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0周年:天安门事件如何影响港台的社会与学生运动

北京"八九"天安门事件,对中港台三地的民主进程与运动,都有所影响
Image caption北京“八九”天安门事件,对中港台三地的民主进程与运动,都有所影响。

中国北京“八九”天安门事件,对中港台三地的民主进程与运动,都有所影响,但走出的道路,却大相径庭。

中国大陆步向更为专权的统治,严格管控政治运动,专注发展经济,媒体、教育在党的控制底下,人民自觉“去政治化”,大部分群众运动扼杀在萌芽之时,反对声音持续被噤声,习近平上台后,权力更为集中,中国社会好像距离民主自由愈来愈遥远。

对香港和台湾来说,“六四事件”成为中国大陆被标签为“专制政府”的标志,强化民众对民主的诉求,加深两地对中共专制政权的不满。台湾慢慢走向民主,两岸民心愈走愈远;香港主权移交后,争取民主进程在中国阴霾下变得举步维艰。

“六四”镇压的阴霾

“六四事件”是香港主权移交前移民潮的一个重要的触发点,当年,民众对于香港前途忧心忡忡,担心类似的镇压终有一天会在香港出现。

这种阴霾挥之不去,2014年,香港发生一场大型争取普选的占领运动(亦称“雨伞运动”),示威者占领的香港金钟,一抬头就可以看到旁边的中国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的总部大楼。

香港“占中”发起人戴耀廷判刑前接受BBC中文访问时,形容“六四事件”是“天安门之魂”(Souls of Tiananmen Square),一直萦绕他那一代人。

催泪弹。
Image caption这一代香港人难以忘记的催泪弹画面。
占领区旁就是悬挂中国国旗的驻港解放军总部。
Image caption2014年,香港发生一场大型争取普选的占领运动(亦称”雨伞运动”),示威者占领的香港金钟,一抬头就可以看到旁边的中国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的总部大楼。

警方向示威者投放催泪弹时,“占中三子”急忙呼吁群众离开,担心警察开枪发生流血事件,甚至会导政香港政府提请解放军驻港部队出面干预。

这种疑虑正是来自“六四”的阴影,但年轻一代对“六四”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与“占中三子”等年纪较大的人,存在立场上的矛盾,他们在运动策略上,更为进取,看见警方持枪和催泪弹继续向前走。

学运与广场政治

戴耀廷回顾分析,“八九”学运与香港占领运动有一些共通点,就是涉及“广场政治”的问题。

“我们的模式十分相似,‘八九’学运时北京出现的学生领袖,是逐批被替换,运动开始和最后在天安门的是不同的人。”

香港“占中三子”最先提出占领行动,后来学生领袖有更大的主导权,占领79日,衍生各个领导性人物,难以取得共识,变成一场没有领导(去大台化)的运动。香港中文大学研究称只有6%的人真的响应“占中三子”号召而上街。

“广场政治往往由最激进的人士去主导,如果我从一开始便参与广场占领留守,到某个时间点我觉得已经足够,就会自己离开,但总会有其他人留在占领区,广场政治很难结束,”戴耀廷说,“我们也没办法,他不走,我们也没可能逼他走,‘八九’学运到现在,所有广场政治面对同一个问题。”

击看资料北京八九學運與香港雨傘運動

香港,2014年(Getty Images)

香港,2014年

北京,1989年(Getty Images)

北京,1989年

在香港年轻抗争者眼中,他们从“六四事件”所得到的启发,不仅是对政权杀人的不满,或是对解放军的恐惧,而是“八九学运”中不同团体在抗争角力。

主张香港独立的“学生动源”召集人钟翰林此前接受BBC中文采访时表示,对“八九学运”最为在意的一点,是一些意图把行动升级的示威者,被“割席”的经历。

他提到,1989年5月,湖南青年鲁德成、喻东岳和余志坚三人,向天安门的毛泽东画像投掷盛满颜料的蛋壳。当年在主导的学生只是要求中共改革,而非中共下台,但破坏画像的三人主张完全推翻中共。最终,“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认为三人是中国政府想抹黑运动派来的间谍,把他们移送公安机关,三人被判刑。后来,王丹、吾尔开希等对三人被判刑感到抱歉。

香港的雨伞运动面对同样的困境,每当一些激进示威者在运动中反击或冲击警方防线时,总会被温和示威者指责是破坏运动,与“和平”的理念不相符,甚至指责他们是“中共派来的鬼”,给予政权一个借口去打压运动。

结果,造成运动失去方向。

当权者与学生

“八九学运”和“雨伞运动”另一相似画面是学生领袖与当权者谈判。

1989年5月18日,时任中国总理李鹏在人民大会堂与王丹、吾尔开希等参与绝食的学生领袖会面,吾尔开希当时直接从医院到人民大会堂,他要身穿医院的病号服参加这场对话。双方针锋相对、各持己见,吾尔开希认为李鹏没有回应学生诉求,打断李鹏冗长的发言,成为各国媒体的关注点。

吾尔开希当时说,“现在的问题,不在于要说服我们这些人。我们很想让同学们离开广场,广场上现在并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99.9%服从0.1%;如果有一个绝食同学不离开广场,广场上的其他几千个绝食同学也不会离开。”

当年香港有意见认为吾尔开希敢于打断当权者的发言,词锋锐利、不怕权贵,但随着时间过去,再次回望这场运动时,有些评论开始反思,他的发言是否不够深思熟虑?在媒体前不顾国家领导人的面子是否好事?

这些反思一直延伸到香港的雨伞运动。

点击看资料學生與當權者對話

香港政府代表與學生對話(香港,2014,SCMP/Getty Images)

香港政府代表與學生對話(Getty Images)

李鵬與王丹握手(北京,1989,Getty Images)

李鵬與王丹握手(北京,1989,Getty Images)

香港占领运动时期的学生领袖周永康接受BBC中文采访时回忆说,在学生领袖与时任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会面前,许多人警告他,“千万不要像吾尔开希、‘八九’学生的对话状况般,很多人对当年那些学生的印象很差。”

周永康说,香港学生与政府对话时,很多民众在意学生在公众面前的形象,“至少让外界感觉好一点。”

结果,香港学生与政府代表也只是各自礼貌地“各说各话”,没有为运动带来任何实质成果,学生不愿退场,令运动走向不知如何收场的局面。

戴耀廷指出,当初对话没有结果的原因,归根究底是学生代表在占领区内也没有足够的认受性,各个阵营欠缺互信。他认为,如果重新来一次,他会坚持在运动中尝试加入民主机制,例如设立占领区公投决定去留问题,但他承认,“三子”当年已没有认受性,就算硬推公投,激进示威者也决不会接受。

运动后的挫败感

“六四事件”后中国大陆的民众出现逃避政治的心态,以发展经济遮盖政治诉求;同样地,2014年香港发生“雨伞运动”后,民主运动踏入冷淡期,社会出现无力感,觉得没有任何方法,能够争取民主。

林耀强是1989年曾经在北京见证“六四”的香港学生,亲眼目睹工人中枪流血,看着运动流血收场。

学生的满腔热血最终换来血流首都,林耀强自言当年带来了信念上很大的冲击和崩溃,返回香港后,他身陷一种迷茫,需要花一段时间走出“六四”的阴影。

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六四"烛光晚会
Image caption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六四”烛光晚会资料照片。

“当我们不惜牺牲学业、家人、时间去做,或是建立事业,是因为我相信世界可以变好,但事实证明不是,事实是世界更黑暗,”林耀强对BBC中文说,“2014年的‘雨伞运动’,年轻人相信可以改变命运,但结果不是,社会反而走向更封闭,感到失望是很正常的。”

他在“六四”后一度完全投入商界而不问时政,“连新闻也不看”,花了一段长时间,才走出这个信仰的危机,后来转行成为专门协助基层的律师,再次投入香港民主运动的进程。

经历“六四”和“雨伞运动”,他认为民众短暂的失望是正常,最重要的是坚守信念,“传承真相和理念”。

每年,他必定出席一年一度的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六四”烛光晚会,他也是经常接受访问或上台发言的一员。

“六四”20周年以前,晚会人数只有几万人,近年才超越十万人,林耀强相信持续铭记“六四”,为这场运动赋予意义,总会改变人心。

香港六四維園燭光晚會出席人數

香港警方在個別年份沒有公布出席人數,警方計算方法為「最高峰時期」的人數Source: 香港媒體、支聯會及警方

台湾走出另外的民主路

台湾追寻民主的道路上,也曾经历过当权者压迫群众的事件。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六四”29周年时说:“几十年来,中国大陆始终没有走出这场历史悲剧的阴霾。 对照之下,台湾也曾历经‘二二八事件’、‘美丽岛事件’,也曾被当时的统治当局说成是暴乱事件。但因为这些事件所酝酿、累积及动员出的社会能量,驱动了台湾民主政治的改革及全面的民主化。”

“二二八事件”是接替日本治理台湾两年的国民政府,在1947年派遣军队逮捕和镇压杀害台湾民众的事件,据统计,当年死亡人数约有1.8万至2.8万人;“美丽岛事件”则是1979年,以《美丽岛》杂志人员为核心的党外运动人士,为了争取民主自由而发生的一场大型警民冲突事件。

1989年“六四”镇压后,许多学生聚集在广场上哀悼“罹难大陆同胞”与声援中国民主。(Wang Hsin Yang)
Image caption1989年“六四”镇压后,台北曾出现过中正纪念堂前万人声援“六四”的壮观景象(资料照片,Wang Hsin Yang)。

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翌年,台湾也爆发了一场大规模争取政治改革的“野百合学运”,学生绝食与当权者谈判等画面,彷佛从北京移师到台北。这场运动称为“野百合学运”,几千名台湾学生集结在中正纪念堂广场上静坐,争取解散权力过大的国民大会,废除给予总统额外权力的条文等等。

台湾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社会民主党召集人范云是当年“野百合学运”的总指挥。她接受BBC中文采访时说,当年国民党政府批评共产党镇压学生,给予了学生运动的正当性,限制了国民党政府,不能镇压学生。结果学生与李登辉谈判后得到积极回应,学生决定退场,这次的成功事例为台湾日后的民主化进程奠下重要的基础。

1996年,台湾举行首次大选,之后实现政党轮替,尽管台湾持续受到中国崛起后的打压和影响,但民主已成为台湾人心中理所当然的制度,在中国大陆延续其专制的情况下,不容易得到对岸的民心,两岸关系愈走愈远。

2014年3月,台湾发生占领立法院的"太阳花学运"
Image caption2014年3月,台湾发生占领立法院的“太阳花学运”。

2014年3月,台湾发生占领立法院的“太阳花学运”,学生反对中国与台湾的服贸协议,被视为两岸关系的一次考验。虽然这场运动带有强烈的反中情绪,但林飞帆、陈为廷等学运领袖,却有参加“六四”相关纪念活动,一度引起媒体关注。

事实上,一般台湾民众并没有很热衷地悼念“六四”,但“六四”依然是提醒台湾民主有多重要的历史事件,正如“六四”后被中国政府通缉的王超华称,“太阳花学运”领袖纪念“六四”,反映两者之间有精神传承,也是对民主、普世价值的诉求。

台湾以前发生当权者镇压异见人士的事件,也要花几十年才慢慢走向民主和“转型正义”,也许中国走向民主、“平反六四”也只是需要更多的时间。

转自: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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