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数百万菲律宾人走上马尼拉的街头，以和平抗议与祈祷的方式发起人民力量运动。运动第四天，总统马科斯（Marcos）的统治宣告结束。
在这些事件中，普通民众的和平抵抗战胜了政治精英，实现了彻底的变革。
使用非暴力策略有很多道德方面的原因，但哈佛大学政治学家切诺韦思（Erica Chenoweth）的研究发现，和平抗议不仅是个道德的选择，也是改变世界政治最有力的手段，而且比其他手段有效得多。
切诺韦思通过对20世纪数百场运动的研究发现，非暴力运动达到目标的可能性是暴力运动的两倍。尽管影响因素有很多，但她发现，当有超过人口3.5%的民众参与抗议时，就能带来重大的政治变革。
反抗灭绝（Extinction Rebellion）的抗议活动就受到了切诺韦思的影响，发起者表示他们是受这项研究的启发。那么，切诺韦思是怎么得出这些结论的呢？
当然，切诺韦思的研究，是建立在历史上许多有影响力人物的哲学理念之上。主张废除奴隶制的非裔美国人特鲁斯（Sojourner Truth）、争取投票权的安东尼（Susan B Anthony）、领导印度独立的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还有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都曾就和平抗议的主张发表过令人信服的言论。
切诺韦思也承认，她在2000年代中期刚开始研究的时候，对非暴力手段在多数情况下比武装冲突更有力的观点持怀疑态度。当时她在科罗拉多大学读博士，一直在研究是哪些因素导致了恐怖主义不断上升。她被请去参加一个由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ICNC）组织的学术研讨会，这是一个非盈利的组织，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研讨中列举了许多和平抗议带来持久性政治变革的例子，很有说服力，其中就有菲律宾的人民力量运动。
切诺韦思也惊讶地发现，没有人深入全面地比较过非暴力抗议和暴力抗议的成功率，只是选了些成功案例，来说明非暴力抗议的成效。她说：“有人认为非暴力抗议，是实现社会重大变革的有效手段，这一想法激发了我。”
她与ICNC的研究员斯蒂芬（Maria Stephan）合作，对从1900年到2006年期间的关于和平抵抗和社会运动的文献进行了深入研究，随后也与这一领域的其他专家共同分析了这些数据。他们主要分析的是以政变为目标的运动。如果是在运动高峰期一年以内实现了目标，并且成果是由运动直接促成，那么运动就算是成功的，由外国军队介入而引起的政变则不能算数。如果运动中出现了爆炸、绑架、基础设施损毁，或是其他人身伤害及财产损失，则被视为暴力运动。
切诺韦思说：“我们把非暴力的抵抗活动当成一种策略，用了一套非常严格的标准来评测。”（在切诺韦思和斯蒂芬的研究中，印度的独立运动就被排除在外。尽管抗议本身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但驻守印度的英国军方被认为是运动的决定因素。）
研究共汇总了323起暴力及非暴力活动，最后出版成书，名为《和平抗议何以有效：非暴力冲突的策略逻辑》（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The Strategic Logic of Nonviolent Conflict），相当震撼。
人多力量大
总体而言，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是武装运动的两倍，有53%的非暴力运动导致了政治变革，而武装运动则为26%。
这当中有一部分是人数原因。切诺韦思表示，非暴力运动可以召集到更多的人参加，参与人群更为广泛，会严重扰乱正常的城市生活及社会运转，因此更容易成功。
在研究的25起大规模运动中，有20起是非暴力运动，有14起取得了彻底的成功。非暴力的运动能吸引更多人来参加（20万），是参加暴力运动人数（5万）的4倍。
譬如，菲律宾反对马科斯政权的人民力量运动在高峰时有200万人参与，巴西1984年至1985年间的起义有100万人参与，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有50万人参与。
切诺韦思说：“在集结力量对抗根深蒂固的政权或是官员时，人数是非常重要的，确实能够形成重大挑战和威胁。”非暴力的抗议似乎是最好的方法，能赢得最广泛的支持。
如果能有3.5%的民众积极参与其中，就一定会成功。
“如果一场运动在最高峰时能有3.5%的民众参与，就没有失败的。”切诺韦思称这个现象为“3.5%定律”。除了人民力量运动外，成功的还有20世纪80年代末爱沙尼亚的歌唱革命，以及2003年初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
切诺韦思坦承，她最初也被研究结果吓了一跳。但她现在有了充分的理由来说明，非暴力的抗议为何能够获得如此高的支持。显而易见的一点是，暴力抗议会将痛恶流血，或是害怕流血冲突的人排除在外，而和平示威则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
切诺韦思指出，非暴力的抗议对身体方面的限制也比较少。罢工并不需要身强体健，但是暴力活动则主要依靠身体强壮的年轻人。虽然许多非暴力抗议的形式也包含极大风险，譬如中国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的做法。切诺韦思还认为，非暴力活动可以公开传播，这意味着运动会传播给广大的民众。而暴力活动需要武器供应，一般是更为隐秘的地下活动，可能很难广达普通民众。
因为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非暴力活动也更容易获得警察和军队的支持——而这些人正是政府所需要依靠他们来维护秩序的。
在数百万人参加的街头和平抗议中，安全部队的成员更有可能担心家人或朋友也在人群中，所以他们无法镇压示威。切诺韦思说：“又或者当他们仅仅是看到参与的人数时，就会觉得大势已去，并不想随之倾覆。”
就具体所使用的方法，切诺韦思表示，发动大罢工“如果不是非暴力抵抗中有力的一个办法，也可能是最有力的其中之一”。但罢工确实也会给个人造成损失，因为其他形式的抗议都可以是完全匿名的。她举例说，在南非的种族隔离时期，黑人消费者拒绝购买白人老板公司的产品，结果造成白人精英阶层出现经济危机，最终使得南非在90年代初结束了种族隔离。
切诺韦思说：“与武装活动相比，非暴力抗议的参与方式更多，而且不会将人置于那么危险的境地，在参与人数多的时候更明显。非暴力抵抗的方法也很多，民众比较容易找到直接参与的办法，相互配合，最大限度地造成干扰。”
一个神奇的数字
这些都说得很笼统，虽然和平抗议的成功率是武装冲突的两倍，但仍有47%的概率是失败。切诺韦思和斯蒂芬在书中写道，失败有时候是因为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力量来“瓦解对手的统治根基，并在受到打压时仍然保持韧性”。但也有一些规模相对较大的非暴力抗议遭遇失败，譬如20世纪50年代东德发生的反对共产党的抗议活动，最多时有40万人参加（约占总人口的2%），但仍未能带来变革。
切诺韦思的数据显示，只有当参加非暴力抗议的人数达到总人口的3.5%时，才能成功，要达到这个比例绝非易事。这在英国相当要有230万人参与（约合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人口的两倍），而在美国则需要1100万人，比整个纽约市的人口还要多。
但事实仍然是，要想得到这么多人的支持，非暴力运动是唯一可靠的途径。
切诺韦思和斯蒂芬最初的研究在2011年首次发表，之后备受关注。印第安纳州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研究和平抗议的钱德勒（Matthew Chandler）说：“她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有极大的影响力。”
布拉姆森（Isabel Bramsen）目前正在哥本哈根大学（University of Copenhagen）研究国际冲突问题，同样认为切诺韦思和斯蒂芬的研究结果非常令人信服。她说：“非暴力手段比暴力的形式更有可能成功，这是该领域不争的事实。”
至于“3.5%定律”，她表示，虽然3.5%相对只是少数，但如果有这么多人参加，很可能表示有更多的人默认赞成。
研究人员现正在寻找导致运动成功或失败的因素。布拉姆森和钱德勒都强调，抗议者们团结一致非常重要。
布拉姆森列举了2011年巴林抗议失败的例子。运动最初集结了许多抗议者，但内部很快分裂成相互竞争的派别。布拉姆森认为，分裂导致运动凝聚力丧失，至此这场运动没能积聚起改变的动力。
切诺韦思目前开始关注美国的运动，譬如黑人的生命同样重要运动，以及2017年的妇女游行。反抗灭绝运动也受到了她的关注，这项运动最近因为瑞典环保少女桑伯格（Greta Thunberg）的加入而风行。切诺韦思说：“他们在抗议许多人习以为常的事情，但运动本身相当缜密而且讲求策略，非常了解如何开展非暴力的抵抗运动，并借此来教育民众。”
切诺韦思希望历史书能够更加关注非暴力运动，而不是过多关注战争。她说：“我们所讲述的历史很多都着眼于武装暴力，即使是一场彻底的灾难也总要在其中找出胜利的成分，却忽视了和平抗议的成功之处。”
“普通民众一直都在进行非常英勇的活动，这些活动正在改变世界的方式，值得关注和颂扬。”
来源：（David Robson） 作者：戴维·罗伯森
转自：中国禁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