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統計局、國家統計局北京調查總隊發布的數據顯示，過去三年，北京常住人口每年新增規模均未超過60萬人。北京市統計局近幾年人口數據發現，從2011年開始，北京市外來人口增速一直呈現下降態勢。
從2010年開始，為應對北京外來人口過快增長，北京出台一系列人口調控“組合拳”，對於外來流動人口，北京市實行“以證管人、以房管人、以業控人”模式。從目前的情勢來看，這種趨勢還將進一步加強。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在北京市經濟社會發展主要預期目標中，除了以往都有的GDP、CPI等外，還首次提出常住人口增長速度明顯下降的目標。在“以證管人、以房管人、以業控人”模式之中，除了戶籍、居住證等剛性措施，清理低端市場、群租房外，最令人感到憤怒但卻無能為力的，莫過於嚴格的公立學校招生政策。
根據新政，非京籍適齡學童，不但要嚴格採集學齡人口信息，家長還需持在京借讀證明及“五證”到居住地就近的小學聯系借讀。所謂“五證”是指父母或監護人的在京暫住證、住所居住證明、在京務工就業證明、戶口所在地鄉出具的在當地沒有監護條件的證明、全家戶口簿。“五證”齊全對很多人來說並非易事。對從事收諸如廢品收購等低端行業的家長來說，在京務工就業證明很難準備；就連很多在京繳納十年社保甚至已經買了房的家長，即便能達到“五證”，也很難達到完美的“五證”，比如，通州區就要求達到“在我區務工就業證明審核標準”，除此之外，還要求社保必須交足2013年1月至2014年3月，在此其間哪怕因為變換工作斷交一個月，也立即喪失入學資格。
要說清非京籍學童一事，不妨回過頭，從2011年說起。2011年時，北京出現過一波針對主要接收農民工子弟、打工者子弟的草根學校的關停潮。當時的社會輿論主要關註的是“政府如何承擔提供教育的責任”。所以，有人認為，只要政府在淘汰、關停草根學校的同時，把學生安置好，關停學校也可以說是一件好事，“這相當於撕開了一個務工子弟進公立學校的口子。”
在當時看來，北京做得的確不錯。比如，朝陽區組織了關停學校的老師招聘會，有教師證的老師優先安置，即使沒有教師證，從業時間長、教學經驗豐富的老師也會被考慮招收進政府委托辦學的學校。石景山則把被關停的太和、紅星、春蕾等三所學校的學生，全部安排進了公立學校。
現在回過頭看，對政府“不使一個學生失學”的承諾，公眾過於樂觀了。關停的結果是市場提供的學習機會被消滅了，三年之後，翻雲覆雨，公立學校卻持續收緊，成為逼人離開北京的最有效手段。
關停草根學校，錶面上看，理由是充足的：過度追求盈利、師資不足、質量低下、安全隱患突出。但其中無法迴避的一個深層原因則是，許可證的嚴格控制，使辦學者沒有穩定的長期預期，從而刺激了其短期行為。但即便如此，草根學校在市場競爭下，也購置電腦、教學光盤、開設英語課、用車接送學生等等。假以時日，即便不能與公立學校一較高下，起碼能接收被公立學校拒之門外的學生，解決家長們的後顧之憂，這實則是一個次壞的選擇。
所以，如果當初沒有關停學校，當下沒有嚴格限制公民自辦學校，即便行政命令殘酷如是，市場也能很快自發彌補，瓦解行政命令對人們的限制與打擊，如今的最嚴入學政策必然大打折扣。
從這個角度看，市場雖充滿競爭，但本質卻是溫情的，它幫助人們實現自我救濟，相互幫助，追求幸福。在現代社會，教育是人們安身立命、追求幸福生活的根本，所以，民辦學校正是市場救濟權利的一個具體而微的例子，它使家長與孩子們有了自我救濟、對抗權力、追求幸福的底線選擇。
也正因為如此，試圖通過限制孩子受教育機會來限制人的企圖，就得首先消滅相關市場。一道道壓制、消滅市場的行政命令，會令人喪失對這個國家的善意溫情。
這些行政命令本該在憲法框架下接受嚴格審視，但遺憾的是，以行政替代法律，以“宏觀調控目標”替代公民權利的做法，卻在這個國家大行其道，究其原因，是因為其身後的暴力邏輯。這種暴力雖然缺乏正當的法制基礎，但卻可以隨意侵犯市場與權利，壓制一切憲法框架內的反對與抗爭，進而強化不正當的行政命令。如果沒有暴力強制執行的潛台詞，沒有暴力壓制家長合法抗爭的實際作為，關停“非法”學校的不正當行政命令，要麽會被人無視，要麽也會大大弱化。
所以，錶面上看，關停學校、緊縮入學僅僅是一道道行政命令，溫文爾雅，冠冕堂皇，絕不會碰家長一個手指頭，但根本上看，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從關停學校，以證逼人，到最嚴公立學校招生政策，再到北京人口減少，這長長的因果鏈背後，隱藏著的暴力本質不言而喻——能壓制市場的，是那些得到公權力背書的暴力。
其實，關停學校後面的政策邏輯，並不鮮見。用行政權力乾涉人口流動，一直是一種未被摒棄的計劃體制糟粕。“三年自然災害”期間，農民採取了歷朝歷代用過的辦法，逃荒以求生，但這個時候，村乾部卻派民兵把守，不準村民逃荒自救，結局當然是悲慘的。
攔住村民外出逃荒的民兵，強制收容遣返外地人，都是明顯地用暴力阻止公民自救。太陽之下無新事，冠冕堂皇的“以證管人、以房管人、以業控人” 與三十年前民兵阻止逃荒，與射向逃港者的子彈，與十幾年前收容遣返沒有暫住證的人，本質上並無分別，實質還是以暴力限制人，以行政命令代替市場乾預，以暴力阻止公民追求幸福的權利。
三十年前，阻止逃港者的子彈，觸動了習仲勛與鄧小平，廣東才得以在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三十年後，如果我們認同改革開放帶來的社會發展，人民群眾權利的提高的話，那就不能否認現代社會的生存權的題中應有之意包括受教育權。這是中國政府在世界前面對人民的承諾，即使地方政府不提供，也不能以各種條件不達標為藉口乾預市場的供給，這就如同以逃荒過程充滿顛沛流離為理由來阻止逃荒一樣，是十分荒謬的。
更重要的是，中國畢竟不是三十年前的中國了。這種做法只會激起家長的權利意識及對反抗的集體認同，民生問題上的高壓政策註定會積蓄民眾在政治上的不滿，民生問題就會變為政治問題，那麽，北京政府做好了迎接這個局面的準備嗎？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作者微博http://weibo.com/liuyj2000。本文編輯霍默靜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