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采访广东东莞裕元罢工一事时发现，工人在现实中没有自己的组织，所以他们对联络、协商和组织资源的渴求，使其转战网络，他们建立的QQ群非常饱满的展现了所思所想。

在罢工初期，他们在网上的表现令人眼前一亮；但没有现实组织的工人终究是一盘散沙；而到遭遇挫折的罢工中后期，维权QQ群不可避免成为一个发泄场所。

“中国的媒体有中国特色，他们讨厌文革，所以使用文革时代相关的口号和方法，媒体是不会支持的。”一位被众人认为了解媒体的工人，这样分析罢工中应选取的策略。不仅如此，另一位同样被认为“见多识广”的工人，还努力为自己的工友分析应当联系哪里的媒体，为了减少多次重复的劳累，他把自己创建的群名修改为“省内媒体不可靠”。

他们发言的舞台，便是在罢工前搭建起来的QQ群。在九日罢工之中，这里是他们的俱乐部。

“非暴力”的维权总群

罢工工人建立的QQ群不止一个，从中脱颖而出的叫“裕元维权总群”。

在罢工初期，罢工现场发生任何事件，消息和相关图片第一时间就会被发到群里。任何媒体对罢工做了报道，无论是中文还是外文，都有工人转到群内，并号召大家去贴在门户网站的报道评论“顶帖”。

BBC一度成为他们眼里效率最高、报道最靠谱的媒体。因为BBC在结束采访的次日，报道就出现在首页。虽然工人看不懂英文，但BBC还直接放上了他们接受采访的视频。

不过绝大多数工人还是缺乏对媒体的了解，正如他们对中国媒体政治谱系的划分一样，臆测多于考察。他们会把门户网站转载的新闻视为这家网站自有的报道；当腾讯大粤网将罢工新闻放到头条时，他们欣喜若狂，误以为腾讯把他们的事情当成全国性头条新闻在报道。工人们搜罗了一大串媒体和中央机关的联系方式——当然基本都是假的——还是有工友一个接一个拨了过去。

对互联网研究不深，更不懂得多少网络技术的他们，也为了罢工钻研起网络如何为工人所用。专攻“搜索引擎技术”的工人向同伴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百度搜出的信息太乱太杂，不如谷歌搜出来的靠谱。更多工人的注意力聚集在“反监控技术”上，工人们常在商讨：“QQ是不是没有YY安全，更容易被监视？”

他们也希望在网上造出大的影响，有人想到了社交媒体微博，但尝试很快因为删帖和表达方式不利传播而失败了。尝试微博传播的工人，愤愤不平地在总群中宣泄道：“同样是底层被打，为什么我们就没有小贩那样被人关心呢？”

最让人惊讶的，还是这群工人竟自发学来了“非暴力不合作”的经典社会运动口号。他们提出向太阳花学运学习示威秩序，连策划的示威方式也是模仿马丁•路德•金当年的号召：“分散出厂，最好是组织私家车带人、搭乘公交，零星去市政府门前静坐维权”；“人多就打眼，连高大桥都上不了，也不要在有信号屏蔽车的厂区附近联络”；“警察来驱散，就走开，之后再回来；如果被抓，就配合警察，不做多余动作，避免不必要伤害，警察不敢扣留人多长时间。”

这一时期，加到群里的外人主要是新闻记者和专业维权人士，邻市的一家劳动争议服务部就因为教工人如何平和地依法维权，被工人捧为了英雄。他们写给罢工工人的公开信与《社会保险法》一道被群管理员放在了“维权总群”的共享文件里，供工人们下载学习。

“上街派”和“守厂派”的路线斗争

罢工工人里有“上街派”和数量只多不少的“守厂派”，即那些坚持不肯走出厂区的工人。在现实中，守厂派因其策略选择，无法像上街派那样闹出动静。但在“维权总群”里，他们却与上街派展开一场唇枪舌战，并占据了上风。

4月18日早上，警察抓人的消息传到了工人的“维权总群”里，还迅速配上了现场图片。当时工人反应以震惊、害怕为主，也没人能说清楚为什么会闹成这样。直到某工人在群里发言说，他的邻居看到警察确实抓人了，但“是我们一个女工友错在先，她煽动工友用瓶子砸警车”，在群里输完这则消息，他还接着劝告工友们“不要离开公司范围，不要冲动”。

他的说法很快引来了奚落，因为他此前曾竭力否定一个群内工人发布的“工友被抓”的说法。“你刚才不是说我乱说吗？”那位工人呛道。

“对不起，但你要先说清事由。”劝告工友不要冲动的工人以退为进。

接着，双方就在承认有人扔瓶子的前提下争执“警察有没有乱抓人”、“是不是每个被抓的都扔瓶子了”。争论还扩大到了“应否上街”这个问题上。守厂派坚持的道理有二：一是“你堵到路上去，堵到政府门口去就是非法游行集会，警察可不会管你有没有暴力，制止非法集会就是他们的职责”；另一个是“欠我钱的是老板，我就找他要钱，又不是政府欠我钱”。

这场争论被一个守厂派工人的莫名提问打断：“你们谁认识那个女的？”然后他很快自己回答，“绝对是有人煽动。”其他守厂派也上来共同构筑阴谋论，称“据传台湾人雇了些人安插在工人里面，故意惹起工人和警察的冲突，上街正中他们下怀。”

无论如何，上街会给自己带来巨大风险都是双方均承认的现实。哪怕是上街派也为了证明自己的平和，复制了守厂派喊出的“理性维权”、“理智最重要”等口号来表态。既然大家都不想闹事，大辩论最终得出了一个“凡挑动暴乱者都是汉奸”的结论，成为群内一个可因此呼吁踢人且标准模糊的高压线——“汉奸”是工人们最喜欢用的政治标签。

经过这场争辩，上街派在“维权总群”就让位于守厂派了。他们虽还偶尔提出“大妈可以在市政府前广场跳舞，我们也可以在广场唱歌”之类说法，但之前“造出影响”的策划却从此式微。

警惕的工人们

守厂派路线胜利后，工人变得无事可做。“维权总群”除了转载消息，也逐渐失去了之前那种商讨策略的气氛。能维持热度的讨论，无非是哪里又出了背叛工人的“汉奸”，号召大家对付。

不少罢工工人开始把这个群当做发泄情绪的场所，臭骂“资本家”、“剥削者”是每日上演的桥段，还有很大一部分人连骂都懒得参与，他们在群里招呼工友来“斗地主”，鼓吹“老子打牌不干活，警察能把我怎样，看老板和我哪个先急”。

在“逍遥主义”之下，对外界的信任也慢慢丧失。

一直涉入此事的专业维权人士章某某，更是成了被工人质疑动机的对象。尤其是当他向工人提出缔结谈判组织、筹措经费、聘请律师等建议后，群内出现了很多臭骂他是“骗子”的人，“他什么都没做到过，还想问工人要钱。”犬儒的心态甚嚣尘上，不愿意相信法律，更不愿意相信“这世上还有免费帮工人打官司的律师”，连选举工人代表谈判这种讨论，也往往被“工人代表就是出卖工人的”之类言辞粗暴打断。

《南华早报》一名试图在群内采访的记者，便遭遇了工人不友好的盘问。工人们先是让他放上记者证的照片，他没有照办，而是把照片发给了一名群管理员，由管理员来证明他的身份。管理员的出面作证为该记者赢得了一次提问机会，但还没得到回答，就出现多名工人再次要求他“出示记者证”，并质疑“真的记者为何不去现场采访”。

记者还没回话，某信任记者的工人就跟盘问者吵了起来，并忍不住骂了句“怎么这么多弱智”。结果，挨骂的盘问者误以为他就是记者，回道：“记者怎么水平这么高，还骂我们工人是弱智？”更多不明就里的人也呼吁“踢掉香港骗子”，一场群内采访就这么不了了之。

不请自来的“革命派”

当罢工总群里的工人注意到入群没有严格的审查，在怀疑群被别有用心的人渗透的同时，另一拨外来的不速之客也涌进了维权总群。

他们自称是“追随毛主席的革命派”，要带领工人战斗，打倒“当权的资本家”。他们一般在深夜出没，一出现先大肆张贴“文革”海报，并用整个群内最大号的、彩色的字体大段大段地引用毛的语录，发表“革命宣言”——中文互联网政治生态中通常被称为“极左”的人群，终于降临到了“阶级斗争”的网线上。

守厂派占据绝对上风的“维权总群”，早已经给鼓吹上街的人都定了调——“凡挑动暴乱者都是汉奸”。何况这些“极左”完全不谈“非暴力”、“依法维权”，而是大谈“暴动”、“革命”、“推翻”。

工人们在推断他们是“重量级汉奸”之后，很快就以自己的逻辑判断出那群人的来历：他们是“台巴子”请来煽动的“台独分子”！“台巴子”一词是工人们对台湾高管、干部的蔑称。

于是，一名热衷呼吁“理智维权”的工人和“极左”以驴头不对马嘴的方式对骂起来。工人说“我只能说，‘台巴子’怎么那么不要脸？一边骂我党一边用着大陆人的QQ，啧啧啧！脸皮比城墙拐拐还厚！这种事也只有不要脸的‘台巴子’才干的出！”

看到“缺乏阶级觉悟”的极左革命派伤心回复道：“你们只想着与单个资本家斗，却不去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没有意义的。”接着，革命派又开始张贴他们关于“无产阶级苦难”的宣言，惹这名工人再次忍不住大骂：“你还扯人民苦难，你以为现在的大陆还跟解放初期一样穷吗？你们这些‘台巴子’，目光短浅！”

双方以鸡同鸭讲的方式“斗争”了几十个回合，直到管理员移除了革命派们才告结束。那名失去了论敌的工人兴致依旧高昂，还在给工友普及“台巴子”的可怜之处：“你们不知道，新台币都贬得跟冥币一样了，难怪他们要来大陆混。”

他的过度活跃给自己也招来了怀疑，有工人问他：“我怎么看你说话也不像裕元的工人啊，你是哪个厂的？”他先是表态“你有种来我这里看我员工证件”，过一会又犹豫了，发来一句：“你个死‘台巴子’想查我秋后算账是吧，我偏不说气死你！”

4月24日，工人复工当天，裕元维权总群因“安全原因”被解散。

（应当事人要求，文中姓名均为化名。来源：《香港凤凰周刊》。记者赵新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