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千帆：教育乱象根源于计划式管制

近日，北京天价“学区房”再度引发社会热议。人们感叹如今少年求学之艰辛，素质教育之难行，择校费等现象屡禁不止……这些现象和高价“学区房”同出一源，根子都是义务教育的校际不平等。

这种不平等不只是城乡或不同省市之间的不平等，在同一座城市的不同地区甚至同一地区内不同学校之间也不平等。之所以有人愿意交要价不菲的择校费，少数学校附近的房价高，主要原因还是当地居民对附近的学校不满意，宁愿到更远、更贵、更好的学校上学。

中国义务教育的主体是公立学校。公立学校受地方政府管辖，由地方财政支持。中国《宪法》规定了平等原则和公民的受教育权，所有公立学校都应当在生均经费、设施硬件、师资软件等方面达到基本平等。美国内战之后，南部仍然搞种族隔离，但是由于该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要求平等保护，对于义务教育等公共设施也不得不实行“隔离但平等”政策。当今中国各大城市连这个要求都未必达到。即便同在“天子脚下”，北京市不同地区甚至同一地区不同学校的师资力量差别巨大。国外其实也有“学区房”一说，但远没有发展到像我们这样离谱。

然而，这种批评还不够，因为中国义务教育的不平等主要还不是法律规定问题，而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供需失衡造成的。各级政府固然需要更加重视教育平等，强化校际财政和师资平等，但是在目前供需失衡的情况下，即便它们严格做到了财政投入等硬件方面的平等，也难以实现师资、品牌等“软实力”的平等，你仍然会看见择校费、天价房等现象层出不穷。

多数中国家长都很“功利”，他们送子女上学的终极目的不是为了“教育”，而是为了考试——考大学。我们所说的“教育质量”，主要是以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比例来衡量的。在应试教育模式下，“好学校”的标准即能否提供扭曲孩子天性的“魔鬼训练”，早已违背了义务教育的本意。从人格自然发展的角度看，难道北京实验二小或人大附中提供的教育就一定比一所普通中小学更好吗？难道在教育部三令五申的情况下，首都各中小学的老师都提供不了像样的素质教育？然而，对于不能送孩子出国的多数家庭来说，“素质教育”固然好，但是如果不能帮助孩子考上一所像样的国内大学，似乎一切都是白搭。

因此，中国义务教育问题发生在基层，但是根源在上面——是高考把每个家庭都害苦了！对于中国绝大多数家庭来说，含辛茹苦、十年寒窗，九年义务教育加三年高中的全部意义都凝聚在高考。现行高考制度确实有不合理乃至“不人道”之处，但高考更多是问题的果，而不是因。中国高考压力来自何处？关键在于优质大学教育严重供不应求，由此产生的竞争压力一直延伸到中小学乃至幼儿园，造成畸形的应试教育。

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数量剧增，许多学院乃至专科学校都升格为大学。恢复高考后的几年中，考大学基本上是十里挑一，现在全国平均录取率已超七成。然而，在考生和家长眼里，值得上的大学仍然只有原来那么几所，全国的100多家所谓985、211高校加起来不过几十万的招生规模，其中最好的大学又多数集中在京沪等大城市，其招生指标分配歧视和排斥外省考生。每年900多万考生在不公平的竞争规则下争抢几十万招生指标，竞争怎么会不激烈呢？

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中国像样的大学就只有这么几所？这又把我们从经济问题带回到制度问题。中国人的智商不比世界上任何民族差，为什么本科教育都搞不好？中国的博士毕业生数量已经世界第一，诺贝尔奖拿不到不说了，为什么本科教育品牌也建立不起来？为什么我们的大学评价体系要把本科基础教育和研究水准捆绑在一起？

一句话，教育行政部门管得太多了，而且管得不合理。从办学准入到招生次序到财政投入，中国的教育管理不仅严重限制和歧视民间办学，而且也把公立学校分为三六九等。从资金到政策，政府投入的资源集中于少数大学，进入985、211序列的大可养尊处优，进不了这些国家圈定的“名牌大学”就永无出头之日，以至考生仰望的大学“星空”中永远只有寥寥几颗星星。

如果放开办学、取消歧视，你会发现北大、清华头上的固有光环会消失，它们不得不放下身段和那些非著名高校竞争，有压力和动力才能不断提升自己的质量；你会发现原来那些“没戏”的大学一下子看到了成为“一流大学”的希望，它们会憋足劲竞争，因为真的有机会。还有，欧美大学招生招不满，为什么不让他们进入中国办学呢？

真正的品牌是在自由竞争中建立的，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哪个品牌能靠政府的指定维持下去。企业是如此，大学岂能例外？中国经济发展了，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市场经济，经济活动自由才能产生社会活力和财富。教育没有得到发展，是因为这么多年来还是沿用了计划管理模式。

不打破这个模式，中国优质大学教育永远是“稀缺资源”，高考压力永远居高不下，素质教育永远办不起来，而各种择校费、天价“学区房”现象也必然是家常便饭。最要命的是，每个孩子从出生开始，就注定是考试的奴隶。

(本文来演：财新《新世纪》2013年第2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