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研究报告指香港自由明显恶化 预期自由指数排名会大跌

2月7日凌晨,中国强大的互联网审查机构感受到了一种陌生又深刻的不安。他们感觉自己正在失去控制权。然而,中国的审查机构决定变本加厉。下达给地方宣传人员和新闻机构的秘密指示警告,李文亮的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可能引发“蝴蝶效应”,官员们必须努力压制负面新闻,重新掌握话语权。纽约时报今天发表长篇报道,通过获得的数千份政府的机密指示和其他文件,露中国如何压制负面新闻以及操纵疫情舆论。

据纽约时报今天报道说,李文亮死于新冠的消息迅速传开,这位医生曾警告说有一种奇怪的新病毒暴发,但遭到警方训诫,并被指控散布谣言。悲痛和愤怒在社交媒体上蔓延。对国内外的民众来说,李文亮之死表明了中国政府压制负面信息的本能所带来的可怕代价。

他们命令新闻网站不要发李文亮的死讯推送通知给读者。他们要求社交媒体平台逐步将他的名字从热搜话题页面移除。他们还发动大量虚假的网络评论员,用分散注意力的言论淹没社交网站,并强调谨慎行事的必要性:“网评员在斗争引导过程中,要注意身份隐蔽,不搞任何形式低级红、高级黑,体现润物细无声的作战效果。”

据该报道,《纽约时报》和ProPublica查阅了数千份政府的机密指示和其他文件,其中包括这些命令。这些文件详细揭露了在疫情期间,帮助中国当局塑造网络舆论的体系。

当数字媒体加深了西方民主国家的社会分歧之际,中国正在操纵网络话语,以加强党的舆论宣传。为了对今年年初出现在中国互联网上的信息进行控制,当局对新闻报道的内容和调子都进行了严格规定,指示网络水军在社交媒体上不停散布坚持党的路线的言论,并部署维稳大军压制未经批准的声音。尽管中国政府毫不掩饰严控互联网的信念,但这些文件表明,为了保持控制的牢固,要付出多少幕后努力。这需要庞大的官僚机构、人力大军、由私人承包商打造的专业技术、对数字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的持续监控——想必还需要大量资金。

报道说,这远不是按下开关屏蔽某些不受欢迎的想法、图片或几条新闻那么简单。

文件显示,中国政府从1月初就开始限制有关疫情的信息,当时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甚至尚未确定。几周后,当疫情开始迅速蔓延,当局严厉打击一切把中国的应对描述得过于“负面”的内容。

几个月来,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都指责中国早期试图隐瞒疫情的严重程度。人们可能永远都无法知道,如果中国有更自由的信息流通,是否就能阻止疫情演变成一场肆虐全球的卫生灾难。但这些文件表明,中国官员努力操纵叙事,不仅是为了防止恐慌和揭穿国内破坏性的虚假消息。他们还想让病毒看起来没那么严重——让当局看起来也更有能力——因为全世界都在关注他们。

据纽约时报说,这些文件包括3200多条指示、1800多份备忘录和其他文件,来自中国的网络监管机构网信办在东部城市杭州的办事处。这些文件还包括了来自中国云润大数据服务有限公司的内部文件和计算机代码,该公司开发的软件被地方政府用来监控互联网讨论和管理大量的在线评论。

一个自称“揭秘中共(C.C.P. Unmasked)”的黑客组织向《纽约时报》和ProPublica分享了这些文件。时报和ProPublica独立核实了许多文件的真实性,其中一些文件是由追踪中国互联网管制的网站中国数字时代(China Digital Times)另外获得的。

该报说,网信办和云润未回应置评请求。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于2014年成立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集中管理互联网审查和宣传,以及其他方面的数字政策。这一机构现今向共产党强大的中央委员会汇报工作,表明了领导层对它的重视程度。

网信办在1月的第一周就开始对疫情信息进行控制。一条来自该机构的指示要求新闻网站只能采用政府的口径,不准将疫情与2002年在中国和其他地方出现的致命SARS疫情相提并论,哪怕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已经指出了相似之处。

2月初,习近平领导的一次高层会议上呼吁加强对数字媒体的管理,国家网信办在全国各地的办公室纷纷采取行动。在浙江(杭州是其省会城市),一条指示称,该机构不仅要控制国内的信息,还要“积极影响国际舆论”。

该机构的员工开始收到与病毒相关文章的链接,他们要在地方新闻门户和社交媒体上推广这些文章。指示规定了哪些链接应该出现在新闻网站的首页,要放多久,甚至哪些标题应该用黑体。

该机构命令称,网络报道应突出派往武汉(最早报告病毒的中国城市)的医务人员的英勇努力,以及共产党员的重要贡献。

一条指示称,“不使用‘无法治愈’、‘致命’等标题,防止引起社会恐慌”。另一条指示称,在报道对行动和出行的限制时,不要使用“封锁”一词。多条指示强调,不应宣传有关病毒的负面新闻。

当浙江一位谎报行踪的狱警导致疫情在监狱暴发,国家网信办要求其各地方网信办密切监控此事,因为“比较容易引起境外的关注”。

新闻媒体被告知不要大肆渲染海外捐赠和购买医疗用品的报道。该机构指示称,这是因为担忧此类报道可能引发海外批评,并扰乱中国的采购工作,随着病毒在海外传播,中国调集了大量个人防护装备。

据”一条指示说,“避免形成我抗疫依靠外方捐助的错误印象。”

国家网信办的员工标记了一些病毒消杀的现场视频,其中几条似乎包含公共场所的尸体画面。还有一些被标记的视频片段似乎包括医院里人们愤怒的叫喊,工作人员将一具尸体从公寓里拖出来,以及一个被隔离的孩子哭着找母亲的画面。这些视频的真实性无法得到证实。

该机构要求当地办事处构思“宅家乐趣”的内容,以“更好地缓解网民焦虑情绪”。在杭州一城区,工作人员描述了他们宣传的一首“诙谐幽默”的吉他小曲。歌曲唱道,“怎么我也想不到:支持国家竟然是睡觉。”

据纽约时报说,李文亮在武汉去世,让人们的情绪喷涌而出,社交媒体面临着脱离网信办控制的危险。

而当该机构的封口令泄露到微博这一类似Twitter的平台后,更是火上浇油。无数人涌入李文亮的微博帐号留言。该机构别无选择,只能允许人们表达悲痛,但这是有限度的。一条指示称,如果有人为了赚取网络流量炒作这件事,有关帐号将被“严肃制止和处理”。

李文亮去世的第二天,一条指示包含了被认为是“涉及借此事煽动舆论情绪”的内容样本:那是一段视频采访,李文亮的母亲含泪回忆自己的儿子。

此后几天,审查并没有放松。各地网信办接到的一条指示中写道,“重点关注网上点蜡烛、戴口罩、全黑图等搭楼式的炒作动向,”大量网上的纪念活动开始消失。有数人遭到警方拘捕,他们组织了一些团体来保存遭到删除的帖子。

在杭州,全天轮值无休的宣传人员撰写报告,描述他们如何确保人们不会看到与共产党的安抚信息——共产党已经牢牢控制住了病毒相矛盾的内容。

一城区的官员报告称,发动网评员跟评、引导4万余人次,“有效消除市民恐慌心理”。另一县城的工作人员吹嘘他们对所谓谣言的“严厉打击”:16人遭到警方调查,14人被警告,两人被拘留。某城区表示,它有1500名“网军”来监控热门社交应用微信上的非公开聊天群。

 研究人员估计,中国有数十万人从事兼职工作,发表评论,传播强化国家意识形态的内容。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政府部门和党组织的基层员工。大学招募学生和教师来完成这项任务。当地政府还为他们举办培训班。

据纽约时报,中国的政府部门有各种专门软件,来塑造公众在网上看到的内容。云润就是这类软件的开发商之一,政府采购记录显示,自2016年以来,该公司已经获得了至少20多份与地方机构和国有企业的合同。根据对云润计算机代码和文件的分析,其产品可以追踪网络热门趋势,协调审查活动,并管理用于发布评论的虚假社交媒体帐号。

云润的一个软件系统为政府员工提供了一个简洁易用的界面,可以为帖子快速增加点赞数。管理者可以使用该系统给评论员分配特定任务。该软件还可以追踪每个评论员完成了多少任务,该评论员应获得多少报酬。

根据描述该软件的一份文件,在中国南方城市广州,评论超过400字的原创文章可以获得160元的报酬。标出需要删除的负面评论可以让他们赚到2.5元。每条转发可以获得0.5元。

云润开发了一款智能手机应用,简化了他们的工作。他们在该应用中接受任务,用个人社交媒体帐号发出需要的评论,然后上传截图,显然是为了证明任务已经完成。

文件显示,该公司还制作类似电子游戏的软件,帮助培训评论员。该软件将一群使用者分为两组,一红一蓝,让他们互相竞争,看哪一组的发帖更受欢迎。云润的其他代码旨在监控中国社交媒体上的“有害信息”。员工可以使用关键词查找涉及敏感话题的帖子,比如“领导事件”或“国家政事”。他们还可以手动标记帖子,以便进一步审查。

据企业数据显示,在杭州,官员们似乎使用云润软件在中国互联网上搜索了将“病毒”和“肺炎”与地名相结合的关键词。

到2月底,李文亮去世带来的情感冲击似乎正在消退。杭州的网信办工作人员继续在互联网上搜寻任何可能扰乱这片宁静大海的内容。

杭州的网信办建立了一个季度记分卡,用于评估本地平台对内容的管理情况。每个网站在季度开始时都获得100分。若文章或评论的监管出现漏洞,都将被扣分。表现出色则可以加分。

季度成绩报告称,在2020年第一季度,有两家地方网站因“发布涉疫情违规信息”各被扣除10分。一家政府门户因在疫情期间“主动参与舆情引导”而获得额外的两分。

随着时间推移,网信办的报告又回到了与病毒无关的话题监控上:建筑工地的噪音扰乱人们的睡眠,大雨导致某火车站被淹。

据该报道,然后,在5月下旬,地方网信部门接到了令他们吃惊的消息:机密民意分析报告不知怎的被公布到了网上。国家网信办下令各地方网信部门彻底删除内部报告,特别是那些分析与疫情相关情绪的内容。各地网信办用他们一贯干巴巴的官腔做出回复,承诺要“防止相关数据泄露到网络上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

转自:RFI

本文发布在 时政博览. 收藏 永久链接.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