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中國人來說，關於戰時離亂的悲歡，總是最能夠調動淚腺的題材。宋代故事的《四郎探母》一直是長演不衰的曲目。而在兩岸分離之後，其中又生產出多少足以令人動容的離合。
近讀錢理群先生的《血是熱的》，驚異地發現他原來就是兩岸分割最大的受害者之一，他的父親和一個哥哥逃亡台灣，而母親和許多哥姐，都留在了大陸。而這個家庭更大的悲劇，乃是父親原是台灣高級官員，而二姐和四哥，卻是隨解放大軍南下的乾部。家庭的離亂已經足夠驚心動魄，而血緣至親的心靈隔膜與對峙，更加催人心肝。
在懷念二姐的文章中，錢先生的一段話不由得讓人尋思：“我到了台灣，聽到一種說法，仿佛當年反共的人才是真正要求民主的。……每當聽到這類高論，我都要想起二姐、四哥，忍不住要為他們當年的選擇作辯護。我們不能否認當年的國民黨政權是一個專制獨裁政權這一個基本的歷史事實，如果把冒著生命危險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制的共產黨人和他的同情者視為反民主分子，無疑是對歷史的歪曲和顛倒。我們更不能囿於成敗論英雄的歷史觀，因為共產黨後來重陷怪圈而否認二姐、四哥這樣的40年代大、中學生中的佼佼者選擇革命的歷史合理性。”
在最近的幾年裡，關於晚清與民國的史料不斷發掘出來，頗有“民國熱”的氣象。民國人物與民國生活的細節漸次張目，上海的美女招貼畫，老照片，市井的繁榮，知識分子的自由與風度，新聞的犀利，集會游行的頻密，對高層的批評與攻擊等等，在各類出版物與網絡盛行，似乎民國已成了一個新的烏托邦。政治人物的品評自然也是重點，尤其是以往面目不清的國民黨領袖蔣介石，得到了愈來愈多的正面評價。
誠然，在意識形態的教育之下，對於民國歷史的污化和掩蓋乃是一個事實，民國的真相早已湮滅在重重有意識與無意識的制度性扭曲之中。如果我們僅僅從教科書與官方材料中去尋找民國，或者在閱讀魯迅中去重構民國的話，得到的只能是一個黑暗得沒有邊際的民國。
然而，恰如錢理群先生所論述的那樣，假如民國真是一個萬象更新、山河靜好的世界，為什麽有那麽大的一群仁人志士，要甘冒生命危險，離鄉別井，拋妻棄子，斷絕家庭，去反對一個美好的烏托邦？僅僅是因為意識形態的愚弄？僅僅是因為背棄理智的煽動？
民國並不像一些出版物或者微博上碎片化的圖片與只言片語那麽美好。對於民國的世界和生活的真相，在解讀上有著許多誤區。在我零零碎碎讀過的幾本關於民國的書中，是無從構建出一個美好的民國圖景的。
從1911年的辛亥革命到1949年民國敗退台灣的將近40年裡，民國數易其幟。國號未變，而內體各異。袁世凱、北洋軍閥與國民黨政權，各自構建屬於自己的政體。然而，無論是任何一方，都未曾嚴肅認真地去構建過良好的、能夠運行於全體的制度與憲政，而是輪番尋找獨霸全國的武力徵服。如果我們認為延續至清朝的國體乃是家族專政的話，那麽民國所承續的，不過是派系專政與黨派專政。孫中山從軍政到訓政到憲政的路線圖，不過是“朕即天下”的一個變種，它假設有一個偉人或者一個黨派有著對整個國家的全知全決的能力，從而安排國家的前途命運。由是憲政乃是自上而下的恩賜，而非制度的必然。蔣介石承襲了這種理論，不過因為這種理論所提供的，本身乃是一個上皇的位置。葉曙明的《中國1927：誰主沉浮》之中，對於孫中山在廣東的專政，有著生動的描寫。孫從未真誠地承認過民主與自治的力量，他內心中相信的，不過是黨派專政而已。
一種美好的自由民主制度，從來都不是什麽偉人英雄的恩賜，而乃是對於社會各階層、勢力與利益的尊重，從而妥協逶迤而生。最早的君主立憲制英國如此，最早的聯邦共和制美國也是如此。誰見過一個由英雄恩賜來的穩定而長久的民主？
蔣經國的台灣也不是一種恩賜，不過是對於社會大動盪在即的順水推舟的明智。
許多人不斷地說，蔣介石是因為沒有足夠的時間來建設大陸的制度，因而敗退的。美國學者陶涵（Jay Taylor）在其著作《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中這樣寫道：“如果他在大陸能有和平、穩定的環境，中國的快速工業化以及其他方面的現代化，很可能就會遠遠超越中國共產黨的記錄。”
不無矛盾的是，他也同樣認識到：“一旦危及國家的存亡、統一或他的統治地位，他也會合理化暴力行為。”《中國1927》中披露的，乃是蔣介石在獲取權力的過程中，不但要消滅共產黨，而且全面污化並且流放了他的黨內政敵汪精衛和胡漢民。
在另外一本研究民國政治的書《派系集團之爭於民國政治走向》中，作者張皓即指出“不特國共兩黨內戰不已，國民黨各派系、各地方實力派互爭雄長，甚至導致大規模混戰，招致強敵入侵。”
對於政敵之不容，異派之消滅，從來是中國政治之痼疾。民國政治不過是晚清政治之邏輯延續，哪來什麽民主自由的氣象。個別領域與區域的景象，怎能替代全局？制度的穩定與憲政的遵從乃是國家發展的根本，政治如此，哪來良好的民生？
自然，民國時期上海的繁榮，南京的端肅，北平的古風也一再為今人所津津樂道。上層的生活安詳而富足，生產出許多浪漫與情調。這在許多描述中國知識分子的書中多有體現。不過，恰如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所提到的那樣，辛亥革命乃是停留於上層的革命，或者是“油麵的革命”。參加辛亥革命的人，乃是一群留學生、國內知識精英、改良派、改革派與社團領袖。他們在原本的社會體系中，就已經擁有了良好的資源。民國的建立，不過是奪取了皇族、王族與貴族的權力，從而將社會控制權力轉移到了他們手上。因此，民國的社會，依然是上層富足而下層困頓。改革從未深入城市下層與民間。如果說民國政府確實未曾獲得足夠的時間將改革深入下層的話，那麽無非是上層的利益分配尚未結束，下層的利益還未來得及分配。但是，上層的利益分配何時結束？
除了共產黨的武裝之外，民國的民間有沒有足夠的力量可與上層周旋？一個健康的社會，民間可以組成游說團體、利益力量、民間組織、社會自治，與統治集團、精英階層進行對話，從而使整體社會利益分配不致失衡。顯然，民國的民間是完全無力量足以與國民黨治理結構進行對話的。雖然蔣介石和地方政權對於學生抗議、知識分子游說常常有懷柔政策，乃至寬容忍讓，但說到底也是無約束的恩賜，而非必然的制度憲政結果。
民國在文化上的確頗有建樹，眾多知識分子擁有廣闊的發言空間，媒體的自由度很高，學術自由，群星璀璨。但是，這都是一個社會文化能量的零星爆發，從來沒有一種制度性的文學、藝術與創造方法，允許與鼓勵文化創意全面性生長。
我們常常有著這樣的虛妄：因為現實生活的不美好，於是依賴某種介質去虛構一個美好的想象體。對於民國，我們的心理機制也大抵如此：因為這個時代不美好，於是推導出那個時代是美好的。但是民國的真相的確是不美好的：政治獨裁，黨派專政，情治盛行，貧富分化，下層困苦，文化黯啞，戰亂遍地。上層醉生夢死，下層咬牙切齒。這樣的社會幾乎必然地是革命的誕生，不是共產黨，也會有別的黨。緬懷民國中殘存的美好事物雖然合理，但是美化民國的世界卻大可不必。
民國在中國大陸的潰敗是一種邏輯的產物，無論從政治、社會還是文化上。盡管歷史從來都是偶然性與必然性共同作用的結果，並且偶然性的因素往往有著相當可觀的作用，例如全球經濟危機的產生，日本的侵略，蘇聯的介入等等。但是邏輯的必然性因素卻無從忽略。
抹黑民國的魯迅有著一段所有人都耳熟能詳的名言：“中國人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里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民國就是那扇窗，國民黨不讓開，屋子就推倒了。與其緬懷那扇窗，不如去努力把今天的窗打開來。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