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三十一周年到来前夕，八九民运领袖王丹和八九学生李恆青，李兰菊，以及作家苏晓康一起，六月二号在美国国务院，与国务卿蓬佩奥先生进行了极具象征意义的正式会面。蓬佩奥本人在美东时间3日中午12时，即北京时间6月4号零点在推特上传了会面合照，他随后按照往例，透过国务院发出悼念天安门事件声明。王丹在接受法广采访时表示，美国和国际社会的支持很重要，但中国的民主还是要靠中国人自己去争取，尤其是年轻世代的努力。
王丹周三也在脸书上贴文，指出，在见面会上蓬佩奥国务卿表达了对于六四事件三十一周年的关切，并希望了解我们对于美国应当如何帮助中国走向民主化的看法。王丹自己提出了三条建议：一。美国对华政策应当转向与中国的公民社会和中国人民的直接对话；二。在未来的中美贸易谈判中，应当把改善中国劳工的人权状况，以及解除中国的网络封锁两个议题放进谈判清单；三。美国应当帮助中国人民了解包括“六四”在内的很多历史事件的真相。
王丹接受法广专访时指出，他之所以提出了这三条建议，因为他认为这三条建议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很重要，虽然由于时间的关系，蓬佩奥国务卿没有直接作出反应，但他的助手当场都把所有人的建议详细记录了下来。
对于这次“历史性”见面的意义和美国国务卿要传递出来的信息，王丹说：
王丹：过去（在中国的人权议题上）美国的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有一定区别，包括美国国会在内的立法部门对中国人权问题的立场一向比较严厉，而国务院这样的行政部门基本上就是采取比较务实的对话政策，从来没有一个美国国务卿在国务院会见天安门幸存者，这是三十年来第一次。所以，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代表着美国朝野上下，从立法部门到行政部门对华的政策调整上是高度一致的，而过去还是有些区别的，现在则高度一致。因此我觉得还是有其意义的。
这次见面目的是非常明确，就是要向中国政府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即美国政府不会在中国政府侵犯人权或反民主的事情上继续绥靖和姑息，而是会明确面对这些问题，在意识形态上也跟中国展开对峙。
法广： 您认为这次会面对中国民主前途有何影响？
王丹：应该说有两点：首先，有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的关心和支持，如果他们真的希望推动的话，我想影响一定是正面的，对中国走向民主之路是好的；第二，我认为从根本上讲，中国的民主还是要靠中国人民自己去争取。我们需要支持，但更多的还是需要年轻世代的中国人站出来才可以改变中国。
法广：中国现在的年轻人和八十年代相比，有何不同？
王丹：各有千秋，未必一代比一代好……总的来说，八九一代比较有理想，愿意对国家承担责任，九零后时代比较个人主义，比较对自己负责，国家社会与他们无关，但从另一方面讲，我们这一代人的知识结构和国际视野都比不上现在更年轻的世代，换言之，我觉得年轻世代有比我们更多的改变中国的优势，缺少的是意愿，如果有意愿，他们一定比我们在1989年做得更好。
法广：香港的年轻人的抗争让人联想到八九年的中国，您如何看“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的香港前途未来？
王丹：我个人很悲观……我觉得中国一定会越来越加强对香港的控制，直到把香港彻底变成 “一国一制”，和内地的城市一样，这是我们在未来一两年都会看到的。维园聚会被取缔，民主派领袖会被逮捕判刑，这些也都是会发生的事；但另一方面，我也认为港人不会因此而退缩，习近平又做了一个误判，他以为更加强力就可以平息香港事态，但我认为他根本不了解香港人，他们是越压制反弹力越大，“国安法”的实施，势必会让未来两年香港局势更加高度不稳定，抗争事件更加此起彼伏。
但我不认为香港抗争事件的发展对内地有多大的影响，中共的信息封锁是非常成功的，虽然中国人也知道香港发生的反送中运动的抗争，但是都是官方扭曲了的事情，所以它本身对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也没有推动作用——真相早就被扭曲了，有没有都不会影响到中国内地的发展。中国内地的发展有自己的逻辑，不会受到香港前途的影响。
法广：在“六四”三十一周年纪念日，您有什么特别要说的？
王丹：我觉得如果将这次新冠病毒事件和“六四”三十一周年放在一起看，今年的纪念更有特别的意义。当年我们争取民主自由被镇压，现在通过新冠病毒这件事可以看到，如果当初没有被镇压，如果让中国拥有了言论自由的话，无论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各地的人因新冠病毒付出的代价就会小得多。从李文亮医生的事件就可以看到，言论自由对公共卫生有多么重要，我觉得当初镇压学生运动和现在新冠病毒蔓延全球造成的灾难的两个事件之间有一定潜在脉络，也证明当年不应该镇压，而更应该接受学生的要求。
在现在越来越严酷的条件下，我认为中国人不要绝望，不要放弃，不然就更没有希望和可能了，在目前恶劣的环境下，我呼吁每个国人，还是在各人能做的范围内，力所能及地去做一些推动社会朝正向变化的事情，不管这个事情的大小，而不应该因为整个环境的变化而失望和放弃，“六四”已经过去三十一年了，我们现在还是主张“永不放弃，永不忘记”， 如果放弃就更没有希望了。
感谢王丹接受法广的专访。
文章来源：R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