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媒体】以正义之名“道德审问”受害者家属这样好吗

2014-09-24 冒安林  腾讯思享会

哈尔滨市延寿县看守所三名在押人员在9月2日涉嫌杀警越狱后,已于9月11日全数落网。在警方追捕期间,媒体多次拜访犯罪嫌疑人高玉伦正住院且年迈的母亲,引述其“大义灭亲”的话语:“早点抓到,早点枪毙”、“抓着好,我高兴”,然而,若仔细对比各家媒体访谈细节,不难看出其母的深深悲痛。 本期反思媒体邀请资深媒体人冒安林撰文指出,应谨慎采访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家属,勿以“正义”之名进行“道德审问”,以免伤害基本的人道精神与新闻伦理,忽略了对受访者的人文关怀。以下为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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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_冒安林,资深媒体人。

 

在近日哈尔滨三囚犯越狱一案的报道中,媒体多次冲到罪犯高玉伦的年迈母亲面前,让老人一次次提及令自己伤心的儿子,并择取“早点将他枪毙了,好了,我也省心了,大家都安心了”等这些看似冷酷无情的正义话语,写成报道。

 

然而,在哈尔滨越狱逃犯高玉伦的事件中,实在是找不到采访他母亲的必要。高玉伦此前的案件,与他母亲无关;此次越狱也没有回到母亲身边,但媒体记者还是三番两次去打扰了这位年逾古稀的可怜的母亲,一再询问他的感受,评论自己儿子的罪行,让她说出作为一位母亲必然心痛无比的话语。孩子犯罪,罪不及母,这在新闻操作上,是相当不人道且不合适的行为。

 

一位母亲,会由衷地希望孩子“早点抓到,早点枪毙”吗?不会。面对亡命天涯的儿子,即便明知他犯了错,心里更多的情感诉求还是母亲末尾提及的,不希望孩子“再受罪”了。

 

这则本该报道客观事实、分析事件成因的新闻,却以“正义”之名,对其母亲进行“道德审问”,伤害了基本的人道精神,忽略了对新闻事件的家属所应有的人文关怀。

 

1.媒体对犯罪嫌疑人家属的采访应谨慎

 

新闻报道,首要原则是真实、客观、深度。很多时候为了还原真相,必须要直接采访当事人或核心近亲。但当事涉刑事案件时,媒体采访犯罪嫌疑人家属时应十分小心和注意。

 

对部分参与此次报道的记者而言,越狱犯亡命天涯,采访到他的母亲和家属,就是成功地采访到了核心人物,这说明操作这个选题的记者,实在是缺乏相应的职业伦理培训。因为此案既然属于单方面的策划越狱,高玉伦的家人既不知情、也没有发挥作用,更对案犯心理无法分析,而相反来说,高玉伦的母亲,还时常梦见自己的儿子,可见母亲对儿子的爱惜和惋惜。

 

因此,一次次让高玉伦的母亲评论儿子的罪行,回想过往相处的情境,是否有其必要性?是否合乎于人性?皆是媒体在此事件报道中需要更为谨慎的地方。

 

2.媒体应审慎报道受害者家属

 

在新闻调查尤其是深度报道中,都无法绕开采访当事人、密切亲友、事件当事人。且由于采访过程中存在的层层障碍,使得记者能够取得任何一个有效的突破都是不小的成绩,在这种情况下,使媒体常会忽略挖掘真相和保护亲属之间的平衡,不知不觉中,就会带来受访者极大的伤害。

 

笔者有个记忆非常深刻的新闻细节,那就是流窜杀人犯周克华的母亲,在接受新闻记者采访时,始终都用蒲扇遮盖住自己的脸庞。而当记者告诉她,自己的孩子已经被中枪被毙时,这位老人“愣了大约有20秒钟,双手不禁颤抖。”

 

 

作为挖掘社会矛盾或问题根源的媒体来说,走访和还原周克华的成长环境,是非常有必要的,接触周克华的母亲或其他近亲属,也都有用处。但这样的调查报道,周克华母亲应当以背景叙述或间接表述更为恰当。毕竟,没有哪个母亲生育抚养孩子,是为了让他成为罪犯。而儿子的重大罪行,也必将成为母亲余生的耻辱和罪孽。对于记者这样赤裸裸的情态描述,除了宣扬一下死者母亲是如何悲痛,其他还有什么意义?实际上,相比于周克华的母亲,他的女朋友,作为周克华亲密恋人,又是周克华案件知情者,也参与分赃和包庇逃亡,这样的重点关系人物,才是媒体着重挖掘和采访的对象。

 

所以说,在类似的重大案件报道中,不是没有恰当的报道对象和合适的报道手法,而是我们的媒体、记者,完全不具备应有的隐私保护、情感怜悯意识,完全出于博眼球、赚眼泪的需要,没有细心地处理采访报道。

 

但目前很多不专业媒体,习惯走情感渲染路线。无论是时政、法制、调查报道,都喜欢从故事性角度去诠释,为了情感或情节需要,关注或采访了和事件“弱相关”的亲友,千方百计挖料,追求泪点、爆点,这是采访根本上的方向性错误,跟所谓的突破、挖掘毫无关系。甚至是挖掘越深、对事件受害者家属的伤害越大。

 

再比如,723动车事故一年之后,还有媒体再次登门,对事件身亡者郑杭征的妻子和女儿进行了一次触及伤痛的深度访问,起名《没有爸爸的日子》。

 

这样的报道,将笔触放在一个年幼的孩子身上,是极其错误的。由于年龄原因,孩子还没有能够理解死亡,也不能自我调节心理创伤,媒体出于自己情感渲染的需要,再去伤害一次家属,可谓非常的不恰当。而且,这个也跟一年前新闻发生时大为不同,毕竟事情已经过去,也不是为了实现报道的最大突破,实在是没有必要再去打扰。

 

而做出这个采访决定的媒体意图,是可以推测的。对重大灾难事故的回访,是存在很大的社会意义,能够唤醒社会的缅怀情怀,保持社会的爱心意识。在汶川地震等重大灾难事故之后,都会有很多媒体进行回顾式报道。但这样的报道更需要在采访对象和报道技巧上多下功夫,不能单单为了追求媒体的公众效果,而去伤害那些最容易被伤害的弱小人群。

 

3.媒体应从“政治宣传”回归“客观报道”

 

媒体喜欢将犯罪嫌疑人的核心亲属拎到话筒和镜头前面,除了简单的表面的新闻诉求动机以外,其实也有深层次的媒体“政治正确”的宣传动机。

 

长久以来,中国新闻常被视为为宣传工具,剥夺了人性只留下宣传性质、忽略了个人只留下宣传诉求。报道事实的新闻,和追求社会效果的宣传,很多时候是合一的,甚至是宣传目的压过了新闻报道。经过几十年的训练和实践,这种意识已经不知不觉浸在新闻工作者的潜意识里。

 

比如在报道犯罪案件时,都要渲染罪犯的穷凶极恶、表扬家属的大义灭亲;报道灾难性事件时,都忽略个人所遭受的实际困难,宣传社会援助和抢险救灾的集体正能量。久而久之,这种政治动机和宣传意图,会促使记者往这个方向走。比如在高玉伦一案的报道中,媒体几次渲染高母的“大义灭亲”,就是典型的受潜在的政治宣传动机的影响。

 

而在解放后的历次运动,尤其是文革中,一方面违反人伦、鼓励大义灭亲,一方面新闻又彻底沦为宣传工具,这些事情都同时发生着,给现在的新闻报道留下了难以消弭的影响。越是容易发生问题的领域,越是要小心谨慎,不要再犯伤及人心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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