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遭到血腥镇压31周年纪念日。31年的时间过去了，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领导人换了一届又一届，但民主梦离中国人却越来越远。今年的特殊性在于，因为新冠疫情带来的危机，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正发生着剧烈的质变，中国政府最高层也似乎传出了不和的迹象，就在“六四”前夕，中国唯一每年可以自由纪念六四的香港也因一部“国安法”的通过而面临着民主自由大倒退的悲剧，但也有人认为弦绷得太紧也有断裂的危险，或许是一个发生转机的机会。在本次节目中，我们请居住在纽约的中国民主党主席王军涛先生做分析和解读。
法广：请介绍一下今年纪念“六四”的主要活动
王军涛：今年中国民主党连续四天有四场纪念活动，六月三号是全球连线，邀请全球嘉宾加入通过ZOOM讲话，如果无法按时来，可以事先录制好发给我们，同时 我们会在全世界地标式的景点举行一些活动，主要是采取车队的形式，这样比较符合疫情期间隔离的要求，在线上播出的时候要穿插线下的活动；六月四号， 我们的车队到华盛顿中国大使馆前进行抗议；五号，我们会在纽约的景点进行一些活动， 通过Zoom联线，同时也要邀请一些当年的参与者举行报告会，讲述他们当年的经历和事件。六号是周六， 中国民主党每周六的傍晚都会在纽约市时代广场举办茉莉花活动，六月六号是我们的第480次活动。
法广：31年的时间过去了，您认为这期间中国和国际地缘政治发生的最大变化有哪些？
王军涛：我认为最主要的是习近平上台之后，由于倒行逆施让让原来的制度和国际主流社会之间的落差进一步加大。实际上，在邓小平实施改革开放之后，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个差距曾经一度缩小，中国和世界越来越融入一体，经济上更加接近，交流也不断增加；政治上，当时是胡耀邦和赵紫阳领导共产党期间，也缩小了与国际社会的落差。所以，实际上国际社会是欢迎中国改革开放的。
八九“六四”以后，就出现了比较矛盾的情况：一方面，经济上，全球化进程让联系更加密切了，另一方面，政治上开始出现了更多的摩擦，特别是人权领域。但是，世界还是希望通过经济发展让中国在政治上最终实现体制改革，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就让世界看到，当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政治上却进一步朝一党专制的方向发展，这样就让国际社会非常不安。
这次武汉肺炎疫情的爆发，让国际社会意识到这样一个体制对国际社会的安全是个威胁，因此以美国为首的民主世界开始对中国展开问责，而且考虑是否要切断与中国的一些交流，因为这些交流可能会使（中国）对国际社会产生威胁。所以，我觉得这个疫情之后，都可能会导致中国和世界发生脱钩。
法广：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一些官员已经开始将“中国”和“中共”分开来讲，在疫情追责，新疆人权和香港国安法等议题上都要对中共实施严厉的制裁，中国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危机。您认为危中会有机吗？
王军涛： 我认为除非中国发生一场革命性的变化，也就是说，至少共产党内部有一小部分人能站出来结束习近平的独裁，扭转他的倒行逆施的做法，否则，我认为世界和中共垄断下的中国的冲突会日益加剧。在经济领域会出现交流的障碍，在科技上可能会遭到国际社会的联手封杀，在地缘政治上，这种冲突也会在台湾或南海东海，甚至周边国家爆发，比如最近与印度边境冲突可能与最近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反感有关。印度过去和中国之间已经管控好的问题又开始出现活络的局面，可能出现新的冲突热点。
法广：您提到习近平上台后的倒行逆施导致了紧张的局面，这是偶然性还是必然性造成的？他的前任邓江胡也同样没有打开中国政治开放的大门议题上也没有任何作为……
王军涛：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可以换个角度观察，中国本来可以有另外一个发展的方向。在中国在东边，中华民国在台湾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初期就开始了民主化的进程，应该说是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带来了政治发展改革；在北边，是苏联 。共产党是学习了前苏联共产党的集权模式 ，而北边的社会主义阵营也开始发生了最终带来政治上变革的改革，虽然和西方社会在地缘政治上还有摩擦，但基本上和西方社会彼此没有了安全上的大问题。我认为中国现在发生的情况在国际社会上是一股逆流，习近平领导的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各个领域做的改革也是一股逆流。
所以，我认为中国本来可以不走这条路。1989年，中国比台湾和北部的社会主义阵营都比较早的开始了政治变化的机遇，但是邓小平选择了镇压的方式，让中国没有搭上第三波民主化的快车，而北部的苏联和东部的中华民国都在这期间完成了民主转型，虽然前苏联有所倒退，但是基本制度架构还在。
习近平掌权之后，除了政治领域，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也在全面开倒车，使国际社会现在对中国彻底地不信任。
法广：面对国际和国内的压力，习近平为什么还坚持这样做？
王军涛：这也是一个在现代化进程中谈论比较多的话题，因为人类在结束一个旧的制度，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史应该配套的。比如中国、前苏联和台湾都是在经济改革之后，应当有一个相应的政治制度的变革，如果没有，就需要一个反向的改革，就是要让开放的经济制度封闭起来。台湾和前苏联都是在经济改革和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用政治改革的方式来顺应历史的进步。
但是，习近平上台后，不仅没有让经济上的改革和社会发展来推动政治上的变革来适应，反而采取政治上进一步强化专制的方式，同时为了政治专制的安全性，就考虑对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措施重新开倒车。从这个角度说，实际上是邓小平开启了经济改革，但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路已经走不通了，这时就会产生两个方向的变革，一个就是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建立宪政民主来适应经济改革和发展，另一个方向就是采取独裁和专制的方式，对于经济改革和发展中因政治不适应而造成的乱象进行整顿，习近平选择了后者。而台湾和前苏联选择了前者。
法广：今年的“两会”上，您观察到习近平和李克强之间矛盾的迹象吗？
王军涛： 这个矛盾在“两会”期间肯定是有的，在武汉肺炎期间表现的比较明确，李克强和常委表现出比较务实的态度，正视肺炎的存在并采取措施进行治理，但习近平为了自己政绩上的高大上导致错过了最佳的治疫期，在祸害了中国之后，进而祸害全球，到现在还在掩盖真相。
在两会期间，我觉得双方的矛盾更进一步加深，但是应该说 李克强并没有在政治上对习近平提出挑战，他觉得习近平为了政绩完满要为自己营造一个伟光正的形象，因此不惜搞一些不能实现的指标或假政绩，这些都让李克强不满意，所以就在两会上讲了一些实话，并且希望政府宣布的目标指标能都切实可行。
我觉得双方现在的矛盾实际上还是在工作上，但是在政治上，李克强和他们一大批中共的高层领导对习近平是不满意的，如果有机会他们希望改变这种情况，因为习近平今天所犯的错误也是中共党史上曾导致灾难性后果的措施时就已经犯过的，但李克强等领导，在八十年代时，全面地从共产党的角度，虽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比较系统地总结过这些经验教训。
法广：香港目前的危机，会强化巩固习近平的权利，还是让其削弱？您是否同意香港国安法的通过会导致时代的拐点到来这种说法？
王军涛：香港和台湾一样，我认为都是习近平走下坡路的转折点，或者说这个转折点在武汉肺炎时就已经发生了，香港问题让削弱加速。无论共产党是否能够在香港实施国安法，对习近平都是一个打击。
如果不能实施，香港就会成为推动中国变局的可能的导火索，如果他及时有效地用国安法 控制住了香港的局势，在国际社会遭遇的反弹会让武汉肺炎之后已经引发的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问责进一步发展为对中国的围堵，这对习近平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挫败 。
感谢王军涛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
转自：R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