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日，《求是》杂志刊登了习近平在10月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的讲话，海外媒体普遍注意到，习近平在这次会议上提到了“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的问题，让中共接班人问题再度浮出水面。从会议提出的总体目标来看，中共未来力求完成两个“百年”计划，即建党百年和建国百年。建党百年指日可待，而建国百年则还需要30年。以中共自十四届至十七届的执政规则和时间来看，至少需要经历三次最高权力的代际更替，这也就意味着在现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之后，还将产生三任总书记。
但是，出乎人们预料的是，中共现任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2018年主导通过党的决议，进而在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对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安排作出重大改变：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基于这项制度变革，中共现任最高领导人没有任期限制，终身执政没有宪法约束，在理论上可以执政到建国百年时刻——2049年。
在四中全会召开之前，外界对中共内部权力斗争与会议所谓的“延迟”有诸多猜测，但是会议闭幕之后，种种猜测几乎全部落空。我曾发表一条推文对此作了简短评论：“1. 没有党内斗争，这个党已经失去了党内斗争的能力。2. 四中全会没有滞后，是三中全会提前了。3. 是不是主席制不重要，有没有储君制也不重要，权力定于一尊，早晚有交权的一天，关键是身后事。4. 重要的还是接班人，预未必立，不预则不稳，预与不预，两难之间。中共又面临着独夫体制的固有挑战，谁能做衣钵传人？”
确切地说，中共从毛时代以来一直没有解决好最高权力的更替问题，接班人问题是中共这个庞大的政治巨人的终极困境，犹如古希腊神话中的那个阿喀琉斯之踵，成为其自身无法克服的致命要害，也必然成为新时代所要面临的重大挑战。
长达几十年的接班人危机
毛在中共建政之初对接班人问题可谓高度重视，在他曾经属意过的接班人梯队中，有高岗、刘少奇、林彪，彭真、邓小平、张春桥、王洪文等，甚至包括他的夫人江青，但这个接班人梯队都无一例外地被毛本人和党内斗争给废黜了。最典型的是，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前所未有地被写进了党章而具有无可置疑的党内合法性，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在党内无人可以挑战，但最终还是遭遇了毛本人的挑战。林彪在享有接班人称号不过两年时间，于1971年9月13日被迫乘机叛逃，不幸摔死在蒙古温度尔汗，从而酿成了中共在“文革”期间的最大政治危机，也对毛本人的政治信誉和威望构成重大打击。林彪事件是“文革”破产的重要标志，由此表明，接班人问题确实成为中共权力更替的最大死穴。
毛在临死前将权力交给华国锋，很显然，这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政治安排，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毛迫于当时党内派系斗争格局而作出的一个折中性安排，他不是将权力交给张春桥，也不是将权力交给邓小平，而是交给华国锋这个看起来能为党内各派人物都可接受的折中性人物。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表面上能够平衡党内不同政治力量的最高权力安排，还是彻底葬送了毛的革命事业，毛至死也想象不到的是，由于他没有解决好接班人问题，最后还是由他钦定的接班人成为他自己的政治掘墓人。
华国锋在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之后迅速陷入执政危机，这其实是毛的接班人危机的一个延续，尽管华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前所未有地掌握了党政军大权，集党的主席、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三职于一身，但在邓小平、陈云等党内元老的联合夹击之下，他很快就在党内难以为继，实际执政不到五年时间便被迫交出手中权力。
粉碎“四人帮”的“华国锋方式”（党内武力解决）和解决华国锋问题的“邓小平方式”（党内和平解决），可谓异曲同工，都是党内最高权力的非正常更替和交接，在程序上不具“合法性”。陈云对于解决“四人帮”的方式有过一个说法，认为这是在一个特殊时期里的一种特殊方式，应该“下不为例”，他显然担心如果以武力解决党内斗争的方式成为党内常态的话，这个党将永无宁日。比较于“武力解决”的方式而言，邓小平以和平方式迫使华国锋交出权力在“程序正义”上前进了一步（华国锋在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辞去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职务），但从党内政治伦理来看，邓小平把华国锋这个一举扭转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拉下政治舞台，显然难以避免被民众诟病为“忘恩负义”。
如果说华国锋的下台是毛时代遗留下来的“接班人困局”，那么，在华国锋之后的两任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的非正常下台，则可以视为是邓小平的“接班人困局”。从邓小平选择胡赵两人分别担任党政最高领导人的决策来看，应该说这是邓小平在实际主掌党内大权之后所作出的最重要和最正确的决策。但这个决策却不能始终贯彻到底。在当时的党内最高权力结构中，邓小平和陈云居于最高权力的第一梯队，胡赵只是第二梯队，胡赵尽管在名义上占有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位置，但实际上是一直处在接班人位置。据《陈云晚年岁月》（作者杨明伟，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披露，在1986年10月，陈云与邓小平、李先念商议：彻底退出中央领导岗位，“全退”不行，就实行“半退”。这表明，至少在中共十三大前后，胡赵作为接班人梯队实际上并未掌控党的最高权力。
中共元老主导的党的最高权力的更替过程在1987年1月出现重大变故，胡耀邦遭遇华国锋的相同命运，在党内元老的围攻之下被迫提前下台，由赵紫阳接任党的总书记。1989年“六四”事件的爆发，则让赵紫阳又重蹈胡耀邦的覆辙，他因坚决反对邓小平武力镇压学生的决定而主动辞职。至此，由邓小平钦定的胡赵接班人团队彻底毁于党内斗争。
从1976年华国锋主导粉碎“四人帮”到1989年“六四”事件爆发，中共执政集团在长达13年的时间里换了三任党的最高领导人，这表明中共实际上一直是处在接班人危机之中。危机的根源在于，党的实际最高领导人和名义最高领导人处在分化状态。赵紫阳的下台，对于中共执政集团来说，意味着党的最高权力的二元结构已经无法有效整合党的领导，党的总书记实际处在“失权”状态，即总书记实际受制于党的元老集团，同时处在被“分权”状态，即总书记和军委主席的分权（在胡赵担任总书记期间，都是邓小平任中央军委主席）。这个最高权力架构的形成，来源于党内斗争格局——所谓“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权力博弈，实质还是接班人之争，是邓小平钦定的胡耀邦和赵紫阳，还是陈云意愿中的邓力群？
博弈产生的潜规则
中共党内斗争是极其残酷无情的，但在每一次重大的党内斗争之后，党内各派还是会通过各种方式来寻求一种平衡或妥协。在赵紫阳下台之后，谁来做新的总书记，党的最高权力层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博弈。博弈后的结果是：1. 邓小平因为以前两次提名总书记人选的失败而丧失了绝对的决定权，据说由李先念等元老提名江泽民担任新一任总书记，是邓小平主导的集体磋商的结果；2. 中共不能像以前那种私相授受权力的方式来接任总书记，而必须通过党的全会授权，以保证权力交接的合法性；3. 实现最高领导人的任期制，由宪法规定国家主席任期不超过两届，每届五年；4. 不是由现任总书记来指定下一任总书记人选，而是由上一任总书记或实际最高领导人来行使更大的决定权，这就是民间所说的“隔代指定制”； 5. 建立“储君制”即接班人制度，在确认新的总书记之后，向全党和全国公开下一任总书记人选。
中共上述博弈结果是不是由此形成了党的正式文件或固定的制度安排，因为缺少文献证据而不敢断言，也可以视为一种“潜规则”。但从中共十四大所形成的最高权力安排来看，实际产生了总书记和“储君”（接班人）并存的双重权力架构以及党的最高领导人的任期制。从江泽民正式执政10年和胡锦涛执政10年的时间来看，他们都执行了任期制。虽然党章没有规定总书记的任职期限，但因为实行了党的总书记、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三位一体的最高权力架构，党的最高领导人的任职期限是以国家主席的任职期限为准。在实行任期制的同时，江泽民和胡锦涛应该说都各自执行了“隔代指定制”和“储君制”，外界普遍认为胡锦涛作为江泽民的接班人是由邓小平指定的，而习近平作为胡锦涛的接班人则是由江泽民、曾庆红捧上去的。
在中共最高权力安排中实行任期制、“隔代指定制”和“储君制”，应该说是邓小平和他的党内主要对手——以陈云为代表的元老派政治博弈的结果，也是他们基于1980年代因为没有有效解决党的最高权力的约束和更替的诸多问题所作出的反应，他们共同认识到了，党的最高权力在党的权力架构中必须有所约束，在任期上必须有所限制，在权力更替上必须提前有序安排，否则，这个党必将持续出现1980年代那样的政治动荡。
从中共十四届以来，中共最高权力趋于统一，原来的总书记、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分置三人的权力结构被终止，党政军最高权力集中于一人之身，其合法性得以加强。但是，最高领导人的权力不是无限的，而是受到了制度约束，最大的约束是任期限制，最高领导人的任期不得超过两届10年。中共执政集团显然已经尝够了毛式终身制对党所造成的巨大破坏，任期制至少可以令最高领导人的错误决策和行为不可能无限延续。在实行任期制的同时，建立“隔代指定制”和“储君制”，也是为了限制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权力——使得最高领导人两届任期结束后必须按时交权，而且是交给一个并不是自己指定的接班人。
这些制度变化比较于毛时代的权力终身制和邓时代的最高权力的失序状态，无疑是一个进步。在中共不能以宪政民主的方式建构国家政治制度的条件下，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实行任期制，以及取消他们指定接班人的权力，可以视为政治转型的一个过渡性办法。江泽民执政两届之后，和平交权给邓小平指定的接班人胡锦涛，胡锦涛亦是依此规则在两届任期满后将权力交给习近平，从总体上看，他们都遵守了从党的十四届所确定下来的最高权力更替的潜规则。虽然江泽民在卸掉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这两个职务时曾经留任军委主席半届时间，但他显然也是忌惮于党内已经定下的“规矩”而不敢将此权力长期把控在自己手中。胡锦涛虽然在十七大前看来没有如愿安排李克强作为接班人，但后来则是深明大义，他在党的十八届全身而退，将党政军三大权力一次性全部交给习近平。
从任期制走向了分赃制
值得注意的是，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在江胡执政的20年时间里，虽然政治运行相对稳定，党内斗争趋于缓和，而且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国家和国民财富大幅增长，但党内政治伦理急剧恶化，腐败呈几何级数的增长态势。新问题的产生，与实行任期制、“隔代指定制”和“储君制”是有直接关系的。
首先，在任期制的约束下，最高领导人的执政时间只有10年，这10年的前两三年，现任最高领导人必须应对处理前任最高领导人所确定的人事安排，而这10年的后两三年，现任最高领导人则必须考虑交权之后的人事安排——尽可能在新的中央领导集团中安排自己的人马。如此一来，执政10年时间其实只有一半时间是真正属于最高领导人自己的有效执政时间。
其次，在“隔代指定制”的约束下，现任最高领导人没有指定自己接班人的权力，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培养可以延续自己政治路线的继承者，这使得他在任期内贯彻自己的政治意志时，不仅受到了时间（任期）的限制，而且也受到了继任者的限制，其第二届执政期的最后几年里只能沦为“看守内阁”。
第三，在“储君制”的约束下，在党的最高权力结构中，实际上存在着三个权力中心，即前任最高领导人、现任最高领导人和候任最高领导人（储君），党的最高权力处在分化状态，无法形成统一、集中和有效的领导力。
正是因为这些重大的制约性因素，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中共最高权力一直处在分化和弱化之中，最高领导人的权威也是持续递减之中，不管是江泽民还是胡锦涛，他们都不得不通过权力交换和部分权力的让渡来建立自己在党内的相对优势地位。
比如，最高权力层面的党政分开，国务院统一领导全国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权力得到加强，形成了所谓的“江朱体制”和“胡温体制”。就党权和军权的关系而言，从江泽民开始就不得不做出重大妥协，将部分权力让渡给军队的一些高级将领。而到了胡锦涛时期，党对军权实际处在失控状态，党内形成了“九龙治水”结构，即实行“九常委共治制”，最高领导人的“核心”位置被取消。正是在最高权力分化、让渡和互相牵制、勾兑的架构中，形成了党内权力分赃制，而党内权力分赃制是党内大规模腐败的终极性根源。
新时代的“党权主义”终极困境
要想解决中共任期制、“隔代指定制”和“储君制”的问题，显然必须寻求新的制度变革，以宪政民主的方式来建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应该是不二选择。但新时代的制度变革却是反宪政导向而行之，在取消了任期制、“隔代指定制”和“储君制”的同时，重新退回到毛时代，建立起一个我谓之为“党权主义”的权力架构，其主要特征是：加强党权，扩大党权，进而形成党国制度，形成了以党代政、以党代军、以党代法的党治系统，党权不仅凌驾于市民社会和公民社会之上，还凌驾于政权（政府之权）、军权和其他一切公权力之上，成为一切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共同统治者。从目前党权主义的权力架构来看，所有党权集中于个人极权（定于一尊），已经超过了毛时代。
新时代彻底废止了由邓小平开创、江泽民胡锦涛实行了20年的党的最高领导人的任期制、“隔代指定制”和“储君制”，重新回到以个人独裁和终身制为核心的最高权力架构，这会对中国未来社会和政治进程产生何种重大影响？其实，不需要更多的理论阐释，人们普遍认识到了，中共在新时代以来所完成的最高权力制度变革，都是力图为党权主义的个人极权开辟道路，为最高领导人的实际终身制扫清宪法障碍。
很显然，中共目前又重新进入了毛时代以来的一个权力怪圈中，取消任期制以延长最高权力者的执政时间，却又出现了最高权力的高度集中，形成定于一尊的个人独裁。中共只要拒绝走宪政民主之路，它就永远无法走出这个权力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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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以来的权力体系变革，看起来已经建立了党权主义的一个完美控制系统，但是，这无法有效解决党权主义所面临的一个终极权力困境，那就是因为无法最终解决接班人问题而导致权力控制系统早晚会有崩溃的一天。接班人问题在任何民主国家都是一个伪问题，唯独在极权国家成为一个真问题和大问题。像毛那样的开国君主在中共历史上是无可匹敌的，他最终也是败于他一手制造出来的接班人困局，现在的领导人即使具备了毛那样的雄才大略，他能规避毛那样的结局吗？
转自：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