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于华：你是“官二代”还是“富二代”，这是政治

“我有时候跟同学讨论，我说你们觉得自己跟政治没有关系，但是我想说你的出身，比如你生在农村还是城市，你是‘官二代’还是‘富二代’，这是政治。因为它决定了你是不是能够得到公平的机会和平等的权利。”这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在世纪文景主办的一次对谈活动上的发言。

去年引进中国的一部德国电影《汉娜•阿伦特》备受关注。今年4月，北京世纪文景推出汉娜•阿伦特经典著作《反抗“平庸之恶”》一书。在当下中国，为什么阿伦特及其著作又火了？5月11日下午，在北京雨枫书馆复兴门百盛店，世纪文景邀请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万圣书园创始人刘苏里对谈“无‘思’的时代——今天我们为什么读阿伦特”。

以下是郭于华的谈话摘录，供未到现场的伙伴分享：
认识阿伦特是从读她的经典之作《极权主义的起源》开始的。

“无‘思’的时代——我们为什么读汉娜•阿伦特”，好像一下触动到心里很迫切想表达的地方，是个非常解渴的标题。

“不思考是通往邪恶之路”

阿伦特是一个哲学家，也是一个思想家，但她的观点又跟她作为受到迫害的犹太人的经历密切联系在一起。大家比较熟悉《耶路撒冷的艾希曼》。艾希曼这个人，是一个极大恶的形象，实际上它背后强调的是个人在体制中作为体制的一个环节，一个齿轮，阿伦特并不是想说谁的责任更大，或者说用体制之恶遮蔽个人之恶，她重在探讨集体的罪恶和个人责任之间的关系。在她看来，这样一种极权之下，所有人都会面临的难题。政治参与的自由和逃避政治的自由都被取消了，这个时候个人应该如何做。

阿伦特把这个东西归结到不思考，思维的匮乏。她所说的思维是一种人的自我反思。在她看来，思维有特别重要的几个作用，一个是，思维的作用是揭露一切未经审问明辨之意见的偏颇，这些偏颇是没有经过深思，没有经过思考的。这是思维最重要的作用。第二个，她说思维活动还能酝酿出良知，也就是说你能够去分辨善恶，能够分辨是非。当然还有第三个层面，思维还能保持人的道德完整性。

阿伦特等于把恶之平庸性跟思维的匮乏，不思考、不反思联系在一起。借用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在哈耶克看来，计划经济是通往奴役之路，我想说，不思考是通往邪恶之路，这是我对恶的一个理解。

“思考的能力和思考的主动性是形成极权体制的最大阻碍”

大家知道阿伦特所研究的极权体制，极权主义体制本身就是一部制造恶的机器，他想要把所有人变成机器上的齿轮，这个机器运转起来，在绞杀人们的生命和思想。联系我们社会的现实，咱们这用的不是齿轮，是螺丝钉。大家都知道，每个人都变成上面的螺丝钉，这个螺丝钉实际上就是一个机器的部件，它怎么可能有自己的主张见解，有自己的思考？而且这个螺丝钉非常地自觉。这个过程当中阻碍你成为齿轮成为螺丝钉的唯一障碍就是思考。或者说，思考的能力和思考的主动性是形成极权体制的最大阻碍，这是我的理解。

在极权体制下，个人是什么样的状态？今天我们从一个社会现实的角度出发也不可回避这样的问题。说到今天中国社会转型的困境，很多人会问，到底是人性的问题，制度的问题，还是文化的问题？在制度、文化和人性这三者之间，大家其实有很多争论。因为不乏文化决定论者，很多人会说今天中国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传统当中就缺少宪政、民主、自由主义的因素。

阿伦特说过，如果是一个专制政体，它会剥夺人民的权利，限制自由，但它不可能完全控制人们的思考、记忆、表达，也不可能完全控制住私人生活领域和相对的社会空间。但是极权主义不同，极权主义是把所有的地方，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私人生活领域的全部要占领。

“意识形态教育对人的心智、头脑是根本性摧毁”

意识形态教育对于人的心智、头脑是根本性摧毁，如果说这是恶的话，也是最大的恶之一。我早年写过一篇小杂文，自己挂网上了，叫《叼着屎橛打滴溜,给个麻花都不换》，恰恰说的就是这种现象。我们把它叫做意识形态的灌输，我们也叫它做狼奶，其实我们在座的，包括我这一代人，几代人都是喝狼奶长大的。我们相信单靠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就打走了日本人。我们不相信抗日战争当中主战场一直是国军在做战，这种历史的颠倒比比皆是。我给学生讲课的时候，我也提到中国最大恶疾的四大恶霸地主已经进入到我们的教科书，进入到历史书，进入到影视文学作品。大家知道都是谁？刘文彩、周扒皮、南霸天、黄世仁。

南霸天、黄世仁这两位是比较纯文学形象，也可能有一点点现实原形，基本上是虚构出来的。而周扒皮和刘文彩确有其人。我问同学，如果今天我跟你说，刘文彩根本不是宣传的那样，他根本不是那样一个又弄水牢，又弄收租院，破坏贫下中农的人，周扒皮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地主，只是一个富农，半夜鸡叫这事通通没有发生过，你们能相信吗？所有的同学摇头。

在事实和历史真相的重新呈现之后，大家知道说的不虚，知道告诉大家的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大多数同学还是能够接受。我一直跟同学说，已经过去的历史你如果真的想要了解它的真相，你可以去看书，现在资讯这么发达，只要你想知道，你一定能够知道。其实很大的原因在于有些人不想知道，因为颠覆自己以往的一直以来的认知，是一件痛苦的事。我认为，跟人性弱点有关的是我们对思维有一种惰性，我们不愿意重新思考一些事，这些事我们觉得很麻烦，又让我自己不痛快，这是人性当中的弱点和惰性。

“逃离政治，这是绝对做不到的”

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分析当时反对犹太人的浪潮，以至最后导致种族大屠杀。阿伦特发现一个现象，她说反犹主义的高潮什么时候达到顶峰？在犹太人丧失了政治权利，也丧失了政治参与意识，不愿意参与政治，逐渐退出公共领域的时候，他们除了拥有巨大的财富之外，其他方面很边缘了，这个时候人们对犹太人的仇视更容易被调动起来。一方面，是不是跟人性中最黑暗的部分有关，再一个也跟犹太人当时退出政治领域、退出公共领域、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很多权利有关。阿伦特有一个非常突出的观点，她认为，政治是作为人最重要的属性，人是作为政治的动物存在的，要参与政治生活。政治性和公共性在阿伦特那经常是同时被使用，她说人只有作为政治的人，才要生活在政治共同体当中。

我们的社会中，没有多少人对政治感兴趣，今天依然是如此。商人都在说“在商言商”，学者该做什么专业做什么专业，艺术家该怎么表达怎么弄，大家都跟政治没什么关系。在中国社会中，大家逃离政治，特别厌恶政治，觉得政治只是政治家的权力斗争，我们恨不得离得远远的。造成这样一种情况可能有历史原因，我们经历过那样极端的时代，政治覆盖到一切生活、社会、文化、思想领域。我们从历史当中得到过教训，大家就会选择远离政治。

逃离政治，这是绝对做不到的。在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现象都是跟政治有关的。政治和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有关，跟我们的生命立场有关。因为你是一个人，你是一个社会性的动物，生活在社会之中。你不可能是鲁宾逊，你要跟人发生各种各样的社会交往，社会关系，你自己有个人的权利，有自由独立的精神。

我有时候跟同学讨论，我说你们觉得自己跟政治没有关系，但是我想说你的出身，比如你生在农村还是城市，你是“官二代”还是“富二代”，这是政治。因为它决定了你是不是能够得到公平的机会和平等的权利。你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你是住在公房里面，还是住在近乎于棚户区一样的出租房里面，还是住在今天有可能被征地拆掉的房子里面，这当然是政治。你吃什么样的东西，你的食品安全有没有保证，这难道不是政治吗?这当然是政治。

“自己先把自己作为公民来对待”

无“思”的时代最主要的根源依然是极权主义需要的统治基础，阿伦特把它叫做缺乏自我权利意识的无结构群众，这是极权统治的基础。

大家可以理解一下，无自我权利意识，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权利，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基本人权、政治权利，比如选举权，社会权利，比如能够平等地享受到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的权利。乃至于自己有思考的自由，有表达的自由的权利都不知道，我想，阿伦特想强调的是一盘散沙状或者原子化的群众。其实“无思”状态是这种体制造就出来的一种现实。

阿伦特几乎没有涉及极权统治经济基础的问题，不能不算是一个缺失，我想也可以理解。阿伦特本人更着重从哲学思想、人性的层面去讨论极权主义，确实没有在经济层面有一个充分的，甚至没有提到。但实际上，这个问题今天中国已经面对了，今天中国发生很多群体性事件，相当多的都发生在关于土地、关于房产，其实这个背后已经把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呈现出来了。

城市土地和农村的土地的国有化或者集体化，涉及到刚才基本的问题，如果不落实到个人的头上，它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如果产权界限清楚的、明确，现状就会很不一样。

我们常常说正常社会有三个东西比较均衡，这个社会才能正常运转-–权力、资本和社会。现在来看，这三种力量不太均衡。

对于现状，我们不去考虑绝望还是不绝望，悲观还是乐观。我的想法就是，现在从自己开始，自己先把自己作为公民来对待，那就是懂法律，有理性，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而且尽自己最大努力保护自己个人的权利。

我们有权利追求我们的幸福，我们普通人的幸福，我们同时还要过有尊严的生活。

我们还要强调常识的重要性，常识性的东西在这个社会中变得不正常，变得要受到限制，受制约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像阿伦特那样积极地思考，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进入政治世界，这也是我们进行行动表达乃至抗争的一个最重要的动力来源。

演讲人简介：

郭于华：1956年生于北京。199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获博士学位；2000-2001年于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做博士后研究。1990-2000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人员；2000年至今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人类学、农村社会学、民间文化与信仰等。著有《死的困扰与生的执著——中国民间丧葬仪礼与传统生死观》、《在乡野中阅读生命》、《仪式与社会变迁》（主编）等作品。

（据“请讲”，记者田春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