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古希腊人把“勇气”当成一种“公民美德”来构想的时候，他们脑子里头想的一定不只是个人面对僭主和独裁者的勇气，而且还是一个公民（甚至主要是）独自面对其他公民以及整个城邦的勇气。
我们今天有时候会太过偏重前者，喜欢歌颂一个有良心有骨气的知识人如何敢于对权力者说真话；却忽略了他对自己的“伙伴公民”（fellow citizens）说真话原来也是一件很有勇气的事。请注意，这里所指的“真话”，并非客观上一定正确，近乎真理的言论；而是发言者自己真心相信，以及真正表露出他个人信念与价值的话。
例如上回我们在瑞士内亚本塞州州民大会上看到的那个故事，少数几个支持又或者喜好裸体健行的州民，当着全州熟人的面前公开偏好，无惧于身边大多数人的异样目光，也不怕他们的反对，以及后来可能会发生在己身上的排斥，就是要投票捍卫自己的看法。这就是“说真话”了。一个人在公众领域的赤裸呈现，问题并不在天体健行到底对不对，合不合理；而在于肯定和否定他的人是否真的认同自己的抉择。
胆敢如此直言，自然是种勇气。由于运作良好的民主政体亟需每一个公民都能畅所欲言，所以说真话的勇气才算得上是具有公共价值的“公民美德”。不过，我们可以换个面向来看，这样子的民主需要的，可能不只是每一个个人都敢对不赞成他的大众说真话，它最好还得降低一个人的恐惧，减少他说真话的成本。于是内亚本塞州州民大会那个例子所彰显的，就不只是那少数天体健行支持者的勇气了，更是其他多数人的宽容。
也就是说，在这个场合底下说真话也许是不可怕的，即便你的意见太过偏锋，即便你的对手是一大群朝夕共对的熟人，你也不必担心他们以后会对你怎么样。该说什么你就尽管说，说完也就算了，没有人会把它挂在心上，和你断绝来往。若以如此角度思考，这个有趣故事的重点就不是公民的勇气，而是一个社会的成熟与开放。
所以汉娜·阿伦特在分析她心目中理想的古代雅典民主时，不只高举勇气，同时还标榜宽容，将它们并列为城邦必要的“公民美德”。然而，从勇气推导出宽容，这只不过是理想上想当然的说法而已。古希腊人是不是真的那么看重宽容，恐怕还难说得很，毕竟他们谈宽容的文字要比谈勇气少得多了。
我不打算现在就开始追索宽容和政治的关系，更不想花篇幅考察古典文献里头有关宽容的论述，因为在理论上导出宽容这种德目之前，雅典人肯定得先处理另一个更基本的实际问题：那就是如何与和自己政见不同的人共存。
活在民主城邦，身边有许多不一样的人，大家不可能在每一件事情上头都有一致的意见。有时候，那些不一致的意见之间甚至会有系统的分别，形成了价值观取向和立场主张的根本差异。面对这样的情形，你该怎么办呢？大家刚刚才在大会上头吵得不可开交，回头却得照样生活照样往来。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难题，在政治上相当成熟的雅典人不可能没有仔细的思考。宽容之必要，可能只是这个思考的结果之一（因为你也可以选择不宽容）。
有句俗话“仇人也是邻舍”，这句话并非比喻，而是活生生的实况。很多人都会发现身边就有一些和自己看法完全不同的人，当对立得如此分明的时刻，你该怎样处理不同立场者和自己的关系呢？
如果你是一个取向十分认真，把支不支持某种立场看成天大道德问题的人，你或者可以在媒体和网上替自己营建一个首尾一致的社群世界。
可是当你一走出大门，用自己的双脚走在这座城市的道路上时，问题就来了。
也许你天天在那里吃饭的食堂老板就是个立场不同的人，你要不要自此罢吃明志？也许那个会在你满手杂物时主动替你开门的保安就是个偶尔在网上发牢骚的，你要不要建议管理公司炒人？也许你的下属是个老爱把西方挂在嘴上的，你要不要想办法把他弄走？也许你的老板喜欢私底下阅读你不喜欢的书籍，你要不要勇敢地辞职抗议？
“政治成熟”的意思就是，在思考的时候不抽空不离地，真实地视自己为参与者，真实地把自己置放在具体而现实的处境，看看自己手上的可能选项。天天在网上痛骂的老师，应该想想如何面对自己班上的学生；认为名人移民全是不爱国表现的人，应该考虑万一自己亲友也跑去申请绿卡的情况。这样子的思考，方有责任可言，方是政治成熟的体现。
如是思考，你可能会发现罢吃一家餐厅，和呼吁物业炒掉“愤青”保安，都不是那么妥当，因为他们毕竟和你有过不少美好的接触。基于义愤跑去骂他们一顿，也不见得十分现实，因为他们不会挨骂之后就立刻恍然大悟。大部分人的选择可能是干脆避谈政治，不和这些现实中的“邻人”争吵，晚上回家上网再去和志同道合的伙伴单向斗争那些没良心没大脑的家伙。
不过这么做却又依然改变不了那些“邻人”的取向——他们根本听不到你的声音，你只是过了把瘾，满足了虚幻的良知虚荣而已。而且不算真诚地履行了你的立场所要求的责任。所以你可能会采用理论上在公共领域当中最常用的手段，那就是试着说服那些和你立场不同的人。只不过这也意味着你必须花时间去听一些你不愿听的声音，理解他们形成那种（你反对的）立场的由来。因为说服总是交谈，交谈则总是预设了对对方的深入认知。
这并不意味着宽容，宽容属于另一层次，是之后才要处理的题目。当然，你还能有另一套截然不同的选择，那就是把大家立场取向上的差异上升至最根本的矛盾，并且以敌视对手为行动前提。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倒省事得多了，看见抵制一切日货的小伙子，就见一回揍一回。并且不能只是单独行动，不能只是键盘上勇武，最好还得以行动骚扰对手，逼得他们走人或降服。
如此一来，才叫做贯彻了不共戴天的对立立场，才叫做真的忠诚于自己的言论。我不是开玩笑，更不是讽刺，因为这也是一个很实际的选项。如果有人很认真地实施这类计划，那当然也是一种政治成熟的表现。最起码，他真的把自己置放在实践的脉络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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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享】梁文道：怎样才算“政治成熟”？
“政治成熟”的意思就是，在思考的时候不抽空不离地，真实地视自己为参与者，真实地把自己置放在具体而现实的处境，看看自己手上的可能选项。天天在网上痛骂的老师，应该想想如何面对自己班上的学生；认为名人移民全是不爱国表现的人，应该考虑万一自己亲友也跑去申请绿卡的情况。这样子的思考，方有责任可言，方是政治成熟的体现。今天的文章选自东早书评，作者：梁文道。
当古希腊人把“勇气”当成一种“公民美德”来构想的时候，他们脑子里头想的一定不只是个人面对僭主和独裁者的勇气，而且还是一个公民（甚至主要是）独自面对其他公民以及整个城邦的勇气。
我们今天有时候会太过偏重前者，喜欢歌颂一个有良心有骨气的知识人如何敢于对权力者说真话；却忽略了他对自己的“伙伴公民”（fellow citizens）说真话原来也是一件很有勇气的事。请注意，这里所指的“真话”，并非客观上一定正确，近乎真理的言论；而是发言者自己真心相信，以及真正表露出他个人信念与价值的话。
例如上回我们在瑞士内亚本塞州州民大会上看到的那个故事，少数几个支持又或者喜好裸体健行的州民，当着全州熟人的面前公开偏好，无惧于身边大多数人的异样目光，也不怕他们的反对，以及后来可能会发生在己身上的排斥，就是要投票捍卫自己的看法。这就是“说真话”了。一个人在公众领域的赤裸呈现，问题并不在天体健行到底对不对，合不合理；而在于肯定和否定他的人是否真的认同自己的抉择。
胆敢如此直言，自然是种勇气。由于运作良好的民主政体亟需每一个公民都能畅所欲言，所以说真话的勇气才算得上是具有公共价值的“公民美德”。不过，我们可以换个面向来看，这样子的民主需要的，可能不只是每一个个人都敢对不赞成他的大众说真话，它最好还得降低一个人的恐惧，减少他说真话的成本。于是内亚本塞州州民大会那个例子所彰显的，就不只是那少数天体健行支持者的勇气了，更是其他多数人的宽容。
也就是说，在这个场合底下说真话也许是不可怕的，即便你的意见太过偏锋，即便你的对手是一大群朝夕共对的熟人，你也不必担心他们以后会对你怎么样。该说什么你就尽管说，说完也就算了，没有人会把它挂在心上，和你断绝来往。若以如此角度思考，这个有趣故事的重点就不是公民的勇气，而是一个社会的成熟与开放。
所以汉娜·阿伦特在分析她心目中理想的古代雅典民主时，不只高举勇气，同时还标榜宽容，将它们并列为城邦必要的“公民美德”。然而，从勇气推导出宽容，这只不过是理想上想当然的说法而已。古希腊人是不是真的那么看重宽容，恐怕还难说得很，毕竟他们谈宽容的文字要比谈勇气少得多了。
我不打算现在就开始追索宽容和政治的关系，更不想花篇幅考察古典文献里头有关宽容的论述，因为在理论上导出宽容这种德目之前，雅典人肯定得先处理另一个更基本的实际问题：那就是如何与和自己政见不同的人共存。
活在民主城邦，身边有许多不一样的人，大家不可能在每一件事情上头都有一致的意见。有时候，那些不一致的意见之间甚至会有系统的分别，形成了价值观取向和立场主张的根本差异。面对这样的情形，你该怎么办呢？大家刚刚才在大会上头吵得不可开交，回头却得照样生活照样往来。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难题，在政治上相当成熟的雅典人不可能没有仔细的思考。宽容之必要，可能只是这个思考的结果之一（因为你也可以选择不宽容）。
有句俗话“仇人也是邻舍”，这句话并非比喻，而是活生生的实况。很多人都会发现身边就有一些和自己看法完全不同的人，当对立得如此分明的时刻，你该怎样处理不同立场者和自己的关系呢？
如果你是一个取向十分认真，把支不支持某种立场看成天大道德问题的人，你或者可以在媒体和网上替自己营建一个首尾一致的社群世界。
可是当你一走出大门，用自己的双脚走在这座城市的道路上时，问题就来了。
也许你天天在那里吃饭的食堂老板就是个立场不同的人，你要不要自此罢吃明志？也许那个会在你满手杂物时主动替你开门的保安就是个偶尔在网上发牢骚的，你要不要建议管理公司炒人？也许你的下属是个老爱把西方挂在嘴上的，你要不要想办法把他弄走？也许你的老板喜欢私底下阅读你不喜欢的书籍，你要不要勇敢地辞职抗议？
“政治成熟”的意思就是，在思考的时候不抽空不离地，真实地视自己为参与者，真实地把自己置放在具体而现实的处境，看看自己手上的可能选项。天天在网上痛骂的老师，应该想想如何面对自己班上的学生；认为名人移民全是不爱国表现的人，应该考虑万一自己亲友也跑去申请绿卡的情况。这样子的思考，方有责任可言，方是政治成熟的体现。
如是思考，你可能会发现罢吃一家餐厅，和呼吁物业炒掉“愤青”保安，都不是那么妥当，因为他们毕竟和你有过不少美好的接触。基于义愤跑去骂他们一顿，也不见得十分现实，因为他们不会挨骂之后就立刻恍然大悟。大部分人的选择可能是干脆避谈政治，不和这些现实中的“邻人”争吵，晚上回家上网再去和志同道合的伙伴单向斗争那些没良心没大脑的家伙。
不过这么做却又依然改变不了那些“邻人”的取向——他们根本听不到你的声音，你只是过了把瘾，满足了虚幻的良知虚荣而已。而且不算真诚地履行了你的立场所要求的责任。所以你可能会采用理论上在公共领域当中最常用的手段，那就是试着说服那些和你立场不同的人。只不过这也意味着你必须花时间去听一些你不愿听的声音，理解他们形成那种（你反对的）立场的由来。因为说服总是交谈，交谈则总是预设了对对方的深入认知。
这并不意味着宽容，宽容属于另一层次，是之后才要处理的题目。当然，你还能有另一套截然不同的选择，那就是把大家立场取向上的差异上升至最根本的矛盾，并且以敌视对手为行动前提。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倒省事得多了，看见抵制一切日货的小伙子，就见一回揍一回。并且不能只是单独行动，不能只是键盘上勇武，最好还得以行动骚扰对手，逼得他们走人或降服。
如此一来，才叫做贯彻了不共戴天的对立立场，才叫做真的忠诚于自己的言论。我不是开玩笑，更不是讽刺，因为这也是一个很实际的选项。如果有人很认真地实施这类计划，那当然也是一种政治成熟的表现。最起码，他真的把自己置放在实践的脉络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