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小凱::權力金字塔下的環境惡化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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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9日,河南省獲嘉縣,大批民眾聚集在市政府門前,要求將嚴重排放污染氣體的中新化工廠搬遷。抗議的民眾情緒激憤,佔據了市政廣場與城市的主要幹道,連續十幾天未有中斷。在這座僅有4萬人口的中部地區小縣,聚集抗議的民眾人數,在高峰時一度多達數千。

9月20日,中新化工的部分高管受到處分,同時獲嘉縣政府承諾,中新化工在取得環保批准和達到民眾滿意之前,不得再進行試生產。儘管工廠與政府做出以上回應,但根據媒體報道,抗議的民眾,並沒有馬上完全散去。

近年來,與獲嘉縣類似的集體抗污事件,在中國時有發生。2012年,在四川什邡、江蘇啟東、浙江鎮海等地,就發生過大型的民眾抗污與反化工運動;2013年,較大的集體抗污,包括四川成都市的反對彭州PX、雲南昆明市的反對安寧PX,以及廣東江門市的反對核燃料工廠等運動;2014年,在河南獲嘉之前,相繼發生了廣東茂名的反對PX,浙江餘杭的反對垃圾焚燒廠,廣東博羅的反對垃圾焚燒發電廠等大型的集體抗污運動。

中國的環境惡化情況,已經非常嚴重。根據2014年中國環境保護部與國土資源部的官方報告,中國近五分之一的耕地,已被污染,土壤質量在持續嚴重退化。而根據相關媒體信息,中國90%的城市地下水已受污染,其中三分之二的地下水污染程度嚴重,已不符合飲用標準。在空氣質量方面,全國范圍的經常性嚴重「霧霾」(顆粒污染物超標),已成為近幾年來民眾最為關切的環境問題之一。土壤,水源,空氣,中國正面臨著全方位大範圍多層次的複合型的嚴重環境惡化。

在發展經濟學領域中,有一個關於環境惡化與治理的「U型」理論。該理論認為,一個國家在發展過程中,由於缺乏經驗與相應制度,隨著經濟的起飛加速,環境破壞將會日益加重,而隨之帶來的問題,將引起人們警覺,因此促使環境治理的投入增加,以及糾偏制度的出台。這樣一來,環境惡化也就因此得以遏制,並逐漸趨於好轉。在世界上的許多發達國家,如英國、美國、日本等,都有過環境先惡化後好轉的「U型」發展歷史。

然而在中國,儘管在多年以前,環境污染的警鐘就已鳴響,但迄今為止,不但絲毫觀察不到任何「U型恢復」的趨勢,反而連最基本最必須的大氣環境,也受到嚴重的破壞。在整體上,中國的環境,仍然朝著每況愈下的惡化方向發展。「U型」的發展理論,在中國已經徹底失效。

為何在中國,會出現如巨大怪獸般的環境惡化?只有同時從政治、市場、社會三個角度進行分析,才能夠得出合理的解釋。

工業化所造成的環境污染,屬於市場行為的外部效應,在經濟學上被稱為「市場失靈」。只有通過市場以外的機制,才能對市場失靈進行抑制糾偏。通常,政府權力的介入調整,是糾正市場失靈的一個重要手段。然而,在某些情況下,政府由於腐敗等原因,與市場集團形成利益聯盟,進一步造成「政府失靈」。這樣,就需要依靠最終的糾偏力量――社會反抗,來作為同時抵禦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的對抗手段。

逐利是資本的天性,因此市場總有失靈的風險。而權力天然趨於腐敗與傲慢。即便是在民主國家,政府失靈的現象,也常有發生,因此成為社會普遍關注的焦點。美國一些著名的與環境題材相關的電影,如《塘鵝暗殺令》(The Pelican Brief)、《永不妥協》(Erin Brockovich),便是以個人英雄主義的表現方式,講述社會抗爭如何對抗市場與政府的雙重失靈的故事。

然而在中國,不但存在著嚴重的市場失靈,而且還存在極為嚴重的政府失靈。或者更準確地說,這並非是單純的政府的失靈,而是這些所預期的職能,本來就不是中國政府的重點。中國的政府,它的最重要職能,是維護政府自身利益,以及保障國家政權安全。因此,並不能照搬國外政府的服務標準,來評價中國政府的效能。

無論是源自理論,還是出於現實,都不難發現,只有社會,才是權力體制最深刻最根本的潛在挑戰來源。所以,在新極權的權力金字塔之下,社會被分解成散沙狀的無組織狀態,以便最大限度壓制社會反抗的聚合能力。權力體制,必須通過市場才能攫取必要的資源,因此會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市場力量的存在。但權力體制絕不會允許,任何獨立性的社會組織的存在。

因此,在環境問題面前,新極權下的中國,實際上存在市場、政府、與社會的三重失靈。在宏觀上,無論是作為實體經濟引擎的出口製造業,還是作為政府提款機的房地產及相關產業,都需要通過壓低環保的門檻,以作為降低成本提高利潤的方式。任何實質的治污措施,都將會對宏觀經濟造成嚴重衝擊,在現實中極難被真正採用。而在微觀上,權力與排污企業,已經達成根深蒂固的利益同盟,大量的企業,通過金錢與私人關係,換取排污指標,早已不是什麼新聞。以環境污染為代價,換取數字上的經濟增長,這種經濟運行的實質,已近乎剛性地固化於中國當下的經濟模式當中。

或許,只有當環境惡化的嚴重程度,威脅到政權的安全時,才有可能被政府所真正重視。然而,實際的情況,卻並非如此簡單。就目前所觀察到的趨勢而言,大城市的環境治理,有提上日程的傾向,而中小城市以及鄉鎮等邊緣地帶,則處於持續惡化的境地。近年來的集體抗污運動的發生規律,也印證了這一結論。

實際上,從政治的地理格局分析,只要控制了極少數核心城市,使其免於受到大規模集體運動的衝擊,那麼就可以最大限度地規避政權的風險。因此,一個合理的推論就是,在統治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大城市等核心地區的環境污染,將會首先得到重視與治理,而絕大部分的邊緣地區,將進一步承擔中國所特有的以污染換增長的經濟模式的後果。在未來可以預見,大城市的環境問題,或將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與改善,而在邊緣地帶,由於污染問題的向外圍轉移,因此環境將進一步惡化。同時,因為政府的強制力量,在邊緣地區相對薄弱,由此產生的衝突激化,或將導致在未來中國的邊緣地帶,集體抗爭運動,將會更為頻繁地出現。

(據東網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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