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按：这是五年的一篇专栏文字，写的是与李双泽、胡德夫同代“唱自己的歌运动”的重要旗手杨祖珺。2008年之后，我和祖珺（虽然她是上一代人，但从平等角度出发，她坚持要我们称呼她为祖珺）多有交集，2011年时，借她来广州调研，还以土地与歌的名义邀请她在学而优书店做了场公开演讲，现场爆满。我想说的是，前辈依然在路上，我等如何能倦怠？

“李双泽要是知道，他与梁景峰创作的《美丽岛》与《少年中国》，在台湾即使经过了28个年头，都还会因为或统或独，或省籍纠葛，甚至在一些文化场合中，居然还要经过严肃讨论，才能够被告知是否能唱。地底下有知，他究竟会双眉紧皱？还是呵呵大笑？”

——这是杨祖珺《再·见美丽岛》一文的开篇，作于2004年，收录于她最新的历史录音唱片《关不住的歌声》。若不是因为篇幅，我想在这篇短文中大量引用《再·见美丽岛》中的段落，那六七千言的文章是一位老歌手、老战士半生的凝练，真诚、通透、对时代与自我的反省处处闪现，也因此，它还充满困惑，也浸透着内敛而丰饶的力量。

2008年4月，台北世新大学，在一场专为《关不住的歌声》而开的对谈会上，我见到了杨祖珺。简短的交谈中，她爽朗亲切，目光如炬。问及20年前在北京大学举行演唱会的情形，令我景仰的前辈呵呵一笑，说那是很久远的事了。她已记不清北大演出的具体地点，但迅速的回忆把她带回了当年，那一瞬，似乎又进入了那一夜的情境，她想起当晚，自己唱了很多歌，和北大学生的交流非常热烈。

杨祖珺是第一位在中国大陆举行演唱会的台湾歌手。1988年2月1日，第一场演出在北京国际俱乐部举行，第二天的第二场便在北大。台湾《联合报》当时的报道还称北京为“北平”，而新华社则说，“现年32岁的杨祖珺祖籍上海奉贤县，从小生长在台湾。她是作为台湾返乡探亲团的发言人随这个团来大陆探亲的。”其时，包括力促第一个台湾返乡探亲团顺利成行在内，本是歌手的杨祖珺已投身台湾社会改革和民主运动10年。

在杨祖珺出版于1992年的自传《玫瑰盛开》中，记录着如下内容：儿时的她家境富有，养尊处优；读大学后视美国抗议女歌手琼·贝兹为偶像，20多岁成为台湾民歌运动中的“民歌皇后”，一代人抹不去的记忆，却因歌唱《美丽岛》（被视为主张台独）和《少年中国》（被视为向往中共统一号召）“思想有问题”而遭封杀，唱片被回收；她走上街头与民众一起，呼吁女权与民权；而后又投身更为激烈的党外民主运动，与丈夫林正杰并肩战斗，她是民进党的创党元老，同时，她还是台湾中国统一联盟的创始中坚，为两岸关系奔波游走，1989年6月，她专程去了北京，1991年，她选择了与对婚姻不忠的林正杰离婚……

杨祖珺所经历的，是逐步走向民主化的台湾社会最有活力的时代，她的抗争生涯中，歌唱一直是重要手段。唱片中的大多数录音，《美丽岛》、《少年中国》、《老鼓手》、《超级倒霉小市民》等，都选自她在公开出版的唱片被禁之后，自己私下录制并传播的与运动结合的抗议专辑，如今听来，几乎首首慷慨。年轻时的杨祖珺有着甜美的歌喉，后来这被她视为矫揉造作，于是她那些属于历史的歌唱都宛若战歌，是民主运动的匕首与投枪，“老鼓手呀，啊老鼓手呀/我们问你自由是什么/你就敲打咚咚咚咚/我们问你民主是什么/你也敲打咚咚咚咚。”

然而，一首哀婉叹息的《累了吗？》却是《关不住的歌声》中最令我动容的歌曲，每当唱片行进到这一首，我的精神便为之肃穆。

疲倦，厌烦，累了吗？

歇歇脚吧？

风车不是恶魔

真理只是个小纸团

你燃烧自己到底照亮了谁？

嘿！朋友！你黑夜独自出去做什么？

这是一位真正的战士伤痕累累的心声自述，大时代的暗影下，是个体生命的无奈和流离。这首歌出版于1994年，那时的杨祖珺已不再深深地卷入音乐与政治的抗争之中。其后她渐渐淡出政坛，去美国读书，而后回到台湾教书。

“当初20出头的我总是想着：如果歌唱不是为了能够在那个大时代承担些什么具备了民族、国家、社会意义的功能，那么，歌唱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我的生命也就在这类僵化的国族思考之中，走过了颠簸、愉悦、反思、却又找不到充分理由可供自己凭借、拿捏的上半生。想不透成人世界的世故与洗练，大概是我至今最大的问题，即便年近50，依然想不通也做不到！”《再·见美丽岛》中记录下的困惑，在那夜的对谈会上，我亦深深为之触动。

也曾投身女权运动的杨祖珺多次谈到女性身份对她的影响和束缚，同为女人，她这样评价被视为台湾女权先锋的吕秀莲，“不过是另一个男人而已”，这是她自己所不愿为的。她淡然地谈到孤独，真实地谈到看不到希望，即兴碎片式的回忆，也不断回溯追求民主自由的台湾社运曾面临多么艰难的局面，而这孤独也体现在会场，到场的听众，只有16个。

有思想的正直，和有行动力的正义在我们的时代已经罕有，当年的战友和对手在政治的极顶上上下下，谁还站在街头？《再·见美丽岛》中，杨祖珺写下了这样的句子：“当政党政治与电子媒体几乎掌控了社会议题的优先顺序，当财团逃漏税金的慈善事业近乎粉饰了可见的社会不义，当宗教性的赎罪自利捐款近乎囊括了所有民间可支配的剩余财富，我们还是可以找到最朴素的原点：摸着自己的良心干下去！”

后人对历史的追寻，总充满对英雄主义的期待，所以，那匆匆一面，我惊诧并敬佩于所看到的这位年过50的朴素的短发女教授，在经历了只有少数人所能经历的荣耀与挫折、抗争与失败、激情与失落之后，竟还有如此饱满的真诚与活力。事实上，曾经倦怠的杨祖珺并没有停止战斗，即便最近一次为“白米炸弹客”杨儒门和台湾三农问题而进行的抗议运动中，她和其他行动者拥有的只是“孤儿寡母”式的相互慰藉。

（据微信公号“土地与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