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可让民众自由、安全的生活”
旁白：11月8日至12日，徐昕回江西进行了6场讲座。他用法律知识回馈家乡人民，用法治理念启迪江西学子，践行着一个法学家传播法治精神的使命。
记者：您是怎样走上法律这条道路的？
徐昕：小时候家庭贫困，长时期受人欺负，因此决定学法律，希望未来从事法律职业，为个人、为家庭、为社会伸张正义。
记者：这是不是也就是您认为法律存在的意义？
徐昕：对，可以让民众自由、安全的生活。
记者：那您如何看待当下中国的法律？
徐昕：立法制度尚不健全，有些法律在实施时难以保障公平公正，通过司法审判实现司法正义往往还存在较多障碍……所有这一切，最薄弱点就在于司法不独立；如果拥有一个独立、中立、公正、公信、权威的司法系统，法律运行的生态将逐渐趋向法治。
记者：所以这次回江西讲座，主要谈的还是司法改革。
徐昕：司法改革是我多年来的主要研究领域。五年前，我启动了中国司法改革年度报告的项目，每年年初发布，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们在尽力为中国的法治建设和司法改革提供一些有益的可操作性方案。相信有关部门会看，会认真对待报告中的批评和建设性建议。
今年4月，参加最高法院“提升司法公信力”专家座谈会，我提出了九项现实可行或经过努力可以实行的建议：司法去地方化，司法去行政化，严格司法问责，法官充分的职业保障，适当的司法监督，更多的司法公开，加速案例指导制度的建设，设立独立于法院的专门执行机构，引入司法民主实行真正的陪审制。
其他的相关工作包括：每年推出若干司法改革研究报告；与司法机构合作进行司法改革行动项目，通过试点推动司法改革；主办司法改革研讨会等。
记者：司法为什么要去地方化、去行政化？
徐昕：司法的地方化和行政化是实践中影响司法公正最主要的因素，提升司法的独立性首先必须使司法摆脱地方的影响，同时切实消解司法的行政化，从而提升法官裁判的独立性。
记者：这一次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你对于公报中关于司法制度改革和权力约束机制的内容怎么看？
徐昕：三中全会公报，强调司法体制改革，审判独立，人权保障，维护宪法法律权威。虽然未直接提出司法独立，但仍体现了对法治建设的重视，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升司法的独立性。下一轮司法改革有可能因此打开空间，在司法的去地方化、去行政化方面推行实质性改革。但确立司法独立原则，仍是绕不过去的关键，中国迟早须面对该问题。
“律师兴，则法治兴”
旁白：“目前，我正在办理律师执业资格从重庆到北京的转移，办好之后一年可以接几个疑难案件了。”简单的话语，对徐昕来说却是一段心灵的历练，更是一个社会发展的辛酸注脚。
记者：您和很多法学教授一样，都有律师的身份，但您很少接案子，据说源于您的心结？
徐昕：当年以学术为志业，专心读书和研究，觉得做律师容易分心浮躁。而且以前我对律师存在较多误解，觉得不少律师缺乏正义伦理，利用各种资源不合法地拓展业务，扮演法官与当事人之间“拉皮条”的角色。
记者：可是您近来多次公开表示要重新选择投身到律师行业中去，是什么让您发生了转变？
徐昕：最近几年，由于信息传递迅速，看到了太多的冤案，也接触了一大批“死磕派”律师，他们的正义感使我深受感动。很多律师朋友受到各种压力，甚至可能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但他们依然甘愿冒着风险去为民众维权。许多律师在辩护之前，会签下空白委托书，为自己找好辩护律师。看到这些情况后，我多次公开表示，愿意为律师朋友提供支持。
记者：看来“律师兴，则法治兴”这句话不仅体现了您的支持态度，还体现了您对法治的认识？
徐昕：律师是当事人手臂之延伸，当事人能力不足，律师来代表当事人维护他的权利，律师代表社会、民意，因而从某种意义上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你看有的官员之前整律师，犯事后还不是得请律师么？
现在律师权利难以获得切实保障，会见难，调查难，阅卷难，甚至人身权利受侵犯，时常可以看到相关的报道。而在律师权无法获得保障的社会，公民权利往往被恣意侵犯，人人自危。公民和律师得不到法律保护，官员也同样不能，法治建设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应成为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共识。一个视律师为敌的国家决非法治国家，一个律师地位低下的社会决非法治社会。律师是法治之友，而非法治的敌人。律师地位的高低是衡量中国法治建设成功与否的标尺，律师权利保障应上升到建设法治国家的高度来理解。保障律师权即保卫法治。
律师兴，则法治兴。
“常识须反复重申才能逐渐形成共识”
旁白：徐昕每天都会有一条内容重复的微博出现：呼吁官员财产公开。这样的呼吁，除了见证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执着，留给我们的更多是反思：是什么成就了这样一种执着？
记者：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官员财产公开这个话题的？
徐昕：快两年了吧。
记者：这个话题何以吸引您？
徐昕：在我看来，官员财产公开是预防和反腐败最重要也最简单的举措，是衡量反腐是否动真格的一个标志。目前全球至少有137个国家实行官员财产公开。早在1987年王汉斌就提出官员财产申报，1994年官员财产申报法列入了全国人大立法规划，但由于利益集团的反对，立法工作一直毫无进展。
记者：怎么想到要在微博上每日一呼“官员财产公开”的？
徐昕：在进入微博时代之后，关于官员财产公开的诉求，清楚、简单、明了、有道理、容易施行、无法反驳、最能激发共鸣，并可能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所以我觉得呼吁官员财产公开很有意义。
很早的时候，我就在呼吁。现在我在微博上每日一呼，是转发一年半前的一条微博。不过，“是否支持立即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投票，已经删掉了。这样的投票类似一种民意的票选，会让一些人紧张。我希望，让国民拥有官员财产必须公开的理念，让官员知道国民都清楚怎么回事，让上层知道国民对廉政的强烈诉求。
记者：但每天都在网络上重复讲一样的话，自己会觉得烦吗，这样的呼吁能达到您的预期效果吗？
徐昕：不烦啊，因为都没实现嘛（笑）。
现在看来这样呼吁还是有一点作用，官方也在以各种方式回应民众的这种合理诉求，只是声称“条件还不具备”。
记者：您还一直在呼吁废除劳教制度，这个制度何以成为众矢之的？
徐昕：去年随着以任建宇、彭洪、谢苏明、黄成城、戴月权、方洪为代表的重庆系列劳教案，以及唐慧劳教案、80岁老兵刘春山案等案件的曝光，劳教制度再次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废除劳教的呼声不绝于耳。
劳教制度，未经法律的正当程序，剥夺公民人身自由最多长达4年，且可重复劳教，违反《宪法》、《立法法》、《行政处罚法》等上位法的规定，并与中国政府签署的人权公约相背，是完全是反法治的，应尽快废除。
记者：被废除的可能性大吗？
徐昕：应该快了。不过官方的提法是改革劳教制度，但如果相关行为的处罚决定权交给法院，也就基本相当于废除劳教。
“继续本来的生活，该呼吁继续呼吁”
旁白：在新浪微博上，他拥有340万的粉丝。他觉得粉丝量不可信，“哪有那么多，顶多也就八、九十万吧。”不过，他还是谨慎了很多。只是这种谨慎不是畏缩，他依旧“手耕”不辍，发、转不断。
记者：你每天花多长时间在微博上？
徐昕：去年以来，每天大概花3个小时吧。今年8月初，我宣布回归常态，专心读书和学术，每天力图控制在1小时以下。
记者：怎么看待大V这重身份？
徐昕：只能算是中V吧，没有那么多粉丝，最近被新浪推荐了之后猛增了许多“僵尸粉”，没有意义，反而在增加危险程度。
记者：对自己拥有的话语权，是否感觉到了责任的分量？
徐昕：说话可能有一些影响，但谈不上话语权，当然应当谨慎使用，我现在也越来越谨慎了。
记者：有没有想过利用自身舆论的影响来推动一些案件的解决？
徐昕：在法治社会，舆论不可以干预司法，这是未来的目标。但现在，中国正处于一个正义匮乏的时代，冤情四伏，有时舆论也能促成正义的实现。所以，倘若遇到重大的冤案，我还是支持舆论发挥一定的作用，目标是保障本来应该获得的正义。从实证的角度来看，绝大多数情况下，舆论的影响促成了正义的实现。
记者：但在500转刑拘第一案后，您公开表示自己累了，说在面对大量的申诉和求助的时候，感觉到任何个人都是无能为力的。现在，是不是让您有所退缩？
徐昕：累是一种自然现象。到了我这个年纪，既有身体的累，也有精神的累。例如，聂树斌案长期没有进行再审程序，律师无法阅卷，王书金又被判死刑，有一段时间觉得聂树斌案会不会不了了之，觉得很累。
但这是正常的，休息一下就好，过了低潮，再继续本来的生活，该呼吁继续呼吁呗。
记者：所以你仍不懈怠地在网络上发起和推动大案法律援助项目？
徐昕：之前我一直思考法律人该怎样做公益？我想最佳方式不是捐钱，而是利用法律专业知识来帮助他人。通过帮助他人，更好地提升自我。而具有公益心和正义理念的法律人，未来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
现在大案法援有300多志愿者，有律师、法官、检察官、公司法务、法科学生等，大家都是完全自发地来参与。成立半年，为民众解答法律咨询2700多个。我们希望：第一，提供免费、便捷、及时的法律咨询，促进民众养成有事先问问法律的习惯；第二，凝聚公益法律人群。
记者：这让我们对你自我简介说的“法治人生，诗性正义”有更深的体悟，感觉你骨子里是一个诗人。
徐昕：以前写过诗，但血淋淋的现实摧残了本来就不多的诗性了。现实就是一首诗，无需更多的呻吟。
（据：记者郭俊的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08838a0101pnmp.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