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9日，河南省獲嘉縣，大批民眾聚集在市政府門前，要求將嚴重排放污染氣體的中新化工廠搬遷。抗議的民眾情緒激憤，佔據了市政廣場與城市的主要幹道，連續十幾天未有中斷。在這座僅有4萬人口的中部地區小縣，聚集抗議的民眾人數，在高峰時一度多達數千。
9月20日，中新化工的部分高管受到處分，同時獲嘉縣政府承諾，中新化工在取得環保批准和達到民眾滿意之前，不得再進行試生產。儘管工廠與政府做出以上回應，但根據媒體報道，抗議的民眾，並沒有馬上完全散去。
近年來，與獲嘉縣類似的集體抗污事件，在中國時有發生。2012年，在四川什邡、江蘇啟東、浙江鎮海等地，就發生過大型的民眾抗污與反化工運動；2013年，較大的集體抗污，包括四川成都市的反對彭州PX、雲南昆明市的反對安寧PX，以及廣東江門市的反對核燃料工廠等運動；2014年，在河南獲嘉之前，相繼發生了廣東茂名的反對PX，浙江餘杭的反對垃圾焚燒廠，廣東博羅的反對垃圾焚燒發電廠等大型的集體抗污運動。
中國的環境惡化情況，已經非常嚴重。根據2014年中國環境保護部與國土資源部的官方報告，中國近五分之一的耕地，已被污染，土壤質量在持續嚴重退化。而根據相關媒體信息，中國90%的城市地下水已受污染，其中三分之二的地下水污染程度嚴重，已不符合飲用標準。在空氣質量方面，全國范圍的經常性嚴重「霧霾」（顆粒污染物超標），已成為近幾年來民眾最為關切的環境問題之一。土壤，水源，空氣，中國正面臨著全方位大範圍多層次的複合型的嚴重環境惡化。
在發展經濟學領域中，有一個關於環境惡化與治理的「U型」理論。該理論認為，一個國家在發展過程中，由於缺乏經驗與相應制度，隨著經濟的起飛加速，環境破壞將會日益加重，而隨之帶來的問題，將引起人們警覺，因此促使環境治理的投入增加，以及糾偏制度的出台。這樣一來，環境惡化也就因此得以遏制，並逐漸趨於好轉。在世界上的許多發達國家，如英國、美國、日本等，都有過環境先惡化後好轉的「U型」發展歷史。
然而在中國，儘管在多年以前，環境污染的警鐘就已鳴響，但迄今為止，不但絲毫觀察不到任何「U型恢復」的趨勢，反而連最基本最必須的大氣環境，也受到嚴重的破壞。在整體上，中國的環境，仍然朝著每況愈下的惡化方向發展。「U型」的發展理論，在中國已經徹底失效。
為何在中國，會出現如巨大怪獸般的環境惡化？只有同時從政治、市場、社會三個角度進行分析，才能夠得出合理的解釋。
工業化所造成的環境污染，屬於市場行為的外部效應，在經濟學上被稱為「市場失靈」。只有通過市場以外的機制，才能對市場失靈進行抑制糾偏。通常，政府權力的介入調整，是糾正市場失靈的一個重要手段。然而，在某些情況下，政府由於腐敗等原因，與市場集團形成利益聯盟，進一步造成「政府失靈」。這樣，就需要依靠最終的糾偏力量――社會反抗，來作為同時抵禦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的對抗手段。
逐利是資本的天性，因此市場總有失靈的風險。而權力天然趨於腐敗與傲慢。即便是在民主國家，政府失靈的現象，也常有發生，因此成為社會普遍關注的焦點。美國一些著名的與環境題材相關的電影，如《塘鵝暗殺令》（The Pelican Brief）、《永不妥協》（Erin Brockovich），便是以個人英雄主義的表現方式，講述社會抗爭如何對抗市場與政府的雙重失靈的故事。
然而在中國，不但存在著嚴重的市場失靈，而且還存在極為嚴重的政府失靈。或者更準確地說，這並非是單純的政府的失靈，而是這些所預期的職能，本來就不是中國政府的重點。中國的政府，它的最重要職能，是維護政府自身利益，以及保障國家政權安全。因此，並不能照搬國外政府的服務標準，來評價中國政府的效能。
無論是源自理論，還是出於現實，都不難發現，只有社會，才是權力體制最深刻最根本的潛在挑戰來源。所以，在新極權的權力金字塔之下，社會被分解成散沙狀的無組織狀態，以便最大限度壓制社會反抗的聚合能力。權力體制，必須通過市場才能攫取必要的資源，因此會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市場力量的存在。但權力體制絕不會允許，任何獨立性的社會組織的存在。
因此，在環境問題面前，新極權下的中國，實際上存在市場、政府、與社會的三重失靈。在宏觀上，無論是作為實體經濟引擎的出口製造業，還是作為政府提款機的房地產及相關產業，都需要通過壓低環保的門檻，以作為降低成本提高利潤的方式。任何實質的治污措施，都將會對宏觀經濟造成嚴重衝擊，在現實中極難被真正採用。而在微觀上，權力與排污企業，已經達成根深蒂固的利益同盟，大量的企業，通過金錢與私人關係，換取排污指標，早已不是什麼新聞。以環境污染為代價，換取數字上的經濟增長，這種經濟運行的實質，已近乎剛性地固化於中國當下的經濟模式當中。
或許，只有當環境惡化的嚴重程度，威脅到政權的安全時，才有可能被政府所真正重視。然而，實際的情況，卻並非如此簡單。就目前所觀察到的趨勢而言，大城市的環境治理，有提上日程的傾向，而中小城市以及鄉鎮等邊緣地帶，則處於持續惡化的境地。近年來的集體抗污運動的發生規律，也印證了這一結論。
實際上，從政治的地理格局分析，只要控制了極少數核心城市，使其免於受到大規模集體運動的衝擊，那麼就可以最大限度地規避政權的風險。因此，一個合理的推論就是，在統治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大城市等核心地區的環境污染，將會首先得到重視與治理，而絕大部分的邊緣地區，將進一步承擔中國所特有的以污染換增長的經濟模式的後果。在未來可以預見，大城市的環境問題，或將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與改善，而在邊緣地帶，由於污染問題的向外圍轉移，因此環境將進一步惡化。同時，因為政府的強制力量，在邊緣地區相對薄弱，由此產生的衝突激化，或將導致在未來中國的邊緣地帶，集體抗爭運動，將會更為頻繁地出現。
（據東網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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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小凱：：權力金字塔下的環境惡化格局
2014年9月9日，河南省獲嘉縣，大批民眾聚集在市政府門前，要求將嚴重排放污染氣體的中新化工廠搬遷。抗議的民眾情緒激憤，佔據了市政廣場與城市的主要幹道，連續十幾天未有中斷。在這座僅有4萬人口的中部地區小縣，聚集抗議的民眾人數，在高峰時一度多達數千。
9月20日，中新化工的部分高管受到處分，同時獲嘉縣政府承諾，中新化工在取得環保批准和達到民眾滿意之前，不得再進行試生產。儘管工廠與政府做出以上回應，但根據媒體報道，抗議的民眾，並沒有馬上完全散去。
近年來，與獲嘉縣類似的集體抗污事件，在中國時有發生。2012年，在四川什邡、江蘇啟東、浙江鎮海等地，就發生過大型的民眾抗污與反化工運動；2013年，較大的集體抗污，包括四川成都市的反對彭州PX、雲南昆明市的反對安寧PX，以及廣東江門市的反對核燃料工廠等運動；2014年，在河南獲嘉之前，相繼發生了廣東茂名的反對PX，浙江餘杭的反對垃圾焚燒廠，廣東博羅的反對垃圾焚燒發電廠等大型的集體抗污運動。
中國的環境惡化情況，已經非常嚴重。根據2014年中國環境保護部與國土資源部的官方報告，中國近五分之一的耕地，已被污染，土壤質量在持續嚴重退化。而根據相關媒體信息，中國90%的城市地下水已受污染，其中三分之二的地下水污染程度嚴重，已不符合飲用標準。在空氣質量方面，全國范圍的經常性嚴重「霧霾」（顆粒污染物超標），已成為近幾年來民眾最為關切的環境問題之一。土壤，水源，空氣，中國正面臨著全方位大範圍多層次的複合型的嚴重環境惡化。
在發展經濟學領域中，有一個關於環境惡化與治理的「U型」理論。該理論認為，一個國家在發展過程中，由於缺乏經驗與相應制度，隨著經濟的起飛加速，環境破壞將會日益加重，而隨之帶來的問題，將引起人們警覺，因此促使環境治理的投入增加，以及糾偏制度的出台。這樣一來，環境惡化也就因此得以遏制，並逐漸趨於好轉。在世界上的許多發達國家，如英國、美國、日本等，都有過環境先惡化後好轉的「U型」發展歷史。
然而在中國，儘管在多年以前，環境污染的警鐘就已鳴響，但迄今為止，不但絲毫觀察不到任何「U型恢復」的趨勢，反而連最基本最必須的大氣環境，也受到嚴重的破壞。在整體上，中國的環境，仍然朝著每況愈下的惡化方向發展。「U型」的發展理論，在中國已經徹底失效。
為何在中國，會出現如巨大怪獸般的環境惡化？只有同時從政治、市場、社會三個角度進行分析，才能夠得出合理的解釋。
工業化所造成的環境污染，屬於市場行為的外部效應，在經濟學上被稱為「市場失靈」。只有通過市場以外的機制，才能對市場失靈進行抑制糾偏。通常，政府權力的介入調整，是糾正市場失靈的一個重要手段。然而，在某些情況下，政府由於腐敗等原因，與市場集團形成利益聯盟，進一步造成「政府失靈」。這樣，就需要依靠最終的糾偏力量――社會反抗，來作為同時抵禦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的對抗手段。
逐利是資本的天性，因此市場總有失靈的風險。而權力天然趨於腐敗與傲慢。即便是在民主國家，政府失靈的現象，也常有發生，因此成為社會普遍關注的焦點。美國一些著名的與環境題材相關的電影，如《塘鵝暗殺令》（The Pelican Brief）、《永不妥協》（Erin Brockovich），便是以個人英雄主義的表現方式，講述社會抗爭如何對抗市場與政府的雙重失靈的故事。
然而在中國，不但存在著嚴重的市場失靈，而且還存在極為嚴重的政府失靈。或者更準確地說，這並非是單純的政府的失靈，而是這些所預期的職能，本來就不是中國政府的重點。中國的政府，它的最重要職能，是維護政府自身利益，以及保障國家政權安全。因此，並不能照搬國外政府的服務標準，來評價中國政府的效能。
無論是源自理論，還是出於現實，都不難發現，只有社會，才是權力體制最深刻最根本的潛在挑戰來源。所以，在新極權的權力金字塔之下，社會被分解成散沙狀的無組織狀態，以便最大限度壓制社會反抗的聚合能力。權力體制，必須通過市場才能攫取必要的資源，因此會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市場力量的存在。但權力體制絕不會允許，任何獨立性的社會組織的存在。
因此，在環境問題面前，新極權下的中國，實際上存在市場、政府、與社會的三重失靈。在宏觀上，無論是作為實體經濟引擎的出口製造業，還是作為政府提款機的房地產及相關產業，都需要通過壓低環保的門檻，以作為降低成本提高利潤的方式。任何實質的治污措施，都將會對宏觀經濟造成嚴重衝擊，在現實中極難被真正採用。而在微觀上，權力與排污企業，已經達成根深蒂固的利益同盟，大量的企業，通過金錢與私人關係，換取排污指標，早已不是什麼新聞。以環境污染為代價，換取數字上的經濟增長，這種經濟運行的實質，已近乎剛性地固化於中國當下的經濟模式當中。
或許，只有當環境惡化的嚴重程度，威脅到政權的安全時，才有可能被政府所真正重視。然而，實際的情況，卻並非如此簡單。就目前所觀察到的趨勢而言，大城市的環境治理，有提上日程的傾向，而中小城市以及鄉鎮等邊緣地帶，則處於持續惡化的境地。近年來的集體抗污運動的發生規律，也印證了這一結論。
實際上，從政治的地理格局分析，只要控制了極少數核心城市，使其免於受到大規模集體運動的衝擊，那麼就可以最大限度地規避政權的風險。因此，一個合理的推論就是，在統治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大城市等核心地區的環境污染，將會首先得到重視與治理，而絕大部分的邊緣地區，將進一步承擔中國所特有的以污染換增長的經濟模式的後果。在未來可以預見，大城市的環境問題，或將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與改善，而在邊緣地帶，由於污染問題的向外圍轉移，因此環境將進一步惡化。同時，因為政府的強制力量，在邊緣地區相對薄弱，由此產生的衝突激化，或將導致在未來中國的邊緣地帶，集體抗爭運動，將會更為頻繁地出現。
（據東網即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