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重庆民营企业家李怀庆案曝更大内幕,冤案背后的主谋或有可能是前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

2020年6月10日,是重庆市民营企业家李怀庆案件庭审的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原本应于上午十点开庭的李怀庆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因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再次以疫情为由,拒绝了此前李怀庆辩护律师提出的旁听人申请(法院只允许两个亲属参与旁听),导致李怀庆见在场的旁听人员绝大部分均为陌生面孔后,坚拒开庭审理,并提出必须有自己认识的亲友参与才同意庭审。双方僵持到下午一点多,最终法院同意李怀庆的要求;在李怀庆妻子包艳的临时邀请下,几位亲友急忙赶到法院参与了该案的庭审,该案于下午二点开庭审理。

慈善活动引发报复行动

庭审期间,李怀庆当庭说出了自己以及自己的富华典当公司员工被无端冤枉的真正原因,其中包括被以重庆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邓恢林为首的专案组迫害的更多细节。

 据李怀庆回忆,2017年底他在杭州参加了一个由“公和基金”组织的慈善活动,在活动的一个讨论话题中,大家提到了公安部一些部门的贪腐问题(注:所谈及的部门当时由今年4月份落马的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主管)。由于参加该活动的人员中有能直接给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写信的人,所以大家动议将情况用书信形式向习近平汇报。可是这个消息很快被孙立军掌握了,据悉孙立军十分愤怒,决定立即采取报复行动。然而由于参会者大多为上市公司老总和知名学者,孙立军有所顾忌,于是决定挑一个软柿子来捏,以起到杀一儆百以儆效尤的作用,故此将目标锁定在无背景无后台无知名度的重庆民营企业家李怀庆头上。于是,这项特殊任务就落到了孙立军曾提拔并重用的原中共中央政法委反分裂指导协调室负责人、今重庆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邓恢林的身上。

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预谋,重庆市公安局利用中央政法委2018年1月23日发出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通知,成立了由邓恢林任组长的李怀庆案件专案组,并于2018年1月31日下午三时许,将李怀庆及其公司在职和已离职的、但能跟案件扯上关系的员工一共9人包括李怀庆的大儿子李政宇抓捕。

据一些被捕员工的家属回忆,自己的亲人被抓走后,连续五天家属没得到任何消息和收到任何手续,到了第六天也就是2月6日,家属才收到一封由重庆市江北区公安分局邮寄的拘留通知书;吊诡的是,通知书上居然没有拘留理由。家属去重庆市江北区刑警队询问究竟,有关领导含糊其辞地告知家属其被捕亲人的被捕原因是虚假诉讼。

 随着李怀庆案件被告人被捕了二年零四个月以后才等来的庭审,一些当事人和家属开始曝出来许多不为人知且惊人的内幕和细节。

重庆公检法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在6月10日的庭审中,李怀庆进一步透露了自己被迫害的更多细节。他说,专案组为了非法获得自己的罪证,2018年2月的某一天,重庆市九龙坡区刑警队队长谭平,在将他用手铐铐起来并固定在审讯椅上一天一夜后,给他看了两张照片;这两张照片分别是他妻子包艳和大儿子李政宇被手铐铐住并固定在审讯椅上、痛苦惊恐的样子。谭平威胁李怀庆,若不交出其苹果手机密码的话,就再把包艳抓进来(注:1月31日包艳也被抓,失去自由60个小时),然后想怎么摸就怎么摸,想怎么收拾她就怎么收拾她。面对谭平嚣张下流的威胁逼迫,李怀庆出于对自己妻儿的担忧和心疼,不得已被迫将自己苹果手机的密码告知了专案组;专案组打开手机后,将李怀庆在微信里与亲友的聊天记录,包括开玩笑的聊天记录,有选择性地截取下来,作为其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证据。

据李怀庆辩护人和李怀庆的当庭举证,以及辩护人和他本人的说明,这些所谓的证据,都是李怀庆跟他自己的大儿子和朋友的正常聊天和讨论,7个证据中有5个属于个人私聊,2个属于群聊且其中一个仅为四十多人的小群。面对李怀庆辩护人的质询,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公诉人难以自圆其说。如:辩护人提出为何不将李怀庆完整的微信聊天记录播放出来,为何只选择性地播放几句微信聊天记录作为罪证?公诉人回答说,因为几句微信聊天记录就能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其余的聊天记录,无实在意义,也无必要在法庭进行播放。这句看起来似乎严丝合缝的回答,却恰恰让人们看到了这场审判的荒唐与滑稽。众所周知,定罪需要完整的且具有严密性、连续性的证据链,不顾前因后果而故意断章取义的证据,能称为完整的、具有严密性的证据链吗?

李怀庆还透露,为了让自己的大儿子李政宇指证自己的“罪行”,专案组把自己和大儿子的聊天记录作为罪证之一,去诱导并逼迫自己的儿子来指证他这个父亲犯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李怀庆痛心疾首地说,文革期间许多父子反目成仇,儿子举报父亲并殴打父亲的场景,难道要在文革已经结束并被定义为一场国家灾难后的今天,在自己的家庭重演吗?李怀庆进一步透露了另一个惊人的消息。他说,作为专案组组长的重庆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的邓恢林曾亲自“接见”过他,并且极其嚣张狂妄地告诉他一个“内幕”,一名同样参与了2017年底“公和基金”杭州慈善活动的上海企业家,也被当地公安机关抓获,该企业家在缴纳了二个亿人民币的“罚款”后,就获得了释放。邓恢林进而表示,只要李怀庆也缴纳二个亿人民币的“罚款”,也可以获得释放。李怀庆当场以“自己仅是一个小企业且并无那么多的钱”为由予以拒绝。邓恢林又提出一个更过分更荒唐的要求,他要李怀庆指认所谓的黑恶势力保护伞,而且这个保护伞必须是重庆市市级以上即副部级以上的官员。面对这个无理要求,李怀庆也予以当场拒绝。邓恢林顿时变脸,对李怀庆咆哮道:你的案子不小,不把你的财产全部没收并判刑15至20年的话,我这个公安局长就不当了!随后邓恢林扬长而去。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李怀庆当庭提出,让邓恢林和自己在法庭上当面对质。

重庆公检法“十八般武艺”针对被告人家属

随着李怀庆案件的审理,越来越多的内幕也被家属曝出。如:富华典当公司员工刘航宇陈述道,2018年1月31日那一天,自己做梦都想不到,在家陪女儿的自己,会被一群身穿便服、穷凶极恶的警察从家里抓走。他说当时家里只有他和11岁的女儿在一起,而警察丝毫不顾及一个未成年人单独在家的危险,而强行把自己抓走了。据刘航宇的妻子回忆,她在自己丈夫被抓走两小时以后才赶回家里,目睹女儿独自紧抱着玩偶伤心哭泣的那一幕,这一辈子都难以忘怀。她说,自从女儿目睹自己的父亲被抓走的场景以后,现在只要一看到警察或者跟警察有关的影视剧都会特别害怕不安甚至哭泣。

富华典当公司原员工吴蜀,在2016年59岁的时候,便已离开该公司,等待即将到来的退休生活。2017年12月份,吴蜀正式退休。而2018年1月31日,退休才一个月的吴蜀,正在自己的小区遛弯时突然被警察带走。由于和吴蜀失联,家属随即赶到属地派出所报案,可是在派出所,家属没有获得吴的任何消息;六天以后,家属才收到一封没有写明拘留理由的拘留通知书。

富华典当公司原员工刘高全,在2018年1月31日被抓捕的时候,离开富华典当公司已逾四年左右。据刘高全陈述,被抓的时候,他正驾车行驶在高速路上,忽然被一辆非警车辆拦截,然后几个自称为警察的穿便服的人告诉他他被捕了;刘本能地质疑对方的身份,随即遭到来人的围攻和毒打,随后把他塞进车里带走。

李怀庆的妻子包艳同样遭遇了被胁迫的经历,并在以后的日子里包括李怀庆案件开庭审理期间以及在庭审完毕后的这几天,她都不断地遭遇到有关方面的胁迫。她回忆说,2018年1月31日下午,大约七八名没穿警服的人闯进自己的工作室,声称自己是警察,要把她带走。包艳对来人提出,儿子才只有八九岁,能不能让自己先把儿子送回家然后再跟他们走。结果这几人断然拒绝,并拿出手铐恶狠狠威胁道:你不要逼我把你烤走!李怀庆的小儿子豪豪当场吓得哇哇大哭起来。包艳怒斥道:这里有未成年人,你们不能这样!来人不仅无半点悲悯心不说,反而更加嚣张跋扈地表示:我们不吃这一套,你要么老老实实地跟我们走,要么就让我们当着你儿子的面把你烤走!包艳被带到公安机关后,在里面被带手铐并被固定在审讯椅上提讯;在失去人身自由60个小时后,包艳才回到家里。

回家以后的包艳,始终在专案组警察的威胁逼迫下生活,她被要求不能向外界透露李怀庆消息,说一旦把李怀庆消息透露出去的话,李怀庆在里头会吃更多的苦头,包括他的家人也会吃苦头,甚至再把她抓进去。由于担心自己的丈夫和家人的安危,担心儿子幼小的心灵受到更大的伤害,也担心自己再次被抓,包艳不得已在李怀庆被捕后的一年零七个多月的时间内,闭口不言,直至2019年8月份,包艳和李怀庆律师在等待了一年零七个月以后,终于收到了李怀庆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案即将于2019年8月22日开庭的通知(注:该案随后即被延期至2020年6月8日)。收到通知的同时,包艳又被有关方面威胁警告不得向外透露消息。包艳忍不住联想起2018年5月份,其只有十岁大的儿子豪豪向自己哭诉道,他在学校里被警察叔叔从教室叫到另一个房间威胁的事情。豪豪告诉妈妈,警察叔叔拿出一些照片来让他辨认,还指着照片上的人问,有没有他认识的、去没去过他的家,等等。豪豪告诉妈妈他非常害怕回学校读书,害怕警察叔叔又要来把他叫走。包艳说,她和家人自从李怀庆被抓以后,担惊受怕了一年多并闭口不语了一年多,以为这样做的话,自己的丈夫真的很快能释放并和家人团圆。可是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且不说自己和自己的家人毫无安全感可言,家人和自己还不断地受到警方的威胁逼迫,甚至连未成年的儿子他们也不放过。包艳决定开口对外界发声,把李怀庆案件告诉给媒体和公众,让更多人关注到这个重庆公安机关的所谓扫黑除恶第一大案。

2019年8月中旬,包艳以“民营企业家的命运难道是‘家破人亡’‘兔死狐悲’”为题,对外发布了她的公开信,首次向外界披露了李怀庆案件的部分细节。公开信发布后,包艳和李怀庆律师随即收到了开庭审理延期的通知,同时警察逼迫包艳讲出信件是谁帮她写的、发的等问题。包艳拒绝了警察的无理要求后,警察又以要抓她为由继续对她进行威胁逼迫。包艳进一步透露,由于本周一李怀庆案件开庭审理,她接受了境外媒体的采访后,警察对她的盯梢、干扰、逼迫进一步加强加剧。她说警察不仅再次威胁要把她抓进去,还让她闺蜜给她带话,让她不要被境外媒体利用了,否则将以寻衅滋事罪抓捕她。包艳表示,自己所说的每一句都是实话,没有杜撰没有浮夸也没有虚张声势,倘若重庆警方想抓自己的话,那么就来抓吧,大不了又被警察逼出一个“李文足”来。

重庆式的“唱红打黑”几时休

 尽管薄熙来、王立军在重庆发起的“唱红打黑”运动已过去数年,然而凡经历过这场运动并深受其害的亲历者们,时至今日依然无不心惊胆寒。就拿著名的李庄冤案——一位北京的著名律师,面对重庆公检法机关上下齐心的精心构陷,最后被迫认罪判刑并入狱一年半的经历来说吧,若不是薄熙来、王立军倒台,他的冤案岂能平反昭雪,岂能大白于天下?从李怀庆案件曝出的越来越多内幕和细节来看,今天的李怀庆案无疑是又一个“李庄案”,尤其是专案组惯用的诱供逼供手法,跟当年的“李庄案”几无二致。

据李怀庆陈述,为了搜集他的所谓罪证,专案组东拼西凑了几百万元的“诈骗证据”,许多“证据”明显就是张冠李戴且随意捏造的。他进一步陈述道,专案组从富华典当公司拿走了公司和他本人的原始单据,并在提讯他的时候向他出示过这些单据,但却在给法院提交的证据中找不到这些原始单据,其目的在于故意制造不利于自己的证据。李怀庆还说,公安机关在屡次提讯中千方百计地诱使自己承认莫须有的罪名,还许愿说只要自己承认了那些罪名的话,自己公司的员工就可以获释。由于李怀庆一方面心疼担忧自己员工的安全,一方面考虑到有的员工,如女员工李晓燕家里有一位高位截瘫的孩子需要母亲的照料,心里一软,被迫承认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李怀庆说,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没帮助到自己的员工,反而因此被公检法机关利用并因此定义本案为恶势力团伙案。在法庭上,李怀庆深深表示懊悔,觉得自己对不住公司的员工和他们的家人。李怀庆同时表示,重庆曾经历过“唱红打黑”运动这个黑暗时期,薄熙来、王立军垮台后,中央花大力气肃清薄王余毒,可是却没想到,现任公安局长邓恢林阳奉阴违、公报私仇,利用手中的权力来对他进行疯狂报复。李怀庆接着陈述道,对于邓恢林的所做所为,他本人并不害怕,但是却觉得由于自己的原因导致员工受到牵连。他说,这些员工仅仅是打工仔,仅仅为了养家糊口,却遭到如此大难,他觉得深深地亏欠、懊悔、不安。

本案被告人田浩在陈述中讲到,公安机关在提讯他时对他进行威胁诱供,说:你都进来了,不承认(罪证)是走不掉的!你如果承认了恐吓打人的(罪证)话,最多几个月就可以出去了。出于对家人的想念和对自由的渴望,田浩被迫承认了所谓恐吓打人的事实。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公安机关承诺的几个月的关押,此后却变成了如今已经超过两年零四个月的羁押,以及未来还不知道会有多久的刑期。

据包艳介绍,该案庭审中,由于专案组提供的证据错漏百出难以自圆其说,被辩护人和当事人怼得惨不忍睹,其中尤以李怀庆的一次自辨最为精彩。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公诉人张爵提出一个证据,说蒋某找李怀庆借了500万元人民币,最后却被李怀庆要求必须还800万元人民币。该公诉人进而下结论道,这肯定是李怀庆以诈骗形式对蒋某预设的陷阱。对于此罪名,李怀庆在自辨里宣称,按照合同约定,蒋某并没有按期还款,之所以产生了800万元人民币的欠款,是由于蒋某欠款时间达两年多的利息和滞纳金所致。李怀庆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他的大儿子有一回用某国有银行的信用卡消费了100元人民币,后来忘了还款,两年多后,银行给他打电话,告知他由于逾期未还款,他的100元人民币信用卡欠款,已变成了1900元人民币。李怀庆愤怒地回怼公诉人,如果自己的800万元欠款属于诈骗的话,那么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此时此刻都在被国有商业银行诈骗,是不是也该去起诉国有商业银行的诈骗?李怀庆对公诉人提出严正声明:请不要用你们的无知,让这场原本就很无耻的事件,变得更可笑!听完李怀庆的这番措辞,公诉人当场哑口无言。

在庭审中,李怀庆的辩护人也提出了疑问和担忧。如辩护人提到,由公诉机关提供的询问笔录中,发现缺少了序列号中1和3号的询问笔录(注:询问笔录必须有序列号,并且按照序列号规定排序)。同时辩护人提出,在跟李怀庆的沟通中了解到这么一个情况,专案组曾对李怀庆进行过上百次的询问并作了我询问笔录,可是在起诉材料中,询问笔录的数量却与李怀庆记忆中的数量相差甚远。此外,在对辩护人提交的11份申请书包括申请张千帆、贺卫方两位法学专家出庭作证;申请对李怀庆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中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进行鉴定;申请管辖权异议等,法院也一律予以了拒绝。故此辩护人有理由担忧该案庭审结果的公平公正性。

据媒体查阅,在邓恢林从中共中央政法委反分裂指导协调室负责人空降到重庆市担任重庆市副市长兼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后的当月28日(注:2017年8月28日),重庆市公安局即推出了“重庆公安推出服务民营经济30条”(以下简称“30条”)的新政。在“30条”中,特别针对民营经济、保护产权进行了重要部署和要求。该条例规定,“对民营企业的报警求助,做到有警必接、有案必受、受案必查,对社会影响大、危害严重的案件,实行专案侦办、挂牌督办。”此外,该条例还特别提到要“严厉打击针对企业负责人的故意伤害、绑架、敲诈勒索、非法拘禁等违法犯罪,以及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的黑恶势力、地方宗族恶势力违法犯罪行为”等。然而,通过从6月8日—10日这三天来的李怀庆案件庭审的诸多疑点和当事人陈词以及公检法机关的表现来看,人们不得不联想到“李庄案”和薄王时代的“唱红打黑”运动的黑暗。重庆民营企业家李怀庆案件最终判决结果如何,从诸多迹象来看似乎不容乐观,然而作为媒体和公众而言,这个案件已经吸引了无数人的眼球和关注,因为该案无疑是重庆市在薄王垮台后的第一大案。据悉,由于该案三位公诉人中有一位曾在“李庄案”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女干将贺贝贝,家属和律师更加担心结果的公正公平性。

李怀庆案最终判决结果如何,请继续关注媒体的跟踪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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