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密闭的房间里不曾得到跟女机器人们说话的机会。有一次下午我端坐在椅子上，身边站着的一位看守人员因为身体不适晕倒在地上，我下意识的想站起来去扶她，嘴里问着“你没事吧？”站在我对面的她的同伴先是向我吼道“目标！谁允许你动了？把嘴闭上坐好！”我解释道：“她晕倒了我想去扶她”“你坐好就行！不要跟我说话！”对面的女机器人训斥完我之后，才将晕在地上的同伴扶到椅子上向对讲机里求助机动人员进来替班。
把人关进封闭的看管森严的房间，连基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怀都不允许有，满是严格的行为约束和无来由的训斥。在如此的环境下，与审讯人员对话和建立关系便成了我唯一可以开口说话、与人交流的机会。就这样，通过“你只可以跟我们说话”、“你可以在提审的时候放松的坐着或站着、活动四肢”、“我们给你带了些小零食”建立着“囚徒”对审讯人员的心理依赖，甚至把本应属于自己的权利变成恩赐和奖赏，我难以察觉的陷入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当我以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在材料中写下“民警对我耐心教导，没有对我酷刑，还给我争取吃药和身体活动的机会，我为曾经在twitter上对他们的出言不逊深感后悔……”的那一天，我在当晚的睡梦中看到了自己“死去”的躯壳。
从2月16日至4月底，除了预审出差的时候，每天晚上都会提讯至少2个小时，他们说我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行是我在网上发布许志永的“煽动性”文章，并拿着后期许志永写的几十篇文章一一打印出来，让我一篇一篇的读，读完后再进行“批判”。那种屈辱的感受一直伴随着我很久，就好像，想咬舌自尽没死成，最后剩了个舌根还要在那里“配合说话”。我被要求对于自己的“罪行”写“悔过书”，他们一再提示我要“掷地有声”，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他们说道：“你要在悔过书里面写一下你对许志永的思想有怎样的反思和批判。你还要认识到，你帮他把文章发布在网上这种行为，给境外势力攻击中国政府递刀子，应该要怎样改正自己的行为，是不是要跟煽动颠覆的思想和境外势力划清界限？”
“悔过书”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对本人的罪行指控？我表示怀疑。但在被要求反复修改“悔过书”的过程中，审讯人员和国保们实现了对一个人肉体到精神意志、从反抗的行为到反抗的意识、从独立思考的能力到独立思考的愿望的彻底控制，让我从自己的头脑中生出服从、配合、低声下气，共同达成对人格的凌辱和践踏。不管是抓我的、审我的、看管我的、还是维稳我的，他们的存在，让我永远都逃不出“被关押着”的受难者标签。“我就是太软弱太退让，我写了悔过书，我活该被羞辱”——我在取保后依然不断自我折磨自我否定；“你不是对你的违法行为认罪悔罪了吗？你不是表示要跟什么思想划清界限吗”——那些曾经限制我自由将我处于隔绝状态的人，在与我谈论“承诺”和“道德”。他们用“悔过书”在一次又一次的约谈中羞辱我，让我即使是在离开监视居住场所，依然感受着羞耻和恐惧。
在提审过程中，他们曾企图说服我去劝许志永认罪，同时问我许志永有没有什么性格弱点，在没有得到回答之后，他们自顾自的说：“许志永现在每天都在问美国的疫情怎么样，特别担心他女儿的安危，我们可以给他这个台阶，如果他肯认罪的话，我们可以保他女儿平安。”
在24小时的视频监控和看守人员实时汇报的状态下，我的面部表情都属于国家机器，我不敢笑、不敢皱眉，有些时候突然难过的默默落泪，女机器人面无表情的递过来纸巾，当晚的审讯环节预审一定会对我的哭泣进行“慰问”和分析，我逐渐变得不敢哭。记得有一天，之前审讯过我几次的警官来到房间与我谈话，进门看到我便说：“你怎么一副呆傻的表情？是被关傻了吗？还是本身脑子就不好使？”
作为女性，在指定监视居住场所，上厕所、洗澡，换衣服都要在女机器人和监控镜头前进行。隐私？羞耻感？好像都没有权利在那里谈论了。我不被允许扎头发，想着自己披头散发的凌乱样子觉得很是狼狈，到后期终于申请到了扎头发的一个黑色皮筋。我不被允许穿内衣，在面对男性审讯人员的时候总是下意识的不让衣服紧贴在身上。
主审我的李警官也偶尔会说些带有性别羞辱的话。有次他们要出差几天，来向我告知近期先不进行提审了，李警官半开玩笑的说“一想到连着几天都见不到，还挺舍不得你的”。在谈到我与许志永的关系时，他将我不断贬低和羞辱：“你听过人殉吗？你觉得自己很重要吗？对于许志永来说，你不过是他的殉葬品”，“你不想等着许志永出来之后一起好好过日子吗？你不想有自己的孩子吗？你看他虽然年纪大了，但是你土地肥沃呀”，“你觉得许志永是个硬气的人吗？当然了，他在床上硬不硬我就不知道了”。我已经想不起来自己当时的表情和反应了，但这些话我却记得异常清晰，他们试图通过性别羞辱让我觉得“我哪里做错了才会受到这样的对待”。（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