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机构被关停,你怎么看——有感于公益圈的沉默

原编者按

多事之秋——立人图书馆陆续被关停,全国仅剩一间风雨中飘零;爱思青年发出“太委屈”声明,称无端被认定为“非法组织”;亿人平法人被捕,罪名是非法经营……你听说了吗?你关注了吗?你沉默了吗?你是作者所说的生存策略上的“政治正确”而集体沉默者的一份子吗?还是,你想说点什么吗?欢迎来信editor@ngocn.net

立人图书馆还在被继续关停。9月13日,设在云南巧家县的孙世祥图书馆迎来了三波大检查,分别是当地文体局、消防大队和派出所,查图书、查灭火器、查租房信息……这是立人仅存的2家图书馆之一,自2007年成立的22家中,已有20家被关,1家独立。

9月12日,在张国栋图书馆工作的志愿者,被河南淮滨的派出所强制遣返。同一天,成都的爱思青年发布声明,称有关部门已出台文件,要求高校调查与之合作的社团和个人。

近期被关停、调查的机构不只这两家。6月份郑州亿人平机构资金被冻结,7月份法人代表常律师被检察院以非法经营名义批捕,在被关押上百天后,律师才得以会见。此外,自6月份大规模清查所谓有境外资金背景的NGO以来,大批公益机构被调查。

上述三家公益机构,一家做乡村文化教育,一家做学生公益交流,一家做残障权利倡导,他们此次被关停,你怎么看?

 

被关停是他们自己作死的吗?

 

有些人觉得nozuonodie,问题出在这些机构本身。

比如,有人怀疑他们是非法组织,可这三家可都是正规注册,前两家是民非,立人和本地精英多有合作,爱思则与团委合作密切,亿人平虽是在工商注册,但一直“依法”纳税,大陆公益机构受双重管理、门槛过高所限,工商注册的可多了去,又何来非法一说?

有人质疑他们活动涉嫌违法,但至今为止前两家都没接到有关部门的正式文件,多是合作方受到压力后单方中止,郑州这边的调查就更像是个笑话(详情可在优酷上搜索《囚歌》),更何况还有无罪推定一说,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公开怀疑别人违法还涉嫌诽谤呢。

还有人说他们有海外资金背景,扣上“境外反华势力”资助的帽子。暂且不论什么叫“境外反华势力”,立人、爱思资金来源可能早已多元化,也不一定有多少海外资金,即便有海外资金支持,那又怎样,我们的外资企业还少吗?资金流动和公益捐赠早已全球化,不少国际机构在中国开展工作,用境外资金支持境内公益,又有什么不好,又有哪条违法?你想,哈佛大学会拒绝潘石屹的捐款吗?同样,中国的发展也离开不了大批国际机构和华人华侨的捐赠,80年代至今,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日本协力等大批国际援助机构均有资金支持中国的发展,不少政府部门均有接受资助,难道因为接受海外资金就成了勾结境外反华势力了吗?

还有人称是因为他们的一些活动触犯到政府的G点,那谁能确定政府的G点在哪里,那这个人是它的所有人还是,而且你怎么确定它不会到处都是G点、到处都很敏感呢?何况,公益活动是否可以开展该以此为准,还是该以是否能服务目标群体、改良社会为准?“法无明确禁止即可行”适用于公民的所有活动,搞搞公益还需要特别的法律赋权、政府首肯吗?如果相关部门要取缔,是否也应该要依法行事?

 

集体沉默与公共关怀的悖论

 

而相比这些外界的误解和质疑,公益圈内部的沉默更让人担心。我认识很多做公益的朋友,对这些机构的遭遇,不少人不置一词,连在微博微信上举手之劳的转发都懒得做,即便是了解这些机构的使命和活动。当然,没人有权要求别人一定要关注什么,也没人会对某篇文章有“是公益人就转”的期待,但是,公益圈的集体沉默作为一种现象值得探究。

以俺小人之心度之,沉默原因可能有四,一是无力关注。不少公益人的日常工作已很繁重,事情一件接着一件,不想再去了解其他领域的动态,也不想再分心去关注其他机构的命运。比如,做残障的很少去了解环保常识,做环保的也懒得去关注扶贫事项,做扶贫的可能很多人又对女权议题不感冒,大家都觉得自己工作的领域是最重要的,自己关注的问题是最迫切的,术业有专攻当然不错,但是当大家都把目光局限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时,公益行业的公共问题便无人过问,也很难在各自推动的议题上相互声援,形成合力以促成社会问题的解决。

二是不想关注。有的负责人爱拿机构使命说事,对与此无关的事情自动隔离,还时刻以此提醒员工不要分散精力,但却忘了,公益机构的使命和公益人的公共关怀并不矛盾,而是水乳交融,相辅相成。如果要求员工所有行动都局限于机构使命,则会逐渐窒息他们的公共精神。还有人说中国不缺振臂高呼之人,而缺踏实践行之人,可上述三家机构,哪家不是在踏实践行,可能正是因为他们踏实践行得太好了,才不能见容于有关部门,如果他们再不振臂高呼,可能连践行的机会都没有了。而这种机会,不只和这三家机构有关,而是关乎所有公益机构。

三是不敢关注。有人担心站出来会影响正常生活,但如果为公益机构说两句话都有此担心,那这种环境,不正是需要被改变的吗?如果公益人连这种内心的恐惧都不敢直面,不设法克服,那还有自信去解决其他社会问题呢?有的机构怕站出来会影响正常工作,那这可能不是恐惧,而是恐惧掩盖下的利益考量,觉得发声对机构自身有风险无收益,这种计算无可厚非,但却常会夸大自身风险,忽视公共收益,以至于沉默成为常态,自己也卸去了道德压力。其实,很多社会问题根源就在于人人心中都有小算盘,却无公共利益的大视野,就连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己任的公益人,在这方面都难以免俗。

四是不爱关注。有人觉得公益应是爱心爆棚、欢大喜奔、好玩有趣之事,做公益也是为收获正能量,而这些过于阴暗,苦大仇深,看到之后便会自动屏蔽。当然,对于公益,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解读,但如果不是打酱油式的参与,而是持续行动下去,早晚要深入剖析某一社会问题,需要直面社会的复杂和人性的幽暗。没有一定的心理承受力,做不了至少做不好公益。比如,冰桶挑战没啥门槛,人人都可乐在其中,但要挑战病痛,解决罕见病的医治难题,就要困难许多。哪怕只是了解下病情陪伴下病人,都很少有人去做。而所谓正能量,不是因外界事件而生,而是因爱心良知而起,体现在快乐地直面和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过程中。

此外,公益媒体的失声值得玩味。媒体和公益机构本是天然的合作伙伴,二者都要关注公共事务,公益机构借助媒体平台发声,媒体记者则从公益机构获得线索,公益媒体就更是如此。这种合作在平日很是紧密,可一旦公益机构被调查关停,合作便登时破裂。有人会说这是因为禁令,但其实很多情况下是自我设限,更别说想着如何突破或试着绕过禁令,作为个体的公益记者,也很少关注此类事件。这些公益媒体共有的两个问题,一是目标读者不够明确,想的不是如何服务公益人,而是如何讨好企业,迎合大众,二是缺乏精神支柱,只想着如何提供资讯,讲好故事,没以解决公益问题、促进公益发展的心态审视全局。而公益自媒体,也多关注创新好玩之事,把点心当主食,严重缺钙。做公益报道,只是有爱,远远不够。

公益学者和研究机构对此也集体失语。和其他行业专家相比,其实公益学者最需要知行合一,起码要怀揣一颗公知之心,关注当下。但现在不少公益学者还没走出课堂,有些授课教授除了没有公益从业经验,甚至连公益机构都很少接触,却要向学生讲解如何做好公益,如何管理非营利组织。还有些学者虽对公益机构颇为了解,但这只体现在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中,关注整体数据远甚于关注个体机构。研究的自由不容否定,但研究的缺失也值得反思。

 

公益共同体的底线

 

从这些年来看,公益机构被调查关停早就不是啥新鲜事,但司空见惯并没带来多少应对策略上的有效提升,却带来了公益界对此类事件的整体麻木,以至于非常态成为常态,集体沉默成为惯性甚至成为生存策略上的“政治正确”,发声者和抗争者则被视为公益界的异类。

与此同时,这几年公益圈流行起“跨界联合”和“公益生态链”的概念,纷纷和企业、媒体、院校等开展合作,和上下游机构建立联系,也流行起“能力建设”和“心灵禅修”的培训,侧重于机构管理运营和员工专业技能的提升,从业者的自我觉察和心态调整,应该说,这样的机构合作和内部培训都很有必要,但公益界内部的整体联合和针对员工权利意识的培训却很少见,机构之间有业务交流而无价值融合,内部培训有心灵鸡汤而无权利钙片。

虽然有人提出“公益共同体”的概念,但没做明确界定,更没形成业内共识,常常是几位大佬、几家机构往一块一坐就自称“公益共同体”。在我看来,所谓“公益共同体”不应是指业务上的交流合作,因为公益领域十分广泛,没必要也不可能拉到一起,而应是指价值上的共同认可,这不是体现在机构使命上,因为不同机构的使命往往相去甚远,而是体现在对公益行动的肯定上,即公民以自主行动改良社会的权利,通俗来说,就是做好事的权利。这可以作为公益界的普适价值,也可以作为公益人的共同底线,需要不断宣示,也需要共同捍卫——在“做好事的权利”受到挑战时,所有公益人都能拒绝沉默,站在一起

也许,这只是奢望,是对别人的奢望,也是对自己的奢望。毕竟,闭着眼睛,会更舒服一些。

Ps:以上絮絮叨叨,只是以一孔之见抛砖引玉,语有偏颇之处还望谅解,对于公益机构被调查关停一事,期待你的看法和建议。另外,前两天看到《经济学人》的写作指南,上边要提到少用被动语态,因为容易缺失主语,可这篇稿件还是用了几十个,没办法,我们活在一个民众被动的国度,一个主语缺失的时代,离了被字,都不知如何表达,也不晓得怎样主动。

(本文源自行之工作室,作者云济。原载2014年9月15日NGOCN)※本文源自行之工作室 ,作者云济,授权NGOCN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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