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常上訪者」的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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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猛為紐約時報中文網撰稿 2014年10月09日

2014年7月中旬的一天,正在北京上訪的張小玉和許有臣決定跟隨河南焦作政府人員返回家鄉,他們以為七年的積怨即將得到解決。然而第二天回到焦作,截訪人員的車子直接把他們拉進了派出所。

因為對失業和家族企業損失的不滿,張小玉和許有臣這對訪民夫妻,七年前開始了顛沛流離的上訪生涯。50多歲的張小玉倔強固執,大她一歲的許有臣內向少言。北京上訪期間,張小玉成為活躍的訪民代表和領袖,參與聲援過多位知名活動家。2012年,她被家鄉政府綁架、秘密拘禁於焦作一處鄉村監獄。

為了尋求公正,他們又繼續返回北京上訪。而再次從北京被攔截回家鄉,他們似乎受夠了。一樁慘案就此發生,許有臣持刀刺死截訪的一位警察。

事後,焦作市中站區外宣辦和焦作警方在網上發佈了通告,描繪了這樁慘案的過程:7月17日下午6點20分,張小玉和許有臣由焦作市中站區工作人員帶回原籍,被送至中站警務一中隊接受調查,辦理交接手續時,許有臣購買一把水果刀返回車內。警察王軍干規勸兩人下車接受調查,遭到拒絕,許有臣突然持刀刺中王軍干,王軍干因左腎動脈破裂導致失血休剋死亡。

案發現場,張小玉在打給她的律師常瑋平的電話里發出喊叫。「她(張小玉)感到受騙了。」常瑋平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說。

「她後來對上訪完全失望,」張小玉的長子許柯在接受採訪時說,「本來父母已經打算收拾好北京的行李結束上訪了。最終他們採取了反抗。」

張小玉與許有臣七年的上訪生涯,與中國政府試圖改革和整頓信訪制度的時間重合。過去十年,中國政府開始了一系列的政策調整,試圖打破訪民反覆申訴反覆上訪的怪圈,並遏制地方政府在維穩壓力下,截堵訪民過程中出現的違法行為和惡性事件。然而這些調整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

最近的相關政策是今年4月國家信訪局出台的《關於進一步規範信訪事項受理辦理程序引導來訪人依法逐級走訪的辦法》,從5月1日起禁止越級上訪,明確規定信訪人應當根據信訪事項的性質和管轄層級,到依法有權處理的本級或上一級機關設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場所提出。5月30日起,最高人民法院又開通了遠程視頻接訪系統,最高法院人員通過視頻聽取地方法院與上訪者雙方陳詞,以期糾正錯案,並緩解越級上訪者的衝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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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系列新規,跟同一時期的中國政策走向存在一定關聯性。無論是天安門事件25周年、打擊恐怖主義、北京安保升級,都顯示出新領導人習近平更加嚴厲的政治管控風格。

張小玉夫婦並沒有從新規中獲得更多的申訴便利和渠道。一直關注此案的北京維權律師劉曉原接受採訪時認為,新規甚至會縱容地方政府針對訪民的打壓。「新的規定要求逐級上訪就地解決,但是配套的措施沒有,張小玉恰恰就是因為在地方得不到有效處理,才去北京上訪。你讓她回原籍還是得不到有效解決。」

信訪改革不斷地把壓力轉移至地方政府的過程中,一個讓人意外的副產物就是地方黑監獄的擴散。採訪中,十餘名訪民、律師、學者講述了近幾年的變化。

原來,出於維穩政績的考核壓力,地方政府到北京截訪,聘請地下車隊遣返訪民,駐京辦租用招待所一類的場所關押訪民,僱傭保安看守,這些被統稱為「黑監獄」的場所甚至逐漸發展成一個地下產業鏈。2009年北京發生了黑監獄保安強姦女訪民的惡性事件,2010年爆出了安保公司安元鼎幫助地方政府截訪拘禁訪民的案件。中央政府為了有效規範信訪秩序,防範侵害訪民權益的案件發生,要求駐京辦停止非法行動,北京公安部門對安保公司介入截訪進行嚴查。但是據報道,地方政府截訪和拘禁仍然普遍。而且自2009年以來,黑監獄由首都向地方轉移、上訪者被地方政府非法拘禁在家鄉黑監獄的案例頻繁出現。

張小玉的經歷反映了當壓力推向地方政府一方時,矛盾如何被全面激化。

巧合的是,死者王軍乾和許有臣都在當地礦山做過保安。王軍干後來考上了警察,許有臣在2007年底跟着妻子來到北京成為上訪者。當許有臣和王軍干在派出所意外遭遇,昔日同事已經身處彼此對立的立場。

7月21日,遇害警察遺體火化,被追認為烈士;在嚴格管控的中國網絡上,行兇者獲得了廣泛的同情,網民為他們辯護,說他們是抗暴的英雄。農村問題專家於建嶸在新浪微博上評論說,「警察王軍乾和訪民張小玉應都是信訪考核制度的受害者。」

「非正常上訪者」

張小玉常常被稱為「非正常上訪者」。這一稱謂起源於2005年5月1日起實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信訪條例》,條例規定了信訪的場所、層級、範圍、人數等,違反這一條例者均被視為「非正常上訪」。維權律師王才亮介紹,《信訪條例》頒佈後,曾經搞過一個違反信訪條例來京上訪統計,違反條例者自此都被通俗地稱作非正常上訪,並被各地採用。

「非正常上訪的提出,本意是為了規範上訪秩序,現實中卻成為地方打壓訪民的工具,」王才亮說。

今年54歲的張小玉和55歲的許有臣大約在2008年前夕來到北京上訪。這是一個麻煩的年頭,北京奧運會召開在即,維穩政策主導着中國社會,民間的維權行為受到壓制。

張小玉是這個上訪悲劇的主角,許有臣一直躲在妻子的光環後,扮演了一個影子助手的角色。

作為一家之主,許有臣不太走運,早年他做過礦山保安,後來到焦作公交公司開車,張小玉家人接受採訪時介紹,許有臣出了一次運營事故,並被焦作市公交公司以曠工為由除名。後來許有臣貸款開私人小巴又遭遇車輛自燃。生活陷入困窘,2004年12月全家申請了救濟。後來他和張小玉一起賣過早點。這些努力沒有實質改變家庭境況,為了尋找精神寄託,他和妻子一起成為了佛教徒,並短暫經營過佛事用品。

焦作作為產煤區,採煤生意產生巨大的利潤。本來張小玉的父親在1993年承包了焦作當地一個煤礦,但後來和村委會發生了合同糾紛,經法院兩次審判難以執行。1995年法院調解雙方簽訂了一個協議。張父因為合同糾紛失去了預期的利益,張小玉認為父親遭受了不應有的損失,在當地無法公正解決。

2007年10月,張小玉來到北京為許有臣的失業問題上訪。許有臣一起來到北京。2008年初,張小玉的父親去世,她的弟弟們推舉張小玉重新申訴父親的煤礦糾紛。於是張小玉決定帶着兩個案子一起上訪。

張小玉在北京持續上訪七年,失去了正常生活。

焦作張小玉家,用磚塊搭建的低矮房屋裡破舊簡陋。案發前,張小玉正在為即將結婚的兒子借錢籌建新房。

「媽媽帶着我和弟弟曾一起到地里撿拾野菜充饑,1996年我讀小學三年級後,一家四口在下水道上搭建的臨時窩棚里住過兩年。」張小玉的長子、28歲的公司職員許柯接受採訪時回憶說, 「上訪的經歷讓我媽媽認為,這個社會太不公平太黑暗了。」

2008年12月19日和2009年8月5日,張小玉兩次遭到北京警方訓誡,原因是在天安門和中南海周邊「非正常上訪」。根據實踐和北京訪民介紹,按照2005年《信訪條例》有關規定,出現在五個區域(天安門廣場、中南海周邊、駐華使領館區、中央領導人住地以及涉奧場所包括分賽區等非信訪接待場所)的上訪,都被視為非正常上訪。

因為張小玉羈押在看守所,尚不清楚她這兩次究竟採取了何種行為。家人提供的由張小玉寫的反映上訪遭遇的抗議聲明說:「僅僅因為帶着申訴材料經過天安門廣場,就被判定非正常上訪,被警察攔截,遭到訓誡。」

張小玉拒絕在訓誡書上簽字,警察送她到馬家樓。馬家樓是北京的訪民分流中心。王才亮律師介紹說,上世紀80年代馬家樓作為各部委解決老幹部問題的招待所出現,後來演變為收容遣送站,自90年代開始大規模使用至今,2003年廢除收容遣送制度之後,成為訪民接濟服務中心,現為北京民政局下屬單位。北京訪民、維權人士李學惠介紹,一般外地進京的「非正常上訪者」會被送至馬家樓,再通知地方駐京辦和政府領回原籍。

等待張小玉的是焦作市地方政府的懲罰。2009年8月14日,中站區公安分局以張小玉在北京「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為由,對她行政拘留10日。2009年8月23日,焦作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決定對張小玉勞教一年,關押3個月時,張小玉因腦梗保外就醫。

《紐約時報》看到,張小玉次子許天龍保留的這份勞教決定書中,焦作政府抱怨:僅僅2007年10月至2009年8月期間,焦作李封辦事處因為張小玉到北京「非正常上訪」,花費的直接、間接費用高達14萬元。(尚無法知道這些維穩支出的具體構成。)這是一個縮影。中國的維穩經費逐年上漲,凸顯了中國民眾與政府的對立關係正日益突出。

後來張小玉再次回到北京上訪,除了最初的案子,此時上訪的內容又多了對於勞教的指控。平日,夫妻倆應聘做保潔,其餘時間用來上訪。

在某種程度上,上訪似乎又成為張小玉的精神寄託,甚至為她贏得聲望與歸屬感。

北京訪民李學惠注意到張小玉大概在2009年開始在北京訪民中變得活躍起來。他在北京接受採訪說,「她很熱心,又有組織能力,逐漸成為訪民中的活躍分子。」

李學惠說,張小玉在訪民中樹立起威信的兩件事,一是參加公民圍觀團,聲援陳光誠。陳光誠是山東沂南的盲人維權律師,當時被囚禁在東師古村的家中。2011年11月12日,張小玉最早一批帶着幾名北京訪民到山東為陳光誠祝賀生日,中途遭警察驅逐,隨後吸引了大批公民到東師古村聲援。(陳光誠2012年4月從家中逃脫進入美國大使館,後來去了美國。)

第二件是帶領訪民衝擊黑監獄。熟悉張小玉的山東女訪民盛巧真說,2013年2月9日,她在北京遭家鄉政府人員截訪,因為「張小玉在訪民中影響很大」,給了張小玉打求助電話。「張小玉帶領湖北訪民和河南訪民趕到,打110報警,截訪者被迫放棄,沒能帶走我,」盛巧真在山東家中接受電話採訪時說。

當時一起前往的河南訪民張素珍說,「張小玉會組織訪民一起去解救被截訪的訪民。一般我們會打110,報警說有公民被非法拘禁,北京警察會出警,這種情況下截訪者不得不放人。」

據《紐約時報》接觸到的一些訪民講,張小玉還曾繪製了一份北京黑監獄地圖,計100餘處。

2012年,她在騰訊微博註冊帳號「慈善義工」,用手機視頻、圖片、文字記錄上訪生活。

根據她在微博中上傳的文字視頻資料,她一邊在北京做清潔工一邊上訪,從每月1000元的收入中,為訪民發放食物、過冬衣物——很多訪民就住在臨近信訪局的地下通道里過夜。張小玉在手機自拍的視頻中說:「做義工幫助訪民,一直是我最樂意的事。」

盛巧真說,訪民在維權時會採取一些激烈的行為,「比如爬煙囪、扯橫幅、喊口號。因為正常上訪不解決問題,我們就用這種方式讓全世界知道,我們有冤沒地方訴。」

張小玉的抗議大膽和富有戲劇性。有一次她告訴常瑋平律師,她曾到中南海附近扯橫幅「尋找黨媽媽」,併流淚高喊「黨啊,你的女兒找你找得好苦。」

2010年5月4日青年節,張小玉突破了安保,在溫家寶視察北京大學時混入了圍觀群眾,距離溫家寶最近距離只有三米。但是並沒有按計劃「喊冤」。

自由記者老虎廟在拍攝的一部關於中國上訪者的紀錄片(尚未完成)時認識了張小玉,後來她在接受老虎廟採訪時對着鏡頭說:「當時我想跪在溫總理面前喊冤,但是話到嘴邊喊出來的卻是——『溫總理辛苦了。』」

鄉村黑監獄

張小玉的上訪陷入了一種怪圈,她具有挑釁意味的抗議行為,也使她遭到不斷升級的打壓。

2010年12月8日,張小玉因為在世紀壇附近被指控「上訪鬧事,嚴重擾亂社會治安」,被北京市海淀公安分局行政拘留五天。

警方往往對「非正常上訪者」施以訓誡、治安處罰、勞教、拘留。2013年勞教制度取消,但是上訪者回到家鄉後依然會遭到地方政府的重複處罰。

2012年,張小玉遭受了上訪生涯最大的一次傷害。按照張小玉在老虎廟拍攝的視頻素材中的講述:2012年11月8日下午——當天是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日——她在訪民最集中的北京永定門車站外,被幾個身份不明的人強行拉上一輛北京牌照汽車,一名自稱姓馮的北京警察,將她轉交給來自河南的截訪人員。

當時張小玉用手機拍攝了馮警官的圖像,目前保留在家中。

張小玉自稱在車上遭到了捆綁毆打,受傷昏迷。半夜醒來,發現身處一處陌生房間,大門反鎖。後來她對着鏡頭說,因為打得很重,前六天無法開口說話。在這間神秘的房子里,張小玉獨自被關了十天。有三個男子在隔壁房間看管他,每天從窗戶丟進一些食物。直到第六天她能夠開口說話,要求出門去廁所,才發現身處一個偏僻的山村院子里,方位不詳。手機被沒收,無法聯繫到外界。張小玉打碎了窗玻璃,用手上的血跡、香蕉皮、方便麵調料在關押她的房間牆上寫抗議標語、呼救。

期間,曾有一名說普通話的男人來見張小玉,男人以北京官員的身份詢問張小玉上訪的經歷,重點詢問了張小玉參與北京訪民聲援陳光誠、艾未未、許志永等維權人士的行動——這個細節似乎表明張小玉在北京的行動都被記錄在案——並給了張小玉被拘禁以來的第一杯熱水喝。

張小玉在視頻中說:第十天的晚上,看守用衣物蒙住張小玉的頭,塞進一輛麵包車離開村子。車在高速路開了半小時之後,他們什麼也不說,把張小玉遺棄在路邊。後來她發現自己站在距離家鄉焦作60公里的濟源市的郊外。

張小玉設法回到焦作家中報警,並用放在床頭的手機拍攝了報警經過。家人提供的這段視頻顯示:警察匆匆趕來,對她的離奇遭遇感到不可思議。最終張小玉被告知,沒有證據顯示她遭到了拘禁,因此無法立案。但是家人還保留了張小玉到醫院就診的一些單據記錄。

養好傷後,張小玉2013年1月曾到北京尋訪,也被告知,沒有馮警官這個人。

張小玉憑藉模糊的記憶尋找那個村落。她還記得院子外旱廁的模樣和村子的大概地貌。老虎廟當時跟隨記錄下張小玉的尋訪過程。經過五個多月的尋找,2013年4月5日,在太行山腹地一個叫桑園的村子找到那間關了自己十天的院子。她非常意外:桑園村同樣隸屬中站區,距離張小玉家不過十公里。

視頻中多名村民稱,當時聽到一個女人在院子里發出凄厲喊叫,有村民被告知:政府在這裡關了一個法輪功習練者。

視頻中張小玉走進那處院子,問院中的村民:「誰把人關在這裡的?」

村民:「區里。關了一個上訪的,說是法輪功。」

張小玉:「關了幾個?」

村民:「關一個。」

張小玉:「那個人就是我。」

村民:「我聽說了。」

張小玉:「你看我像法輪功嗎!」

王軍干被刺身亡案發後,《紐約時報》再次進入這個山村。桑園村的村民們保持着沉默。無法確認他們是否事先受到了當地政府的警告。巧合的是,許有臣的一個遠房親戚就居住在這個村子,這名許有臣的女性親戚告訴《紐約時報》,她也知道曾有人被關在這裡,也聽到過女人的呼救,但是後來才知道關的人是張小玉。

桑園村距離焦作市區要經過一段偏僻的山路,位置隱蔽。村裡有20幾戶人家,依山而建,拘禁張小玉的院子位於半山中間,掩映在一大片茂密的樹木下面,屋頂露出一台太陽能熱水器,黑漆的大門上貼着對聯。

這棟院子屬於一戶許姓人家。房東的兒子許小平住在附近,他說這間閑置的院子原本打算改造成家庭旅館,接待周末來山裡度假的城裡人,一直沒有啟用。2012年的確有一個女人關在院里,是村委會向他家租了房子,這是他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租行為,當時按每人每天30元支付給許家作為報酬,他並不知道關押的人是誰,也不認識那三個看守。

當那個女人被帶離後也沒有再投入使用這個院子。自稱是桑園村書記的許明富承認:「這是區里和鄉里命令的結合。是為了阻止她(張小玉)到北京告狀。」

此時,一女兩男三名沒有表明身份的人士出現在院子里,阻止了《紐約時報》進一步的採訪。

張小玉的弟弟張四平在焦作接受採訪時說,桑園村所處的龍翔辦事處和張小玉戶籍所在的李封辦事處,同屬於中站區轄區,他猜測很可能中站區政府主導了這次綁架,目的是把張小玉限制在可以控制的範圍內。家人提供了張小玉寫的一份打印申訴材料,信中指控李封辦事處參與了這次拘禁。

《紐約時報》無法確認此次綁架由誰主導,也無法確認綁架的目的。

張小玉多次報警舉報無果。張小玉的次子許天龍說:「事後李封辦事處賠償了我媽2萬元,說這是慰問金。我媽在養傷的時候,政府派了一個信訪幹部天天來為我媽做飯。」

《紐約時報》多次聯繫地方政府。焦作龍翔辦事處稱不知情。焦作中站區政府外宣辦一直沒有回應採訪請求。

張小玉的離奇遭遇並非孤例。2009至2010年,北京黑監獄看守強姦女訪民,安元鼎事件等惡性案件相繼發生後,出現了黑監獄向訪民家鄉轉移的趨勢,多名上訪者反映都曾經被地方政府關押到家鄉轄區的黑監獄。雖然中國媒體鮮見報道,但維權律師們認為最近幾年這一趨勢越來越明顯。

同樣是在北京十八大舉行期間,山東訪民盛巧真被一輛寫着「信訪直通車」字樣的麵包車,從北京拉回山東老家,從2012年11月7日到11月16日,被鄉政府人員看押在村子外的一處電廠招待所。「我被矇著頭關進去,窗戶被釘死了,開始不知道關在哪裡。」盛巧真說,她曾絕食抗議,為了防止意外發生,還配有醫生配合監護。十八大結束,盛巧真恢復自由後發現,關自己的地方離家只有一公里。

湖北訪民閆森自述多次被單位維穩辦和轄區鎮政府綁架關押在老家的單位招待所,2012年十八大期間關了2個月,直到會議結束恢復自由。「一般都是在北京有重大會議召開的時候,就會控制我的行動,因為維穩責任是落實到最基層單位的,在他們的控制範圍內,更方便看管。」閆森在湖北家中通過電話說。

這些拘禁案件訪民都曾經報警舉報,但是缺乏證據而無法立案,主謀者永遠躲在幕後,綁架者受人僱傭指示,事後也幾乎很難找到。

北京律師劉曉原分析,2009年發生在北京「黑監獄」的女訪民被性侵害事件,讓地方政府害怕在北京的非法拘禁會造成大的影響,「他們擔心僱傭的看守出事,也擔心自己的行為曝光。」

劉曉原說:「地方政府把訪民控制在偏僻的鄉下更隱蔽,是自己的勢力範圍,比北京租旅館的成本還低。」

王才亮律師認為,這種對訪民的拘禁形式,應該源自「法制教育學習班」。他說:「最早2003年法制教育學習班始於江蘇,接着蔓延到山東等其他地方。其實就是非法拘禁上訪者。既不學習,也沒有教育,完全是地方政府主導的非法拘禁行為。」

他認為,黑監獄如果被地方政府用來作為截訪、中轉訪民的一個場所,是一種行政違法。而鄉村黑監獄、學習班,由地方政府僱傭人員綁架、非法拘禁訪民,是一種刑事犯罪。「可以說,基層政府官員的權力根本無法受到約束。」

再也不相信信訪了

刺殺警察案件發生後,張小玉和許有臣被羈押在焦作看守所。至今家人無法會見。自案發後警方就沒有再公布案情進展。

2014年7月21日,焦作中站區政府發佈通告稱,張小玉的兩起上訪案件在當地全部處理完結。張小玉家人不認可政府意見。張小玉的弟弟張四平接受採訪時說:「我姐姐的性格是很硬的,不願意無緣無故吃虧。我們要的就是一個公平。」

家人印象里,張小玉是一個愛美的女性,喜歡穿合體的外衣。許有臣2012年拍攝的一個視頻中,她在雨中的天安門廣場漫步,臉上浮現笑意。

老虎廟說:「張小玉內心十分單純,她認為自己做的事是在為黨揭露腐敗。」

在2012年那次非法拘禁之後自拍的一個視頻中,她語速緩慢,不時搖頭說,「被打後,我的記憶不行了。」

位於北京西城區一棟居民樓的地下室。她和丈夫以及來北京打工的兩個兒子長期租住於此。穿過頭頂的暖氣管道上掛着衣物,冰箱和洗衣機都是舊貨市場淘來的,桌子上有喝剩的二鍋頭、米、面。張小玉在視頻中展示了包餃子的過程,這是北方主婦擅長的一道麵食。

室內空間逼仄,從窗角只能看到一小片天空。「這樣的生活永遠看不到希望。」許柯站在凌亂的地下室里表示,他和弟弟將不會再繼續母親的上訪。

多年的上訪生涯也讓張小玉生出倦意。在那部尚未完成的紀錄片里,經歷了打擊之後的張小玉說:「我再也不相信信訪了。」

楊猛是自由撰稿人、作家,著有《陌生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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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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