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婧婧:华尔街日报记者被驱逐引发的思考

2月3日美国巴德学院教授沃尔特·米德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专栏文章“中国是真正的东亚病夫”,文章批评中共当局掩盖疫情,政府防疫措施不力,并且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巨大的冲击。

此文一出,尤其是标题中“Real Sick Man Of Asia”,勾起中国人对上世纪初“东亚病夫”的回忆,引发中共及在美亲共华人的不满,不少人附和中共外交部上纲上线至种族歧视,认为批评共产党政府就是歧视华人,批评中国现状和人权就是种族歧视。

殊不知,很多中国大陆网民根本无缘阅读该文章全文,甚至很多在美华人也没有订阅华尔街日报,并未看到文章的全貌,根本无法认定该文章是否涉嫌“种族歧视”,尤其是是否诋毁华裔族群。

不少大陆网民和在美国亲共华人在网络上开展了对华尔街日报的批斗。而中共当局则是对《华尔街日报》进行了疯狂报复,先是驱逐了华尔街日报记者,并且吊销了三位记者的记者证。

众所周知,言论自由是民主自由的象征,成熟的民主国家只有在面临高度威胁的情况下,才有理由禁止可能会激起暴力、损害他人名誉、推翻合宪政府的言论。

当然,中国驱逐记者并不新奇,几个月前《华尔街日报》记者王春翰在与其他记者共同撰写了一篇关于习近平表弟的文章之后,王春翰便遭到驱逐。

虽然我们熟知,民主国家一般也禁止煽动种族或民族仇恨的言论。一般处理方法是按“伤害原则”或“犯罪原则”来限制言论自由。限制言论自由在民主国家的表现行为要么是法律制裁,要么是社会反对。而中共此举并不在两项之类,而是惯用的政治高压手段而杀鸡敬猴,恫吓外国新闻机构,压制言论自由,进而告示天下,你不但不可以报道我不允许公开的事实,甚至不可以发表我不喜欢的观点。

此篇带有“病夫”二字的评论文章无非是批评中国政府压制言论导致错过疫情控制最佳时机并且祸及金融市场。中共当局对“sick man of Asia”极为敏感,因为该称谓最早是批评晚清政府和社会,以及沉溺于吸食鸦片的国人。虽然梁启超先生也曾批评中国为东亚病夫,但是50年代之后毛泽东公开宣称中国的面貌改变了。自此以后,中共当局对此词汇高度警惕,生恐被人讥讽不如晚清政府。

当然,面对此次新冠疫情爆发引发的社会危机,中共此举也是为了在社会矛盾爆发时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转移民众对中共的不满。正如李文亮医生去世之后,中共将其塑造成吹哨的民族英雄,将群众的自发引导成为党领导下的自觉,所有的谴责和呼吁都将演变为对党领导的歌功颂德,在国际国内进一步宣告其执政的合法性。

自1978年中国大陆改革开放,西方社会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拥抱熊猫派认为与中共贸易能够促进中国人权、言论自由和民主改革。却不知,这无疑是落入中共流氓外交的陷阱。西方一些传媒集团过多地注重在中国大陆的影响力,中国的经济利益套住了不少西方政客财团,很多西方主流媒体长期媚共,门户网站为了登陆中国,自动筛选过滤中共不喜欢的信息,形成在中共专制治下的“自我审查”。

此次中共释放出明显的信号—-对外收紧舆论审查和强化压制。也许,此次风波能够让西方社会清楚地认识到,中共暴政不仅剥夺本国公民言论自由及新闻自由的权利,对言论的掐喉早已经蔓延至中国大陆之外,一些西方媒体能够反思其媚共亲共恶果,在自由与专制的战役中之中,维护其普世价值。

中国公民运动网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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