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刘贤斌于12年前走出监狱时的真实记录，不曾想，出狱不足一年半的时间，2010年6月28日刘贤斌第三次被抓捕入狱，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重刑10年，2020年6月27日，是刘贤斌刑满出狱的日子！在此转发他的一篇旧文，以示对他即将出狱的祝贺，同时献上对刘贤斌及所有推动中国民主进程的良心犯们的敬意！
一、回家
我是在2008年11月6日满刑出狱的。
奇怪的是头天晚上居然睡了个好觉，一点也没有出狱前应有的激动。之所以会这样，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最后一次减完刑后被留了4个多月的尾巴，经过4个多月的煎熬，谁还能保持起初那种兴奋状态呢？但早上6点钟我还是习惯性地起来了，刚洗漱完毕穿好崭新的衣服并准备与同改们话别时，就听见有人在操场里叫我。我出去一看，原来是监区教育管教李飞在值班室等我。我在监狱里一直担任文化教员，李飞是我的顶头上司，我们之间相处得甚是融洽。前两天李飞就曾告诉我，监区领导可能要安排他来送我，我听了很高兴，因为我相信他不会在我出狱时为难我。果然他很早就来接我了，我走出监区大门时还不到7点，而以前服刑人员满刑通常都是在8点以后才能走出监区大门。出狱的手续李飞也在前一天办好了，因此我们很快就走出了监狱大门。本来我以为像我这样一个重量级政治犯出狱，其过程一定会相当麻烦，没想到一切都是非常的顺利。这时天上虽然下着小雨，但我的心情却很晴朗明媚。
走出监狱大门后，我首先深深地呼了一口气，这口气与我以前9年零4个月喝的空气完全不同，这是一口自由的空气。自由，祇有当你失去了它之后才会感觉到它的珍贵。没有人愿意失去自由，4个多月来我一直在渴望着这种自由，9年多以来我也一直在努力争取这种自由。这个时候我没有回过头来看监狱一眼，我直接跟随李飞上了一辆警车。一般服刑人员满刑后都是自己回去，监狱还要给他们发一点路费，但对我们这种级别的政治犯，监狱却会安排专人专车送交当地公安机关。对此情况我早已料到，因此在一个多月之前我就叫我妻子不要来接我，因为来了也接不到我。但此时此刻我却很想看到我的妻子、女儿和以前的朋友，我知道他们这个时候也在翘首以盼。川东监狱位于大竹县城郊，我在这里呆了近10年，从来没有离开高墻半步，我一直不知道大竹是一个怎样的县城，祇听说这里的醪糟很有名。有些服刑人员满刑时总会在大竹盘桓半天，但这个时候我却归心似箭，我不想在大竹县城多呆一分钟。
车子开出县城后很快就上了高速公路。李飞告诉我，现在从大竹到遂宁全是高速公路，祇要两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遂宁，我听了非常吃惊。记得当初我来的时候，遂宁市公安局国保支队用“桑塔纳”送我，一路上全是弯弯曲曲的柏油马路，早上6点钟出发，下午4点多才到达。当然这中间还出了一个事故：在渠县爬山时，我们的车子撞死了两个小孩。后来听说遂宁国保为此向小孩的父母赔偿了7万元钱。当时他们没有给我戴手铐，围观的群众很多，我一直站在路边，没有人知道我是被押送的犯人。如果是一般刑事犯遇到这种情况肯定会选择逃跑，但我没有产生这种念头。我认为人家没有给我戴手铐就是相信我不会跑，我不能让人家说我是一个不讲信义的人。更何况如果我跑了，他们在气愤之下完全有可能把事故的责任推到我身上。直到交警把事故处理完了，才知道这辆肇事车辆是专门押送犯人的，于是他们才想起给我戴上手铐，并用一辆交警巡逻车把我送到了大竹的川东监狱。现在好了，一路上都是高速公路，我再也不担心会出现交通事故，祇是静静的欣赏迅速消逝的景色。
上午10点我们进入遂宁境内后，李飞与遂宁国保取得了联系。出了高速公路后，我们就在一个加油站等着，一会儿遂宁国保的汽车就开过来了，打过招呼后遂宁国保就把我们直接送到了育才路派出所。近10年不见遂宁，遂宁的城市变化很大，我一时还搞不清方向。到了派出所之后，李飞给我妻子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我已经到了遂宁，说办手续还要耽误一点时间。。所谓办手续就是在派出所进行移交和登记。办完之后，派出所的所长给我作了一番教育讲话，希望我回来之后要遵纪守法，好好回报家人。由于他态度比较客气，我也就没有与他进行争辩。这时国保的两个人也不知到哪里去了，我原以为会与他们发生一番口舌上的交锋，但他们既然不主动找我麻烦，我也乐得省去了一场冲突。10点半的时候，李飞又给我妻子打了个电话，叫她到派出所来接我。打完电话后，他就与我握手告别，我说我要请他吃饭，他说他要急着回去。李飞是一个正直善良的普通警察，许多时候我们之间处得就像朋友一样，他一直对我的为人和才能都十分佩服。在川东监狱，像他这样的警察很多，并不是如外界所想像的那样黑暗。
几分钟后我妻子陈明先就来了，在她身后跟着我最好的朋友欧阳懿，他手里抱着一大束鲜花，后面还跟着我的另一个朋友孔杰和我的侄女小凤。他们的脸上都挂着喜色，但我的心情却好像一点也不激动，我以前本是一个热情洋溢的人，面对10年不见的亲友本应该十分高兴才对，难道多年的牢狱生活已经使我的神经变得麻木？以前在监狱里就常听人说，监狱会让傻子变聪明，也会让聪明人变傻。我在监狱里一直受到警察和犯人的尊重，本以为自己的性情没有受到影响，但现在看来长期的牢狱生活还是让我产生了变化，我变得迟钝了。后来许多天里，我在妻子和女儿面前也表现得非常平静，不，是迟钝。她们说话，我祇是听着，妻子看见我没有反应就对我生气，害得我不停的对她解释和道歉。我得承认，近几年来中国监狱的生活条件和劳改政策已经有了巨大改善，但它摧残人的本性的这个本质却没有任何变化。尽管我表现平静，但欧阳和孔杰还是热情地拥抱了我，然后我们又一起合了影。
在回家的路上，欧阳一直对我讲个不停，看得出他这个时候非常兴奋。他告诉我，在我进去之后他就走到了民运的第一线，如今已是一个全国有名的网络异议作家，而且在几年前得过一次“青年人权”奖。他真诚地说：“贤斌，你应该感到高兴，因为你出来的时候我没让你对我感到失望，我没辜负你当初对我的托付”。我听后感到很满意。记得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一直走在四川民运的第一线，为了运动的长远发展，我一直有意地将欧阳、胡明君和陈卫放到第二线。他们3人的个人素质和能力都比我强，都是可以独当一面的将才，我一直将他们看成振兴四川民运的希望。我进去之后，欧阳和胡明君都迅速地站了出来，但胡明君很快就因与王森一起组党而进去了，欧阳则十分艰难地支撑了许多年。欧阳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学，我们的友情已经延续了20多年，他以前做事有点缺乏信心，但在我进去之后却迅速地成长了起来。看见他变化如此之大，我心里能不为他感到高兴吗？
在回家的路上，我再一次体会到了家乡的巨大变化，如果没有他们为我领路，我一个人还真的找不到家。几经转折之后，我们一行人来到了盐市街，以前明先给我讲过我们的家就在盐市街的“百盛家园”。这时我突然看见一群人朝我涌来，仔细一看才认出他们是我的父亲、大哥、大嫂和我的侄儿侄女，但跑在最前面的却是陈卫、陈兵两兄弟和从成都赶来的张明。他们举着一张横幅，上面印着“贤斌，欢迎你归来！”几个大字，一看就知道是曾经做过广告业务的陈卫的杰作。老实说，我根本就没有想到出狱时会遇到这样的场景，在出狱之前我告诉明先最好保持低调，但当明先把我的意见告诉朋友们时，欧阳他们却坚决不答应，他和陈卫商量一定要搞个隆重的欢迎仪式。从这里我再一次体会到了我们之间牢不可破的深厚情谊。父亲的手里也拿着一块红布，非要挂在我的脖子上，意思是要冲掉以前的晦气并希望我以后能平安顺利，我本不相信这一套，但考虑到年迈老父的心情，我还是顺从了他。走进“百盛家园”后，我们又在楼下一起合了许多影，当天欧阳就将这些合影全都发到了网上，让许多相隔多年的老朋友在千里之外都看见了我出狱时的样子。当时我缺了一颗门牙，是我在监狱里打篮球是撞缺的，我一直没有在里面进行修补，因为我想保持真实的形像走出监狱。当天晚上徐文立在电话上就提到了我的牙齿，我费了好一番口舌才解释清楚。这让我一下子就感受到了网络的威力，我预感到这是上帝制造出来用来结束专制统治的工具。后来西安的杨海也告诉我说：“中国的专制统治将最后栽在互联网上面。”
合完影后，陈卫就领着亲友们一起到一家餐馆去了，他们为我准备了一场盛大的接风宴会，明先则把我领到了家里。以前我们家住在学校里，都是租的学校的旧房，面积不大，家具也非常简陋。由于我一心从事民运，因此从来没有为家里购置什么像样的物件，祇是在1997年胡平托人给我送了几千元钱，我才从中拿出两千元交给明先，明先用这笔钱买了一部电冰箱。与明先结婚10多年了，我祇给她买过一双皮鞋，家里的一切开支都是靠明先在学校的工资。女儿出生后，除了有时候陪她玩，我也没给她买任何东西。那时我挣的稿费和国内外朋友的资助，我几乎都用在了民运方面。我对明先、女儿和这个家的亏欠实在太多，在监狱里面我每每想到此事就会动情流泪。但明先是一个淡泊之人，她从来没有在这方面埋怨过我，她祇是默默地承受着一切不幸和辛酸。2003年明先来信告诉我说她买了房子，并将新房子的照片寄给了我，我看见房间的布置还是明先的风格：朴素而雅致。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明先买房子用了4万多块钱，几乎都是找朋友借的，重庆的邓焕武老先生也借给明先5千元。但到我出来之前不久，明先就说她已经把欠帐还清了，当然这主要得益于我与明先在2005年左右先后获得“魏京生人权斗士奖”和“受难者家属奖”总共近4千美圆的奖金。
这时已经到中午了，陈卫一直催我们出去吃饭，但由于女儿上学还没回来，我就一直在家里等着。12点10分左右，女儿终于回来了，但她进门之后却一直不敢看我，祇是生涩地喊了一声“爸爸”。我有10个月没有见到女儿了，以前她每年都要和她妈妈一起来看我两次，没想到她一下子就长高了许多，比她妈妈还高一点。我进去的时候女儿才两岁，走的那天晚上她一直哭个不停，9年多来她的哭声一直在撕扯着我的心。我进去的时候本来打算不减刑，但后来想到为了女儿的成长我还是选择了减刑之路。在一个柔弱的孩子面前，我不相信世界上存在坚硬冷酷的心。当然我的减刑还有个前提条件，那就是不能认罪，如果他们要强迫我认罪，我宁愿让家人陪我多受些痛苦。监狱方面也比较灵活，说祇要能遵规守纪、完成劳动任务就可以给我减刑。这样我一共减了3次刑，总共减了3年零八个月。虽然这是川东监狱减得最差的，但比起川中监狱的佘万宝减刑半年、胡明君和王森一天没减，我感到自己还是幸运多了。3年8个月，我可以做多少事情啊，3年8个月陪伴女儿，这对女儿是多么重要啊。女儿现在11岁了，正在读小学六年级，在学校的表现和成绩都非常好，与我以前差不多。我知道这都是明先的功劳。在监狱里的时候，我经常与女儿通信，开始是给她画漫画、讲故事，后来就给她讲人生的道理，出狱前一年我还给她系统地讲过《论语》。但孩子毕竟不在我身边长大，回来了很久她还对我有些疏远。
中午的饭局是陈卫、陈兵两兄弟安排的，除了迎接我的那些人之外，还有遂宁的不少朋友，挤满了3张桌子。但吃了几分钟之后我就吃不下去了，因为我吃着吃着就想起了我的母亲，一想起我的母亲眼泪就在我的眼眶里直打转。于是我把大哥拉到旁边，哽咽着说：“我要去看妈妈。”说完就拉着明先直奔母亲的墓地。到了墓地后，我看见母亲那熟悉而慈祥的遗容，想到母亲含辛茹苦地把我养大，而我却没有好好孝敬她老人家，我就忍不住大声抽搐起来，明先则静静地安抚我。母亲曾经说，有个算命先生告诉她，她去世的时候有个儿子不会在她身边送终，没想到这个儿子就是我。1999年我入狱后，母亲每年都要到监狱来看我，每次她都没说多少话，祇是望着我默默地流泪，我就劝她好好保重身体，说我出来之后还要好好孝敬她老人家。2004年母亲没有来看我，我就给她打了个电话，在电话那头母亲说她很好，叫我不要挂念。其实她当时已经病了，祇是不想让我在里面担心才故意这么说。2005年4月30日，监区领导突然给我一份电报，上面写着“母危速归”，我立即意识到母亲可能要去了，于是我就要求回家探视母亲。遇到这种情况，如果是一般服刑人员通常都会得到批准，但由于我是川东监狱的“重要犯人”，监狱领导拒绝了我的要求，祇允许我打次电话回家。但是当我第二天打通电话后，大哥却告诉我说母亲头天晚上已经去世了。大哥还说，母亲临终前一直在轻声地喊着我的名字。之后的几个晚上我一直在被窝里以泪洗面，没能亲自为母亲送终是我心中永远的痛。
从墓地回来后已是下午2点多，大家都在“卓茗居”喝茶，而我却承受着手机电话的密集轰炸。由于明先把我出狱的消息提前告诉了许多朋友，整个下午我都在接受国内外朋友的祝贺和问候，先后打来电话的有：北京的康玉春、高洪明、赵昕，王立超，西安的杨海、李智英、邓永亮，山东的杨宽兴，浙江的程凡，贵州的陈西、曾宁，重庆的邓焕武、王明、雷云海，成都的邢宏伟、卢刚、文强，绵阳的李必丰，云南的欧阳小戎，瑞典的张越，美国的徐文力等人。由于我的脑子当时已经被电话轰昏了，还有些朋友的名字我没有记住。后来几天打来电话的还有北京的江棋生，湖南的谭力、刘建安，美国的胡平、吴嗣宇，澳大利亚的孙力勇等人。这些朋友大多是我以前的老朋友，看见他们这么多年了还关心着我，我真的非常感动。下午6点多，我又接到了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小丁的电话，她要求对我进行采访。由于我现在还有两年“剥夺政治权利”的附加刑，因此在满刑前，我曾专门看过《刑事诉讼法》和《公安机关工作条例》的相关内容，按它们的规定，我在“剥权期”不得接受采访。但是这两个法律的这些规定与宪法相抵触，属于侵犯公民权利的恶法，对于这些恶法，公民当然可以不服从。因此我欣然接受了小丁的采访，回答了小丁的所有问题。最后我向小丁表示，不管中国的民主之路多么坎坷和漫长，我都会坚持不懈的奋斗下去，并呼吁国际正义力量继续关注中国异议人士的命运，呼吁国内外朋友从精神上物质上多关心狱中的朋友，这几句话表达了我出狱时的基本想法。
晚上又有许多朋友为我接风洗尘，直到深夜我才获得轻松和自由。新的一天开始了，但我明白这并不意味着我会有新的生活，中国的民主之途仍然布满荆棘，我还得重新拿起以前用过的武器去继续战斗，如果这些武器生锈了，我还得找块石头来磨一磨。对我们这种死硬的民运分子来说，坐牢就是休息，自由就得战斗。
二、会友
我这个人很喜欢结交朋友，而且对朋友总是以诚相待，从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情。记得在1991年我第一次出事被关押在秦城监狱时，提审总想从我嘴里了解我朋友的情况，并暗示祇要交代了他们的情况，我就可以回校完成学业。当时我不到23岁，正是大学快毕业的时候，能够完成学业顺利毕业当然是我的梦想，但我认为实现梦想不能以牺牲朋友为代价，因此我毫不由犹豫地拒绝了提审的“好意”，我没有向他吐露不利于朋友们的任何情况，最后我当然没能大学毕业，但我却从来没有为之后悔。我虽然没有拿到大学毕业证，但赢得了朋友们的牢固友谊。近20年来，我一直在恶劣的条件下与专制强权进行不懈的斗争，朋友们自然会受到牵连和拖累，但他们从来没有后悔过，我们的友情在严峻的政治考验面前变得更加纯洁和深厚。1989年初我与几个志趣相投的高中同学结拜成了兄弟。八九民运发生后，我们都迅速地卷了进去，特别是欧阳懿和马烈还参与了我在遂宁张贴传单的事情，六四事件发生后我还与马烈一起回过北京，差点在人民大会堂后面被戒严部队开枪打死。1991年我第一次入狱后，我的这帮兄弟都受到了牵连，好几个都被关过一段时间，欧阳懿被关押了3个月，其他几个兄弟的毕业分配都受到了严重影响。1995年我因参与《吸取血的教训，推动民主与法制进程》公开信签名而受到追捕时，又有几个兄弟受到关押迫害。但这些兄弟一直都没有怨恨我，我第二次入狱之后，他们每年都要去看望我的家人，母亲去世后，他们还与陈卫一起在灵堂里守了两个通宵。这次出来之后，他们又接连为我举办接风洗尘的宴会，让我好多天都没有得到休息。
好不容易安静下来，一些民运朋友又找上门来。出来没几天，就遇到了一个新朋友，他叫补红星，是遂宁市河东新区的一名政府干部。他说在网上知道了我的情况，从2005年开始就一直在找我，直到我这次出来他才从网上找到我家的电话和住址。对于这种新朋友，我向来很欢迎，因此后来几天我们又见了几次面，聊得也比较投机。我知道在民运内部，有些朋友的警惕性非常高，对于来路不明的新朋友总是要加以怀疑，经常在没有根据的情况下就说别人是“特务”、“线人”。对于这种做法我是坚决反对的，认为这将极大地伤害别人的尊严，也不利于民运力量的发展。记得在1998年，一个叫李作的朋友曾来找过我几次，他给我的印像就有点神秘兮兮，如果换个人一定会判定他是“特务”，但我却一直放心地与他交往。1999年7月当局审判我时，他曾到遂宁为我进行声援，我到川东监狱后又收到过他寄来的贺年片，不久外面的公安机关就到监狱找我了解他的情况，我猜他一定出事了，出来之后才知道他被判了15年，同时也知道了他的真名叫雄鹰。但在抓他之前四川的有些人却说他是“特务”。其实李作之所以会表现得神秘兮兮，更多是出于自我保护的考虑。今年春节前夕，我联系到了李作的妻子雷凤鸣，知道李作很快就要出来，到时我一定要去看望他。
类似的情况还有对黄晓敏的怀疑。也是在1998年，黄晓敏通过徐文立找到了我，当我把他带进四川的民运圈内时，有人立即就说他是“特务”。后来黄晓敏的妻子谢军曾给我详细讲过他们家的情况，说黄晓敏成天都在听“美国之音”，对家庭很不关心。在我的印像中，那个时候的黄晓敏确实经常随身带着一个收音机，四川公开组党后，他曾把“美国之音”的相关报道整理成文字，在四川民运圈内广为散发。我进去之后，黄晓敏曾把我妻子、女儿接到成都去玩。谢军是一个朴素、善良的普通女人，正是因为受不了黄晓敏对民运的太投入，她最后才与他离了婚。我在监狱里的时候，黄晓敏也曾给我寄过几次明信片，我想“特务”不会对民运人士这么关心吧。我这次出来之后，他又从成都专程来看过我两次，而现在他也鸟枪换大炮，随身带着的已是手提电脑。但是现在还有人说他是“特务”，理由正是他经常带着手提电脑。不久前我从别的朋友那里了解到，黄晓敏现在的生活非常窘迫。如果他是“特务”，情况会是这样的吗？一个人做“特务”，不可能是为了理想，而主要是基于利益的考虑，如果他长期做“特务”却得不到应有的经济收益，换成任何人都是不会愿意的。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有些民运人士性格比较软弱，面对国保的打击和压力，他可能会答应国保的要求，但我想他一定会经常处于痛苦之中，因为从人性这个角度来看，任何人都是不愿意出卖朋友的。我从事民主运动近20年来祇遇到一个真正的“特务”，他就是贵阳的彭方中，据说他目前已经当上了某个县的公安局长。前不久我从网上看见一篇文章，说在民运圈子里“特务”的数量已经超过了民运人士的数量，我认为这是夸大其词，实在是自己吓唬自己。其实，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民主运动就主要表现为公开的公民运动，我们做的许多事情都是可以见阳光的，我们一不搞密谋，二不搞暴力，有什么值得害怕的呢？即使当局真派有“特务”打进我们民运圈子，我们也可以影响他的思想，促进他走向进步。所以出狱之后许多像补红星一样的新朋友找到我，我都很乐意与他们交往。
除了补红星之外，在我刚出来的这段时间我还见了许多慕名而来的新朋友。这些新朋友普遍热情很高，但经验不足，他们虽然追求自由民主的理想，但对民主运动的基本理念却缺乏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他们普遍对“公开、理性和非暴力”的原则比较轻视，而对密谋和暴力这些传统政治斗争模式则比较感兴趣，这尤其让我感到忧虑。他们不知道当代中国的民主运动并不看重政权的更替，而更看重社会的重新建构。在未来的民主社会，共产党不一定要下台，但它在台上一定要经过大多数选民的同意。他们不知道民主不仅是目的而且也是手段，为了实现民主的理想就祇能采取民主的手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传统的政治斗争模式是小人的斗争方式，因为它更重视功利成败，强调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而当代中国的民主运动则更像君子之争，它更重视道义原则，它不会为了崇高的目的而采取卑鄙的手段。政治学原理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追求民主的过程中违背了民主的原则，那么我们最后即使取得了政权，我们也会离民主的目标越来越远。以暴易暴祇能使中国陷入历史怪圈并加深这个民族的灾难。我们不应当在推翻一个专制政权之后又建立一个新的专制政权。更何况在当今中国社会，密谋和暴力这条道路根本就走不通。共产党靠密谋和暴力手段起家，对付密谋和暴力共产党会很有办法，而且它还掌控着国家的暴力资源。如果我们采用密谋和暴力的手段，无疑是以己之短攻敌之长，根本就没有获胜的机会。因此在追求民主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并设法在共产党不擅长的领域作战，我们应当以己之长攻敌之短，让共产党所掌控的暴力资源无用武之地。在今天的中国，民运力量能做的事情应当主要是进行公开抗争，这不仅能够影响和团结民众，壮大民运的力量，而且能够较好地保护自己，并赢得世界正义力量的同情和支持。对共产党来说，公开抗争是比较陌生的领域，它应付起来会相当吃力。共产党今天也在讲自由、民主和人权，当然他们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欺骗国内人民和世界正义力量，如果他们对我们的公开抗争进行镇压，他们的虚伪本质就会在全世界面前暴露无遗，我们反而能够扩大和确立我们的道义优势。中国的民运力量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无法与共产党相抗衡，但共产党在道义方面也不是我们的对手。我们祇要始终坚持“公开、理性和非暴力”的原则，我们就可以取得对共产党的战略优势和主导地位，我们就可以以最小的代价赢得最后的胜利。当然这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克服急躁的情绪，打消投机的心理，我们不能寄希望于“毕其功于一役”，而应当坚忍不拔地稳打稳扎。我们一定要记住，当代中国的民主运动决不是一场你死我活和不择手段的传统政治斗争，而是一场争取人权和公民权利的公民运动。所以在这场运动中，我们应当像真正的人和真正的公民那样去生活和战斗，我们不需要谎言、不需要阴谋、不需要暴力，我们祇需要服从自己的良心和行使公民的职责和权利。
与此同时，许多老朋友也来到遂宁来看望我，其中最让我感动的是重庆的邓焕武老先生的到来。1月26日（大年初三）是老邓71岁的生日，我本来准备与陈卫一起去看望他，但由于准备接受一个日本记者的采访而没有去成。1月28日下午他却拖着一把老骨头过来了。为了不引起国保的注意，他先到了欧阳家，然后再让欧阳叫我过去喝酒。开始我还真以为是喝酒，可是一进欧阳家就看见邓焕武老先生坐在沙发上。我们什么话也没有说，祇是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过了一会儿，老先生才望着我说：“你没有变，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我终于可以放心了。”说着就用手去揩自己的眼泪，我的眼眶也有些湿润。看见他还是像以前那样斗志饱满，我真的感到很高兴。我是在1995年认识邓焕武的，当时从王丹那里知道他也参加了《吸取血的教训，推动民主与法制进程》的公开信签名，于是就要了他在重庆的地址。回到四川后我找了两次才找到他。记得有一次我还差点被他家楼下的门卫扭送到派出所去，幸亏他的邻居把门卫拉住，我才脱身走掉。邓焕武是50年代的老右派，坐过近20年的监狱，出狱后又参加了民主墻运动，直到现在仍活跃在中国民运的第一线。我将他的事迹讲给许多人听，没有人不受到感动。找到邓焕武之后，他立即给我引见了重庆的几个朋友，他们是王明、雷云海、何兵、梁俊西、白和平，他们几乎都是民主墻时期的老战士。通过他们我又找到了贵州的杨在行等人，并知道了贵州廖双元、陈西等人1995年组党的事情。从此西南民运圈的状况有了根本的改变，在整个90年代的中后期，西南民运一直都相当活跃，我与邓焕武分别扮演了四川和重庆民运圈的领军人物，我们之间的友情正是在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我与老邓一直聊了几个小时，考虑到他年纪太大且旅途劳顿，我于10点钟就告辞了。
第二天，我与老邓又在一个茶楼上聊了一整天，主要是老邓在讲，我在听。老邓是一个心思缜密的人，他知道我进去这么久，对外面的情况不是很了解，于是他就准备了一个提纲，然后按着上面的内容向我娓娓道来。他从98年组党聊到《零八宪章》，从民运状况聊到了体制内的情况，从国内聊到了国外。老实说，我出来快3个月了，这次与老邓见面使我获益最大，他告诉我的这些信息，我要用好几天才能消化。在聊天过程中，老邓特别提到了“拒郭事件”和“刘青事件”的情况，我听了之后心情感到特别沉重。我这个人虽然天资不高，能力不强，但是很有大局观念，看见民运里面出现纷争和内耗的情况，就感到特别痛心。在专制力量面前，民运的力量本来就很弱小，如果还不断出现纷争和内耗，民运什么时候才能让人产生希望？这两起事件发生的具体情况我现在还不是很清楚，不好进行评说，但我认为，中国民运不应分什么“精英民运”、“草根民运”，也不应分什么体制内的人、体制外的人，祇要认同自由民主这个大目标，我们就应是朋友和同志。我们可以各做各的事，但不能够互相攻击，这应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原则。如果某个朋友的言行有错误，我们可以当面向他提出，但不要搞得沸沸扬扬，让全世界都看我们的笑话。我们不能为了争夺所谓的资源而互相拆台，我们更不能毫无根据地对别人进行人身攻击。老邓还给我讲了郭飞雄、高智晟、胡佳的情况，说他们是中国民运新一代杰出领袖，我听了感到非常高兴。我一直希望民运力量不断壮大，我很不愿意看到10年之后还是那些老面孔在搞民运。老邓在遂宁整整呆了两天，临走的时候我约他下了两盘像棋，以前我与他是棋逢对手，这次依然下成一比一。
现在网上流行一句话，叫做“相见不如思念”，但我认为民运朋友还是应当尽可能多见面。出来之后我常听朋友说，现在网络技术这么发达，搞民运用不着再像以前那样东奔西跑了。开始我还觉得他们说得有道理，但后来我却觉得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网络的普及确实有利于民运的发展，它不仅可以迅速地传播真理和真相，扩大民运对民众的影响，而且可以提高我们的办事效率，使我们之间的沟通交流更为方便。但是民运的一些基础性工作仍然离不开人员的走动和面对面的交流。出来之后我也经常在网上与朋友聊天，但我始终感觉这样的聊天其实祇是政治清谈，当然我并不是说这种政治清谈没有意义，事实上如果我们利用网络开设讲座或论坛，我们可以对一些新朋友进行很好的启蒙，可以帮助他们澄清许多糊涂观念。但是网上交流有一个明显的缺陷，那就是由于缺乏深入的交流，人与人之间不容易取得信任。朋友之间如果没有信任，就肯定没有默契，没有默契，有些事情做起来就肯定不会顺畅。因此我主张朋友之间还是应当多见面交流，因为这比网上交流更真实、更直观、更全面。记得在90年代中后期，我经常在全国各地之间跑动，后来又在成都搞了个沙龙，通过这两种方式，我接识了许多朋友，经过见面交流，我们不仅互相取得了信任，而且彼此之间还培养了深厚的感情。正是基于这种信任和深厚的感情，我们才在那个时候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事情。所以，我现在还是希望国内的朋友不要满足于祇在网上结交朋友，而应当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尽量多与朋友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这种基础性的工作对民运力量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出来之后，我迅速与以前的老朋友取得了联系，我们经常在电话上或网上一起回忆过去的战斗岁月和交流对时局的看法。但我还是想在适当的时候去看一下他们，特别想看一下成都的萧雪慧、汪建辉，西安的杨海、李智英，山东的杨宽兴，湖南的刘建安、李华明，浙江的祝正明、程凡，北京的许良英、丁子霖、江棋生、胡石根、康玉春、陈清林、高洪明、查建国和赵昕，他们有的是我的良师，有的是我的战友，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对我的深厚情意。在这里我还必须提到我的一个好兄弟，他叫吴忠富，是人大法律系89级的学生。1991年我第一次被抓捕后，是他第一个将我的情况告诉了我的许多朋友。1999年我第二次被抓捕后，他曾申请做我的辩护律师。出来之后一直没有他的消息，我很想和他一起到一个小酒馆喝上几杯。
三、抗争
这次出狱之后，许多老朋友都劝我要保持低调，多休息，多照顾家人，这显示出了他们对我的真诚关心，在此我要向他们表示真诚的感谢。然而作为一个与中国民运共命运的人，在中国的民主大业仍未成功的时候，我能够忍心独善其身、抽身而退吗？尽管我现在由于受到限制做不了有些事情，但总有一些事情我可以做，而且有些事情我还必须做。共产党说他们有底线，我们民运人士何尝没有自己的底线，我可以暂时不去触碰他们的底线，但必须誓死捍卫我们自己的底线。记得我出来之后不久，育才路派出所的几名警察曾到我家里来找我谈话，劝我不要再去搞民运，要多照顾家人，多尽点儿子、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我对他们说：“我肯定要尽到作为儿子、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但同时我也要尽到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他们说：“你这样做会害了你的家人，你不感到愧疚吗？”我说：“我没有害我的家人，是你们在害他们，我这样的人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不会坐牢和受到打压，祇有在中国等极少数国家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应该愧疚的是你们。”他们见我如此顽固，就恐吓我说：“你现在在‘剥权期’，你做了我们就要处罚你。”我说：“那是你们的事情，但我明确告诉你们，有些事情我肯定要做。”是的，有些事情我们必须去做，哪怕为此受到迫害和关押。如果我们不做的话，我们就会失去公民的尊严，而专制强权就会突破我们的底线并把我们推下悬崖。
记得认识补红星不久，有一天他突然告诉我说邓永固出事了，并从网上给我发过来一些资料，全是邓永固在网上发表的上访材料。当时我并不认识邓永固这个人，看了这些材料我才知道，邓永固是遂宁市蓬溪县的一个林业员，他因不满蓬溪县的一些乡镇干部在退耕还林过程中大肆侵害农民利益而不断上访，结果不仅上告无门，而且还受到当地政府的不断打压。过了几天，补红星又告诉我，据当地农民反映，邓永固被抓后曾经遭受毒打。对此我感到非常气愤，立即决定要对邓永固的事情予以关注。虽然我不认识邓永固，但是通过补红星的介绍我已经把他当成了我的朋友，对于朋友的事情，我向来是不会袖手旁观的。1996年我曾见过一次刘晓波，不久他因“双十宣言”被判劳教，于是我与重庆的王明搞了个《公民言论自由宣言》为晓波呼吁，结果王明也因此被劳教。1999年，秦永敏曾委托我，如果他被抓希望我能接过他所主办的《人权观察》，我虽然自知能力有限，但在秦永敏被抓后，我还是毫不犹豫地继续办起了《人权观察》。现在我虽然还在“剥权期”，但关心和援助朋友乃是我们必须坚守的一个底线，因此我就把邓永固的情况告诉了陈卫。陈卫立即起草了一份《就邓永固事件致遂宁市委、市政府公开信》，然后在上面签了我们的名字，在征得邓永亮同意后又签了他的名字。由于我的网络技术还比较差，就由陈卫发了出去。
公开信发出后，我一直在家里静静地等着国保他们来找我，但他们却迟迟不肯露面。事实上，在我出来之后，国保他们一直都没有主动理会我，我原以为出来后他们会严密监视我，但我连他们的人影都看不到。直到有一天，由于有个美国记者准备到遂宁对我和陈卫进行采访，国保他们才不得不找我打招呼。他们把我约到育才路派出所的一个会议室里，一见面我才发现这两名国保我都认识，其中一名叫郑强，是我出狱那天来接我的两名国保之一，另一名叫郑大双，以前就经常与我打交道，据说他现在是遂宁国保的副支队长。一番寒暄之后，郑大双就向我正式宣布了“剥权期”的8条规定，特别要求我在“剥权期”不得接受采访、不得发表言论、不得未经允许擅自离开遂宁，但他们却一直没有提到邓永固的事情。我明确向他们指出，作为公民有些事情我必须要做，并说像邓永固这种事情我就必须管。他们装得也挺像，好像他们根本就不知道邓永固这件事情，但我想当时他们可能还没有调查清楚吧。在约谈我之后，他们又到遂宁中学找了我妻子，要她劝告我不要接受采访。与此同时，遂宁国保的其他人也对陈卫进行了约谈，同样是警告他不得接受采访。但这名记者最后并没有来到遂宁，也许他在成都就被他们控制住了。
又过了几天，遂宁国保又约我到育才路派出所，这次是由两名年纪较大的人出面，根据他们的自我介绍，一个叫龙修福，一个叫刘崇超。他们都不是市国保支队的，而是区国保支队的，但这并没有实质意义，因为两级国保长期是混在一起做事。这两名国保以前都没有直接与我打过交道，但刘崇超的名字我早就知道。1989年我在遂宁贴传单的事情他就参与了调查，并且他当时直接主导了对欧阳懿的迫害。快20年了，我没想到他还在区国保支队工作。这两名老国保的经验显然更加丰富，一副和蔼可亲笑眯眯的样子，使我很难对他们义正词严。在绕了一个大圈子之后，他们终于问我最近发表了什么东西，看见他们含含糊糊的暧昧样子，我也就干脆支支唔唔地装着什么都不知道，其实我知道他们想问的是公开信的事情。由于这次约谈不是正式的传唤，他们看见我不愿主动说出事情，最后就祇好以长者的身份劝告我出来之后应当多关心家人，不要再像以前那样“折腾”。这样的话我已经听过无数次了，十多年来，他们在“挽救”我时总是劝我要考虑自己的前途，要为父母、妻子、女儿着想，从来没有劝我要追求真理和履行公民责任。这说明他们自己也不相信他们的那一套理论，他们知道自己在道义上不是我们的对手。尽管他们在公开场合还在继续高谈什么主义，但事实上他们已经堕落为了一个没有理想没有精神没有道义原则的利益集团，我为当初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中共“革命先烈”们感到羞愧。
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日，也是《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的纪念日。在此之前几天，我接到了一个朋友打来的电话，他说他们起草了一份文件，题目是《零八宪章》，问我愿不愿意签名，并说我刚出来，如果条件不允许就不要勉强。我说我要先看一下文件，然后再决定是否签名。于是这个朋友就把《零八宪章》（征求意见稿）给我发了过来。我看后，觉得这个文件言辞比较温和理性，基本上代表了我的一贯主张，于是我马上就告诉他同意签名。后来在12月9日我从网上看到了《零八宪章》发布的消息，并且在303个首批签名人中找到了自己的名字。本来那个朋友告诉我《宪章》原计划在10日公布，但由于《宪章》起草者之一刘晓波于8日晚上被抓，于是就提前发布了。《零八宪章》的发布打破了目前国内沉闷的政治僵局，中国民运第一次向世人系统地完整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纲领，它向世人揭示了中共当局拖延改革的本来面目，使国内人民看到了未来民主中国的曙光。《零八宪章》发布后，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极大地唤醒了中国人的良知和热情，虽然中共当局对它进行百般破坏和阻挠，但到目前为止，已有8千多人在上面庄严地签上了自己的真实姓名。中国民运在经过多年的抗争和积蓄之后，终于第一次强有力地显示出了自己的力量，《零八宪章》的发布宣告了一个健康理性的政治反对派的形成，它告诉人们，中国完全可以不按照当前的状况继续拖混下去，中国完全可以选择走上自由民主之路。
《零八宪章》发布后，引起了中共当局的极度恐慌，在抓捕刘晓波之后，各地国保人员相继约谈、传唤了许多签名人，企图吓阻《零八宪章》运动的继续发展。在这段时期，我一直静静地呆在家里，等待着遂宁国保找上门来。但直到12月29日上午，他们才通知我当天下午3点到育才路派出所报到。下午我准时到了派出所，祇见在所长办公室里坐着5个国保人员，市、区和派出所的国保人员都有，阵势还相当大。他们这次没有绕圈子，开门见山就问我是否在网上发表了《就邓永固事件致遂宁市委、市政府公开信》，并直接将这封公开信的复印件摆在了我面前。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就如实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祇是没有说出补红星的名字。但他们显然已经把事情调查得非常清楚，说我不讲他们也知道。接下来他们就问我是否还签署了《零八宪章》，并详细询问了我签署的经过。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因此又如实回答，但我拒绝说出找我签名的那个朋友的名字。遂宁国保与我打了许多年的交道了，知道我决定不说的事情就永远不会说出来，因此他们就没有扭住这个事情不放。然后一个叫李波的年轻国保说，《零八宪章》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内容，涉嫌非法结社，要我宣布退出《零八宪章》的签名。我理直气壮地进行了反驳，并明确宣布我不会退出《零八宪章》的签名。最后他们又假惺惺地问了我的生活和家庭情况，再次劝告我出来之后应以家庭为重。整个询问大概持续了一个小时。我本来作好了被关押的准备，但他们却并没有这么做。回来之后我与遂宁国保打过几次交道了，我感觉他们现在比以前有了一点进步，至少他们在对待我们这种人时不像以前那样粗暴了。不知道这是不是全国的普遍情况。
第二天即12月30日，遂宁国保又强行传唤了陈卫，他也是《零八宪章》的首批签名人之一。与我一样，陈卫在遂宁国保面前也没有退让。事实上，在这次较量过程中，所有被传唤或被约谈的《零八宪章》的签名人都表现得非常棒，没有一个人在当局的压力面前表现出了软弱和退让，而且在没有事先约好的情况下，大家的口径居然惊人的一致，显示出了空前的团结和默契。这表明中国民运的群体素质比以前已有了极大的提高。记得在八九民运之前，陈军曾经组织过一次很有影响的签名活动，但在事后就有人说自己的签名受到了别人的蒙蔽和利用。在1995年的“呼唤国内政治宽容”的签名活动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这肯定会被中共当局利用，从而给签名活动的形像造成伤害。但是在这次《零八宪章》运动中，签名人的规模如此之大，签名人的社会阶层如此复杂，却没有一个人在事后表示后悔，这真的非常难能可贵。我以前参加和组织过无数次公开签名，没有一次搞得有这么好。我不知道具体是哪些人在操作这个事情，我要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同时我也要对每一个签名者表示敬意，他们敢于在一个并不宽松的社会里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看法，显示出了应有的勇气和公民精神，这正是未来民主中国得以建立的基石。一般来说，专制统治得以维系主要依赖于两个基础：一是谎言，二是恐惧。经过80年代的启蒙运动和八九民运的冲击后，中共当局的谎言已经被彻底戳穿了，它之所以还能撑到今天，主要就是靠赤裸裸的暴力。这种赤裸裸的暴力确实对一般民众产生了有效的恐吓，这是中国社会危机如此严重但社会变革却一直没有取得突破的根本原因。因此要打破这个政治僵局，我们每一个公民就必须首先打破自己对专制统治恐惧心理，必须敢于对专制统治公开说“不”。《零八宪章》运动做到了这一点，这是《零八宪章》实名签署的最重大的意义。在民主运动中，欺骗和诡计祇会成为笑柄，勇气和负责的态度才是对付专制统治最具杀伤力的武器。
《零八宪章》这件事过去后，很快就面临着春节的到来。这是我出狱后的第一个春节，我本想好好与家人聚聚，然而这个春节我却过得并不平静。2009年1月23日，一个日本记者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从香港“人权民运信息中心”知道了我的情况，准备到四川来对我进行采访。虽然遂宁国保已经明确告诉我在“剥权期”不得接受采访，但我认为他们的这个规定没有道理，因此我决定不理睬他们的这个规定。我在90年代从事民运时，常常听到有些朋友说要搞合法斗争，开始我认为还挺有道理，后来我才认识到这会极大地限制民运的发展。在19世纪80年代，社会民主党人曾经也提出过以合法斗争取代马克思的暴力革命，但是他们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是西方自由民主社会，采取合法斗争、议会道路的“修正主义”路线确实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但是在当今中国社会，共产党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它所制定的所有法律都是用来维护其统治地位的，几乎都是用来限制而不是保障公民权利的，在这样的条件下，采取合法斗争无疑就是把自己局限为一种体制内的斗争，很难能有较大作为。比如说，我们如果遵守他们的《游行示威法》，那么我们根本就无法开展任何游行示威活动，如果我们遵守他们的关于结社方面的规定，那么我们根本就无法进行真正的结社活动。因此在我看来，所谓的合法斗争其实是一个陷阱，它将阻碍中国社会的真正进步。30年前，小岗村的几个农民如果采取合法斗争，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在分田协议上按下血印，中国的农村改革就不知会被推迟多少年。所以在今天推动中国的自由民主进程中，我们必须要敢于对那些恶法进行公开的挑战，我们必须像一个真正的公民那样去追求自己的自由民主权利。政治斗争肯定有冲突，中国的自由民主运动不可能是一场和谐的运动。因此当接到日本记者的电话后，我立即就接受了他的采访要求。
然而我的电话却是受到监控的，遂宁国保马上就知道了这个消息。第二天下午遂宁国保就约我“喝茶”，奉劝我不要接受日本记者的采访，我当场予以拒绝。然后我又告诉他们，我相信他们都是有人性的普通警察，做什么事情一定要遵循自己的良心，不要祇为了往上爬而做伤天害理的事情。他们对此似乎也表示同意。我还告诉他们，中国民运是健康理性的反对派力量，如果在中国实现民主化以后有人要迫害他们，我一定要站出来捍卫他们的人权。他们听后很不自然地哈哈大笑，我猜他们一定在内心深处受到了震动。后来贵州的陈西来看我时也说到，在他们举办贵州人权研讨会期间，经常有国保人员旁听，他们也借机向国保人员进行启蒙教育。所以我们这些在国内从事民运的人一定不要害怕与国保打交道，我们不要祇把他们当成敌人，我们应该把他们当成对手，有时候我们甚至可以把他们当成普通的听众，我们要利用一切机会对他们进行宣传教育，要让他们觉得我们的追求是负责任和高尚的，即使我们不能改变他们的思想，我们也要赢得他们的尊敬。记得在监狱里的时候，监狱曾经先后派了3个服刑人员来监视我的日常言行，但是后来他们3个都成了我的朋友，都主动向我说明了他们的身份，他们在写汇报材料时都对我笔下留情，这可能也是我在监狱了“表现较好”并获得3次减刑的重要原因。其实我在监狱里面经常向其他服刑人员宣讲我们的事情和主张，但很少被反映上去，如果我为人处世很差的话，我的“改造”肯定就不会这么顺利，我也不可能提前3年8个月出来。所以在与国保打交道时，我们可以把他们当成有人性的普通人，我们要以自己的人格来影响和感染他们，这是我10多年来积累的一个重要经验。
1月27日晚上那个日本记者又打来电话，说他已经乘飞机从香港到了成都，并且在国内买了一个手机。这时我才知道他是日本《读卖新闻》的记者，名字叫竹内，从他说普通话的水平来看，他算得上是一个中国通。稍后他又从手机上发短信告诉我，他第二天上午到遂宁。我告诉竹内，国保已经知道此事，可能他们对此会进行破坏。竹内说，他还是要来遂宁对我进行采访。第二天上午9点钟我从家里出来，准备在外面找个地方接受采访，因为我担心竹内进不了我家。但是我刚走出“百盛家园”，一辆汽车就停在我的面前，车上下来两个国保人员，其中一个是遂宁国保的副支队长郑大双，他说约我去“喝茶”，我知道我已经被他们控制起来了。他们把我带到一个茶楼上，一直等着日本记者的到来。9点半时竹内又发短信说，他已经出发，正在到遂宁的车上。郑大双他们没有干涉我回电话，我就告诉竹内，我已经被国保控制起来，见不了他。但他还是回话说他要过来，哪怕祇见我一面。11点钟左右竹内到了遂宁，我叫他到我们“喝茶”的楼下。郑大双他们立即紧张起来，马上就在电话上进行布置安排。竹内到了茶楼之后又表示要见我，我说恐怕见不了，他说他有礼品要送给我。我就征询郑大双的意见，他说他们负责把礼品转交给我。后来我透过窗户看见了竹内，他个子不高，穿着一件红衣服，遂宁国保的几个人正在与竹内谈话，不久就陪着竹内走了。过了半个小时，郑大双说，竹内是国际友人，他们已安排外事局的人陪他观赏遂宁的风景名胜去了。但这时他们还是不让我回家，我祇好与他们一起在茶楼上吃了午饭。直到下午3点，竹内才告诉我说他已离开遂宁，并说他很同情支持我，表示以后还会来见我。听后我深受感动，竹内此行虽然没有完成采访任务，但他毕竟亲身体验了一下中国的不自由状况，他的这一趟也可以说没有白来。下午4点，遂宁国保终于解除了对我的控制，并且把竹内的礼品转交给了我，那是一盒“碧螺春”茶叶。我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再见到竹内，但我将永远记住他那坚忍不拔的职业精神以及对中国民运的同情态度。
竹内走后，我的生活又暂时恢复了平静，但我知道，在危机、转机、胜机并存的中国，前面还有许多战斗在等着我，中国民运与专制强权的较量还远远没有结束。
转自：北京之春 2009年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