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导斌：我也可以赞扬共产党

《周永康的失败让正义有了翻身的机会》一文在“on.cc东网”发表后，收到些批评性反馈。这些意见主要有两点：

一是不赞同我把周永康倒台与正义关联起来，认为周永康案是共产党的内耗，与正义无关。这种意见不无道理。共产党历史上的内斗多了去，仅中共党史公开承认的所谓路线斗争，就有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林彪，四人帮，等等，这些内斗多是比恶竞赛，被斗败者并非他们言行不正义，胜出者也非因其主张正义，胜者败者全是马列洋教的信徒，为了外国人画在纸上的画饼，为了爬上党内军内更高的地位，随时可以不择手段对付自己的同胞和同志，或直接或间接，手上都沾满无数中国人民的鲜血，往往是更阴险更狡诈更霸道的一方获胜。

不过，由共产党历史上内斗的不义推断周永康案与正义完全无关，却未必成立。姑且不论习近平干掉周永康是出於内部权争还是为了伸张正义，仅以周永康此人而论，他的最终失败也是让人感觉非常爽的事。不论他因何而垮，不论谁把他搞掉的，也不论是为正义还是为了争权夺利，像周永康这种长期为非作歹作恶多端的恶棍，如果还能安享晚年，本身就是不义，只有当他恶贯满盈，在生前就为自己的罪恶受到惩罚，这样的结局才多少是合乎正义的。

并且，周永康的倒台不能理解为仅仅他个人的倒台，也不宜理解为单纯的因为他阴谋联合薄熙来要搞掉习近平才该败，否则依然会躺在退休常委的别墅享用央视美女主持人快活到死，周永康最终的耻辱结局，揭示了把国权交给政法委这种不明不白的机构是极其危险的，不能再让政法委综合领导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和武警，起码让中共当局明白，横行霸道的政法委权力需要制约。可以断言，周永康之后，中共和中国很难再出现第二个强势的政法委书记。我们不能说周永康之后中共垄断一切的权力就不存在了，从目前看，从政法委分离出来的权力不可能归还给人民，而只能是从共产党的左手转移到右手，也不敢说人权从此就不再遭到迫害了，浦志强、郭飞熊、贾灵敏等人估计仍然会遭到有罪判罚，但我们可以说，至少，周永康案会让完全不受约束的强权受到些约束。周永康时代的政法委曾经可以任意宰割民权，今后可能不会再有人敢像周永康那样肆无忌惮地任意宰割了。

二是认为《周永康的失败让正义有了翻身的机会》有赞扬习近平之嫌。《周永康的失败让正义有了翻身的机会》一文容易引起站队性质争议的总共就两句话，开头一句：“‘习王’反腐进入高潮，尤其是周永康一案，是公审‘四人帮’三十余年后再次‘刑上常委’，反腐力度不可谓不大。”结尾一句：“一个不义的偶像倒下了，并不一定从此就告别不义，很可能另一个更加不义的偶像又在原地重生。一个不义的时代过去了，接下来的并不一定就是正义的到来。不过，起码，借助於不义的倒下，正义好歹有个翻身的机会。”

我个人的想法，开头一句属於恰如其分的事实陈述，并没有赞扬习近平，也没有从价值层面延伸习王反腐目的不是维持一党特权而是伸张正义的论断。末尾一句，同样没有习王反腐目的或效果是给我们带来正义的论断，也没有说周永康垮台了，正义就必定会来。无论从语义，还是从逻辑的层面分析，这两句话都站得住脚。

这里之所以有读者产生本文在为习近平背书的意思，应该是从暗示的层面解读的。所谓文无达诂，既然有读者感受到该文有这层暗示的意义，我本人即使申明事属“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也无济於事。在这里值得作为话题挑出来讨论的，与其说是该文有没有赞扬习近平的意思，不如说是我们能不能赞扬共产党？

记得大约十年前某官员曾问过我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一味批评共产党，就不能说共产党的好话吗？我当时回答的大意是：中宣部以下各级宣传部，人民日报，CCTV，全国各大大小小数以万计的报纸杂志电视台，每天都在一刻不停地歌颂共产党，还嫌不够吗？表扬，多我一个无所谓。你们就这么喜欢表扬，怎么就容不下几个说真话的人呢？

如果换了今天，可能不会这么回答。我会说：共产党既可以批评，也可以表扬。表扬也好，批评也好，必须恰如其分，出於真心诚意。共产党果然做了我认为好的事，我就表扬它，如果尽做些捞权捞钱欺男霸女伤天害理的事，沉默都是姑息养奸，表扬岂不更是助纣为虐？

这样说，应该不会有谁反对。但是，一旦真在某事上赞扬一句共产党，可能仍然不合某些追求民主的朋友的味口，只怕又会被讥为“牢白坐了”。在这些人眼中，我，杜导斌，一个遭受过共产党三次监禁，外加七年软禁的被共产党视为敌人的，名声在外的异见人士，是只能一条道走到黑的，表扬共产党无异於“变节”。感谢这些人士引我为同道，没有“把我看外”。过去十年中，我不仅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在共产党执政的宪法、法律、制度、执法、司法各个领域激烈批判过共产党，在公开的微博上，在监狱等无数场合当着多位共产党官员和警察的面一再声称“不忠於共产党”、“不拥护共产党领导”，这样的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套用共产党过去的标准，无论怎么衡量，都应该称得上“屡教不改”的民主“死硬分子”。怎么可以倒过头来赞扬共产党呢？

这里关键之处在於，我的观念发生了某种改变，准确点说，我认为自己进步了，由只能批共产党，进步到也可以表扬共产党了。

相对於过去反抗专制独裁的“自由战士”、“民主斗士”之类的身份定位而言，我现在认为自己更接近於一个志愿者，一个自由中国的志愿者。过去受将鲁迅的文字比喻为“刺向黑暗的匕首投枪”的影响，将文字理解为武器，将文场假想为战场，这种拟人化的语言如今看来有点搞笑。以网络为媒介的互动平台，尽管仍然未脱官方“喉舌”的桎梏，但将其视为公共舆论媒介，应该更为合适。

我认为，当前官民之间的博弈可称为囚徒困境博弈。如果官民不合作，双方的结果将总是比互相信任并合作的情况坏得多。官民都知道可以从合作中受益。另一方面，由於官方一再以谎言维持统治，导致官民无法沟通从而相信对方，所以官方解决不了民众不合作的行为。民间单方面服软，只会处於强权更加肆无忌惮的敲诈迫害之中。这种严重分裂的情况如果继续演进，冲突不断激化，极可能重演曾在利比亚上演过的悲剧：内战成为最后的解决办法。

要避免内战，除了中共迅速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主动还权於民，还有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就是加强官民沟通。只有真诚沟通才能填平精神分裂的鸿沟，恢复互信。

互联网为沟通和互信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事实上，不论共产党怎么加强管制，以网络为媒介的沟通都不同於权力控制下的你说我听。网络更能引发人们自发的自我表露，能提供大体均等的机会，难以受到地位的影响，都能让人说话更为坦诚。网络上起作用的是表露互惠效应：一个人的自我表露很容易引起对方的自我表露。

互联网为我们提供的这个公共舆论平台，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公共辩场”，不同於也不是战场。虽然上面不断上演各种骂战，虽然也有所谓的“五毛党”与“美分党”的选边站队，但谁都无法做到“只问蓝绿，不问真理”。公共辩论的目的不是驳倒或骂怕对方，而只能是寻找“重叠共识”。公共辩论真正目的其实就是立法，是确定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目标，每个人的行为规则。

“公共辩场”上正确的方法是互动，基於关爱的相互讨论。即使将对手假定为主要是国内被洗脑的亲共和不反共人士，面对的也属於不确定的公众。参加公众辩论，寻找相同的是非，给予肯定，将会增加辩论说服的效果。作为追求自由的人士，公共辩论的对像不是“假想敌”，而是辩论对手。对辩论对手，我们不应该鄙视、敌视、仇视，而应该尊重，不仅尊重其与我们平等的言论自由权利，而且尊重其人格尊严。这点我们许多人应当从头开始学习公共辩论这一课，争取早日从污言秽语不断的“骂战战士”，进步为风度优雅言谈高尚的“公共辩士”。

必须指出，网络上有组织的“五毛党”不顾事实对错一味为当局说话、骂人、恐吓，目的是不断扩张党组织这一团体的统治权力，性质上是典型的反社会行为，只会使党员这一群体与非党员群体的意见分歧和利益冲突更加深刻。这时，党员中偶尔出现的利他（非党员和包括党员非党员在内的公共利益）的良好行为，不论出自共产党中央，还是普通党员，对此给予恰如其分的正反馈，将有利於鼓励这类行为更多发生。

作为持不是政见者，当前的工作，不仅仅是“推墙”，也要考虑墙倒后民主会不会到来，到来了能否站得住脚，会不会重演辛亥革命后的一幕——到手的民主再次被专制的强大惯性反转。所以我们不仅仅要建设民主政治，而且面临建设良好社会的重任。两个层面的责任互为彼此，很难说必须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后一个层面的工作，即建设良好社会的工作，不一定与民主同步，可先可后，能先行一步，完全可以优先着手。

我们不仅要终止专制，不仅需要建立民主，而且在更深层面上，需要解决中国社会的冲突，增进社会的合作，提高“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支持性的联系，信息交流，信任与合作行为——这些才能保证中国社会即使共产党垮台，社会仍能团结，从而避免深刻激烈的内乱动荡。这也是民主后社会能维持正常秩序，能自发产生增长潜力的资本或基础。

民主除了多党竞争、直接选举和代议政治，还有个解释，这就是“基於讨论的治理”，当我们公开讨论国家政治得失，就是在实施着民主。只要有了公共辩论，我们就可以说，中国已经有一只脚探进民主大门里了，虽然身子还被阻拦在门外。

(据2014年8月18日东网即时。原文网址： http://hk.on.cc/cn/bkn/cnt/commentary/20140819/bkncn-20140819000313497-0819_05411_0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