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立人图书馆还在被继续关停。9月13日，设在云南巧家县的孙世祥图书馆迎来了三波大检查，分别是当地文体局、消防大队和派出所，查图书、查灭火器、查租房信息……这是立人仅存的2家图书馆之一，自2007年成立的22家中，已有20家被关，1家独立。
9月12日，在张国栋图书馆工作的志愿者，被河南淮滨的派出所强制遣返。同一天，成都的爱思青年发布声明，称有关部门已出台文件，要求高校调查与之合作的社团和个人。
近期被关停、调查的机构不只这两家。6月份郑州亿人平机构资金被冻结，7月份法人代表常律师被检察院以非法经营名义批捕，在被关押上百天后，律师才得以会见。此外，自6月份大规模清查所谓有境外资金背景的NGO以来，大批公益机构被调查。
上述三家公益机构，一家做乡村文化教育，一家做学生公益交流，一家做残障权利倡导，他们此次被关停，你怎么看？
被关停是他们自己作死的吗？
有些人觉得nozuonodie，问题出在这些机构本身。
比如，有人怀疑他们是非法组织，可这三家可都是正规注册，前两家是民非，立人和本地精英多有合作，爱思则与团委合作密切，亿人平虽是在工商注册，但一直“依法”纳税，大陆公益机构受双重管理、门槛过高所限，工商注册的可多了去，又何来非法一说？
有人质疑他们活动涉嫌违法，但至今为止前两家都没接到有关部门的正式文件，多是合作方受到压力后单方中止，郑州这边的调查就更像是个笑话（详情可在优酷上搜索《囚歌》），更何况还有无罪推定一说，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公开怀疑别人违法还涉嫌诽谤呢。
还有人说他们有海外资金背景，扣上“境外反华势力”资助的帽子。暂且不论什么叫“境外反华势力”，立人、爱思资金来源可能早已多元化，也不一定有多少海外资金，即便有海外资金支持，那又怎样，我们的外资企业还少吗？资金流动和公益捐赠早已全球化，不少国际机构在中国开展工作，用境外资金支持境内公益，又有什么不好，又有哪条违法？你想，哈佛大学会拒绝潘石屹的捐款吗？同样，中国的发展也离开不了大批国际机构和华人华侨的捐赠，80年代至今，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日本协力等大批国际援助机构均有资金支持中国的发展，不少政府部门均有接受资助，难道因为接受海外资金就成了勾结境外反华势力了吗？
还有人称是因为他们的一些活动触犯到政府的G点，那谁能确定政府的G点在哪里，那这个人是它的所有人还是，而且你怎么确定它不会到处都是G点、到处都很敏感呢？何况，公益活动是否可以开展该以此为准，还是该以是否能服务目标群体、改良社会为准？“法无明确禁止即可行”适用于公民的所有活动，搞搞公益还需要特别的法律赋权、政府首肯吗？如果相关部门要取缔，是否也应该要依法行事？
集体沉默与公共关怀的悖论
而相比这些外界的误解和质疑，公益圈内部的沉默更让人担心。我认识很多做公益的朋友，对这些机构的遭遇，不少人不置一词，连在微博微信上举手之劳的转发都懒得做，即便是了解这些机构的使命和活动。当然，没人有权要求别人一定要关注什么，也没人会对某篇文章有“是公益人就转”的期待，但是，公益圈的集体沉默作为一种现象值得探究。
以俺小人之心度之，沉默原因可能有四，一是无力关注。不少公益人的日常工作已很繁重，事情一件接着一件，不想再去了解其他领域的动态，也不想再分心去关注其他机构的命运。比如，做残障的很少去了解环保常识，做环保的也懒得去关注扶贫事项，做扶贫的可能很多人又对女权议题不感冒，大家都觉得自己工作的领域是最重要的，自己关注的问题是最迫切的，术业有专攻当然不错，但是当大家都把目光局限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时，公益行业的公共问题便无人过问，也很难在各自推动的议题上相互声援，形成合力以促成社会问题的解决。
二是不想关注。有的负责人爱拿机构使命说事，对与此无关的事情自动隔离，还时刻以此提醒员工不要分散精力，但却忘了，公益机构的使命和公益人的公共关怀并不矛盾，而是水乳交融，相辅相成。如果要求员工所有行动都局限于机构使命，则会逐渐窒息他们的公共精神。还有人说中国不缺振臂高呼之人，而缺踏实践行之人，可上述三家机构，哪家不是在踏实践行，可能正是因为他们踏实践行得太好了，才不能见容于有关部门，如果他们再不振臂高呼，可能连践行的机会都没有了。而这种机会，不只和这三家机构有关，而是关乎所有公益机构。
三是不敢关注。有人担心站出来会影响正常生活，但如果为公益机构说两句话都有此担心，那这种环境，不正是需要被改变的吗？如果公益人连这种内心的恐惧都不敢直面，不设法克服，那还有自信去解决其他社会问题呢？有的机构怕站出来会影响正常工作，那这可能不是恐惧，而是恐惧掩盖下的利益考量，觉得发声对机构自身有风险无收益，这种计算无可厚非，但却常会夸大自身风险，忽视公共收益，以至于沉默成为常态，自己也卸去了道德压力。其实，很多社会问题根源就在于人人心中都有小算盘，却无公共利益的大视野，就连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己任的公益人，在这方面都难以免俗。
四是不爱关注。有人觉得公益应是爱心爆棚、欢大喜奔、好玩有趣之事，做公益也是为收获正能量，而这些过于阴暗，苦大仇深，看到之后便会自动屏蔽。当然，对于公益，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解读，但如果不是打酱油式的参与，而是持续行动下去，早晚要深入剖析某一社会问题，需要直面社会的复杂和人性的幽暗。没有一定的心理承受力，做不了至少做不好公益。比如，冰桶挑战没啥门槛，人人都可乐在其中，但要挑战病痛，解决罕见病的医治难题，就要困难许多。哪怕只是了解下病情陪伴下病人，都很少有人去做。而所谓正能量，不是因外界事件而生，而是因爱心良知而起，体现在快乐地直面和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过程中。
此外，公益媒体的失声值得玩味。媒体和公益机构本是天然的合作伙伴，二者都要关注公共事务，公益机构借助媒体平台发声，媒体记者则从公益机构获得线索，公益媒体就更是如此。这种合作在平日很是紧密，可一旦公益机构被调查关停，合作便登时破裂。有人会说这是因为禁令，但其实很多情况下是自我设限，更别说想着如何突破或试着绕过禁令，作为个体的公益记者，也很少关注此类事件。这些公益媒体共有的两个问题，一是目标读者不够明确，想的不是如何服务公益人，而是如何讨好企业，迎合大众，二是缺乏精神支柱，只想着如何提供资讯，讲好故事，没以解决公益问题、促进公益发展的心态审视全局。而公益自媒体，也多关注创新好玩之事，把点心当主食，严重缺钙。做公益报道，只是有爱，远远不够。
公益学者和研究机构对此也集体失语。和其他行业专家相比，其实公益学者最需要知行合一，起码要怀揣一颗公知之心，关注当下。但现在不少公益学者还没走出课堂，有些授课教授除了没有公益从业经验，甚至连公益机构都很少接触，却要向学生讲解如何做好公益，如何管理非营利组织。还有些学者虽对公益机构颇为了解，但这只体现在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中，关注整体数据远甚于关注个体机构。研究的自由不容否定，但研究的缺失也值得反思。
公益共同体的底线
从这些年来看，公益机构被调查关停早就不是啥新鲜事，但司空见惯并没带来多少应对策略上的有效提升，却带来了公益界对此类事件的整体麻木，以至于非常态成为常态，集体沉默成为惯性甚至成为生存策略上的“政治正确”，发声者和抗争者则被视为公益界的异类。
与此同时，这几年公益圈流行起“跨界联合”和“公益生态链”的概念，纷纷和企业、媒体、院校等开展合作，和上下游机构建立联系，也流行起“能力建设”和“心灵禅修”的培训，侧重于机构管理运营和员工专业技能的提升，从业者的自我觉察和心态调整，应该说，这样的机构合作和内部培训都很有必要，但公益界内部的整体联合和针对员工权利意识的培训却很少见，机构之间有业务交流而无价值融合，内部培训有心灵鸡汤而无权利钙片。
虽然有人提出“公益共同体”的概念，但没做明确界定，更没形成业内共识，常常是几位大佬、几家机构往一块一坐就自称“公益共同体”。在我看来，所谓“公益共同体”不应是指业务上的交流合作，因为公益领域十分广泛，没必要也不可能拉到一起，而应是指价值上的共同认可，这不是体现在机构使命上，因为不同机构的使命往往相去甚远，而是体现在对公益行动的肯定上，即公民以自主行动改良社会的权利，通俗来说，就是做好事的权利。这可以作为公益界的普适价值，也可以作为公益人的共同底线，需要不断宣示，也需要共同捍卫——在“做好事的权利”受到挑战时，所有公益人都能拒绝沉默，站在一起。
也许，这只是奢望，是对别人的奢望，也是对自己的奢望。毕竟，闭着眼睛，会更舒服一些。
Ps：以上絮絮叨叨，只是以一孔之见抛砖引玉，语有偏颇之处还望谅解，对于公益机构被调查关停一事，期待你的看法和建议。另外，前两天看到《经济学人》的写作指南，上边要提到少用被动语态，因为容易缺失主语，可这篇稿件还是用了几十个，没办法，我们活在一个民众被动的国度，一个主语缺失的时代，离了被字，都不知如何表达，也不晓得怎样主动。
（本文源自行之工作室，作者云济。原载2014年9月15日NGOCN）※本文源自行之工作室 ,作者云济，授权NGOCN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