但另一方面又舉不出任何可實踐可操作的具體主張（例如「城邦論」，在北京眼中，它或許不離港獨太遠，因為都涉及到國家政體和版圖統治形式的變更）。更大的問題是它太不實際，根本沒有成功的機會。但是，在今天一整代土生土長的香港年輕人「被丟失」的情况底下，在不可能的事情也值得一試的氣氛底下；更重要的，是在現在這麼簡單的佔領示威也被打成「港獨」的實際環境之下，大聲說出「香港要獨立」又有什麼可怕的呢？今天具有本土傾向的政黨或許猶抱琵琶半遮面，明天會不會就有些政團乾脆直接坦白地模仿「新芬黨」，把「自治」甚或「獨立」列作根本綱領？

在中國認同降至新低點的氣候裏，近日香港民間輿論對「民主回歸」以及一切染有「大中華膠」色彩人士的聲討，完全可以理解。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香港普選難產的困境，豈不也正應了早輩「民主回歸派」的那句﹕「中國沒有民主，香港就沒有民主」？無論這兩年來的本土傾向有多濃烈，無論陳雲先生的種種謀策在其信徒眼中有多麼厲害，我想大家都很難否定中央政府在香港政政改一事上的作用與角色。不管你紀不紀念六四，也不管你反不反「蝗蟲」，香港有沒有真正開放的普選，其現實的決定權並不在港人手上。既然一個不接受「西方歪路」的中央政府不容香港民主，既然在香港爭取民主就有「顛覆政權」之嫌，所以有人可能就會試着走一條和「港獨」同樣激進，但立場截然相反的道路，那就是乾脆把「支聯會」多年來「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化作行動，真正幹起支援內地民運的革命大業。

表面上看，這兩種主張都很不現實，就算做起來也無異於螳臂擋車，參與的人絕對不會太多。但激進行動從來不必人多，真正有志於「疆獨」的維吾爾人也不是這麼多吧。就算不用恐怖手段，多了一群人以類近「法輪功」的手法在各大自由行要點散發載滿「六四真相」和「大饑荒真相」的傳單，向所有內地駐港人士和留學生心戰宣傳，那也足夠北京當局頭痛了。更麻煩的是這兩股「後民主派」的激進力量還有一個天然的理想舞台，香港到底不是西藏和新疆，不能說封鎖就封鎖，說嚴打就嚴打，它只會比西藏和新疆更難搞。又由於焦點不在民族和宗教，而在於民主等普世價值的落實，所以香港各種運動對內地年輕一代的影響也遠非西藏和新疆可及。所以，香港不單是另一個西藏和新疆，對北京而言，它是真正具備顛覆力量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境內前線」。以上所言，是否誇大，我們只要留意一下網上討論的動態，就可以有些感受。

提供改變中國管道

然後就要說到所謂的「海外勢力」了。其實這麼多人在談「英美反華勢力」，什麼「黃之鋒接受美軍格鬥訓練」，劉迺強先生所說的「港美中心在大學活動」云云，全是過分誇大，明眼人統統曉得。沒有比陳方安生女士和李柱銘先生等經常外訪的政治領袖更知道真相的人了，那些駐港外交官與外國議員根本做不到什麼，頂多就是「口舌服務」罷了，他們的言論與其說是講給中國人和香港人聽，倒不如說以本國選民和上級為對象。實利所在，他們也有機會像戴卓爾夫人的前秘書一樣，說變就變。即便如此，由冷戰時代「美新處」的工作，與「顏色革命」時一些基金會的運作經歷來看，某些「休眠」機構被喚醒，以及某些力量的藉機進入，也是大有可能的。因為香港的局面已經開啟了一個國際地緣政治轉變的機會，這裏提供了一個漸漸改變中國的管道。

總的來講，對管治者而言，香港的情勢真是說有多糟就有多糟，所有他們預言過的東西都有逐步成真的機會。我現在想問的問題是﹕事情怎麼會變成這樣？為什麼決策者之前似乎看不見這麼明顯簡單的局勢演變？比起開放普選，香港法律體制的超載與政治力量的激進化，哪一種結局更加可怕？有沒有避免這些情况發生的辦法，又有沒有挽回危局的選項？如果沒有，那些原本可以使用的選項，以及可以制止情勢惡化的方式，又是怎麼消失的呢？

（据2014年10月10日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