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要：很多人问：“殖民地时期的香港照样没有普选，怎么不见香港人抗争？” 事实究竟如何？
◎ 张跃然 / 政见观察员
最近，网络上常常能听到这样一种质疑：殖民地时期的香港照样没有普选，怎么不见香港人抗争？这个问题背后的假设是，香港的民主运动是回归之后才兴起的。事实果真如此吗？香港科技大学副教授成名早在 1996 年就撰文系统回顾了 1960 年代以来香港民众通过社会运动争取民主的历史。
成名教授在其论文中将殖民地时期香港民主运动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1960 年代-1984 年为 “准备期”，这一时期香港社会运动的主要目标并非争取民主，而是谋求社会福利和缩小贫富差距，这一阶段的运动为日后的民主运动打下了组织基础。1984-1991 年为 “展开期”，社会运动的主要目标正式转向 “争民主”，动员规模不断扩大，并出现了坚实有力的社会组织联盟。1992 年以后为 “停衰期”，运动陷入停滞，社会基础未能进一步扩大，新的核心社会组织未能形成。
上世纪 60 年代，随着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越来越多的港人感到不满，组织起来走上街头，要求政府保障劳工权益、完善再分配制度、扩大福利保障。1966 年的 “天星小轮加价事件” 和 1967 年的 “反英抗暴” 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受此影响，香港政府在 1970 年代开始大规模加大社会福利投入。同时，香港的经济腾飞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进一步推高了民众对政府的期望，因此虽然政府的社会保障力度增强了，社会运动的规模不减反增。这一时期的社会运动虽然不以 “民主化改革” 为主要议题，但社会动员能力的提升、一系列社会运动组织的涌现，为日后的民主运动打下了坚实基础。
1984 年《中英联合声明》颁布后，香港政府开始启动自上而下的民主化改革。随着民主化登上政府的政治议程，社会运动的斗争目标也正式转移到民主建设上来。1986 年，95 个社会运动团体正式组成 “民主政治促进联委会”——这其中的大部分社会运动团体，都是在 “准备期” 的社会运动中涌现的。“民促会” 的成立正式宣告组织化的民主运动到来。1987 年，围绕 1988 年立法会选举是否放开直选，香港政府面向全社会征求意见。利用这一政治契机，“民促会” 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社会动员，也组织了大量游行集会，最终征求到支持 1988 年立法会直选的民众签名竟达 22 万之多。
虽然 “民促会” 争取 1988 年立法会直选的努力最终失败，但在如此强大的社会呼声面前，香港当局最终在 1991 年立法会选举中划出 18 个席位由民众直选产生。这次史无前例的立法会直选使得香港民主运动在真正的民主实践中达到高潮。“民促会” 中的两个 “半政党” 性质团体，“汇点” 和 “香港民主民生促进会”，以及 1990 年新成立的政治团体 “香港民主同盟”，在参选、拉票的政治活动中逐步演变为纯粹的政党。最终，得益于民主运动阵营的成功社会动员，1991 年立法会选举中民主派拿下 18 个直选席位中的 16 席。
然而，1991 年政党的出现也导致了政党团体和社会运动团体的分裂。前者通过选举、立法等体制内渠道参与政治，而后者的活动范围停留在体制外。“政党” 和 “社会运动团体” 这两者之间不仅渐行渐远，而且前者不断吸纳后者的人力与物质资源，使后者的发展难以为继。1991 年立法会选举同年，“民促会” 宣告解散，也标志着民主运动的统一战线不再存在。一些社会运动团体的民主诉求开始趋于极端化，对于政党产生戒心，且由于人力不足等原因，在和政党争夺物质资源和媒体关注的过程中不断败下阵来。1992 年以后，这些撕裂和内耗使得民主运动内部难以形成共识，削弱了民主运动整体的声音，使得运动进入 “停衰期”。
虽然殖民地时期香港的民主运动历史有起有落，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自 1960 年代起，通过社会运动方式表达异见、达到政治目的，一直是香港政治生活的代表性特征。从这一角度看，香港社会堪称是典型的 “社会运动社会”。
参考文献：
Sing, M. (1996). Economic development, civil society and democratization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26(4), 482-504.
（据2014年10月1日微信公号“政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