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无望
没人能阻挡历史进步的潮流，中国必将实现民主宪政。问题在于，转型的道路，国民的代价。负责任的中国公民，认真思考中国的道路，是时候了。
“中国梦”是否有未来？
一些还有梦想的中国人，寄望“开明专制”，维稳、反腐、扶贫、一带一路等，发展经济，强大军力，实现民族复兴。
能否避开民主宪政走出中国模式？什么是中国模式？一党专制加市场经济。价值观、利益如此多元化的今天，一个党一种意识形态如何统治13亿国民？大小政策依赖一人怎能科学？永远垄断权力为目标，党怎能不堕落为特权腐败集团？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确实发展了经济，可也缺失了现代文明诸多要素，自由、公正、幸福等。变革的经济基础注定与僵化的上层建筑相冲突。顺应历史潮流走向民主宪政，还是逆历史潮流强化维稳？2013年之后他们选择了后者。市场被权力扭曲，私营经济被边缘化，社会失去活力。党政分开变成党领导一切，集体领导变个人独裁，连废除终身制也走回头路。
中国模式正走入死胡同。
为什么极权体制有“七十年大限”之说？不断膨胀的维稳体制压迫经济社会进入螺旋式收缩，经济增速不断下滑，社会矛盾不断累积，越不稳定，维稳体制越膨胀。正如历代王朝末年，政权膨胀到国民无法承受。一个王朝持续两三百年，那是几乎静态的农耕社会。今天地球村信息爆炸时代，一个政党垄断权力七十年已经很漫长了。
改良有希望吗？
我们曾期望改良很多年。可共产党和国民党不一样。国民党自始目标民主宪政世界潮流，自军政训政至宪政，戡乱只是临时限权，方向不变。共产党自始否定“资产阶级民主”，方向是无产阶级专政，认为自己现在就是最先进的。来自西方的计划经济阶级专政幽灵，与东方专制丛林法则相结合，共产党的文化基因，与宪政民主现代文明格格不入。
共产党的历史包袱太沉重。民主政治，一切都会在阳光下。镇压反革命运动按比例杀人，反右运动大批敢言知识分子遭难，大跃进带来史无前例的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疯狂毁灭民族文化传统……那些恐怖、荒诞、耻辱的记忆一旦公之于众，它不可能继续存在。
极权体制由文革巅峰退潮，退化为没有领袖、没有信仰、没有理想、不负责任的平庸官僚集团，垄断权力在不规范的市场经济中攫取超额利益，以庞大维稳系统维护之。体制有强大的惯性和自我修复能力，任何另类都会被排斥出局。局部突破是不可能的，村民自治，司法独立，人大代表竞选，都只是昙花一现。
今日中共不是革命党，革命建立新秩序。不是现代意义的执政党，执政在宪法秩序中。它可称之为专政党，其目标是永远执政，绝不容许他人分享权力。改革、发展等等，一切都为此目标。他们没有动力也没有勇气顺应历史潮流自我革命，也没有能力逆流历史重回极权巅峰。他们等待脆断时刻。
中国民主之路会有威权过度阶段吗？
很多人曾寄望自上而下的革命，一个威权主义强人，开放党禁报禁，抛开共产党，自己当选总统，完成宪政转型。那个人将是民族英雄，彪炳史册。
威权体制的核心词是“威”，特征是智慧能力威望强大的个人魅力型领导者。因其强大的威权，骨子里的自信，所以容忍一定的司法独立、私人媒体、社会团体乃至独立政党。社会有一定自由空间，尤其中产阶级有一定成长空间。
台湾有蒋经国。智利有皮诺切特。韩国有朴正熙。埃及有穆巴拉克。威权体制本身为通往民主宪政预留了空间。更智慧的领导者如蒋经国，顺应历史潮流，推动民主宪政和平转型。
共产体制权力逻辑决定了，核心一代不如一代。邓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团中的佼佼者，八十年代是典型的威权时代，有机会推动中国民主转型，然而缺乏历史远见，错失机遇。邓之后中国再无威权。
当下中国是后极权。我们不低估体制的强大与韧性，它笼络了大部分精英，有巨额的财政资源，结束前一分钟仍可能杀人。也不低估它在历史潮流和道德良心面前的脆弱，没有信仰的利益纠合体，如当年苏共，一夜间灰飞烟灭。
它裂痕重重。改革开放与重回极权在较量，个人独裁与寡头共治在较量，各家族利益集团在较量。他们有共识，稳定压倒一切。可面临重大公共事件不能立即平息，分裂是必然。体制分裂与社会运动相辅相成。
有部分国民坚定支持，如委内瑞拉，威权结束的过程反复曲折。共产专制意识形态耗竭，缺乏领袖，结束时几乎无人为之惋惜，更“无一男儿”坚定捍卫。
现体制不是过渡阶段，不会从极权到威权再到民主。历史上也没有共产国家经历威权过渡。共产专制结束都是脆断模式，一夜之间烟消云散。
脆断也有激烈温和之分。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多年独裁，拒绝进步，革命爆发，他下令镇压，军队倒戈，结局悲惨。以波兰为代表的东欧国家，共产党在巨大压力下顺应历史潮流，放弃专制权力，和平完成转型。
市民革命
中国政治转型运动不可能是农民起义，天下大乱。
四十年城市化之后，农村空心化，精英大部分进了城。税费改革、农业补贴减轻了农民负担。加上信息闭塞，总体满意程度较高。农村稳定是好事，中国民主转型基本和农村无关。
饥寒交迫揭竿而起，那是教科书的传说。历史上揭竿而起的不是饥民，而是有政治追求的知识分子。饥民可能起哄抢粮，可唯有陈胜吴广李自成们，动员、组织饥民开始新一轮“打江山坐江山”。农村没有了陈胜吴广们，他们进城沦为忙于生计的“流动人口”，弱势群体。
现代社会，不会有大规模饥荒了。经济危机严重如1929，也没有大规模饿死人。二十世纪农业科技突飞猛进，如今全世界粮食过剩。二十世纪大饥荒只有两种模式，一是极权巅峰，逃荒的出路也被堵死，数千万人饿死。二是战乱中人道救援暂时不能抵达。
也不可能是军事战乱，军阀割据。
辛亥革命演变成军事战乱，因清末地方实力派拥兵自重，军队为各首领乃至将官之私家军。叙利亚陷入军事动荡，因为多数军队忠于强人二代，血腥镇压致和平示威变为暴力革命。
私家军，是战乱动荡之源。
共产党消除了地方割据，军队统一于抽象的党。军官调来调去，几乎做到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没有了忠于个人的私家军，军队是一个整体。没有一个军官能发动政变，官至上将连一个连也动不了。转型时刻也不会有一个军官能拉出一支部队捍卫党。
有强人独裁，将军们相信他一定赢，就会服从命令镇压民主运动。强人，袁世凯都算不上，逆流历史将军纷纷倒戈。被提拔上来的平庸二代更算不上了。没有强人，军队犹豫观望，或顺应历史潮流站到人民一边。犹豫观望就够了，专制宣告结束。这几乎是共产专制结束的共同模式。
人类文明进程决定了，中国革命不会是传统王朝更替。1989年以来，各国共产专制结束基本都是和平革命，没有一国发生大规模战乱。中国也不例外。
中国未来转型的民主运动是市民革命。大城市的市民，被突发事件引爆悲伤或愤怒激情，突然集体走上街头，所有监控和维稳措施失灵，统治内部迅速分化，进入转型模式。
市民革命不是暴民革命。经过了四十年思想启蒙，虽然在某些问题上表现出非理性民族主义，可在社会公平、一党专制、特权腐败等很多国内问题上，市民具备了民主素质。当他们为内心的正义感，悲伤或愤怒，也为新的希望，走上街头时，和平理性将是主流。1989年北京市民没有暴乱，相反，连小偷也罢偷了。
变革的动力，不是为温饱，而是为权利。人们渴望改变，不是因为饥寒交迫，而是因为不义和愤怒，奋起反抗，为自由、公义和尊严。特权腐败，贫富差距，官僚傲慢，司法不公，不公不义的愤怒在人们心中沉淀，积累变革能量。
运动的主力，不是遭受不义的弱势群体。“低端人口”被驱逐，半夜流落街头，默默无声。底层生活的艰辛，远离故土的陌生感，磨灭了他们抗争的勇气。他们不会是革命的主角。为避免革命驱逐“低端”，是误读了历史。
不是特定阶层或利益群体。各利益受损的维权群体，他们中少数人有政治诉求，多数只诉求具体利益。利益面决定了参与人数有限，会被分别镇压或化解。群体事件在清末称为“民变”，不直接带来制度改变，但消耗维稳资源。某个事件，如保路运动，也可能成为变革的先导。
人们为利益才行动，是的。但利益不限于世俗的物质利益，还包括精神的。人们对幼儿园性侵事件愤怒、转贴，不是因为自己的孩子可能受害，而是出自本能正义感无法接受。
物质利益总是具体的，有限的，很难激起广泛的愤怒。而如突尼斯商贩之死的极端事件，伤害了“无利益相关者”的精神信仰，才有广泛的社会动员，形成民主运动。
运动的主力，最先走上街头的，不是民主派，而是有正义感的普通市民。他们有文化，有不错的生活和社会地位，有正义感，在维稳体制的监控之外。平时是沉默的大多数，表面上不太关心政治。可在雷洋案、假疫苗等事件中，他们突然站了出来。
新闻联播里和谐盛世，天桥下大妈载歌载舞，地铁里拥挤的人流，这都是真实的中国。到处都有生活，希特勒的德国也有菜市场和音乐会。沉默的，注定是大多数。人们关心政治，不会在工作和生活中处处表现，那就太不正常了。一个社会的政治民意，彰显于面对突发事件的反应——那些“无利益相关者”的愤怒激情。
历史时刻，作为导火索的事件，足以激起普通人的正义感，点燃朴素的愤怒，激发早已积累的对专制的不满。变革的临界点，大众的愤怒压倒恐惧和理性，沉默的大多数突然站出来。
一次一次公共事件，都曾引爆人们的愤怒。没有人知道，哪一次是“突尼斯商贩之死”。沉默的人们不是不关心政治，只是那个时刻未到。
变革不会等到多数人觉醒才到来。即使声势浩大的变革运动，参与者也只占人口的很小比例。百分之一参与就是1300万人，足以改变历史。
革命不是策划出来的。突然爆发，不可预测不可防范。互联网时代革命动员几乎不需要成本。突发事件引发的某种情感共识迅速传播，迅速出现集体自发行动。
也因此，维稳再强大，它只能对付典型事件，无法杜绝非预期效应，无法应对非典型事件。
食品安全、环境污染、核电站……不透明的体制埋下了数不清的定时炸弹。一个贫富差距巨大、官民矛盾激化、官僚体制冷酷傲慢的社会，革命的导火线随时会被点燃。
公民的使命
我直到2016年才确信改良已死。今天，我们能为这个国家做的最有意义的事，就是成长公民社会，当极权脆断时，国家不会陷于混乱动荡，而是有新的希望，美好未来。
市民革命是否带来混乱动荡？很多人悲观，以为专制结束后民主之路依然漫长。二十一世纪，全人类瞩目下，大规模流血冲突不会了，巴黎革命的悲剧也不至于。
可这片专制阴霾笼罩千年的土地，如果民主力量一盘散沙，建设道路漫长，边疆可能分裂，人民也会厌倦。
负责任的中国公民，追求民主政治是为美好中国。必须避免社会动荡，避免无休止的政治对抗以至于议会总统兵戎相见，避免俄罗斯式的专制回潮。成熟公民社会，以最小代价完成民主转型，引领国家美好未来，这是公民的使命。
墙，一定会倒的。意识形态衰竭，核心代际退化，社会治理溃败，专制内在逻辑决定了其结局，某个时刻它会突然唤醒人民结束它自己。
当变革突然到来，我们准备好了吗？
至少需要三个方面做好准备：思想共识，团队建设，危机对策。
中国向何处去？有方向，才有希望，才有力量。指引方向的，是思想。中国政治文明转型，是秩序重建，文明重生。我们为民主同道亦为国民找到思想和方向。
我们的理想，自由、公义、爱的美好中国。不只结束专制，也不只建设民主宪政制度，还包括新的核心价值、信仰体系、国民精神。
我们的道路，非暴力公民运动。把公民的身份、权利、责任当真，在遍地屈膝的臣民社会中成长出健康的公民力量。公民是我们共同的身份，在此身份下民主力量凝聚。公民是我们共同的理想，每个人都成为真正的公民，中国就变了。公民运动只能选择非暴力，是策略，更是信仰。
团队建设，基础是个人修行。彻底告别丛林文化，把一个古老民族拖出专制深渊推向现代文明巅峰，公民必须有强大道义力量，浩然之气感天动地。这力量来自信仰、服务、担当、放下。
坚持抗争，承担代价，是我们的力量之源。前辈们的牺牲都是有价值的。虔诚服务，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人，公民扎根社区，服务社会，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赢得民心。
团队，不是传统的有形组织，也不是一盘散沙。理念共识，自治做事，个人自由，民主规则，同城互助，公民社群。新的理念，新的话语，新的形式，最大限度规避风险，符合现代文明理想。公民群体，自始就是现代文明的健康力量，为民主宪政打下地基。
危机对策，智慧应对转型中的重大问题。统一问题、经济危机、转型正义和宪政制度等。
统一问题。
转型中，我们面临的第一考验是国家分裂问题。这不是理论探讨统一还是分裂好，政治家必须面对现实——多数国民不愿意分裂，如果不能维护统一，新生的民主制度将是脆弱的。
必须确保国家统一和秩序。至于独立问题，比如英国议会同意，苏格兰公投，是民主成熟之后的选项。成熟的民主制度会充分保障自由选择，也只有成熟民主制度之下的选择，才是理性的健康的代价最小的选择。
台湾已经是政治实体，是否宣布独立对大陆局势影响不大。统一是大陆民主以后的事。内蒙基本已经汉化，多数是汉人。四十年城市化之后，广东大半居民是内地的新移民，统一意识大于独立意识。真正的危险是新疆和西藏，历史积怨太深了。
当变革到来，面对边疆民族问题，我们必须坚持这样的信念：
自由是方向。议会和政府直选，语言文字、信仰文化得到充分尊重。新疆、西藏和其他省份一样，都是地方自治，这是文明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自由的中国，美好的中国，属于每一个中国人，无论汉族人还是藏族人、维族人。
统一是底线。国家统一和秩序是坚定的底线。坚决制止暴力。我门的信念必须清晰坚定，没有任何含糊动摇。任何含糊动摇都会使各民族付出更大代价。告诉激进者，绝对不容忍暴力，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制止暴力。不惜一切代价的坚定信念恰恰是为了最少代价。
爱抚平创伤。倾听最激进者的立场，坦诚沟通，公开对话。尊敬并补偿每一个人为自由付出的牺牲。所有死难者，无论汉族人、维族人、藏族人，亲人都应得到补偿。没有敌人。为信仰而牺牲，都值得尊敬。
我不是国家主义者。国家不是目的，人的自由幸福才是目的。国家最终会淡化，人类一家是我一生的梦想。可我们不能过于理想主义。我们必须尊重大多数国民的信念和选择，必须避免战乱和种族屠杀，必须对这片土地上的人民长久未来负责。
经济危机。
三十年粗放发展，忽视科技投入和知识产权保护。科技跟不上发达国家，产品缺乏高端竞争优势。劳动力成本低不过印度、非洲，产品缺乏价格优势。能跨越陷阱的唯有高科技，而这需要漫长的时间。
转型时刻，积累多年的经济问题集中爆发，大量失业，通货膨胀，数十年积累的财富迅速缩水，货币急速贬值，恐慌蔓延。必须有科学的对策。这是真正的中国问题，今天，优秀的学者最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汇率、债务、恶性通胀等问题，我们与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合作，取得支持，以克服暂时困难。养老金亏空以及某些地方的财政困境，以债券化解，长远靠分权的制度。
必须重树信心，避免恐慌与萧条恶性循环。国民在新的信念和希望下前行。萧条是必然到来的。也是暂时的。和俄罗斯相比，中国的优势在于四十年改革开放，已经有了市场经济基础，只要政治秩序稳定下来，生产会很快恢复。
转型正义。
直面过去，走出过去，才有美好未来。革命是深刻的，民主宪政，文明重生。但不是激烈动荡，天翻地覆。大量的公务员、警察、法官，将继续留任。他们也可以转身参与民主政治，竞选公共职位。
有法律责任。作恶者，依法承担责任，造成民众伤亡的暴力事件，人类普遍的法律规定了杀人及伤害的罪责。做出良心冤案判决的法官，承担徇私枉法的责任。
专制下贪污受贿的，除非证据充分并造成了重大公共利益损失，不予追究。专制结束，已是惩罚，人们的愤怒释放。
有政治责任。给国民带来巨大损害的政治决策，公开责任主体和程序，做出评价，汲取教训。
有历史责任。文革，反右，镇反，真相是最好的惩罚与救赎。不可能追究所有的罪恶，我们能做的，是铭记历史。天安门广场当有文革纪念馆。教科书回归真正的历史，不回避我们民族曾经的丑陋与悲伤。
抚慰历次政治运动的受迫害者。司法蒙冤者、被酷刑被判刑的法轮功等宗教信仰者、新疆受伤害的穆斯林，每个遭受不公不义的公民，其本人或近亲属都应当获得公平赔偿。太多的历史积怨在我们民族记忆深处，必须超越专制政治的野蛮轮回。历史转型中有真相与正义，宽容与和解，新文明。
宪政制度。
要有科学的民主宪政制度。总统制还是责任内阁制？要不要宪法法院？中央与地方如何分权？它不是转型中各派力量角逐的结果，而是理性建构的结果。作为民主的后来者，我们有全人类的经验教训。考虑文化传统和中国现实，理性设计。我们需要宪法共识，未来中国的制度框架。
唯一道路
转型道路，中国和苏联不同。戈尔巴乔夫开启政治改革，专制很快结束。没有市场经济，没有成熟的政治反对派。缺乏强大的公民社会和公民精神，俄罗斯专制回潮。
中国准备了四十年。
体制外长出了私有财产、市场经济。也正在长出独立的政治力量。
觉醒的公民已经很多了。分散在各行业各阶层，包括传播自由思想的大学教师、媒体人、NGO从业者、民间思想者、基督徒、正义的律师、公民维权者、追求自由的导演、艺术家、关心社会和公共利益的企业家、中产阶层，以及特权集团中的价值观认同者。这是一个价值观共同体，社会进步的推动者。
数十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争民主自由。民主党千年刑期，晓波先生以生命宣示“我没有敌人”，浩然正气的公民精神，都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一次次失败。可这个民族是有积累的。
现在，中国最需要的，是公民力量联合。我们找到了联合的道路。
公民是我们共同的身份。每个人从自身做起，做真公民。把公民的身份、权利、责任当真。我们有共同的身份——公民，共同的核心价值——自由、公义、爱，共同的方向——美好中国。在共同的公民身份和民主规则下，各地公民社群自治做事，自发成长，联合成长为公民共同体。
经济变革，旧体制外长出市场经济，政治变革，旧体制外长出公民共同体，以最小代价完成宪政文明转型。这就是中国道路。
我们希望，中国政治文明转型，会有波兰式的谈判。朝野共识，理性制宪，妥善处理边疆问题，公正大选。如果统治者有这样的眼界胸怀，那将是中国的幸运。这世界没有万世一系，终有告别的一天。区别只在于主动还是被动。
次之，希望执政者意识到理性的政治反对派于中国美好未来之必要，不要试图扼杀公民社会。
我们执着努力，唤醒国民做真公民，在体制夹缝中顽强成长。我们以自己的奋斗、牺牲和爱，告诉每一位国民，政治反对派，不是敏感的不可提及的，而是中国的希望，这个民族光明美好的未来。走出两千年专制，就在我们这一代。绝不把责任留给下一代。
非暴力公民运动，强大的公民社会，和平民主转型，自由、公义、爱的美好中国。这是唯一通往美好未来的道路。我们唯一的选项。
我们不是旁观者，猜测哪一条路。不是投机者，跟随最现实的。我们是公民，是行动者，只认准唯一的路，这是信仰。如果失败了，那中华民族太不幸了。
相信上天不会让中华民族错过另一个世纪。他赋予了我们爱、智慧和勇气，伟大的政治文明转型，中国不会陷于动荡分裂，告别专制黑暗，中国必将迎来光明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