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最嚴格入學政策的暴力本質

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項目研究員 劉遠舉    /《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

北京市統計局、國家統計局北京調查總隊發布的數據顯示,過去三年,北京常住人口每年新增規模均未超過60萬人。北京市統計局近幾年人口數據發現,從2011年開始,北京市外來人口增速一直呈現下降態勢。

從2010年開始,為應對北京外來人口過快增長,北京出台一系列人口調控“組合拳”,對於外來流動人口,北京市實行“以證管人、以房管人、以業控人”模式。從目前的情勢來看,這種趨勢還將進一步加強。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在北京市經濟社會發展主要預期目標中,除了以往都有的GDP、CPI等外,還首次提出常住人口增長速度明顯下降的目標。在“以證管人、以房管人、以業控人”模式之中,除了戶籍、居住證等剛性措施,清理低端市場、群租房外,最令人感到憤怒但卻無能為力的,莫過於嚴格的公立學校招生政策。

根據新政,非京籍適齡學童,不但要嚴格採集學齡人口信息,家長還需持在京借讀證明及“五證”到居住地就近的小學聯系借讀。所謂“五證”是指父母或監護人的在京暫住證、住所居住證明、在京務工就業證明、戶口所在地鄉出具的在當地沒有監護條件的證明、全家戶口簿。“五證”齊全對很多人來說並非易事。對從事收諸如廢品收購等低端行業的家長來說,在京務工就業證明很難準備;就連很多在京繳納十年社保甚至已經買了房的家長,即便能達到“五證”,也很難達到完美的“五證”,比如,通州區就要求達到“在我區務工就業證明審核標準”,除此之外,還要求社保必須交足2013年1月至2014年3月,在此其間哪怕因為變換工作斷交一個月,也立即喪失入學資格。

要說清非京籍學童一事,不妨回過頭,從2011年說起。2011年時,北京出現過一波針對主要接收農民工子弟、打工者子弟的草根學校的關停潮。當時的社會輿論主要關註的是“政府如何承擔提供教育的責任”。所以,有人認為,只要政府在淘汰、關停草根學校的同時,把學生安置好,關停學校也可以說是一件好事,“這相當於撕開了一個務工子弟進公立學校的口子。”

在當時看來,北京做得的確不錯。比如,朝陽區組織了關停學校的老師招聘會,有教師證的老師優先安置,即使沒有教師證,從業時間長、教學經驗豐富的老師也會被考慮招收進政府委托辦學的學校。石景山則把被關停的太和、紅星、春蕾等三所學校的學生,全部安排進了公立學校。

現在回過頭看,對政府“不使一個學生失學”的承諾,公眾過於樂觀了。關停的結果是市場提供的學習機會被消滅了,三年之後,翻雲覆雨,公立學校卻持續收緊,成為逼人離開北京的最有效手段。

關停草根學校,錶面上看,理由是充足的:過度追求盈利、師資不足、質量低下、安全隱患突出。但其中無法迴避的一個深層原因則是,許可證的嚴格控制,使辦學者沒有穩定的長期預期,從而刺激了其短期行為。但即便如此,草根學校在市場競爭下,也購置電腦、教學光盤、開設英語課、用車接送學生等等。假以時日,即便不能與公立學校一較高下,起碼能接收被公立學校拒之門外的學生,解決家長們的後顧之憂,這實則是一個次壞的選擇。

所以,如果當初沒有關停學校,當下沒有嚴格限制公民自辦學校,即便行政命令殘酷如是,市場也能很快自發彌補,瓦解行政命令對人們的限制與打擊,如今的最嚴入學政策必然大打折扣。

從這個角度看,市場雖充滿競爭,但本質卻是溫情的,它幫助人們實現自我救濟,相互幫助,追求幸福。在現代社會,教育是人們安身立命、追求幸福生活的根本,所以,民辦學校正是市場救濟權利的一個具體而微的例子,它使家長與孩子們有了自我救濟、對抗權力、追求幸福的底線選擇。

也正因為如此,試圖通過限制孩子受教育機會來限制人的企圖,就得首先消滅相關市場。一道道壓制、消滅市場的行政命令,會令人喪失對這個國家的善意溫情。

這些行政命令本該在憲法框架下接受嚴格審視,但遺憾的是,以行政替代法律,以“宏觀調控目標”替代公民權利的做法,卻在這個國家大行其道,究其原因,是因為其身後的暴力邏輯。這種暴力雖然缺乏正當的法制基礎,但卻可以隨意侵犯市場與權利,壓制一切憲法框架內的反對與抗爭,進而強化不正當的行政命令。如果沒有暴力強制執行的潛台詞,沒有暴力壓制家長合法抗爭的實際作為,關停“非法”學校的不正當行政命令,要麽會被人無視,要麽也會大大弱化。

所以,錶面上看,關停學校、緊縮入學僅僅是一道道行政命令,溫文爾雅,冠冕堂皇,絕不會碰家長一個手指頭,但根本上看,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從關停學校,以證逼人,到最嚴公立學校招生政策,再到北京人口減少,這長長的因果鏈背後,隱藏著的暴力本質不言而喻——能壓制市場的,是那些得到公權力背書的暴力。

其實,關停學校後面的政策邏輯,並不鮮見。用行政權力乾涉人口流動,一直是一種未被摒棄的計劃體制糟粕。“三年自然災害”期間,農民採取了歷朝歷代用過的辦法,逃荒以求生,但這個時候,村乾部卻派民兵把守,不準村民逃荒自救,結局當然是悲慘的。

攔住村民外出逃荒的民兵,強制收容遣返外地人,都是明顯地用暴力阻止公民自救。太陽之下無新事,冠冕堂皇的“以證管人、以房管人、以業控人” 與三十年前民兵阻止逃荒,與射向逃港者的子彈,與十幾年前收容遣返沒有暫住證的人,本質上並無分別,實質還是以暴力限制人,以行政命令代替市場乾預,以暴力阻止公民追求幸福的權利。

三十年前,阻止逃港者的子彈,觸動了習仲勛與鄧小平,廣東才得以在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三十年後,如果我們認同改革開放帶來的社會發展,人民群眾權利的提高的話,那就不能否認現代社會的生存權的題中應有之意包括受教育權。這是中國政府在世界前面對人民的承諾,即使地方政府不提供,也不能以各種條件不達標為藉口乾預市場的供給,這就如同以逃荒過程充滿顛沛流離為理由來阻止逃荒一樣,是十分荒謬的。

更重要的是,中國畢竟不是三十年前的中國了。這種做法只會激起家長的權利意識及對反抗的集體認同,民生問題上的高壓政策註定會積蓄民眾在政治上的不滿,民生問題就會變為政治問題,那麽,北京政府做好了迎接這個局面的準備嗎?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作者微博http://weibo.com/liuyj2000。本文編輯霍默靜 mojing.huo@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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