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赳赳：点评新华社对沈颢的报道

 

注：括号内文字为点评人所加。

沈颢反省：我违背了新闻操守层面基本观念（反省、观念为中性词，标题经审慎选择，未作媒体审判，分寸感尚可。新闻操守，可以是伦理、规章、制度，也可以是法律。为避口实，故作此模糊化处理。）

新华视点 2014-09-29 19:55　

在很多人看来，这场“风暴”远未停歇。（制造悬念）

继９月４日“２１世纪网主编等人被立案侦查”的消息公布后，９月２５日曝出又一重磅新闻，令此案的关注度持续升温——“２１世纪报系总编沈颢、总经理陈东阳２５日下午被警方带走。” （交待背景）

次日，上海市公安局对这一消息予以证实，并称上述人员因涉嫌敲诈犯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此段易蒙混过关，公安局为什么要“证实”，向谁证实，通过具体什么途径证实？具体人士是谁？是向记者讲的还是公开宣称的？此为一疑；且“证实”一词不妥，公安局无证实的义务，此为二疑。）

短短数行的新闻表明，公安机关对２１世纪网涉嫌严重经济犯罪案件的调查，已经扩大到其母公司——２１世纪传媒有限公司。特别是公司总裁、曾执笔写出“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即使新闻死了，也会留下圣徒无数”等经典语句的著名媒体人沈颢涉案被查，令许多人唏嘘感慨，也引发出更多的猜测与疑问。（母公司与子公司的关系、股份结构未交待清楚，更须交待母公司与南方报业集团的关系，尚须交待中国媒体公司的根本性质：赢利后上交给谁了？若亏损了又由谁负责？其主管方和产权方归属于谁？是全国资还是国资控股？是集体企业还是私营企业？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的对等关系是什么？主管方是党下面的宣传部？还是政府下面的新闻出版部？如果是严重经济犯罪，应追查他们的连带责任吗？如果敲诈成立，敲诈的资金有多少是作为利润上交了？谁是敲诈的最终利益获得者？监管为何长期失位？这些，记者并未交待清楚，叙述不够解渴。） 

为此，新华社记者再赴上海，向专案组进一步了解案情，并面对面采访了部分犯罪嫌疑人。通过他们自己的讲述和办案民警的介绍，更多案件内幕一一显现。（此段纯为加重可信度而写，但就新闻专业主义而言，可信度不看你做了多少功课、有多少苦劳、显得多么勤奋，而在于细节。凡是模糊细节的处理，都会削弱可信度，反之亦然。专案组具体谁？部分嫌疑人有几位，都是谁？民警又是谁？希望在下文中有所细节力量上的强化。） 

旗下已有三媒体涉案 “合作”企业达２００多家　（合作一词有歧义，正常的经营也称“合作”，客户叫合作伙伴。就常理推断，一个媒体能有１００家稳定的广告客户就是不得了的事，假若有２００家可供敲诈的企业，我只能说，天方夜谭。）

一夜之间，从２１世纪报系掌舵人变成犯罪嫌疑人，身陷囹圄的沈颢却显得出乎意料的平静。对于自己被调查的原因，他似乎也很清楚。（慎用形容词，出乎意料一词应删，过于主观。“显得平静”即可。“似乎也很清楚”的推断不妥，也为主观臆断，而且“似乎”一词还加重了不确定的主观臆断。此句删去即可。身陷囹圄一词过于文学笔法，不妥，且囹圄是指监狱，采访对象此时尚是嫌疑人，故不合此用；况此词的感情色彩有因“蒙冤”而“同情”的含义，也易被持有偏见的读者误解为“嘲讽”的含义，此形容词去掉为妙。总之，此段整体为败笔，令读者有“构陷开始”的不安意识了。）

“我知道，公安机关这次对２１世纪经济报道、２１世纪网等的查处主要是两方面，一是通过负面新闻逼迫企业支付合作费用，二是收取企业的‘保护费’，承诺不对其进行负面报道。”沈颢说。（逼迫、保护费二词是否为沈颢所说，请记者留好录音，以备将来事实核查。若不留录音，将来沈颢起诉“侵害名誉权”，会成为记者的不利因素。） 

办案民警介绍，截至目前，此案已涉及２１世纪传媒有限公司旗下的２１世纪经济报道、２１世纪网、理财周报３家财经媒体，３０多名相关人员被调查。除了沈颢、陈东阳之外，还包括２１世纪经济报道主编刘晖，２１世纪网总裁刘冬、主编周斌、广告部副总经理莫宝泉，理财周报发行人夏日、主编罗光辉、总经理梅波等人。（此处是民警介绍，还是引用书面材料？存疑。且未透露介绍者名姓，可信度不高。此处应做成数据图表新闻，将２１世纪传媒及旗下重要人员构成列出。最好一并列出股本构成及客户关系。） 

被侵害公司的指证和涉案人员的供述表明，２１世纪经济报道、２１世纪网、理财周刊利用其在财经界的广泛影响力，与上海润言、深圳鑫麒麟等公关公司相互勾结，指使下属媒体记者通过各种途径主动挖掘、采编拟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等的负面信息，并以发布负面报道为要挟，迫使诸如２００多家公司与其签订“合作”协议，收取高额“广告费”。（供述不能表明，审判官才能表明。供述只能是“认为”，或，在段落末尾加上，“可能性非常大”的字样。“勾结”为贬义词，不合用，改成“勾连”较妥。“指使”为贬义词，改成中性的“指令”较妥。总之，中性说法会更有说服力，更让读者信服。“要挟”、“迫使”二词在审判之前使用不妥，易有可能是“协商”、“谈判”，这些字眼需法官认定其性质、程度。此处显示出记者的专业素养不够。）　

上海新文化传媒就是曾经与２１世纪网、理财周报“合作”的企业之一。说起当时的情况，公司监事长余某至今感到“很不愉快”。 （很不愉快不是事实陈述，而是情绪，有误导读者进入“情感带入”的嫌疑。此处显得记者非常业余。）

“２０１２年２月，我公司即将上市。上海润言公司的张某某根据我们发布在网上的联系方式找到我公司。”余某回忆。张某某介绍了润言公司的服务项目，并将一份广告合作协议摆在了他的面前。（直接引语的部分，请记者一定留录音备事实核查，以防与事实出入，置自己于不利境地。） 

“协议上有一批报价，包括２１世纪网、理财周报等财经媒体，但价格高得离谱，登一篇文章或广告要几十万元。”余某打算压低价格，但没想到对方就没打算谈价格，而是直接摊牌。 （一个广告几十万元是市场常态，并非“高得离谱”，“软文”要看所占版面，有的软文比广告价格更高，也是常理。只要不是强买强卖，而是双方协商、谈判，都是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比如收藏品市场、古玩市场，就是如此。“摊牌”一词，不够准确，有倾向性。直接说即可。貌似文学性的表述，常会消解可信度。）

“当时，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张某某给我举例说，某些公司因为没有和润言公司签合作协议，结果被媒体进行负面报道，导致无法上市或者股价波动，付出了惨痛代价。”余某说，由于正在上市的关键期，害怕对上市产生影响，只能同意和润言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应提供具体的案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段话闪烁其辞，只能有个大致印象。或者，需要这位张某某接下来的证言，用“交叉信息源”的方式，增加可信度。看记者能否挖出。西方人的名言：既便你妈妈说她爱你，你也应该证实一下。）

“这种敲诈是非常隐蔽的。”余某告诉记者，“部分媒体是跟我公司直接签协议，另一部分媒体是跟润言公司签订的打包服务协议，总共花在润言公司和其要求合作媒体上的钱有上百万元。”（第一句话先入为主，有主观立场，直接引用不妥。哪些媒体是直接签，哪些媒体是打包服务，具体金额到底是多少？直接签的是否不应算在润言公司头上？这些媒体都是２１世纪旗下的吗？一切过于模糊，记者应有追问精神，在面上打转，不深入内部细节探究，获取不了真相。就媒体行业来看，上百万只能称为一个入门级的“大单”，属正常投放系列，经额并不算超出意外。）

“合作”之后才能平安无事。但是，也有极少数企业在威逼利诱之下仍不肯就范，例如农夫山泉。（“才能”应改为“便”，否则还需举“不合作”之后被“负面报道”的反例。“威逼利诱”一词不妥，“利诱”从何而来，难道余某某参与分钱了？）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４日，２１世纪网发出了第一篇针对农夫山泉的负面报道，我们随后进行了公开澄清。”农夫山泉董秘周力介绍，“我们没有去（跟２１世纪网）做一些私下的沟通或者是怎么样，因为董事会认为这个报道是不实的，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不需要去低头或者是屈服。”（就此段来看，农夫山泉好样的！） 

周力没料到，没有“私下的沟通”招致了更猛烈的“炮火”。随后的３个月内，２１世纪网对农夫山泉的水源、质量标准等问题总共做了１９篇负面报道。（需更多细节支持和界定，是否正常行使舆论监督。按常理推断，如无要挟及胁迫等要件及后续索要钱财等手段，应在正常监督之列，因那时主流媒体都在报道农夫山泉事件，非此一家。“炮火”、“私下的沟通”等倾向性说法不妥。）

对这次报道，２１世纪网总裁刘冬予以证实，并承认“这种报道规模和力度是很少见的”。（非这次，应为这批。予以证实了什么？歧义。证实了报道吗？应为“承认”。记者在此有加重各种语气之嫌，以夸大事态，显得很不地道。另：承认报道、规模和力度很大，并非事实要追问的核心要件。核心要件是采取非常规手段威胁事主以敲诈钱财。） 

“负面报道出来以后，沈颢带队拜访我们公司，提出要跟我们合作，并进行正面报道，但被我们董事长回绝。之后他们没再找过我们。”周力说。（此处请备录音查，据知情者袁一弘说法，是沈颢“受邀多次”才去该公司。“没再找过我们”，恰恰说明２１世纪相关人士洁身自好，并非以其为敲诈对象而纠缠不清。此处为一大逻辑漏洞。）

“不低头”的代价相当惨重。周力介绍，因为这些不实的负面报道，农夫山泉遭受了很多质疑，销售受到很大影响，据估算利润损失达数亿元。（此处涉及另一逻辑：负面报道是否为真实报道，若是真实报道，且上段已表明２１世纪并无威胁勒索之要件，则２１世纪是清白的。既便是失实报道，又分无意失实和故意失实，责任不同、责任人不同。即便是故意失实报道，只要是不构成威胁勒索之要件，仍属正常经营范围，不构成敲诈。若农夫山泉自认无负面，大可追究其“名誉权”的“损伤”。）

“其实，我公司与２１世纪经济报道一直有广告合作的，每年５０万元左右。”周力说，后来２１世纪网的广告人员私下透露了“秘密”——“你们之前不是跟２１世纪经济报道有过合作的么？如果也花报纸半版的钱给２１世纪网，那么这个事情也就搞定了”。（此段仍属正常经营及谈判、协商范畴。广告人员具有经营的资格。所谓“搞定”也属市场化媒体普遍运营的模式，此仍是一种“利益交换”的关系，的确有违新闻伦理，但并不构成“敲诈”。如果因为不出台新闻法，不对言论自由予以规范化，而将这种因法律缺位的经营模式称为“敲诈”，可能会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一个长久的笑柄。） 

考核高压＋直接过问 变相“鼓励”敲诈企业钱财（敲诈、高压二词不妥）

办案民警介绍，无论是２１世纪经济报道、２１世纪网，还是理财周报，均有着基本相同的非法牟利模式。这三家看似独立运营的子媒体，其实是相互作用，密不可分。（非法一词不妥。去掉非法一词，能看出２１世纪运营得相当有序和良好。）

“在２１世纪传媒有限公司制定的大框架之下，拥有采编权的报纸和周刊记者负责采写文章，网站负责删帖和运营事宜，再配以财经公关公司牵线搭桥，最终形成了这三家财经媒体与润言、鑫麒麟等财经公关公司联手夺食的格局。”办案民警说。（强化了删帖不妥，删帖只是编辑部门的一个事务而已。媒体、公关公司、客户本就是一条生态链，不能说是“合谋”，而是正常的社会经营和组织的分工与细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２１世纪传媒公司多名高管的手机中，警方发现了大量“某某公司（的报道）不上网”之类的短信。（此为正常的编辑业务范畴，不值得大惊小怪。高管用控制篇幅大小、撤换替代稿件来行使编务权力，是再正常不过的。若“大量”，说明其工作敬业程度，亦说明业务运营良好。） 

“每一条短信都可能意味着一笔高额的公关费用。”办案民警告诉记者，被负面报道的公司会主动找上门来，或者通过公关公司来沟通。科伦药业、亿腾医药、洋河股份、民生租赁等多家公司曾因被负面报道而找到沈颢本人。（可能一词用得非常恰当，就应该这样不下判词。因负面报道找到高管，亦为再正常不过的事，接待说情者或希图摆平事的人，是总编辑的工作内容之一。一个称职的总编辑，应该酌情对待，决不私收利益。若有利益交换要谈，移交广告部门对接人公开处理。后文可看出，沈颢处理，相当称职。） 

沈颢对此予以承认。他以２１世纪网为例介绍，“不管是找到谁，都会被引荐到莫宝泉处，和企业洽谈广告合作事宜，并签订相关合同，收取合作费用。我知道，有些企业就会因此签订合作协议。”（果然，沈颢的处理是媒体经营再正常不过的常态。证明他并未私自收受贿赂或乘机索要。） 

按照这样的模式，２１世纪传媒有限公司旗下的财经媒体与财经公关公司“合作”敲诈企业，获取了巨额利润。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２１世纪传媒公司的管理层给旗下媒体制定了令人惊诧的经营目标。（此处逻辑有漏洞，这种模式为媒体经营常态模式，具体是谁、用怎样的威胁和逼迫，实施敲诈了企业呢？全无交待。从前文也看不出。如果一定要定义这种经营方式是“敲诈”，只能说，全中国的市场化媒体，都在敲诈，而且敲诈得来的钱，也并没有落入个人口袋，还是作为国有资产的赢利，在按劳分配后，上交给了国家。敲诈的最终受益人，是刊号持有者，是国营单位。若一定要以“敲诈”论处，则嫌疑主体亦要重新认定，不是某个人的合法性问题，而是公权力的合法性问题。）

“２０１０年，２１世纪网改版，当年正是ＩＰＯ重启，ＩＰＯ企业极其注重自身声誉。我看到这个契机，就和２１世纪网的刘冬、周斌、莫宝泉等人说，要他们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尤其是那些极为注重自己声誉的ＩＰＯ企业。”沈颢说。（此段说明沈颢很有市场嗅觉，无怪乎会成功。）

刘冬供述，从２０１１年开始，公司领导将“上市公司”这块业务交由２１世纪网负责；同时下达了营收业务考核指标，“每年是八九千万元，完成的情况与我和我的团队的个人收入直接挂钩”。（此段说明运作的市场化程度很多。）

２０１２年，由于没有完成考核指标，刘冬没有拿到足额的８０万元年薪；２０１３年，完成情况仍不理想。２０１４年年初开会时，沈颢向刘冬、周斌、莫宝泉等人放出了狠话，“完不成可以换人”。（此段说明，沈颢很念旧，竟然耽搁了两年媒体的黄金时间。这在外企，早换人了。或招标让专业代理公司来打理。） 

“我还要求他们跟ＩＰＯ企业合作的数量要达到当年ＩＰＯ企业总数的７０％以上。”沈颢供述，“如果按照合法的经营方式，是不可能达到这么高的。我定下如此高的比例，其实是利用考核指标这一工具，鼓励甚至逼着他们用负面报道和‘有偿不闻’的方式拉合作客户。”

（此段有违新闻伦理，若真是沈颢所述，也并不能说明其违法或犯罪。“有偿不闻”与“敲诈”是两个概念，这是重中之重的核心问题。“有偿新闻”与“有偿不闻”是新闻伦理缺失的表现，但由于没有新闻法的支持，目前仍处在一个没有定论的阶段，不能因有偿新闻，就适用于商业贿赂罪，或有偿不闻，就适用于敲诈勒索罪。此处需请教法律界专家。）

对于理财周报，沈颢也制订了类似的考核指标，要求他们利用负面报道逼迫企业“合作”。一旦有企业因为理财周报刊登负面报道的事找到沈颢，他会把企业介绍给相关负责人，由双方协商合作事宜。（逼迫一词不妥，应改为中性词。此段来看，公司正常运营，秩序良好。）

“已经签订协议的企业，如果因为２１世纪网负面报道的事找到我，我会指令刘冬或周斌删除负面报道，履行对客户的‘保护’。” 沈颢说。（此为有偿不闻，非敲诈。） 

与网上删除相比，２１世纪经济报道和理财周报履行“保护”的流程则稍显复杂一些。（更多的客户为了求“保护”，直接投资媒体，变成投资人。均为合法的商业运作。） 

２１世纪经济报道主编刘晖供述，对于已在报纸上报道的，沈颢给刘冬下指令删除网站上的相应报道；对于还未在报纸上报道，但已经进入选题或者编稿的，沈颢会与相应版块的分管领导或值班领导打招呼撤稿。（履行正常媒体业务。）

“２１世纪经济报道曾经报道了一篇关于国家电网的负面新闻，国家电网去找了沈颢。”刘晖说，之后沈颢在一次编委会上明确，国家电网有意入股２１世纪网，这样国家电网就是合作伙伴了，以后不要再进行负面报道。（依然没有敲诈的痕迹。） 

“还有一次负面报道涉及的企业是平安集团和上海家化。沈颢很生气，把分管编委叫过去批评了一顿，意思就是平安集团和上海家化都是报社合作客户，怎么能报道他们的负面新闻。”刘晖供述。（此种行为若属实，有违新闻伦理，新闻伦理是道德的范畴，不适用于法律审判。）

同时，刘晖也表明了内心的纠结。“这是一种利用媒体影响力让企业以投放广告形式上交费用的行为，实际上我是不赞同的，我多次在编委会提出来，但沈颢不重视我的观点。沈颢还要求，如果广告部要让采编部门与企业见面，采编部门应予配合，给客户内心一种确认，有利于广告部谈下这个客户的广告业务。”（新闻法的缺失，造成中国媒体都处在目前这种纠结中，完全靠自律去规范。） 

违背承诺“撕裂”理想 “希望我的悲剧能让媒体同行警醒”（需警醒的是，推动新闻立法，保障新闻边界） 

办案民警介绍，本案涉及单位犯罪和个人犯罪，可能涉嫌罪名有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商业贿赂罪等。而种种迹象表明，对于旗下媒体种种行为的性质及后果，２１世纪传媒有限公司的领导层是清楚的。（记者应介绍强迫交易罪和敲诈勒索罪的要件，都以人身威胁或暴力逼迫为手段，而媒体有话语权，根本不用如此的。商业贿赂目前看来，行文至此，尚未有行贿受贿的情节。）

据刘冬供述，２０１４年初，北京某知名网站因新闻敲诈被查处后，２１世纪网总裁刘冬、主编周斌等人比较担心，专门开会进行研究，向沈颢请示２１世纪网的类似经营行为是否要暂停一下。沈颢指示，“不要害怕，继续要做，完成指标”。（若记者收受，即构成敲诈，因其是最终利益获得者；若记者报负面，广告按经营收受，则不构成敲诈，因不构成直接利益关系，媒体是国有资产，，国有资产的持有人是最终利益获得者。这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依据。但仍须法律界专业人士来厘清。记者写作时，应告诉读者这些认识，普及常识。）

“其实我很早就知道这种新闻敲诈行为涉嫌经济犯罪。但这种模式在媒体圈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是一种普遍的行为。”沈颢承认。他说，出于公司生存和盈利的考虑，他还是在这条非法牟利的道路上越陷越深。（由于没有新闻法的出台，媒体人不得不自谋生路，沈颢所道是实情，但“敲诈”字眼应去掉，以保持报道中立。既便沈真作如是说，也拟应不采信。） 

犯罪嫌疑人、２１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王卓铭则用了“覆水难收”来形容现在的局面。“一家企业就给你３０万，５０万，１００家上市公司能有多少？这钱来得太容易了，而且你什么都不用做，最好不报道。这就像吸毒一样，吸上就戒不掉，只会越来越严重。” （仍在说有偿不闻，而不是敲诈。）　

连日来，沈颢进行了深刻反思，也多次表达自责与悔恨之意。“我在这些新闻敲诈中起到了领导、支持、协调、参与的作用。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自承后果，自说敲诈，可见专案组施加了力量。） 

沈颢涉案被查后，有网友感言，“沈颢有一句话是不错的，‘没有什么可以把人轻易打动。除了真实。’但问题是，他在鼓励别人真实，而自己却做不到。”（无语，打酱油的话。） 

还有更多网友发问，这些曾经“寻求正义、爱心、良知”的新闻朝圣者，如今为何会跌入违法犯罪的泥潭？（再打酱油一瓶。）

“学生的时候，我的理想就是从事新闻行业，当我梦寐以求地进入南方报业后，在很多前辈的指导下，我一直在坚持一种正义、爱心、良知的新闻价值观，也只有在这样一种价值观的引导下才能去为公众利益去服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坚持的很好。”沈颢说。（实情。）

翻开沈颢的履历，或许他所言非虚。沈颢，１９７１年３月出生，浙江嘉兴人；１９８８年至１９９２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就读，毕业后进入《南方周末》工作，历任新闻部主任、编委；１９９９年，他执笔写下流传甚广的新年献词《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

工作中展示出来的才华，为沈颢赢得了更多晋升机会。１９９９年１月，他出任南方日报出版社一编室主任；后又任职《城市画报》社执行主编；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出任《２１世纪经济报道》主编；２００３年至今任２１世纪经济报系发行人；２００８年，出任２１世纪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后兼任２１世纪报系党委书记。

“在我的工作职责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不仅是一个媒体人，同时也是一个媒体的经营管理者。在现实操作层面，我确实违背了在新闻操守层面的基本观念。”沈颢言语中透出更多悔意。（此句审慎。应未作篡改。）

“虽然我们内部规章制度严格禁止此类事情，我们平时也三令五申说过，但在日常执行过程中，我是默认的，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这种临时性的解决方案，也是我们媒体走出目前困境的方法，所以我会给他们提出这些要求。”沈颢说。（实情，可采信。） 

“当有一些有兄弟媒体因为这种事情出事的时候，仍然是置若罔闻，没有抓紧机会去处理……现在，不应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很关键的一句话，为兄弟下属连累。言外之意是可能有记者存在个人敲诈的现象。） 

“所以，我觉得这种变化让我有一种被撕裂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我违背了当初自己对新闻行业的承诺；所以，我觉得非常后悔。”沈颢如此表达自己此时的内心感受，并将这次的事件视为“一个悲剧”。（牵连之累。） 

“无论是２１世纪的悲剧，还是我个人的悲剧，我希望能让有类似现象的媒体同行警醒，坚持积极向上的新闻价值观；同时，我也希望中国的媒体行业来一个大变革，能够彻底清除媒体产业链条里一些不光彩的、违纪违法的事情，让中国媒体行业更加健康地发展。”沈颢如是说。（此几段皆为非事实而是价值观上的认识。）

 

总结：

此文捕风捉影之处多，实证之处少。

此文印象模糊处多，细节数据处少。

此文主观判断多，中立立场少。

此文的文笔不可仿效：形容词多、歧意词多、自以为文学性笔调多。

此文立意在于给不爱动脑筋的人看，第一时间造成某种“认罪”印象。

为非虚构写作的失败之作，诸同行请以反面教材观之。

此文发言一边倒，核心事实少。

新闻法不出台，“非个人收受”性质的有偿新闻和有偿不闻，无罪。

（据2014年9月30日微信公号“北京的腔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