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文：中国需要“非暴力革命”

京城知识界朋友聚会，只要谈到中国前途时，总是悲观甚于乐观。对于未来的预判，也总不会缺少暴力革命的选项。我则以为暴力革命不能再发生了，相反，中国需要来一场甘地的“非暴力革命”。

回望历史，中国不能再走暴力革命的老路了，以暴易暴除了给社会带去毁灭性的破坏、导致生产力的急剧倒退、致使百姓蒙受一次又一次的灭顶之灾外，几无实质性的进步。新的王朝与旧的王朝，换汤不换药而已。

环顾世界，中国只能选择非暴力和解共生。欧美国家自实行民主制度以来，政权更迭再也不必经过革命，而是变“砍人头”为“数人头”，避免了社会大的动荡。反观那些专制独裁的国度，曾经的伊拉克、利比亚，其国百姓在内乱中遭受的伤害、其领导人的可悲下场，是多么活生生的眼前例子！

今天，非暴力和解共生的条件基本成熟，这条路可以行得通了。

首先是国内形势已经发生质的变化，30年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洗礼，使得民众对于自己的生命健康权、私人财产权越来越珍视，越来越不能容忍被他人侵犯。互联网的普及，更催化了这一权利觉醒的速度，使得民权勃兴的时代提前到来，一些地方的民众环保维权就充分证明了此点。而另一方面，各级政府也在进步：物权法的颁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出台，还有各地政务微博的启用，在在都说明即便是曾经广受诟病、现在依然进步不够的政府，也在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

那些依然对政府保持不信任的人是对的，因为政府永远需要被监督；那些永远对政府抱有敌意的人则需要转变一下观念，放下你的敌意，帮助这个政府回归原位，真正成为“人民政府”。

有人一定会问，在我的摊位被城管粗暴掀翻、我的家园被暴力强拆的情境下，我哪里还有意愿帮助这个政府？

还有人也许会问，即便我有意愿帮助这个政府，我也没有力量啊！无所不能的政府，需要我的帮助么？

我对前者的回答是，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人民的软弱培养了政府的骄横，人民的涣散无力导致了政府的滥用权力。如果你不想自己的后代继续被这样的政府领导，那么你就必须坚强，必须有意愿和众人一起改变政府。

我对后者的回答是，政府本应是人民的政府，人民中的任何一员均有权利和义务去帮助政府回归原位。只要人人负起责任，拿出力量来，政府就一定会在大家的压力和推动下朝好的方向去改变。

这时肯定有人会问，即便我有意愿也有力量，我该怎样贡献我的力量？

我想说，这里不需要去和坦克对垒。这里需要的是“非暴力”。这是一场“非暴力的战争”，它崇尚的不是武器而是意志，它征服的不是肉体，而是人心。当年甘地在南非、印度开展“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时，诉诸的就是人的良知。

相比当年南非、印度的等级壁垒，今日中国人人平等的意识强多了；相比当年南非、印度的信息闭塞，今日中国连乡村也有了电视电话甚至互联网；相比当年南非、印度民众对自身权利意识的淡漠，今日中国人的权利意识显然高涨许多。

当年甘地以及他的追随者开展“非暴力不合作”，处在一个从各方面限制、歧视印度人的“恶法”时代，他们经常要冒着以身试法的危险。而今天的中国，处在一个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基本完备的时代，宪法里面明文规定了公民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

例如，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我们今天所要做的就是推动这些公民权利落到实处，落到每个公民的身上。要让宪法从墙上走下来，成为每个公民的保护神。

我们的手段同样是“非暴力”，但不同于甘地当年所做的，我们不是“非暴力不合作”，而是“非暴力合作”。甘地当年的“非暴力不合作”，针对是外来的英国殖民政府，我们今天则面对的是“人民政府”，我们没法不合作；即便甘地当年宣称是“不合作”，但实质上甘地与英殖民政府的许多官员保持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并且在不少关键时刻选择与殖民政府谈判并作出妥协，这其实也是“合作”。

甘地既坚持原则又灵活，他深知要改变印度被殖民的现状，要使印度迎来独立，和英殖民政府完全不合作是不可能成功的。相比之下，今天的我们只是想使“人民的政府”名副其实，就更不应该拒绝与政府的合作了。只有合作才能带来改变，老死不往来既不可能更于事无补，这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

今天我们面临的风险也比甘地们当年要小。当年甘地们经常要冒着以身试法的危险，甘地本人就曾入狱多次。今天的我们只需手持宪法，以非暴力的方式与政府全面合作，捍卫宪法的尊严和权威。例如宪法规定公民有游行的自由，那么一旦遇到关涉公共利益的事件，我们就可以上街游行，在法律范围内表达自己的诉求。

当然我马上就听到有人在质疑：你以为我们生活在英国殖民政府下么？我明白他的言下之意。时光倒流30年前，我会站在他一边。但今天，我无法苟同，并认为将当下互联网时代的政府与23年前那个下令开枪的政府完全等同，也是未能与时俱进。

这就引出我想说的“非暴力运动”条件成熟的外部因素了。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与世界融为一体，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更使地球日趋一村。我曾在多个场合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如今时代，一国内政不再只是一国境内之事，不但本国人民了解，而且全世界都在围观。这种围观的力量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某些国家处理某些攸关人权的内政时完全不能像过去那样随心所欲，而变得异常小心，甚至如履薄冰。

像过去封闭年代那样肆意侵犯本国人民的人权，不能说完全没有，而是越来越少了。那些胆敢继续妄为者，已经或必将受到文明力量的严惩。

我曾说，这不再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这是文明力量主宰世界的时代。世界已经不会认同暴君政治了，所有的专制、独裁政权走向黄昏日落的时刻正在迫近。

卡扎菲的悲剧即是源于他的意识仍停留在沙漠的帐篷时代，不知道时代已经变化而自己依然因循旧路。叙利亚的巴沙尔也在步他后尘。

具体就中国当局而言，在内部民权意识勃兴、外部世界围观的双重压力下，显然也不可能因循旧路了，势必也要寻找新途。“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即是明证。当然，一个政党、政权的转型，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势必也要经历艰难曲折，甚至会有短暂、局部的倒退。

还有，我们必须客观看到中国的复杂之处，以及转型之难。中国地大物博的同时，也差异巨大：地区发展不平衡，民众贫富悬殊，经济与环保的矛盾…….在在都考验着处于转型中的政党与政权，他们要同时兼顾多方利益，殊非易事。

台湾社会的转型轨迹，可供大陆借鉴。国民党的蜕变历程，更值得共产党学习。现在有不少人将台湾社会转型成功的秘诀归结为蒋经国先生的“用独裁结束独裁”，盛赞他的顺应大势推动大势，这固然不错，但台湾社会的民权运动则是更重要的因素。倘若没有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没有他们的非暴力抗争，国民党和经国先生是感受不到巨大压力的，也就很难做出巨大让步。

可以说，是施明德、林义雄、许信良等美丽岛人士，是追随他们的台湾民众，是他们的非暴力施压，成就了蒋经国先生的伟大。当然，如果经国先生没有那么明智，而选择做卡扎菲之流，那么也只是拖延了一下历史的进程，而绝难阻止历史的车轮向前驶进。

因此，我们不必猜测今天的大陆会不会出现“蒋经国”以及谁最可能是“蒋经国”。当局高层中不少人看得清世界格局，懂得大势所趋，他们都是潜在的“蒋经国”。一个集体的“蒋经国”远比单个“蒋经国”更加可靠和值得期待。

现在大陆民间所需做的就是配合习近平“依法治国”的承诺，不断向执政当局施压，要求当局兑现承诺，保障宪法的实施。甘地们当年所努力追求的是撤销当局对印度人的歧视政策以及印度的独立，今天我们要做的只是将宪法归位，这显然更容易些。因为宪法是执政当局制定的，并非外力强加，当局理应带头遵守。

当然我也非常清楚，实践远比理论复杂，即便是遵从宪法规定上街游行，即便是非暴力表达诉求，一样也可能招来现实镇压的危险以及秋后算账的报复。这是转型不可避免的代价。然而我们还是欣喜地看到，从厦门到乌坎到什邡到启东，民众的理性和政府的克制是同步的，以往“谈虎色变”的群体事件，并未导致多输局面，大体是在民众抗议——政府妥协的模式下得到解决。期间发生的少数民众受伤案例，基本是由于个别民警未能严格遵守规定所致。

“只有真理和爱能得胜”，甘地这句饱含哲理的话值得我们每个中国人（无论是庙堂之上还是江湖之远）细细咀嚼，当大多数人都明白暴力革命之不可取，都明白同室操戈的悲剧性，都懂得友善对待彼此的重要，以暴易暴的土壤才会从根本上得以改良。

（作者专栏。首发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