湾仔至铜锣湾一带被愤怒的示威者占据，一名示威者点燃火球。
反《逃犯条例》修订演变为一场港人的逆权运动，像推着大石的薛西佛斯，港人每个周末在一场又一场的徒劳里奋不顾身，过了有序的周间上班日，又陷入徒劳的轮回。
8月31日，港人迎来最黑暗的一夜。港警不仅与勇武派冲突，亦暴打无辜市民。夜里，我们找到最小年龄19岁、年纪最大82岁的香港人，孩子想往前冲，老人又挡在孩子面前，你挡我、我挡你，一团乱里哭成一团。
就算眼前看不到胜算，就算暴力日益升级，不论老小，他们说：“我们愿为香港而死。”他们要在历史洪流中，写下抵抗暴警的一页。
8月31日晚间10时，我们在铜锣湾见到大明（化名，21岁），一身黑的他仅露出二只眼睛，双眼布满血丝—更精确来说，正常人类眼球里的大块眼白，在他眼中已经找不到了。
我们有装备，让其他人先走
满眼通红为哪桩？大明轻松地说：“那当然啦，我已经二天没睡了。”也许他不愿意承认自己刚刚才大哭一场。几个小时前，大明、小明和一帮兄弟在铜锣湾集合，一起行动至政府总部，希望集结人群对抗港警。“我们沿路列队走去政总，香港市民一边拍照，一边称赞我们。我很感动，就哭了。”
2名勇武派示威者遮住右眼，讽刺警方射伤香港民众眼睛。（陈虹瑾摄）
哭着走到政总的小明和伙伴们，眼见警方出动直升机和喷出蓝色水柱的水炮车，决定撤回至铜锣湾。这批勇武派少年穿戴盔甲、头盔，甚至还准备了阳春的自制盾牌，小明说：“因为我们有装备嘛，所以我们要让那些装备比较少、甚至没有装备的人先离开，我们是最后一批留在这里的人。”
“结果他们（警察）把我们包围起来。”小明说，他们护着的群众才刚刚散去，留在铜锣湾地铁站外的少年们就遇到警方夹击，“警察把我们逼到小路里，一边是水炮车，一边是速龙小队，我很害怕，就躲进皇室堡（百货商场）停车场。警方在外围，我们在内围，我和手足失联了一段时间。”在外头的手足心急如焚却帮不上忙，除了哭，什么都不能做。
逃进地铁站后，彷佛在水泥丛林打游击，少年们撑伞包围彼此，路人也撑伞相助。伞下，众人开始换装，市民的支持是随处可见的流动补给站，不仅地铁站有衣物能更换，更有不知名人士提供各种物资。近午夜，一名母亲带着五岁小儿、提着大袋运动饮料，递给少年们，大明、小明的友人阿中（化名，25岁）感激地接过饮料，一饮而尽。整晚和警方对峙的阿中无暇找厕所，忍不住，往旁边的柱子一站，在记者面前别过身，就朝瓶内小解。他把瓶盖扭紧，将黄色尿瓶丢进垃圾桶，主动告诉一旁的我们：“记者不要走，记者要待到最后，你们要把这里的事情让全世界知道。”
警方于831当晚多次施放催泪弹，勇武派示威者全副武装，许多人都自备全套升级过后的装备和防毒面具。
8月31日是小明的19岁生日。生日这天，他在百货公司和港警上演一场不知何时会结束的真人版生存游戏。逃出来后，先跟妈妈报平安：“我逃出来了。”谈起母亲，他说母子理念相同，但对抗争手段没有共识，“我妈妈也恨警察，也恨政府，但是她还是最担心我…”他又谈起自己成为勇武派的历程：“2014年，我在雨伞运动吃了人生第一颗催泪弹，就算吃了催泪弹，我也是主张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那时全部人都是和理非嘛。”
成为勇武派，全因走投无路
“我那时也是和理非。”大明插嘴，就连鱼蛋革命（2016年发生于香港旺角的警民冲突事件，又称旺角骚乱）时，他到现场支持，还是坚持和理非，不愿动武。“直到现在，送中条例之后，我才知道暴力是我们现在唯一可行的方式。”“1997回归以来，香港人用过很多和理非抗议方式，你看雨伞革命接近90天，一点成果也没有。”
小明补充：“如果6月12日我们不用暴力的方式，送中条例就过啦。所以这个政府就是告诉我们，暴力是有用的。如果不使用暴力，我们可能永远争取不到民主。”“我觉得，现在和理非已经不太能解决问题了，共产党是个拿着刀子的政权，你不可能跟拿着刀的人讲道理，你要嘛自保，要嘛把他干掉，所以你跟他讲道理没用。渐渐地，我就变成勇武派。我们也不想死掉啊，但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831傍晚，勇武派示威者占据香港多处街头，图为一名示威者在金钟夏悫道上举起燃烧瓶。
走投无路的勇武少年们，3个月来撬开路上人行道地砖、拆除铁栅栏，就地取材筑起路障与港警对峙。831路上的火光四射，除了汽油弹，还有他们戏称为“鸡尾酒”的燃烧弹或燃烧瓶，掷瓶者则是“火魔法师”。小明说：“我们丢燃烧瓶，是反击警察。”大明说：“昨天晚上我们搞了很多mocktail（无酒精鸡尾酒），材料有汽油、电油、硫磺、面粉、白糖，还有洗衣粉。”从哪儿学来的？“上网，Google、YouTube，我们可以做出一个火球，扔出去的时候在空中是会有声音的。”
虽没有胜算，做完能做的事
非如此不可吗？小明解释，使用燃烧瓶，是因为火球能减慢港警向前推进的速度，可为抗争者争取更多撤退的时间和空间。“你扔过去，他不敢冲过来。你说是不是很暴力？我认为不是。警察看到爆炸，他也会走远啊。”
小明几次提及：“我们只是把我们可以做的事情都做完。”记者追问，“把事情做完”是什么意思？做完了，港人的“五大要求”就有胜算吗？他答得直接：“没有（胜算）。”要做到什么程度呢？他答：“我不知道。总之，我活在香港一天，我就会继续出来抗争。”他知道自反《逃犯条例》抗争爆发后，至少已有六名香港年轻人轻生，“我想讲的是，我可以为香港舍去我的生命—但不是自杀。我宁愿牺牲、可以死掉，也不要被警察抓到。”
他又提到组队的理由。他们原本是一群互不熟识的少年，自从有警察乔装成示威者，在街头结识彼此的众人为了安全，才开始群体行动。但他们只是一群相差不到5岁的年轻人，没钱，只能把所有人能筹的钱都拿出来，尽量用最便宜的方式抗争。装备和物资不够，他们也不担心，小明说：“老是突然有人把装备放在我们旁边，然后就跑掉了。我们就拿了物资，继续抗争。”
831当晚，示威者占领多条道路，其中有人在湾仔警察总部附近的轩尼诗道上筑起防线，点燃物品纵火。
鸡蛋碰石头，结局通常不难预测。只是随着冲突升高，香港反送中运动里、抗争者中的“鸡蛋们”，可能上一秒还以为手足在身边，下一秒隔壁伪装的警员就瞬间击爆示威者身心，亦破坏抗争者间的信任与连结。前方状况不明，鸡蛋们四下张望时，还需自忖：“隔壁站着的，是不是石头？”
“我都是感动到哭，不是怕到哭。”小明说，最感动的是许多年迈的香港人站出来，为香港绝食、替抗争者挡警察。“我有盔甲，一看就知道是勇武派，但是他们没有。我很痛心，为什么一个政府要把老年人逼出来？他们本应在家里享福、抱孙子。逼他们出来，很不应该。”
我光明正大，警察要抓就来
一场又一场街头对峙中，一群头发花白、身着黄色“守护孩子”背心的家长常挡在警方和抗争者之间，苦劝警方勿下重手。他们的劝说有时有用、有时没用。育有二名子女、今年四十岁的陈凯兴说：“我们看见青年被打，警察用了过度武力，我们上前告诉警察：‘警察你们也有小孩子，咱们是香港人不打香港人啊。’”“我们也是怕死的，也是怕痛的，但没办法，看见太多人被打了，要打一起打啦，要走一起走啦。”
身着“守护孩子”背心的陈伯（戴红帽者）一直站在示威者与警察之间。
这一天，他们听说警员将赴港铁，赶着在地铁站里为示威者指引路线，只见拄着拐杖、高龄82岁的黄伯，以及头戴写着“马屎埔陈伯”红色帽子、73岁的陈基裘，拚命挥着手替孩子指引方向。二人曾为声援香港青年绝食多日，日前黄大仙清场时，更曾因挡在示威者前方，遭警方以长盾撞击，陈基裘甚至被港警勒住脖子，导致他一度无法换气。事情登上媒体，二个伯伯成为闻人，一路上，不少年轻示威者主动向陈伯、黄伯问好，有少年前来向陈伯握手，只是说声加油，素昧平生的双方却都哭了。“我住在马屎埔，一个村的名字。”他指指头上自制的红帽，“我这样写，就会让警察不用费力找我啦，我光明正大，要抓我就直接来找。”
为保卫孩子，要死一起死
“他们二个（黄伯、陈伯）永远在最前面挡住警察，告诉警察不要开枪、不要开枪。”55岁的朱姐没有孩子，也并非教徒，却主动加入义工行列，“我看到香港变成这样，很心痛，想跟小孩子站在一起，就是想支持他们。”8月，一场九龙塘的警民冲突中，她见一名男孩愣在原地，“警察已经放催泪弹，我们所有人的脸和眼睛都痛得要命，我说快跑啦，他不动，我就拖着他往前跑…”831这天，有女孩在站内向朱姐打气，朱姐回应：“要小心。”女孩就掉泪了。
身着“守护孩子”背心、高龄82的黄伯（前右）拄着拐杖，831当晚，他和一群家长在地铁站支持示威者。（陈虹瑾摄）
谈起和警方对峙的经验，陈伯说：“我们没有怕。我们就是要保卫孩子。”但可能有生命危险？他答：“没问题啊，我们最危险的地方都应该去。我们做好准备了，要死一起死。”家人不担心吗？陈伯只是重复“没问题”“没所谓”。黄伯则说，儿孙都在国外，只有太太和他同住香港，他上街，太太就跟他约在中环碰面，再一起回家，“她不担心，她知道我动作还是挺灵活的。”
831当天下午，基督教徒以宗教集会名义，举办大型和平游行。
只是，831这天，黄伯并没有和太太一起从中环回家。受访当天深夜，黄伯和家长们简单用完晚餐，发现铜锣湾冲突升高，赶到现场，再度挡在民警之间，当防暴警察沿轩尼诗道推进、拘捕多名年轻人，二人上前询问被捕者姓名，黄伯遭防暴警推倒，膝盖受伤，最终被抬上担架、送往医院。
蓝水炮扫射，皮肤发红灼烧
这一天，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政改提出“831框架”五周年，民间人权阵线发起路线行经至中联办的集会、游行，全遭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民阵只好取消集会与游行。在这场“非法游行”登场前，48小时之内，民阵发言人岑子杰、元朗游行发起人钟健平陆续遭袭，港警相继拘捕香港民族党前召集人陈浩天、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立法会议员杨岳桥与谭文豪等人。“大抓捕”反而刺激港人自发上街。基于游行没被批准，港人上午以“逛街”“粉丝见面会”“基督徒祈福”和“自由行”等和平名义上街游行。
港警首度出动喷出蓝色液体的水炮车，示威者纷纷走避。
和平持续至晚间，冲突升高，示威者先集结于政府总部，警方首度在金钟夏悫道以水炮车对示威者和媒体发射蓝色水柱。市民刘彦君（化名，25岁）当时站在夏悫道天桥，“一开始（水炮）往下射，没多久，就朝天桥上、很多记者和急救员站着的地方喷，我露在外面的皮肤全被喷到，下雨后皮肤碰到水，脖子、脸、四肢灼烧，像是被胡椒喷雾喷。”众人逃到地铁站，议员陈淑庄和她的助理、几位市民已在入口发放酒精湿纸巾和可替换的旧衣，他以酒精擦拭，原以为好一些，但夜里洗澡，皮肤碰水后又一阵灼烧，双手都呈红色。
本刊摄影记者遭蓝色水炮扫射，久久清洗不掉皮肤上的蓝色颜料。
831晚间，勇武派示威者在警总外军器厂街等多处纵火，表达不满；在维园，港警疑似乔装成示威者，遭示威者追击后逮捕港人、对空鸣枪；另有大批镇暴警察夜间冲入港铁太子站车厢追捕示威者，过程中对市民无差别暴打、对脸喷射胡椒水，手无寸铁的市民下跪痛哭的影像，震惊国际。
急救恐被捕，做好心理准备
我们访问了二名当天在太子站的急救员。30岁的凯莉当时在月台救治一名十四岁女孩，女孩刚打完排球、至太子站转车，疑似见到速龙小队冲入车厢，吓得在月台晕倒。凯莉回忆：“警察怀疑她是示威者，把急救员团团包住，要我们交出女孩，骗我们说会照顾她，其实是掀开我们帮她盖的被子、打开她包包，偷看名字和地址，怀疑她换装，想找出她包里是否有黑衣服，想尽办法看她是不是示威者。”僵持到最后，港警才放过女孩。
831夜里，港铁太子站内突然涌入警察，无差别殴打市民。 （达志影像）
“我们每个人（急救员）现在出去都做好心理准备，可能被抓。”凯莉说，被抓可能是因为急救现场是警方没批准的“非法集会”，若在这类场合被捕，可能罪成。凯莉表示，有急救员因为包里有盐水、哮喘药，遭警方拘留，其中一人被告暴动罪，只因身上的哮喘药被定义为毒物。“警察这样做，就是在告诉我们：‘你不要觉得自己是急救员就不会被抓。’”救人救香港，不计任何代价
凯莉的同僚阿谦（27岁）当时在车厢内，亲眼见到市民撑伞遮脸、警方见人就打，尤其针对年轻市民，简直是无差别狂殴。一名车厢内的急救员当场痛哭，阿谦冷静守在一旁，“我看到速龙大吼‘屌你老母、给我下车’，追进来骂车上的人‘蟑螂’。警察无法区分里面谁是（抗争者），所以全部都打。”阿谦协助车厢内的3人止血、上敷料，发现三人皆被打爆头，伤口约3.5至4公分不等，“那不是普通警棍造成的伤势，若只是警棍，顶多严重红肿，但每个人头上都有破口，我判断棍子上应该还有其他东西，也许是铁环。”
勇武派示威者全副武装，不少人表示愿为香港一战，甚至愿意牺牲。
阿谦以“尸杀列车”形容现场。他认为：“警察已经没有自控能力，每个行为都在宣泄不满。”他亦联想到7月21日在元朗地铁站发生的黑道无差别殴打市民事件，“基本上二者性质一样，不同的是，遇到黑社会，你还可以报警，但遇到警察打人，你要怎么报警？怎么调查？”
问阿谦还要持续上前线救援吗？他答：“香港陪着我长大。我要不顾一切去救回所有人、救回我们的香港。Whatever it takes（不计代价）。”
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前中）及另一成员周庭（前右）日前因涉及621包围警察总部一事被捕。（达志影像）
“北京的红线已经画得很清楚，他们不希望这波运动持续到10月1日（中国国庆节），也不会做任何让步。”香港泛民主派议员朱凯迪判断，港府接下来恐扩大抓捕范围，特首林郑月娥可能引用《紧急法》应付这场风暴。
“香港政府没有什么话语权，主要还是北京在控制。”朱凯迪观察，北京部门虽然有不同派系，但总体来说，强硬鹰派占上风，“他们可以发动一些激进的操作，包含镇压。”但朱凯迪判断，“镇压”不太可能是另一个天安门事件，较有可能的是让武警和解放军进港，成为象征性的威胁，街头不会有大型杀戮，但警察可能直接找上门，拘捕更多的人。
就算赢不了，不能就这样输
反修例风波以来，警方共拘捕了1117人；831当日，警方共发射241发催泪弹、92发橡胶弹、1发布袋弹和10发海绵弹。
朱凯迪近日人身安全频遭威胁，831之后，他一天接到超过百通威胁、谩骂电话，记者与朱凯迪的访谈通话频频受阻，10分钟内通讯中断超过10次。对此，他表示：“他们应该有一个组织，对于议员、民阵、一些律师进行骚扰，瘫痪你的电话，让你完全无法受访或做其他事情。”
议员朱凯迪反对《逃犯条例》修例，近日遭到严重骚扰和威胁。（翻摄朱凯迪脸书）
“政治上，这已经是一个零和游戏。”他判断，中共不会让步，双方冲突升级是必然的，短期内除非有国外因素、中国内部政治斗争等变量，否则北京对香港让步机率极低。即便赢面几乎是零，他说，港人仍要一搏，“不是说我们可以赢，但是不能就这样输，心情不是很正面啦，但这种决心是有的。”
不断看见议员被抓，朱凯迪说：“我个人倒不是很害怕。”说得有些壮烈，“到现在这地步，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如果要被捕、被抓坐牢，总比起给那些黑帮在街上砍死要好得多吧？”刚刚经历血与泪的一夜，他的声音平静而沉稳，感觉一切最坏的遭遇都设想过，也准备好了，就和我们采访过的多名示威者一样。
抗争的力量，想必是这样来的。
转自：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