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美國華裔作家張純如，在她上小學的時候，是班裡惟一的華裔學生。有一次，她的同學問她：如果美國和中國打仗的話，她會站在哪一邊？她幾乎被這個問題擊垮了。
窮其一生，她一直在追尋這個問題的答案。她用英文寫作，可是題材全都是中國的。第一本著作幾乎直指這個問題，是研究中國導彈之父錢學森的《蠶絲》（Thread of the Silkworm）。第二本著作是在中美引發風暴的《南京大屠殺》（The Rape of Nanking），在《紐約時報》暢銷書榜上達10周之久。第三本書仍然耽留在一個同源的選題之上：研究華人移民史的《美國華人史錄》（The Chinese in America）。
可是似乎她最終也沒有找到答案，在《美國華人史錄》的前言中，她寫道：“我們漂泊在大洋的兩岸，而兩岸的人都以陌生的眼光打量著我們。沒有人願意承認，我們是屬於他們那個海岸的。”身份認同的危機似乎耗盡了她的生命。據說，她2004年的自殺乃是因為長期沉浸在這些痛楚的記述之中，以致罹患嚴重的抑鬱症。
對於那些生活在異域土地上的人，這種身份的認同危機，以及被所在國的民眾所接受的程度，恐怕都大致相同吧。華裔日本作家陳舜臣，卻講了一個有些異樣的故事。英國商人托馬斯•格洛弗在幕府晚期就來到了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他經營煤礦，建設船港，並且在他居住的六甲山建了別墅，修了高爾夫球場。他入了日本籍，娶了日本妻子，把家安在了日本，甚至禁止他的孩子們穿西服。由於他對日本所做出的傑出貢獻和對鄉里的庇蔭，他被譽為“六甲山開山之祖”，他去世後當地人為他修建了紀念碑。太平洋戰爭之後，他成了敵人。政府派石匠去鑿碎了紀念碑。70年代當日本政府意圖重新修建紀念碑的時候，格洛弗的子女們卻猶豫了。
在一個民族主義的非常時期里，人們的心裡只有國家，沒有了同胞。對於中國人來說，張純如其實是同胞；對於日本人來說，格洛弗其實是同胞。但似乎已經不重要了，國族就是一切。
陳舜臣在講這個故事的著作《日本人與中國人》里，這樣寫道：“只有日中友好，本書作者才有安住之處。”
陳舜臣的祖籍是台灣，出生在日本神戶。1990年入了日本籍。他1960年代即以推理小說獲得了文學大獎江戶川亂步獎。他早期是以推理小說發家，進入中年之後，幾乎全部寫的是中國題材，包括曹操、孫中山、李自成、諸葛亮等等。應該說，他自己的身份認同危機催迫著他下了極大的力量去研究日本與中國之間的差異與聯系。他寫的中國題材的小說和散文，贏得了日本幾乎所有的文學大獎。他的同學司馬遼太郎這麽評價：“以外族人折服日本的只有陳舜臣”。可以說，他對於日本瞭解中國做出了卓絕的貢獻。
可是，我以為，如果他在這個時候來到中國的話，只能被當成漢姦，當街掌摑。盡管我認為他和張純如一樣，應當算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同胞；但是在這個愛國情緒高漲的時間里，連我們那些擁有日本汽車、在日本商店里打工和開設日本商店的同胞，都已經不是同胞了，更何況這些擁有異族身份、也居住在敵對國領土上的人？
這次，以及在中國歷次的反對外國的抗議運動之中，我們所看到的乃是一個物化了的國家形狀。也就是說，在我們的概念之中，國家只有了主權、領土等這些物化的形象，而構成這個國家的人民、公民、同胞已經退化到了次要，甚至隱身的地位了。
在《日本人與中國人》中，陳舜臣一再闡明，日本人與中國人的一個重大差別，是中國乃是一個人的社會，他們崇拜聖人，並依賴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來填補生命的意義。但是日本人對人的依賴只有50%，另外50%他們用審美意識來填充。
我覺得陳舜臣是抓住了中國民族生存的本質。儒家乃是一種入世哲學，無論我們如何去否定君臣父子這樣的層疊關系，整個儒家的內在本質，都乃是理順一種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它是一種不同於西方的人本主義。整個儒教國家的本質，都建立在人的關系基礎之上。
但是一個物化了的國家觀是如何的呢？在這種觀念里，有強調國家利益至上的，也有強調民族崛起的；有強調政治掛帥的，也有強調經濟發展第一的。但是無論什麽，都沒有人以及人的關系所構成的社會。物化的國家觀念以國家、民族、群體、黨派等等實體存在，或者以繁榮、富強、獨立、穩定、主權等虛化概念，覆蓋在個體的生命體驗和社會的整體關系之上，掩蓋了在一個國家之中人的生存與人的關系調整乃是最為重大的問題這一實質，從而誤導一個國家發展的最基本需求。物化了的國家觀念，這次可以要求人們把民族、主權、領土等等置於人之上，下次也就可以要求把穩定、統一等等置於人之上。
當我想到這里的時候，我被我自己的一個發現嚇出了一身冷汗。這也就是說，在我們以往的歷次變革運動之中，全都缺乏人性論這樣的一個基本觀念，而統統以物化國家來抹殺變革的最基本取向。清政府內部的洋務運動沒有，改良派的戊戌變法沒有，革命派的辛亥革命沒有，社會主義民主革命也沒有。而從文藝復興以來的歐洲變革，其根本的發端，就在於宗教統治抹殺了人性的存在，因此整個歐洲起來革命，要還給人本身的生存權和尊嚴。人性論乃是整個歐洲乃是世界變革的基礎，乃是現代形成的根本。民族自決和國家主權領土等等觀念，都只是在人性論的基礎之上派生出來的諸多觀念而已。如果沒有了人這樣一個最基本的概念，那麽民族自決與國家獨立，所為何來？
在中國傳統的政治之中，人或者人所構成的社會的正當性和正義性，從來都是國家得以存在的基礎。儒家是同意革命的，也就是最基本的所謂人心向背。就是說，當國家侵犯到人的基本權利的時候，他的正義性也就喪失了。“紂無道，武王伐之”。在治理國家方面，孟子的“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不也認為人的利益是高於國家利益的嗎？
現代國家的觀念自然更加強調的是人的權利。政府不得侵犯個體的權利。個人有權保護自己的生命財產免予國家的侵犯。這都是一些基本的人的權利高於國家權利的論述。
而我們在歷次的變革之中，技術學來了，武器預備了，制度安排了，民族突出了，國家獨立了。凡此種種，卻從來沒有一次，人的權利預先得到了安置與尊重。
這是否也就是說，我們一再地把國家的權利安置在了人的權利之上，致使我們今日每每有以國家利益侵犯私人利益，民族利益凌駕個人利益，群體利益吞噬個體利益的現實？
如果我們承認，我們的傳統敘述之中，以及作為舶來品的西方敘述之中，都乃是以人作為最基本的構成，並且強調人的利益高於國家利益的話，那麽我們從什麽時候開始，失落了把人作為國家存在和國家權利的基礎這樣一個觀念的呢？
回到同胞這件事情上來。我們當然承認國傢具有權利。但國家的權利主要體現在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沖突之中。釣魚島是中國的，這個宣稱所針對的對象自然是日本政府。因此我們所要鬥爭、爭取、抗擊的對象，都應當是沖著日本政府的。這甚至和日本人沒有什麽關系，就算日本人中宣稱釣魚島屬於日本的人，只要不體現為政府意志，不代表日本政府，也和他們沒有什麽關系，因為這是政府權利，也是政府事務。
按照人的權利高於國家權利這個理論，政府獲得釣魚島的原因，也不是為了政府，而乃是為了中國國民的福祉。而無論是參與了游行，沒有參與游行，有日本車，在日本企業中打工，開日式商店等等，首先都是中國國民，都是中國的同胞。包括類似於在美國的張純如，在日本的陳舜臣，都應該首先是我們要愛護和保衛的對象，因為他們是我們的同胞，我們應該保衛他們免予被外國欺負。
先愛同胞，後愛國家。這才是一個具有正當性和正義性的國家邏輯。沒有同胞，哪來國家？在我們以往所有的抗擊外來侵略的行動中，中國從來就沒有把這個邏輯擺正過。
一次以傷害同胞作為代價的所謂愛國運動，乃是一次偽愛國運動；一次不以保衛同胞作為基本取向的衛國行動，也是偽衛國行動。我們如果真的要建立一個現代國家，就首先要建立一個以同胞的利益、權利、尊嚴為出發點的現代國家。
可惜，我們這次又錯了。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責編：薛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