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9-24 冒安林 腾讯思享会
独家版权稿件，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作者_冒安林，资深媒体人。
在近日哈尔滨三囚犯越狱一案的报道中，媒体多次冲到罪犯高玉伦的年迈母亲面前，让老人一次次提及令自己伤心的儿子，并择取“早点将他枪毙了，好了，我也省心了，大家都安心了”等这些看似冷酷无情的正义话语，写成报道。
然而，在哈尔滨越狱逃犯高玉伦的事件中，实在是找不到采访他母亲的必要。高玉伦此前的案件，与他母亲无关；此次越狱也没有回到母亲身边，但媒体记者还是三番两次去打扰了这位年逾古稀的可怜的母亲，一再询问他的感受，评论自己儿子的罪行，让她说出作为一位母亲必然心痛无比的话语。孩子犯罪，罪不及母，这在新闻操作上，是相当不人道且不合适的行为。
一位母亲，会由衷地希望孩子“早点抓到，早点枪毙”吗？不会。面对亡命天涯的儿子，即便明知他犯了错，心里更多的情感诉求还是母亲末尾提及的，不希望孩子“再受罪”了。
这则本该报道客观事实、分析事件成因的新闻，却以“正义”之名，对其母亲进行“道德审问”，伤害了基本的人道精神，忽略了对新闻事件的家属所应有的人文关怀。
1.媒体对犯罪嫌疑人家属的采访应谨慎
新闻报道，首要原则是真实、客观、深度。很多时候为了还原真相，必须要直接采访当事人或核心近亲。但当事涉刑事案件时，媒体采访犯罪嫌疑人家属时应十分小心和注意。
对部分参与此次报道的记者而言，越狱犯亡命天涯，采访到他的母亲和家属，就是成功地采访到了核心人物，这说明操作这个选题的记者，实在是缺乏相应的职业伦理培训。因为此案既然属于单方面的策划越狱，高玉伦的家人既不知情、也没有发挥作用，更对案犯心理无法分析，而相反来说，高玉伦的母亲，还时常梦见自己的儿子，可见母亲对儿子的爱惜和惋惜。
因此，一次次让高玉伦的母亲评论儿子的罪行，回想过往相处的情境，是否有其必要性？是否合乎于人性？皆是媒体在此事件报道中需要更为谨慎的地方。
2.媒体应审慎报道受害者家属
在新闻调查尤其是深度报道中，都无法绕开采访当事人、密切亲友、事件当事人。且由于采访过程中存在的层层障碍，使得记者能够取得任何一个有效的突破都是不小的成绩，在这种情况下，使媒体常会忽略挖掘真相和保护亲属之间的平衡，不知不觉中，就会带来受访者极大的伤害。
笔者有个记忆非常深刻的新闻细节，那就是流窜杀人犯周克华的母亲，在接受新闻记者采访时，始终都用蒲扇遮盖住自己的脸庞。而当记者告诉她，自己的孩子已经被中枪被毙时，这位老人“愣了大约有20秒钟，双手不禁颤抖。”
作为挖掘社会矛盾或问题根源的媒体来说，走访和还原周克华的成长环境，是非常有必要的，接触周克华的母亲或其他近亲属，也都有用处。但这样的调查报道，周克华母亲应当以背景叙述或间接表述更为恰当。毕竟，没有哪个母亲生育抚养孩子，是为了让他成为罪犯。而儿子的重大罪行，也必将成为母亲余生的耻辱和罪孽。对于记者这样赤裸裸的情态描述，除了宣扬一下死者母亲是如何悲痛，其他还有什么意义？实际上，相比于周克华的母亲，他的女朋友，作为周克华亲密恋人，又是周克华案件知情者，也参与分赃和包庇逃亡，这样的重点关系人物，才是媒体着重挖掘和采访的对象。
所以说，在类似的重大案件报道中，不是没有恰当的报道对象和合适的报道手法，而是我们的媒体、记者，完全不具备应有的隐私保护、情感怜悯意识，完全出于博眼球、赚眼泪的需要，没有细心地处理采访报道。
但目前很多不专业媒体，习惯走情感渲染路线。无论是时政、法制、调查报道，都喜欢从故事性角度去诠释，为了情感或情节需要，关注或采访了和事件“弱相关”的亲友，千方百计挖料，追求泪点、爆点，这是采访根本上的方向性错误，跟所谓的突破、挖掘毫无关系。甚至是挖掘越深、对事件受害者家属的伤害越大。
再比如，723动车事故一年之后，还有媒体再次登门，对事件身亡者郑杭征的妻子和女儿进行了一次触及伤痛的深度访问，起名《没有爸爸的日子》。
这样的报道，将笔触放在一个年幼的孩子身上，是极其错误的。由于年龄原因，孩子还没有能够理解死亡，也不能自我调节心理创伤，媒体出于自己情感渲染的需要，再去伤害一次家属，可谓非常的不恰当。而且，这个也跟一年前新闻发生时大为不同，毕竟事情已经过去，也不是为了实现报道的最大突破，实在是没有必要再去打扰。
而做出这个采访决定的媒体意图，是可以推测的。对重大灾难事故的回访，是存在很大的社会意义，能够唤醒社会的缅怀情怀，保持社会的爱心意识。在汶川地震等重大灾难事故之后，都会有很多媒体进行回顾式报道。但这样的报道更需要在采访对象和报道技巧上多下功夫，不能单单为了追求媒体的公众效果，而去伤害那些最容易被伤害的弱小人群。
3.媒体应从“政治宣传”回归“客观报道”
媒体喜欢将犯罪嫌疑人的核心亲属拎到话筒和镜头前面，除了简单的表面的新闻诉求动机以外，其实也有深层次的媒体“政治正确”的宣传动机。
长久以来，中国新闻常被视为为宣传工具，剥夺了人性只留下宣传性质、忽略了个人只留下宣传诉求。报道事实的新闻，和追求社会效果的宣传，很多时候是合一的，甚至是宣传目的压过了新闻报道。经过几十年的训练和实践，这种意识已经不知不觉浸在新闻工作者的潜意识里。
比如在报道犯罪案件时，都要渲染罪犯的穷凶极恶、表扬家属的大义灭亲；报道灾难性事件时，都忽略个人所遭受的实际困难，宣传社会援助和抢险救灾的集体正能量。久而久之，这种政治动机和宣传意图，会促使记者往这个方向走。比如在高玉伦一案的报道中，媒体几次渲染高母的“大义灭亲”，就是典型的受潜在的政治宣传动机的影响。
而在解放后的历次运动，尤其是文革中，一方面违反人伦、鼓励大义灭亲，一方面新闻又彻底沦为宣传工具，这些事情都同时发生着，给现在的新闻报道留下了难以消弭的影响。越是容易发生问题的领域，越是要小心谨慎，不要再犯伤及人心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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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媒体】以正义之名“道德审问”受害者家属这样好吗
2014-09-24 冒安林 腾讯思享会
哈尔滨市延寿县看守所三名在押人员在9月2日涉嫌杀警越狱后，已于9月11日全数落网。在警方追捕期间，媒体多次拜访犯罪嫌疑人高玉伦正住院且年迈的母亲，引述其“大义灭亲”的话语：“早点抓到，早点枪毙”、“抓着好，我高兴”，然而，若仔细对比各家媒体访谈细节，不难看出其母的深深悲痛。 本期反思媒体邀请资深媒体人冒安林撰文指出，应谨慎采访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家属，勿以“正义”之名进行“道德审问”，以免伤害基本的人道精神与新闻伦理，忽略了对受访者的人文关怀。以下为正文：
独家版权稿件，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作者_冒安林，资深媒体人。
在近日哈尔滨三囚犯越狱一案的报道中，媒体多次冲到罪犯高玉伦的年迈母亲面前，让老人一次次提及令自己伤心的儿子，并择取“早点将他枪毙了，好了，我也省心了，大家都安心了”等这些看似冷酷无情的正义话语，写成报道。
然而，在哈尔滨越狱逃犯高玉伦的事件中，实在是找不到采访他母亲的必要。高玉伦此前的案件，与他母亲无关；此次越狱也没有回到母亲身边，但媒体记者还是三番两次去打扰了这位年逾古稀的可怜的母亲，一再询问他的感受，评论自己儿子的罪行，让她说出作为一位母亲必然心痛无比的话语。孩子犯罪，罪不及母，这在新闻操作上，是相当不人道且不合适的行为。
一位母亲，会由衷地希望孩子“早点抓到，早点枪毙”吗？不会。面对亡命天涯的儿子，即便明知他犯了错，心里更多的情感诉求还是母亲末尾提及的，不希望孩子“再受罪”了。
这则本该报道客观事实、分析事件成因的新闻，却以“正义”之名，对其母亲进行“道德审问”，伤害了基本的人道精神，忽略了对新闻事件的家属所应有的人文关怀。
1.媒体对犯罪嫌疑人家属的采访应谨慎
新闻报道，首要原则是真实、客观、深度。很多时候为了还原真相，必须要直接采访当事人或核心近亲。但当事涉刑事案件时，媒体采访犯罪嫌疑人家属时应十分小心和注意。
对部分参与此次报道的记者而言，越狱犯亡命天涯，采访到他的母亲和家属，就是成功地采访到了核心人物，这说明操作这个选题的记者，实在是缺乏相应的职业伦理培训。因为此案既然属于单方面的策划越狱，高玉伦的家人既不知情、也没有发挥作用，更对案犯心理无法分析，而相反来说，高玉伦的母亲，还时常梦见自己的儿子，可见母亲对儿子的爱惜和惋惜。
因此，一次次让高玉伦的母亲评论儿子的罪行，回想过往相处的情境，是否有其必要性？是否合乎于人性？皆是媒体在此事件报道中需要更为谨慎的地方。
2.媒体应审慎报道受害者家属
在新闻调查尤其是深度报道中，都无法绕开采访当事人、密切亲友、事件当事人。且由于采访过程中存在的层层障碍，使得记者能够取得任何一个有效的突破都是不小的成绩，在这种情况下，使媒体常会忽略挖掘真相和保护亲属之间的平衡，不知不觉中，就会带来受访者极大的伤害。
笔者有个记忆非常深刻的新闻细节，那就是流窜杀人犯周克华的母亲，在接受新闻记者采访时，始终都用蒲扇遮盖住自己的脸庞。而当记者告诉她，自己的孩子已经被中枪被毙时，这位老人“愣了大约有20秒钟，双手不禁颤抖。”
作为挖掘社会矛盾或问题根源的媒体来说，走访和还原周克华的成长环境，是非常有必要的，接触周克华的母亲或其他近亲属，也都有用处。但这样的调查报道，周克华母亲应当以背景叙述或间接表述更为恰当。毕竟，没有哪个母亲生育抚养孩子，是为了让他成为罪犯。而儿子的重大罪行，也必将成为母亲余生的耻辱和罪孽。对于记者这样赤裸裸的情态描述，除了宣扬一下死者母亲是如何悲痛，其他还有什么意义？实际上，相比于周克华的母亲，他的女朋友，作为周克华亲密恋人，又是周克华案件知情者，也参与分赃和包庇逃亡，这样的重点关系人物，才是媒体着重挖掘和采访的对象。
所以说，在类似的重大案件报道中，不是没有恰当的报道对象和合适的报道手法，而是我们的媒体、记者，完全不具备应有的隐私保护、情感怜悯意识，完全出于博眼球、赚眼泪的需要，没有细心地处理采访报道。
但目前很多不专业媒体，习惯走情感渲染路线。无论是时政、法制、调查报道，都喜欢从故事性角度去诠释，为了情感或情节需要，关注或采访了和事件“弱相关”的亲友，千方百计挖料，追求泪点、爆点，这是采访根本上的方向性错误，跟所谓的突破、挖掘毫无关系。甚至是挖掘越深、对事件受害者家属的伤害越大。
再比如，723动车事故一年之后，还有媒体再次登门，对事件身亡者郑杭征的妻子和女儿进行了一次触及伤痛的深度访问，起名《没有爸爸的日子》。
这样的报道，将笔触放在一个年幼的孩子身上，是极其错误的。由于年龄原因，孩子还没有能够理解死亡，也不能自我调节心理创伤，媒体出于自己情感渲染的需要，再去伤害一次家属，可谓非常的不恰当。而且，这个也跟一年前新闻发生时大为不同，毕竟事情已经过去，也不是为了实现报道的最大突破，实在是没有必要再去打扰。
而做出这个采访决定的媒体意图，是可以推测的。对重大灾难事故的回访，是存在很大的社会意义，能够唤醒社会的缅怀情怀，保持社会的爱心意识。在汶川地震等重大灾难事故之后，都会有很多媒体进行回顾式报道。但这样的报道更需要在采访对象和报道技巧上多下功夫，不能单单为了追求媒体的公众效果，而去伤害那些最容易被伤害的弱小人群。
3.媒体应从“政治宣传”回归“客观报道”
媒体喜欢将犯罪嫌疑人的核心亲属拎到话筒和镜头前面，除了简单的表面的新闻诉求动机以外，其实也有深层次的媒体“政治正确”的宣传动机。
长久以来，中国新闻常被视为为宣传工具，剥夺了人性只留下宣传性质、忽略了个人只留下宣传诉求。报道事实的新闻，和追求社会效果的宣传，很多时候是合一的，甚至是宣传目的压过了新闻报道。经过几十年的训练和实践，这种意识已经不知不觉浸在新闻工作者的潜意识里。
比如在报道犯罪案件时，都要渲染罪犯的穷凶极恶、表扬家属的大义灭亲；报道灾难性事件时，都忽略个人所遭受的实际困难，宣传社会援助和抢险救灾的集体正能量。久而久之，这种政治动机和宣传意图，会促使记者往这个方向走。比如在高玉伦一案的报道中，媒体几次渲染高母的“大义灭亲”，就是典型的受潜在的政治宣传动机的影响。
而在解放后的历次运动，尤其是文革中，一方面违反人伦、鼓励大义灭亲，一方面新闻又彻底沦为宣传工具，这些事情都同时发生着，给现在的新闻报道留下了难以消弭的影响。越是容易发生问题的领域，越是要小心谨慎，不要再犯伤及人心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