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京“八九”天安门事件，对中港台三地的民主进程与运动，都有所影响，但走出的道路，却大相径庭。
中国大陆步向更为专权的统治，严格管控政治运动，专注发展经济，媒体、教育在党的控制底下，人民自觉“去政治化”，大部分群众运动扼杀在萌芽之时，反对声音持续被噤声，习近平上台后，权力更为集中，中国社会好像距离民主自由愈来愈遥远。
对香港和台湾来说，“六四事件”成为中国大陆被标签为“专制政府”的标志，强化民众对民主的诉求，加深两地对中共专制政权的不满。台湾慢慢走向民主，两岸民心愈走愈远；香港主权移交后，争取民主进程在中国阴霾下变得举步维艰。
“六四”镇压的阴霾
“六四事件”是香港主权移交前移民潮的一个重要的触发点，当年，民众对于香港前途忧心忡忡，担心类似的镇压终有一天会在香港出现。
这种阴霾挥之不去，2014年，香港发生一场大型争取普选的占领运动（亦称“雨伞运动”），示威者占领的香港金钟，一抬头就可以看到旁边的中国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的总部大楼。
香港“占中”发起人戴耀廷判刑前接受BBC中文访问时，形容“六四事件”是“天安门之魂”（Souls of Tiananmen Square），一直萦绕他那一代人。
警方向示威者投放催泪弹时，“占中三子”急忙呼吁群众离开，担心警察开枪发生流血事件，甚至会导政香港政府提请解放军驻港部队出面干预。
这种疑虑正是来自“六四”的阴影，但年轻一代对“六四”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与“占中三子”等年纪较大的人，存在立场上的矛盾，他们在运动策略上，更为进取，看见警方持枪和催泪弹继续向前走。
学运与广场政治
戴耀廷回顾分析，“八九”学运与香港占领运动有一些共通点，就是涉及“广场政治”的问题。
“我们的模式十分相似，‘八九’学运时北京出现的学生领袖，是逐批被替换，运动开始和最后在天安门的是不同的人。”
香港“占中三子”最先提出占领行动，后来学生领袖有更大的主导权，占领79日，衍生各个领导性人物，难以取得共识，变成一场没有领导（去大台化）的运动。香港中文大学研究称只有6%的人真的响应“占中三子”号召而上街。
“广场政治往往由最激进的人士去主导，如果我从一开始便参与广场占领留守，到某个时间点我觉得已经足够，就会自己离开，但总会有其他人留在占领区，广场政治很难结束，”戴耀廷说，“我们也没办法，他不走，我们也没可能逼他走，‘八九’学运到现在，所有广场政治面对同一个问题。”
点击看资料北京八九學運與香港雨傘運動
香港，2014年（Getty Images）
北京，1989年（Getty Images）
在香港年轻抗争者眼中，他们从“六四事件”所得到的启发，不仅是对政权杀人的不满，或是对解放军的恐惧，而是“八九学运”中不同团体在抗争角力。
主张香港独立的“学生动源”召集人钟翰林此前接受BBC中文采访时表示，对“八九学运”最为在意的一点，是一些意图把行动升级的示威者，被“割席”的经历。
他提到，1989年5月，湖南青年鲁德成、喻东岳和余志坚三人，向天安门的毛泽东画像投掷盛满颜料的蛋壳。当年在主导的学生只是要求中共改革，而非中共下台，但破坏画像的三人主张完全推翻中共。最终，“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认为三人是中国政府想抹黑运动派来的间谍，把他们移送公安机关，三人被判刑。后来，王丹、吾尔开希等对三人被判刑感到抱歉。
香港的雨伞运动面对同样的困境，每当一些激进示威者在运动中反击或冲击警方防线时，总会被温和示威者指责是破坏运动，与“和平”的理念不相符，甚至指责他们是“中共派来的鬼”，给予政权一个借口去打压运动。
结果，造成运动失去方向。
当权者与学生
“八九学运”和“雨伞运动”另一相似画面是学生领袖与当权者谈判。
1989年5月18日，时任中国总理李鹏在人民大会堂与王丹、吾尔开希等参与绝食的学生领袖会面，吾尔开希当时直接从医院到人民大会堂，他要身穿医院的病号服参加这场对话。双方针锋相对、各持己见，吾尔开希认为李鹏没有回应学生诉求，打断李鹏冗长的发言，成为各国媒体的关注点。
吾尔开希当时说，“现在的问题，不在于要说服我们这些人。我们很想让同学们离开广场，广场上现在并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99.9%服从0.1%；如果有一个绝食同学不离开广场，广场上的其他几千个绝食同学也不会离开。”
当年香港有意见认为吾尔开希敢于打断当权者的发言，词锋锐利、不怕权贵，但随着时间过去，再次回望这场运动时，有些评论开始反思，他的发言是否不够深思熟虑？在媒体前不顾国家领导人的面子是否好事？
这些反思一直延伸到香港的雨伞运动。
点击看资料學生與當權者對話
香港政府代表與學生對話（香港，2014，SCMP/Getty Images）
李鵬與王丹握手（北京，1989，Getty Images）
香港占领运动时期的学生领袖周永康接受BBC中文采访时回忆说，在学生领袖与时任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会面前，许多人警告他，“千万不要像吾尔开希、‘八九’学生的对话状况般，很多人对当年那些学生的印象很差。”
周永康说，香港学生与政府对话时，很多民众在意学生在公众面前的形象，“至少让外界感觉好一点。”
结果，香港学生与政府代表也只是各自礼貌地“各说各话”，没有为运动带来任何实质成果，学生不愿退场，令运动走向不知如何收场的局面。
戴耀廷指出，当初对话没有结果的原因，归根究底是学生代表在占领区内也没有足够的认受性，各个阵营欠缺互信。他认为，如果重新来一次，他会坚持在运动中尝试加入民主机制，例如设立占领区公投决定去留问题，但他承认，“三子”当年已没有认受性，就算硬推公投，激进示威者也决不会接受。
运动后的挫败感
“六四事件”后中国大陆的民众出现逃避政治的心态，以发展经济遮盖政治诉求；同样地，2014年香港发生“雨伞运动”后，民主运动踏入冷淡期，社会出现无力感，觉得没有任何方法，能够争取民主。
林耀强是1989年曾经在北京见证“六四”的香港学生，亲眼目睹工人中枪流血，看着运动流血收场。
学生的满腔热血最终换来血流首都，林耀强自言当年带来了信念上很大的冲击和崩溃，返回香港后，他身陷一种迷茫，需要花一段时间走出“六四”的阴影。
“当我们不惜牺牲学业、家人、时间去做，或是建立事业，是因为我相信世界可以变好，但事实证明不是，事实是世界更黑暗，”林耀强对BBC中文说，“2014年的‘雨伞运动’，年轻人相信可以改变命运，但结果不是，社会反而走向更封闭，感到失望是很正常的。”
他在“六四”后一度完全投入商界而不问时政，“连新闻也不看”，花了一段长时间，才走出这个信仰的危机，后来转行成为专门协助基层的律师，再次投入香港民主运动的进程。
经历“六四”和“雨伞运动”，他认为民众短暂的失望是正常，最重要的是坚守信念，“传承真相和理念”。
每年，他必定出席一年一度的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六四”烛光晚会，他也是经常接受访问或上台发言的一员。
“六四”20周年以前，晚会人数只有几万人，近年才超越十万人，林耀强相信持续铭记“六四”，为这场运动赋予意义，总会改变人心。
香港六四維園燭光晚會出席人數
香港警方在個別年份沒有公布出席人數，警方計算方法為「最高峰時期」的人數Source: 香港媒體、支聯會及警方
台湾走出另外的民主路
台湾追寻民主的道路上，也曾经历过当权者压迫群众的事件。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六四”29周年时说：“几十年来，中国大陆始终没有走出这场历史悲剧的阴霾。 对照之下，台湾也曾历经‘二二八事件’、‘美丽岛事件’，也曾被当时的统治当局说成是暴乱事件。但因为这些事件所酝酿、累积及动员出的社会能量，驱动了台湾民主政治的改革及全面的民主化。”
“二二八事件”是接替日本治理台湾两年的国民政府，在1947年派遣军队逮捕和镇压杀害台湾民众的事件，据统计，当年死亡人数约有1.8万至2.8万人；“美丽岛事件”则是1979年，以《美丽岛》杂志人员为核心的党外运动人士，为了争取民主自由而发生的一场大型警民冲突事件。
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翌年，台湾也爆发了一场大规模争取政治改革的“野百合学运”，学生绝食与当权者谈判等画面，彷佛从北京移师到台北。这场运动称为“野百合学运”，几千名台湾学生集结在中正纪念堂广场上静坐，争取解散权力过大的国民大会，废除给予总统额外权力的条文等等。
台湾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社会民主党召集人范云是当年“野百合学运”的总指挥。她接受BBC中文采访时说，当年国民党政府批评共产党镇压学生，给予了学生运动的正当性，限制了国民党政府，不能镇压学生。结果学生与李登辉谈判后得到积极回应，学生决定退场，这次的成功事例为台湾日后的民主化进程奠下重要的基础。
1996年，台湾举行首次大选，之后实现政党轮替，尽管台湾持续受到中国崛起后的打压和影响，但民主已成为台湾人心中理所当然的制度，在中国大陆延续其专制的情况下，不容易得到对岸的民心，两岸关系愈走愈远。
2014年3月，台湾发生占领立法院的“太阳花学运”，学生反对中国与台湾的服贸协议，被视为两岸关系的一次考验。虽然这场运动带有强烈的反中情绪，但林飞帆、陈为廷等学运领袖，却有参加“六四”相关纪念活动，一度引起媒体关注。
事实上，一般台湾民众并没有很热衷地悼念“六四”，但“六四”依然是提醒台湾民主有多重要的历史事件，正如“六四”后被中国政府通缉的王超华称，“太阳花学运”领袖纪念“六四”，反映两者之间有精神传承，也是对民主、普世价值的诉求。
台湾以前发生当权者镇压异见人士的事件，也要花几十年才慢慢走向民主和“转型正义”，也许中国走向民主、“平反六四”也只是需要更多的时间。
转自：B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