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主旨，是讨论香港政治及其变化对改革年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是外部世界在中国的影响日益扩大的二十年（当然也是中国在外部世界的影响日益扩大的二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主旋律在於经济，因此外部经济因素，无论是物质的、概念的还是制度的，对中国的作用都相当引人注目。其中，香港有其独特的贡献。那么，在政治层面，中国为外部世界所影响的方式、渠道、程度与内容，能否从香港的个案中看出端倪呢？
随著香港回归中国主权，随著香港政治本身自过渡期以来发生的渐进民主化进程，也随著中国内地的经济变革在不断要求相应的政治变革，这种政治影响的意义是值得重视的。当然，中港两地的政治互动并不是单方面的，而香港对於内地的政治作用也不仅仅体现为对政治变革的影响。为了研究和论述的方便，这里把香港政治及其民主化对於中国政治变革的作用粗略地归纳为三个层面，即：参考效用，信息传布，与可控试验。关於这三个层面的概念内涵和理论意义，我们将在下面结合其实际内容分别加以界定和论述。无疑，这三个方面之间又是互为作用的。我们仅仅是作出概念的区分，因为在实际的政治过程中，有时很难将某一现象硬性裁剪为其中一个概念的内容。
一、“参考效用”：80年代领导层的政治认知
所谓“参考效用”的概念，是由国际民主化研究文献中一个常见的理论假设发展而来。学者们发现，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政治发展中，特别是在民主化过程中，存在著某种相互观摩、参考和借鉴的一般效应。正如李普塞特（Seymour M. Lipset）早年的著名研究所发现的，一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常常可以构成另外一国在政治和社会上的参照，从而形成一个所谓“参考社会”(reference society)。比如说，美国的民主制度，就常常成为其他国家的“参考”。当然，美国也经常主动地向外“输出”它的政治理想和规范，甚至将之视为美国民主制度的一种使命。在这种“参考”和“输出”的过程中，“参考社会”的作用之强，可以从其制度设计的某些细节（无论其利弊如何）都常为人模仿而见出。例如，总统制民主作为一般原则而言被认为并不利於新兴民主制度的巩固，但它却在所谓“第三波”民主化相当流行，这就是美国民主制度所产生的“参考效用”之一例。这说明，主权的独立、政治制度的对立、文化背景的差异等，都不能阻止政治上“参考效用”的出现。反过来，在文化背景接近、社会交往密切、地理位置毗邻等条件下，这种政治“参考效用”会更加明显与强烈。
根据上述理论，本文假设：香港的政治框架及其近年来的民主化，也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对中国的政治变革产生了一定的“参考效用”。那么，这是一些甚么样的“参考效用”呢？它们的发生和进展又具有甚么样的特点呢？
我们发现，香港政治对於中国改革年代政治发展与变迁的最初影响，表现为中国政府及其领导人对於香港政治体系的行政能力的认知和赞赏。我们知道，香港的政治体系长期以来具有很强的行政能力，其有效率而廉洁的行政表现，正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年代达到了某种高峰状态。无疑，香港的政治架构，不仅是所谓资本主义的，而且在当时是殖民地的，后来并且是在中英之间存在有关主权转移的重大争论的背景下运作的。但是，恰恰是主权问题的凸显，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使得中国领导人开始注意香港，也从而开始对香港政治有了初步的认知。
1982年秋天起，中英两国开始就香港回归中国进行交涉和谈判。从一开始，中国领导人就明确承诺：回归之后，“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初步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可以推断，在这种表态的背后，中国领导人已经对香港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有了相当的研究。此后，以往很少提及香港的中国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开始经常谈到香港，包括强调“香港是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承认香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享有“繁荣和稳定”。
当然，这种注意主要是著眼於经济的。但是，如上所引，邓小平也明确谈到了政治制度。他还说：“香港的稳定，除了经济的发展以外，还要有个稳定的政治制度。”1988年6月，邓小平第一次提出“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这之中当然包含了对於香港经济政治整体表现的充分肯定。
对於香港整体表现的肯定，必定导致对於香港政治制度的进一步了解和对之一定程度的肯定与赞赏。很快，香港有效率的公务员制度和比较廉洁的政治运作，引起了中共领导人的注意。1986年间，在组织有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和政策设计过程中，当时的领导人赵紫阳曾经再三就此发表意见，直接要求研究和借鉴香港的有关经验。比如说，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第一次会议上谈到制度化建设的时候，赵紫阳即指出：“香港60年代以前，警察受贿严重，现在的情况比我们好多了。”许多人都指出要学习香港廉政公署的经验，解决正在日趋严重的腐败问题。一部名为《廉政风暴》的记述香港反腐败情况的纪录片，当时多次在中南海上映，受到中央领导人的相当重视。
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胡启立也多次谈到有关香港政治制度的问题。他提出要从政治制度的方面来研究为甚么“四条小龙”能够实现快速的经济发展。后来，胡启立还要工作人员考虑：实行一国两制之后，设想中国不能再继续封锁香港出版的报刊流入内地，在这样的情况下要不要实行中国内部的新闻改革和开放？如何实行？
类似的政治认知，并不仅仅在中国最高领导人层次存在，而且相当广泛地在中共各级干部当中得到不同程度的认同。例如，北方重要港口城市大连市的领导人，把大连城市发展的目标确定为“建成北方的香港”。随著越来越多的地方干部有机会访问香港，以香港的制度作为“参考”而反省、检讨中国本身制度现实的思考，在内地已经很不新鲜了。
这些简单的材料，至少可以支持一个基本的结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香港主权回归中国的问题提上日程之后，香港的政治制度已经进入了中国领导人的视野，形成了他们认识那些不同於中国自身政治制度的另外一种政治运作机制的一个重要参照。这个参照过程并不是由意识形态主导的，基本上是不问姓“社”姓“资”、姓“中”姓“英”的，而是具有相当强的客观性。特别是，有关主权的争执本身，不仅没有妨碍中国领导人这种认知的客观性，反而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机遇，把香港政治带入中国领导人政治认知的世界。这样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中国领导人反省中国本身的政治制度，总的作用是促发和促进了中国的政治改革。
二、信息扩散：80年代到90年代的大众视野
参考效用的产生，必定通过信息的传播而发生作用。信息从自由社会向非民主社会的流通，从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的扩散，往往构成不同社会、地区之间政治影响的一个重要内容。香港是华人社会的一大信息中心，媒体的自由程度和国际化程度在华人各社会中相对最高，这是否构成对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变革的一项重大影响呢？如果是，这种影响的内容和性质又是甚么呢？
上一段落的研究主要著眼於政治领导人及其认知。可以假设，这些认知是基於他们对於一定信息的掌握和了解。然而，对於一般社会大众来说，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相对封闭的体系中，要了解外部世界的政治运作殊为不易。香港则恰恰是一个享有高度信息传播自由的华文媒体中心，因此，从80年代到90年代，香港在向中国内地的信息扩散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一方面，通过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的信息传播，政治上的某种演化作用在发生；另一方面，对於本文来说更有直接关联的是，有关政治制度和价值的信息传播，也在诸种限制条件下发生和发展，形成了对於中国内地的“冲击波”。
事实上，“冲击波”这个说法借自中国官方。1986年8月，新华社记者采写了一篇报导，题为〈广州在改革开放中经历了三次冲击波〉。报导称，广州的党组织在开放的形势下，面对来自香港的资本主义影响，抵縨了西方文明的冲击，保卫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其中，把来自香港的各种非经济层面的影响，一概认作是对於社会主义制度的“冲击”。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这种影响当时已经不可小觑，它甚至引起了中共高层领导人的直接关注。
这种“冲击波”，当时还主要是通过文化影响而形成的对於中国本来政治价值和架构的削弱。逐渐地，这种信息影响越来越直接在政治层面发生作用，并具有“建设性”地树立新型政治价值的功能。这也可以用内地的一种表述来说，那就是所谓“南风窗”，有人更直接呼之为“香港化”。有学者认为，通过广泛的信息传播，所谓“香港化渗透”已经在内地市民层面“逐渐蚕根”。特别是回归时的盛大宣传，使香港和内地的历史距离和心理距离大大缩短，“香港化”的渗透得以名正言顺地发酵。虽然这位学者认为“政治的影响”会比较小，但是，他却同时明确指出：香港在“廉政”方面的影响“愈来愈大”。“廉政”当然是政治。
香港学者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表明，香港媒体在向大陆、特别是以广东为前沿的南方沿海地带扩散信息的过程中，恰恰具有极强的政治符号作用和实际政治功能。而且，不仅媒体具有这种功能，其他多种社会交往都具备传播信息并在政治上发挥香港影响中国的作用。总的来说，这种影响促进了中国政治向对於民众更加具备责任感的方向发展。
三、可控试验：90年代政治改革的有限选择
我们把香港政治及其民主化对中国政治变革影响的第三个重大层面称为“可控试验”。其前提是，无论中国当前政权是否情愿，在香港主权向中国转移的过程中，它都接受了香港政治中逐渐展开的民主化过程；而回归后一年多以来的发展进一步表明，这种过程并没有因为主权移交而中断。当然，中英之间的争执也好，香港主权的回归也好，都给香港的民主化发展打上了独特的印记，形成了香港民主化过程的一些特点。其中之一就是：香港的民主化发展是一个相当缓慢的渐进过程；而这一过程的速度、力度与相应引发的社会秩序变动，基本上处在中国当局、特区当局和政治精英的控制之下；在很大的意义上，香港民主化也被纳入了中国改革“摸著石头过河”的模式，具有不断反馈调整的那种试验性。本文认为，香港民主化的这种渐进性、“可控性”和“试验性”，既是在中国的政治影响下出现的，反过来也对中国大陆本身的政治发展和政治变革有著重要的影响。
首先，香港民主化正在进一步扩大香港作为“参考社会”的政治内容与方向，从而为中国的民主化树立一个范例。尽管香港民主化是缓慢的、有争议的，迄今为止还是有限的，但是，它已经无可避免地通过信息传布和参考效用而激发了内地官员和民众对於民主的注意和思考。对於香港的民主化，中国内地比较缺少文化、民族等方面的理由来抵制。也可以说，在文化同质性极高、民族背景一致的情况下，香港民主化的试验较之任何其他国家和地区（台湾也许是个例外）的民主化进程来说，对於中国的意义都要大。此外，尽管实行“一国两制”，但是今天香港的主权毕竟已经回归中国。在同一主权实体范围内出现地区性的局部民主化，这在民主发展的历史经验中还不多见，在中国更是前所未有。西方文献谈“参考社会”，还没有涉及到这种主权统一范围内的案例。而在没有主权区隔的情况下，参考效用应该更会大大增强。把以上三个角度的参考作用结合到一起，可以认为香港的民主化对中国整体的民主化来说，是一个条件相对来说最为接近、效果相对来说最易被接受、而效能相对来说也最大的政治试验。
第二，恰恰是香港民主化迄今为止的这种缓进步伐、有限范围和可控机制，可以为内地对於民主化的思考提供更多的正面效应。虽然中国当局对於民主的理解与一般政治学意义上的民主有很大距离，但是，就原则而言，并不能笼统地认为中国政府拒绝民主化。中国当局对於民主化的论点，一是强调中国国情，不能照搬西方模式；二是要求循序渐进，不能一步到位而导致社会、经济方面的混乱。本文上一段落对於香港作为民主试验的意义的分析，主要是著眼它的进展对於所谓“国情论”的化解作用；而这里要谈的则侧重於对於所谓“渐进论”的示范意义。中国政府的这种“循序渐进”观念，其实已经对於香港本身的民主化发生了很大的制约作用。邓小平早在1989年就讲过，香港的政治制度不能照搬西方模式，不能按是否三权分立、是否议会民主来判断是否民主。他强调，“要循序渐进”，“即使搞普选，也要有一个逐步的过渡，要一步一步来”。反过来，既然香港的民主化进程已经是在具有可控性的条件下进行，其举措都具有“一步一步来”的试验性，为甚么这样的举措和进程不可以在内地实行和展开呢？至少，是可以在某些类似香港、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地区进行的吧？这样的疑问，已经为内地如北京、上海等地的一些知识份子和官员所提出。他们要求像香港这样有控制地、试验性地进行一定范围的缓进民主化试验。他们问：既然香港可以在四百人范围内选举特区行政长官，人口是香港一倍左右而共产党的力量则要大得多的北京或者上海，为甚么不可以在二三千人的人代会上民主地选举市长呢？
这种香港式的通过“可控试验”而展开民主化的思路，在今天中国当局的有关政治改革的政策中，也可以见到某些端倪。比如说，去年的中共十五大上，当局进一步强调“依法治国”，并且第一次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作为口号提出。其中表达的那种要在法治较为完备而秩序容易控制的基础上实行民主化的逻辑，明显蕴涵著香港经验。“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在经济发展而今又在政治发展上都比内地“先行一步”，可以预期，随著香港民主化今后的继续发展，这种影响还会扩大；而且，中国政治变革中的“香港效应”，也将逐渐从80年代聚焦於政府效率和官员廉洁而转向今后的聚焦於民主化。
四、简短的结论
对於中国政治在改革年代的变迁过程，香港作为一个不同的政治体系产生了一种可以称之为“香港效应”的政治影响。这在本文中被归纳为三个主要方面，即政治参照、信息传布与香港在中国当局控制下依然发生发展的民主化所产生的试验效果与由此而来的可能后续效应。根据这三个概念线索，我们分别简略地考察了香港政治及其近年的民主化过程对於中国大陆政治变革的作用。我们发现，这种作用是具有深刻的实质性内容的，也是涵盖广阔而效应深远的。可以说，中国在改革开放年代的政治发展和政治变革，在很多方面都为香港政治发展的“参考系数”所影响。特别是在早期，恰恰是有关香港的主权争执，凸显了香港的重要性从而强化了香港作为经济、政治“参考社会”的效用；后来，则由於主权的回归，香港对於内地在政治上的信息辐射和民主化试验的功能就更加突出了。
*本文初稿曾提交1998年10月22-24日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香港对二十一世纪中国人之意义”学术研讨会，并承朱云汉、黄绍伦、曹俊汉、翁松燃等教授指正。谨此致谢。
原文来源：《二十一世纪》（香港），1998年12月号。
转引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usc.cuhk.edu.hk/PaperCollection/Details.aspx?id=6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