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翘楚:被连坐煽颠、指定监视居住的120天(之六)

在指定监视居住期间,审讯人员不断向我强化“你已经被外界遗忘”、“除了你父母没有人关心你的处境”的与世隔绝感,我在那段时间里经常会感受到“可能被挖个坑随便埋了都不会有人知道”。某个午后,李警官拿来一封我母亲写的信摊在我面前,我也认出了母亲的字迹,上面写着“你要好好配合民警同志的工作,不论你做了什么,都是爸爸妈妈的孩子”,我的内心像针扎一样的疼,充满了让父母为我担惊受怕的愧疚感,低头不语。李警官说:“你父母现在每天在家里以泪洗面,你愿不愿意写封信给他们报个平安?你父母对你的担心也可能是受了什么境外势力的蛊惑,你要在信里提醒他们不要随便跟外界联系。”我的内心极度矛盾:如果我不按照要求写信,我父母会收不到我的消息吧?他们会继续担心我的健康安全为我操劳,那我写封信让他们看到我的笔迹会不会能减轻他们的焦虑?于是我依照要求写了给父母的信“爸爸妈妈,很抱歉让你们为我担心。我在这里一切都好,权利都被保障,没有收到虐待。你们不要跟外界联系,好好地等待我回家。”

我6月份取保回到家之后得知,我父母看到了我亲笔写的信,便对于我在监视居住的情况放了心,也相信了我对他们“不与外界联系”的告诫,在之后拒绝了与想要他们签授权书的律师进行沟通,只与通州和市局的国保保持沟通,对于国保同意他们为我准备衣服和书籍“千恩万谢”。

我的提讯一直持续到4月底结束,之后审讯人员找来了海淀区的郭警官作为“帮助我回归正常生活”的人员与我沟通变更强制措施之后的生活问题。5月初突然有一天,预审李警官拿着一些纸质材料进来,带着质问的口气大声问我:“你在2月份之前提前签了律师委托书?”我心里很是疑惑,抬头问道:“我难道没有聘请律师的权利吗?我记得法律条文上写过我是可以为自己聘请律师的,律师也可以申请会见我。”李警官回答:“你现在这种情况请律师有意义吗?也不可能让你见到”接着,他把纸质材料推到我面前,指着上面的文字说道:“有人以你代理律师的身份在网络上大放厥词,说你被失踪了不知死活,要利用你来攻击中国政府,你现在需要做一次笔录为你自己正名,讲清楚你是不是在与人权律师和境外势力相勾结。本来你这几天就能出去了,你要怪就怪那些在外面给你呼吁的人。我们考虑到你出去之后又让别人利用了,就再保护你一段时间吧。”我心中很是震惊,但也是在关押将近三个月以来,第一次透过这样的方式得知外界有人在关注我、寻找我,我知道自己没有被遗忘,也有了“活着走出去,让自己有机会说话”的愿望。

在指定监视居住的环境中,我有着让自己好好活下去的方法:我学会了默想曾经看过的电影、诗歌、小说,来填补自己坐在椅子上的大片时光,那些珍贵的记忆,也让我可以将被“洗脑”的内容慢慢过滤出去,保有自己的生命力,不让自己变成他们所“规训”的机器,我几乎用尽了全部力气。

我支撑在那里的很大动力,也来自于我知道,那段时间是我几个月或者往后几年里,能距离许志永最近的地方。我特别渴望有什么特殊功能或者心灵感应,可以与他“对话”。审讯人员把我们的合照存在计算机里拿给我看,我竭尽全力的想把照片印在自己的脑子里。我一遍遍的想我们相处的日常生活,让这些情节也能出现在梦境里……

6月19日上午,当国保向我宣读《取保候审决定书》的时候,我略显麻木的坐在椅子上,并没有可以重获自由的欣喜感。更多的是迷茫,不知道出去之后,只有一个人的这条路,要如何走下去。出来后的第二天便尝试梳理自己在里面的经历,竟对有些痛苦的片段失去了记忆。我们的舆论环境经常强调一个人要好坚强,不畏惧任何磨难,展露自己的软弱是不被鼓励的。更多的关注和宣传给了更宏达壮烈的主题,但心理创伤被很多人忽略或者污名化。

我在刚出来的那些天,惊恐、梦魇、失眠、注意力不集中、警觉性高、创伤性闪回、四肢发抖……同时,也把自己活成了“准地下工作者”,与朋友见面时会小声说话,警惕的盯着四周。同时,我的父母担心我的安危到神经过敏的程度,经常“自我审查”,担心我每一次出门,担心我说话太多,担心我身边有“告密者”,甚至担心国保对我印象很坏,我感到,我们整个家庭都患上了“侦查狂躁症”。

我经常梦到自己写悔过书的情境,内疚感和屈辱感不断折磨着我,我不断的自责:为何恭顺的站在那里,看着他们乱翻我的东西,给我戴上手铐和黑头套呢?为何顺从的要坐在椅子的二分之一处呢?我有什么可留恋的吗?孤立无助、力量和意志均被束缚,这种感受控制着我。我们为体制所压迫,我们每个人都曾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建造这一体制,可我们结果甚至无力做出消极抵抗。我们的服从使那些积极为这一体制效劳的人能够为所欲为,一个罪恶的空间得以形成,怎样才能逃离它呢?

国保们当然知道如何加重我的恐惧感,恐惧感越大,便越能控制我。如果我选择一言不发,他们便把我的恐惧也向更多人传递着。记录下指定监视居住的具体细节和经历,是我对抗恐惧感的方式。义愤填膺很容易被时间消解,但只有事实不会改变,即便所有人都忘记了,它也有着自己的见证者,无论是暗地里的打压威胁,还是公然的颠倒黑白,都不能再隐忍和沉默。

即使说出来的代价是再次失去自由,我也不后悔自己的经历书写,因为我知道,在我鼓起勇气说出真相的那一刻,国保们努力创造的屈辱感、恐惧感便被轻易打破了。如果不能勇敢的讲,那就不能自由的行动。我们应该不回避、不嫌麻烦的讲,还要讲出细节、创伤和软弱,那些避而不谈、隐而不宣的,正是他们害怕我们去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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