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思聪:“反革命”周舵

周舵

周舵

当周舵在新浪网开通个人微博时,他原本以为自己在国内网络上,决不能“活”过一个星期。

那天是2012年1月26日,为了降低敏感度,他给自己起了网名“舵爷第一”。这个“狂妄”的网名有时被人误解,他特意向《亚洲周刊》解释,“舵爷”是朋友的普遍称呼,“第一”则是“准备第一被扼杀,接着第二、第三上,不是天下第一的意思。”

在中国大陆,“周舵”无疑是个敏感的名字,他和1989年的天安门深刻地联系在一起,构成血腥黑夜里的微弱光芒。那年的6月4日凌晨,周舵和刘晓波、高新、侯德健四人,冒死与戒严部队谈判,最后成功地疏散了占据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避免了最坏的结局。在后来的叙事中,他们往往被称为“天安门四君子”。

25年过去,“六.四”依然是中国最讳莫如深的历史。白发多时故人少,“四君子”中,刘晓波因为起草并发起签署《零八宪章》而身陷囹圄,高新在1990年代出走美国之后便再没回来,侯德健则回归音乐和易经,彻底不再过问政治。

能够留在中国大陆,谈论中国问题,同时保有人身自由的,只余周舵。

重出江湖

1980年代,周舵便在《金融研究》上发表《论合理赤字》,暗批陈云;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试论历史规律》,批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他亦在《世界经济导报》、《亚太时报》、《经济学周报》等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报刊发表了大量鼓吹市场化改革,批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文章,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公共知识分子,名噪一时。

六.四以来,周舵虽然笔耕不辍,但因为敏感的身份,其文章只能发表在香港和海外媒体,国内再也没有他的只言片语。他坦言,“一个知识分子最痛苦的,无非是他的研究成果不会产生社会影响”。

二十多年剧烈摇动的中国,知识主角早已迭代数轮。“文化热”、李泽厚“三大思想史论”、“走向未来丛书”、“古今中西之争”、“黑马”刘晓波、“河殇热”……八十年代早已烟消云散,恍如隔世。周舵说,“开微博就是为了做通俗宣传”,但能开多久,多少人还知道他,则完全不容乐观。

出乎意料的是,许多人竟然还保留着尘封的历史记忆,暗流之下,循迹而来。“舵爷第一”的新浪微博开通后两天,周舵的妻子赵燕英笑言,“我老公开微博了,不得了,刚开了不到两天粉丝已经奔七百去了。我看他快招架不住了。”

人们在互联网上心照不宣地相互暗示,“二十几年前他非常有名,后来因为那件事才…”,“希望他在被踢出去之前能多说几句…”。带着传递禁忌的刺激和喜悦,中国人正在欲言又止地迎接“舵爷”的回归。

而周舵也小心翼翼地在全新的公共平台上,用笔名“周拓”从事“反革命”写作,熟悉他的人会知道,这是他数十年来,一以贯之的老本行。与从前的孤军奋战不同,这次他在声援一个著名的青年作家,韩寒。

2011年的最后七天,韩寒在其博客上连发三篇文章,《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与以往批判政府的姿态不同,韩寒令人意外的“反革命”,并认为“完美民主不可能在中国出现,所以我们只能一点一点追求,改良是现在最好的出路。”

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集体炮轰韩寒时,周舵却说,“看了《韩三篇》,喜不自胜,我要说,有了韩寒,80后、90后前途无量。多几个韩寒,中国大有希望,不用太多,有几个就行。”

而后,顺着“韩三篇”,他在自己的“周四篇”中条分缕析地解释了“革命”、“自由”、“民主”和“好民主需要什么素质”,文章中他不断重复,“让我引用一位大师的文章”,而这位不具名的大师就是他自己。

“我自恋吗?还好吧。”被《亚洲周刊》记者问及此事时,周舵说。

必须承认,这是他一如既往的风格,对自身学养相当自信,而对论战者逻辑的错误,语词的含混,以及各类“民主很简单,小孩子都会”的“愚蠢”言论,他会毫不客气的挖苦。

“大家谈了这么多革命、民主、自由,可说的全都根本不是一回事。就是因为没有严格、公认的定义。这么讨论问题,就好比两个拳击手不往对手身上打,专门踢裁判、打观众一样。就这样,还想要民主?良治的自由民主是建立在一大套制度和文化的基本共识上的,就你们这种连话都不会说,开口便错的水平,共识从何而来?”“周四篇”写道。

和韩寒一样,他的观点受到大量的批评,但不同的是,“不读书”、“没有学术素养”和“缺乏知识训练”的指责与周舵毫无干系,相反,他则讽刺激进的自由民主倡导者,“根据政治学常识,无知和激进有高度的正相关”。

至此以降,“舵爷第一”意外地“活”到了现在。到如今,在没有任何加V认证,且经常无法搜索到的情况下,周舵已经拥有近四万名“粉丝”。按照“粉丝”的数目,这当然算不上“大V”,但他的“粉丝”中,却包含了钱钢、展江、傅国涌、刘军宁等当下中国最著名的公共人物。

二十多年后,周舵逐渐“脱敏”,重出江湖。他两面开弓,各不讨好。然而,在海外,由于身份的去敏感化,周舵成为“中共特务”、“御用学者”的骂名也开始频频出现。尽管过去的二十多年,这些骂名从未远离。

造成这一切的,是周舵身上某些一以贯之的特质。

反动学生养成记

时间是1988年,钱钢所住的宾馆来了一位客人。钱钢现在任职于香港大学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担任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那时候,他是《解放军报》记者,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甫一见面,钱钢便被眼前这人的满口理论吸引,“他当时一个词就把我震住了,他说,我坚决反对多数暴政。那个时候我满心里想的是多数决定论,他说的多数暴政让我想了好几个晚上。”

但实际上,80年代的周舵还没形成后来的渐进民主理念,对“民粹民主”也没有深入研究,“就是讨厌马克思,反感暴力革命而已。”是少年时代的经历造就了他对以众暴寡的恐惧与厌恶。

在革命红色年代,周舵出身于“反动学术权威”家庭,父亲周达夫是国民党时期留学海外的哲学博士,在北京担任大学教授,母亲杨静则是国民政府派到海外办华侨子弟教育的校长,这两位“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在共和国陷入无尽的苦难。

作为子女的周舵同遭此劫。文革时期,周舵一家被连续抄家三次,父母先后进入监狱,他从来不知父母被关何处,是生是死。二十岁不到的周舵还有一弟一妹,从文革开始到作为知青上山之前的两年多时间,兄妹三人没有分文收入,随时面临着被“革命者”从家门赶走的危险。他变卖家具,勉强度日,在学校提心吊胆地防止被揪出来批斗,在家则怕夜半敲门,随时飞来横祸。

“这要不是人间地狱,什么才是人间地狱?”近五十年后,周舵仍然愤怒地说。

尽管终日惶惶,周舵却固执于自己的审美趣味,他讨厌《欧阳海之歌》、《雷锋的故事》。在极度匮乏的图书资源里,相较而言,他喜欢《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红卫兵造反时,周舵彻底显露出他“反动”的本质。他跟着“修正主义”的校党委,大造红卫兵的反,写了许多大字报挖苦红卫兵,顺理成章地成为“铁杆保皇派”。“我的逻辑也高明不到哪儿去,只不过内心的良知告诉我,这种革命狂热、造反疯癫未免太过分了”。

由于功课拔尖,班里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把他作为重点发展对象,团支书本人和另一位团员亲自来培养他的“革命精神”,周舵却坚持认定他“上高中就是为了上大学,从来没想过去做工种田,科学家比农民贡献大”,团没入成,还差点成为道地的“反动学生”。

等到结束知青生涯,周舵赶上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周舵的高考成绩比录取线高出40多分,但最后却倒在了个人档案这一关。档案问题源自于1976年,周舵知青回京,一名警察闯进房门,大摇大摆地准备审问他,却被他不留情面地赶走,“在那个年代,恐怕绝无仅有。”

于是祸从此来,周舵对《亚洲周刊》回忆,“这家伙就伙同北大居委会主任,往我的档案里塞进五大罪名,其中包括‘经常聚集不三不四的人偷听资产阶级黄色音乐’,‘资产阶级黄色音乐’就是贝多芬、莫扎特的音乐。”

“知道什么是毛式‘极权主义’了吧?比斯大林模式还要坏十倍。苏联规定的加入共青团时必须填的表格里包括‘读过哪些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普希金等经典作家的作品’,贝多芬、莫扎特在苏联从来都备受推崇。”

出人意料的是,这份“反动”档案在两年以后,竟然帮助周舵成为于光远门下的研究生。学者于光远是中国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最著名的推动者之一,1979年,再度参考的周舵本想报考美学,但该专业当年却不招生。出于对于光远教授的敬仰,周舵便报考了社会科学院于光远先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

当时主管招生录取的是张显扬,这位自由派学者在北大居委会调取周舵的档案时,北大居委会警告他,“这个人你们千万不能要啊,思想很成问题”,张显扬一边答应,一边心想,“我要的就是这样的人。

不过,周舵向《亚洲周刊》记者解释,“当时哪有什么渐进民主的思想,我和大家一样,满脑子激进民主、民粹民主、巴黎公社式民主。只不过那时候就对“少数服从多数”完全不理解。少数凭什么要服从多数?毫无道理。”

还要过许多年,这个“反动学生”才会成为真正的“反革命”,并在华语圈里首倡“渐进民主化”理论。

我是反革命

2004年,周舵在香港出版著作,书名直言不讳,叫《我是反革命》。

他在序言中表达了态度,“近百年来,‘革命’已经成为我们中国人的宗教,因此,公然宣扬反革命势必会冒犯不计其数的革命崇拜狂……我不仅反对针对某一特定政权的革命,我还反对几乎一切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唯英国‘光荣革命’和美国革命例外,‘天鹅绒革命’我也赞成,因为它们根本不是革命。”

他讽刺中国刑法当中,“反革命罪”前不久才被改成了“危害国家安全罪”。“不管怎样解释,政治革命都包含‘推翻现政权’之意,那么,‘反革命’自然就是指‘反对运用暴力推翻现政权’,而一个正在执政的党,竟然会把反对暴力推翻自己的人治罪,这个‘革命悖论’之谜如何解释,恐怕只能从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崇拜’、‘革命万能’的意识形态教条当中去寻找答案。”

1980年代目睹了他寻找答案的起点,到1989年的漫长夏天,他会给出一份阶段性的答案。

时间是1980年9月,后来流亡海外的中国学者胡平在一次青年哲学史工作者讨论会上遇见了知音。他记得,那人一发言便“狠批”了一顿黑格尔,而当时中国哲学界,黑格尔的鼓吹者占据了压倒性优势,胡平回忆,“听到同龄人居然有反黑格尔的,我颇有觅得知音之感。”

被《亚洲周刊》记者问及,周舵则并不认为他是“批判”黑格尔,“只是直言几句而已。我读黑格尔的第一本书《小逻辑》没几页,就对他既不解又厌烦,但不敢否定,总觉得是自己水平低。是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救了我。罗素那个哲学学派对黑格尔的批判真让我有一种‘拨开云雾见青天’的解放感,浑身无比舒畅。”

在那次遥远的研讨会上,周舵直言不讳地批评,“我们许多学者有种从娘胎里带来的软骨病,不但跪倒在祖师爷们(马克思)脚下,还对祖师爷的祖师爷(黑格尔)顶礼膜拜,不敢越雷池一步。其实你只要把一只开关一拨,马上就会恍然大悟,原来他的那些玄而又玄的玩意儿,不过全是胡说八道而已!都说要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意’,可你怎么知道什么是原意?他们一辈子说了无数的话,好多都前后不一致。”

周舵也因此付出了代价。他至今不知这次谈话被谁打了小报告,总之结果是,他要被研究生院开除。幸得于光远教授力保,并且特意嘱咐周舵的论文指导老师陈步,保他过关。

为了令他毕业,陈步亲自给他拟定了一个典型的黑格尔命题,《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那时周舵对黑格尔厌恶已极,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与黑格尔完全背道而驰,“陈先生却不由分说,偏偏要我写黑格尔,还得写出新意,写出深意,不如叫我直接找绳子上吊算了。”

尽管对这个题目深恶痛绝,但他最后还是决定妥协,这是一个开端,有底线的妥协成为他后来人生的基本策略。他不仅顺利通过研究生答辩,居然还被答辩委员会主席汪子嵩表扬,“熟悉黑格尔和马列毛的经典著作”,“我心想,熟悉归熟悉,信不信是另一回事。鄙人的生命力之顽强,愈挫愈奋,有时候真的让我自己都惊叹不已啊。”

事实上,虽然周舵的研究生专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但他对本专业没有丝毫仁慈,而是不留情面地认为,“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三位一体的马列毛主义是造成近代中国浩劫的根源。

1983年研究生毕业之后,除了公共发言,他先后任职于北京外国语师范学院,中央团校(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教授政治经济学。他的学生包括后来中国著名的B2C互联网商城创始人——当当网总裁俞渝,以及中国曾经唯一的女省长宋秀岩等。而彼时中央团校的校长正是胡锦涛,如果不是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上决意交出的那份答案,他的人生将是全然不同的局面。

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大纲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反马克思主义的周舵就经常把西方经济学的“资本主义私货”贩运进来,教研室主任王之伦曾提醒,“不要背离教学大纲,学生有反映。”他却不以为然,甚至并不满足,反而每学期专门挑选十个左右的学生,每个星期一到他家系统讲授西方经济学,让这些学生成为周舵的入室弟子。

从1987年起,周舵开始兼任北京四通集团公司总经理顾问,这家公司的总裁万润南,是中国最早的企业家之一,后来因为六.四事件而流亡北美。周舵在培训四通员工时,说出了自己“大逆不道”的想法,“要爱国就得反党,不反党不能爱国。反党不是革命,不是要推翻共产党,是要改革、改造共产党。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改造共产党,当然就是改造执政党的意识形态。

在四通公司时,他邀请刘晓波以美学教师的身份给公司干部教学,两人由此结识。狂傲的“黑马”刘晓波意外地视周舵为最好的朋友,他送给周舵一本他的著作,扉页题词是“送给仅次于上帝的人周舵”,这让周舵哭笑不得。

1989年终究来临。学潮刚刚兴起时,周舵试着联络北大同事王汉生,试图让北大成熟的研究生介入学潮,引导学潮有理性、讲策略的进行,但实际情况却是,“谁温和理性讲策略,谁被轰下台,越是激进冲动的,越能得到大家的拥护。”

而后,周舵以《世界经济导报》和《亚太经济时报》两家报纸特约记者的身份,动员新闻界介入学潮,他和新闻界同事一起发动“五.四新闻界大游行”,还获得了1013名新闻记者的签名请愿,希望更成熟理性的社会力量能够起到引导作用,但他发现,面对激进化的学运势头,根本无济于事。

之后,他受命斡旋,因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和知识分子局副局长陶斯亮之托,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和学运领袖联络,劝离占据广场的学生,依然没有效果。到5月19日,中国政府终于宣布戒严,山雨欲来。

知识分子劝离学生失败,要求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赵紫阳失势,党内外的温和力量被淘汰殆尽。戒严部队就要大军压境,而学生仍然占据天安门广场不肯撤退。

5月29日,刘晓波做出了那个充满争议的决定,他要去人潮涌动的天安门发起最后的绝食抗议,周舵犹豫再三,最终再一次决定妥协,去陪刘晓波做这件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在他看来,这是近乎绝望的呼喊。

这份由周舵起草提纲,刘晓波执笔的“六.二绝食宣言”成为最后的答案,也给八十年代划上了一道令人扼腕的休止符。周舵在宣言中提出那句著名的“反革命”口号,“我们没有敌人。不要让暴力和仇恨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二十年以后,刘晓波会再一次站在审判席上,面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指控,他在最后陈述中重复了这句话,“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

“因为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

“六.四”之后,周舵入狱。既出狱,这份答案将不止于此,“渐进民主论”会逐渐形成。

要什么样的民主

2011年3月,在大部分民主人士欢呼埃及茉莉花革命,穆巴拉克倒台之时,周舵不合时宜地泼来冷水。这是周舵在六.四以后第一次用真名在国内杂志发表文章,标志着他的逐渐“脱敏”。《领导者》杂志刊登了他的悲观预言,这份刊物隶属于中国大陆的思想性网站共识网。

周舵一面批评中共迟迟不愿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一面也否定了好民主会在埃及到来的设想,“后穆巴拉克的埃及,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就是一个深受伊斯兰极端势力摆布的世俗军人政权上台;最坏的情况,那就是出现一个彻底反西方的伊斯兰神权政府,第二个霍梅尼的伊朗。不管哪种情况出现,都不会有自由民主。这是噩梦,不是福音。”

文章发表后,周舵等到的是一个老朋友的斥责,两人在电话中争论了一个多小时,这位老朋友认定,周舵此文是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压力下”所写。然而一年之后,时间却证明了周舵的预言——

民主选举上台的总统穆尔西控制了议会与制宪委员会,无视宪法规定,罢免总检察长,不顾反对派的抗议下令举行全民公决,强行通过伊斯兰新宪法,这位总统的信心来自于占绝对多数的穆斯林兄弟会选民。而后,一场数十万人的大规模抗议和全国性骚乱爆发,埃及再度政变,阿拉伯之春变成了阿拉伯之冬。

周舵调侃那位老朋友,“我估计他的回答会很现成,‘民主不可能一帆风顺,这只不过是暂时的曲折而已’。老兄,您这如果不是另一种未来共产主义人间天堂的信仰,又能是什么呢?”

这是周舵对中国“激进民粹”民主派的批评之一,“他们既不研究民主化理论,又不善于分析好民主与坏民主,而只会用黑白二分的道德谴责代替理性冷静的科学分析。”为此,他被海外民主运动人士批为“狂妄”,喜欢“居高临下地教训人”。

这种批评从1990年代开始,便从未停止。周舵出狱以后,1992年以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美国,他惊讶地发现海外民运一致的激进革命,且热衷于内斗,“成天抓叛徒抓特务”。周舵告诉《亚洲周刊》,“我是又急又气,实在忍不住,就开始笔战。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在论战中成长,一点点发展出我自己的渐进民主论。”

率先向周舵发难的是王若望,这位著名的异见分子曾被邓小平点名要坚决开除出党,于1992年流亡美国。

周舵的回应文章毫不客气,取题目为《评一种雄心万丈的危险生涯》。在文中周舵提出了一些关键性概念,他批评了一类高喊民主自由的“左派持不同政见者”,在他看来,这类人的共同点是“用共产党的方法反对共产党”。这类深受“党文化”影响的人群,善于“对着干”,把世界视作黑白二分的两极世界,拥有“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坚信正义的事业必胜”,宣称“代价再大中国人民也承受得起”,进而陷于激进的民粹民主主义。

这成为他在哈佛大学研究“中国的渐进民主化”课题的开端。在周舵看来,如果按照学术规范,这个课题根本不应该成立,他对《亚洲周刊》回忆了当初的忧虑,“太大,太宽泛,涉及的领域太广,几乎无所不包。为了搞清一个概念,你就得读无数的文献,费尽心力,根据要解决的中国问题,从中找出可用的部分,然后形成系统理论。”

“但中国的大形势所迫,非做不可,却没有人做。外国人有人做,但他们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毕竟太隔膜,中文又这么难,许多深层次的东西他们根本没法理解,文化文化,你得被‘化’得足够彻底才行。我在美国不过呆了一年多,回国以后好几个月找不到感觉,外国人来中国转几圈,怎么可能了解中国?”

“还有就是‘屁股决定脑袋’,他们没有和中国人民血肉相连的感情——除非他们把国籍扔了,入中国籍。我对此有深刻体会。不少朋友一拿到绿卡,立刻变得激进起来,为什么?中国大乱,他一张机票走人了。激进派最大的问题就是专门唱高调,不负责任。”周舵对《亚洲周刊》说。

1994年他结束学术访问,决定回国,洛杉矶的姨妈一家与台湾的舅舅极力劝阻,“拿个绿卡再回也不迟”,“你们一家,你自己,受共产党的罪还没受够啊?”但周舵不为所动,坚持回国,他的理由是被亲人嗤之以鼻的“爱国之心”。

回国后,他暂时放下了渐进民主化理论的研究,而是和妻子赵燕英导演一起发起“烛光工程”。周舵开办这项工程不仅是为了帮助农村贫困教师和学生,也是为了实现“渐进民主化”的重要一环,培育“公民社会”。这是“渐进民主化”与“新权威主义”的巨大区别,前者主张立即展开逐步扩大的民主实践,而后者则主张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成熟之后才实践民主。

赵燕英导演的《拨亮烛光》纪录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感动了无数人,也获得了众多捐款和资助。这份努力始于1994年,却在茁壮成长的2003年猝然死亡,原因是内部人告密,说周舵想要培育的“公民社会”是在颠覆共产党。

至此以后,周舵回归书斋,再度展开“中国渐进民主化——极端主义批判”的研究。这是难度超乎想象的课题,到现在,周舵研究所用的书籍和资料,三间大书房都难以容纳。“读文献,数量要足够多,基本无遗漏,这是最最基本的,更重要的是得有质量,必须精读一流大师的大部头,还得融会贯通,结合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周舵说。

另外,面对许多故朋旧友的质疑,周舵对《亚洲周刊》说,“知识分子的天职,是发现真理、捍卫真理、传播真理,只服从真理,既不服从政府、政党和任何权威,也不服从民众和舆论,包括朋友圈的品评。‘虽千万人吾往矣’,真做到很难很难。”

他坦陈,“我的研究成果,很少有独创的,顶多不过是把前人讲过的讲得更清楚、更系统,更适合中国国情罢了。”

2010年,周舵在香港出版研究成果《渐进民主文集》,到2011年末和2012年初,周舵继续在《领导者》杂志发表实名文章,连载上下两期《什么样的民主才是好东西?》,这篇长文可以视为周舵“渐进民主化”研究成果的综述。文章开篇点题,“自由民主才是好东西,民粹民主不但不是好东西,而且可能是古往今来一切政体当中最坏的一种。”

文章中,他把好民主与坏民主总结归纳出两大源流——罗马英美传统和希腊法俄传统,尝试把中华原儒传统与自由民主接榫,提出了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的渐进实践方案。

这篇夹杂着通俗和学术语言的长文在中国的知识群体中传播甚广,这符合周舵的期待,“当然是影响各界精英了。你不要成天想着改造老百姓,成天去折腾他们,好像老百姓不关心政治天就会塌。”

他的希望是首先要达成广泛的精英共识,建立自由宪政与法治的基本制度和政治规则,“我们的头脑无比十分清醒——什么样的民主才是好东西,什么样的民主绝对不可尝试。”

那门是窄的,找着的人也少

周舵能够在微博上重出江湖,不被封杀地维持“舵爷第一”的名字,并且逐渐以实名在中国大陆的杂志和网媒发表文章,依然源于他善于妥协的策略。

2011年初,周舵计划举办一场小型读书会,这是他从90年代以来经常做的事情。他每次会邀请北京政、商、学各界精英,和少数的年轻学生,第一节请一位学者主讲某一题目,第二节自由讲书,5分钟一本书,第三节欣赏他中意的古典音乐,第四节便是晚餐和闲聊。

然而,这一次警车却堵在了他家门口。愤怒之余,周舵找到分管公安,主动提出了妥协,他要求自由发表文章和讲学,交换条件是“不再惹麻烦”。关于那件事具体的细节,周舵感到为难,“现在不说为好。”他承认自己的脱敏是源于妥协,“但我妥协不是为自己,是为了多做事,多贡献,所以我问心无愧。”

他渐渐开始拥有言论自由,“是慢慢放开的吧。《领导者》,共识网,《南方周末》,《炎黄春秋》,等等,都是有社会责任感、有勇气、有担当的媒体。当然得迁就国内的言论尺度。”

虽则如此,“中共学者”、“御用学者”的骂名则在海外铺天盖地,滚滚而来。在“六.四”二十五周年到来时,他受到了有关部门的警告,但仍然在香港《明报》发表了纪念六.四的文章《仇恨文化不除,中国没前途》。文章大量地引用他过去发表的文字,并再次把矛头对准“党文化”,亦即敌我二分、不知妥协的斗争哲学。这篇文章受到海外民运的激烈抨击,民运人士潘晴指责周舵变节,“巧言令色”,其目的是“为中共开脱”。

在采访中,这名“中共学者”确实直言不讳地为中共开脱,“现在不是那种暗无天日的黑暗社会,说句话就要掉脑袋。共产党在不断进步,甚至,我说当今中国根本就没有什么共产党,共产党一定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那样的。中共现在是挂狗头卖羊肉,卖的货虽然好坏夹杂,但总的来说是越来越好,我们不要成天只盯着那只共产主义狗头。我批判马克思,无非是说共产主义不是羊肉是狗肉,言行不一、表里不一不是长久之计。”

据境外媒体《多维新闻》报道,周舵常把文章印好交给一名相熟的“红二代”女士,由她转交给儿时好友习近平。而对于周舵的政改建议,据说高层人士未表反对。

周舵向《亚洲周刊》解释,“这没什么稀奇的。许多朋友都一直在极力劝说我做这件事,我没当回事。中共新一届班子有所不同,他们和我原本就是一代人,‘老三届’,朋友圈都是相通的,80年代干的事业也异曲同工,只不过是六.四把大家分隔开了、对立起来了而已。这道沟总得想办法填平它。”

对于外界的猜疑和议论,周舵感到不耐烦,“拜托,以后不要再炒作这件事了。原本嘱咐过记者不要披露的。这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只能说明中共决策层和知识分子、特别是和一批最敢言的知识精英之间始终沟通不良。”

周舵目前仍然没有完全脱敏,他经常发表文章仍然需要使用笔名。他的电话依然被窃听,每隔一段时间,公安就会请他吃饭聊天。他和妻子与这些警察相处很好,有说有笑。“人心都是肉长的,警察也是人,他们不过是吃这碗饭而已。体制的问题,不能归咎于他们。”

周舵过着极为规律的生活,他通常会在上午处理杂务,每日午睡后读书写作,抑或听古典音乐,每晚9点左右吃晚饭,而后练太极、瑜伽或者做俯卧撑,俯卧撑每天三组,每组最多能做80个。而空气污染不重时,他会出去散步或者跑步。

他五十岁才结婚,最珍视的人是妻子赵燕英,周舵称她是最宝贵的财富,自己的半条命。而妻子也非常推崇丈夫的文章为人,她在微博上声称,自己当年没看错人。除此以外,周舵交游甚广,高朋满座,每一年都有新朋友慕名而来。有时候周舵也感到奇怪,“就我这么个成天被警察监视着的异议分子,他们居然和我这么亲近,很了不起,对吧?”

隔几天,他会登陆“舵爷第一”的微博,和网友分享一些政经或历史的文章,他把自己的微博能够存活到今天,视作一种希望,这是他根本不曾料到的幸运。

他希望随着自己的自由空间越来越大,以后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开办一个他在八十年代教授关门弟子一样的私塾,“类似‘松下政经塾’那样的培训学校,专门培养政商两届的年轻领袖”。而现在,这位“中共学者”正在写作新书,书名叫《马克思为什么是错的》。

“如果用一个短句来概括您自己,您会用什么?”采访最后,记者问。

周舵先是调侃自己“吃着地沟油的命,操着中南海的心”,而后他引用了《圣经》耶稣基督的话。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死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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