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们浇筑高楼大厦的地基时，花岗岩粉尘也渗入了他们的胸膛。十多年后他们的双肺变得僵硬，他们会因呼吸困难气绝而终，没人关心他们的求救，而中国尘肺病人还在增加。
施家曦（Gerry Shih）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是美国《华盛顿邮报》的驻中国记者，曾是美联社驻北京的记者，负责报导中国新闻。近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他从湖南耒阳采访的报导，文章讲述了多个尘肺病人的故事，以及他们上访无果的社会现实。
徐春林：这里本应亲人满堂
中共在1980年批准深圳成为经济特区时，深圳的人口仅为三万。在几十年内，农田变成了苹果手机的工厂、亚洲第四大证券交易所和超富豪的高楼大厦。深圳的经济产值从1980年的400万美元猛增到2018年的3,400亿美元，中共官员们经常把深圳称为中国通往世界的窗口。
对于三十年前的徐春林来说，深圳是走出穷困湖南耒阳市的一条出路。但他怎么也没想到有一天他会想在这里的立交桥上往下跳。
1989年，年仅21岁的徐春林与他的四个兄弟一起来到深圳冒险，他们在这里的建筑工地工作。他回忆说，他当时带着5000元人民币（约合现在的710美元）回家过年，立即将它们全部换成了大米，超过3300磅（约1500公斤）的大米堆成了粮仓，这样他的家人就可以不再挨饿。
四年后，徐春林开始做中间人，他将村民介绍给深圳的分包商，分包商在工地预留了一半的工作给湖南人。慢慢地，徐春林成了一个相对富裕的人，住在一栋带华丽铜门的三层楼房里。他在接受施家曦采访时说：“村里的每个人都想认识我，因为我有工作。而深圳的每个老板都想认识我，因为我有人。”
徐春林所说的工作有一个专业的名称：孔桩爆破井下风钻作业，就是用手提钻钻炮眼，然后装上炸药炸出桩孔，有时深度达150英尺（约45米）。然后，他们将钢筋水泥倒入桩孔中，成为高楼大厦的支柱。
但是，徐春林并不知道，当钻头钻进花岗岩层中时，二氧化硅粉尘一旦吸入肺腑就具有不可逆转的危害。在过去的十年中，湖南有100多名前劳工死于尘肺病，这是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因吸入的尘埃微粒导致肺部产生疤痕和硬化。
徐春林在深圳矿区工作的四个兄弟已经去世，他自己也被诊断患有晚期尘肺病。徐春林指着他空荡荡的房子说，如果他从未接触过风钻工作，这里将会住满了他的兄弟、侄女和侄子们。
桑植县的悲剧：重蹈覆辙
陡峭的砂岩峡谷遍布桑植县，这是湖南省的一个贫困县，这里几乎没有工业，甚至没有农业。但是带有仿欧式栏杆的多层房屋沿道而建。记者施家曦认为，这是当地人在深圳等城市打工后的回报，也是用人命为代价建立的。
“每个人都会盖一栋大房子，然后没人住在里面。”前钻工谷中平（音译：Gu Zhongping）在开车时说。他并指出，在一栋房子里，一名前深圳钻工正在死亡或已经死亡。
村民们表示，自2009年以来，桑植县已有超过26名前钻工死于尘肺病，他们说死亡人数正在增加，另有约100名重病患者。尽管没有官方数字，但在网上找到的湖南市级文件支持了村民的主张。2017年的健康检查显示，有290名村民患有尘肺病，其中大部分在桑植。
2013年，《新京报》报导，在耒阳农民工逐渐退出深圳风钻行业后，桑植县的农民工开始接手。资料显示，自2004年后，张家界（桑植县所属市）在深圳做风钻工的民工约有300人。
桑植县芙蓉桥乡的谷龙国自2006年到深圳做风钻工，2013年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对打风钻的危险有一定了解，并说：“（耒阳）导子乡的现在，极可能是我们的未来。”
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还要做风钻工呢？谷龙国表示，家贫龄大，风钻工是他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了。他说，现在戴的口罩比以前要厚，有海绵垫，吸收的灰尘比以前少了很多。
尘肺病：2300万壮丁或为此付出生命
刚开始，吸入岩石沙灰和微小矿物晶体的工人不会立即感觉到症状，但是在几个月，甚至几十年的时间里沉积下来的颗粒却会对肺造成毁灭性的破坏。一旦患上尘肺病，走路，甚至说话，都变得困难，平躺会造成窒息的感觉，因此大多数患者在小型氧气机旁睡觉。在后期，他们会遭受剧烈喘息，体重急剧下降，经常感冒和发烧。肺炎和肺结核很容易致命，肺部迟早会停止运转。
在发达国家，与工作有关的肺部疾病一直保持稳定或下降，因为煤矿开采等工作的减少和安全标准的提高。但在中国，尘肺病人却正在增加。
根据中共国家卫生委的数据，2018年，约有87.3万名中国工人患有尘肺病，高于2000年的约55.9万名。北京一家非营利组织“大爱清尘”估计，真实的患者人数要高得多，可能约为600万人。
正在研究这场危机的中共官员表示，中国有2300万工人有患上这种疾病的危险。卫生部门和研究人员估计，这远远超过印度的1150万高风险工人，美国的200万和欧洲的170万。
湖南的悲剧谁之过？
中共于1978年12月18日开始推行实施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正面临着因追求现代化而积累的各方难题。
农民从农村来到城市寻找工作，近3亿农民工就业于合法的灰色地带。中共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尽管2008年颁布了一项法律要求所有雇主提供书面合同，但2016年只有35%的农民工与雇主签订书面合同，这一数字还正在下降。大爱清尘2014年的全国调查发现，患有这种疾病的工人中只有7%签署了合同。
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工业和劳工关系学院国际项目主任、中国劳工专家埃里·弗莱德曼（Eli Friedman）表示，中国的建筑业是一个因工死亡占所有行业因工死亡人数四分之一的行业，也是靠包工头非正式雇用工人的行业。他说，中共的劳工系统“将风险降至最低。”
香港中文大学职业健康研究中心主任谢立亚（Shelly Tse）教授说，由于尘肺病的潜伏性，深圳的工人受到了进一步的伤害。
谢教授说：“当工人在10年后感觉到逐渐恶化时，他们已无法确定自己患上这种疾病时所服务的公司了。公司也可能已经破产了。”
维权过程中发生警民冲突 风钻工被逼跳桥
徐春林看着他村庄的死亡人数激增至70多个，6人因病自杀。像曹家这样的当地氏族遭到了破坏，他们埋葬了在深圳患上尘肺病的三个兄弟。
他说：“我们必须做点什么。人们需要生存。”
在湖南的桑植县和汨罗市，生病的工人开始被动员起来，将他们的诉求带到深圳。
2018年11月上旬，他们数百人占领了深圳的一栋政府大楼，之后警察用警棍和胡椒喷雾将他们驱散，进一步令他们虚弱的肺部受创。
根据四名抗议者、维权人士和新闻报导的说法，就在与警察发生冲突期间，被警察逼上立交桥、逼向角落的工人们威胁集体跳向八车道的深圳高速公路自杀。
徐春林表示，他当时已准备为此而死。
但他后来表示，他感到要对这些钻工们负责，因为他是1990年代率先将乡亲们带到深圳的湖南人之一。
徐春林说，站在那个立交桥上，他向他们大吼，不要靠近栏杆，不要疯狂，保持镇定，改日再战。
谈判于第二天早晨11点开始。几周后，宣布了一项协议：深圳将为尘肺病患者支付17,000至35,000美元，并支付医疗费用。但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
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政治学家玛丽·加拉格尔（Mary Gallagher）表示，在缺乏健全法院的情况下，中共通常以这种方式解决劳资纠纷。农村请愿者组织群众，反复示威；官员们希望通过一次性付款来安抚他们。她说：“但是他们从不承认系统性的失败。”
徐春林继续上访：只为良心
湖南请愿人与当局之间的冲突仍在继续。请愿者说，数十名希望返回深圳或北京谋求更多补偿的工人被一再拦截，并至少有一次被警察粗暴对待。
受灾地区的村庄已受到密切监视。在前往桑植县的一次采访途中，《华盛顿邮报》的一名记者被便衣警察包围，被迫离开该省。当局还骚扰了在另一次采访中受访的村民。
对于桑植县抗议领袖来说，这场争端没有解决。他坐在一间农舍，策划着他去深圳或北京的第13或14趟上访之旅。他担心官方报复，并在匿名的情况下发言。
他说：“这个社会不存在正义。它拥有的荣耀、财富和摩天大楼建在我们的脊梁上。”
在湖南风景如画的山谷中，现年51岁的徐春林说，多年来随着村民们一个接一个生病，一些家庭来恳求帮助，另一些家庭则诅咒他在深圳为钻工找到工作。
在过去的两年中，他花了12,000美元在深圳为抗议者提供食宿。他在微信上为全国尘肺病上访者家庭提供建议。他探望耒阳的寡妇，因为他们的丈夫曾经跟随他南下工作。他还在上访。
他说，他想要的只是政府对这种疾病的公开数据信息，而不是金钱。
“这是良心。”
转自：真相中国 周刊2019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