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学运遭到北京当局镇压后，大量运动参与者或同情运动人士遭到逮捕审查。而在六四清场之前，知名记者高瑜便已经失去自由，由此也成为那场运动中首名被捕者。三十年过后，她向本台记者回忆那一段历史。
德国之声：您一直被视为是八九学运期间遭到逮捕的第一人。是否能为我们描述一下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高瑜：我是6月3日早晨9点出门，准备上班。因为北京公交全部停驶。当时市政正在整理马路中间的洋灰墩子，我以为北京的交通就要恢复 了。结果，在社区边上一辆黑车下来两个人，问”是高瑜吗？”我说”是”，他们说”跟我们走一趟”，我说 “干嘛？干嘛？”我就被绑架了。我恢复自由是第二年的8月28日晚上8点半左右，他们把我送回家了。
德国之声：当时他们把您绑到哪里去了？
高瑜：绑到平谷县一个安全局的学校。
德国之声：当时有没有说什么原因？
高瑜：没有。直到晚上很晚了，十点以后，当时他们的审查组成员来找我谈话，说要配合他们进行调查。
德国之声：您在被捕之前有没有预感这样的事情可能发生？
高瑜：没有。我当天还以为清扫马路是为了公交通车，谁知道是为了坦克在腾地方。
德国之声：您是何时知道发生了武力镇压？
高瑜：很快我就知道了。6月3日我早上被抓，晚上就开始镇压了。他们每天让我看新闻联播，看”市民杀害解放军”的镜头，我才知道北京市已经闹成那个样子了。
1989年5月28日的天安门广场
德国之声：您当时心情怎样？
高瑜：我当时就想怎么会闹成这个样子？但是我不太相信，因为他们反复播”十个卫士”（中国政府六四之后表彰的十名死亡的戒严部队军人）。我就想解放军都死了十个人，老百姓得死多少？一直是我心中的疑问。后来因为我关押时间非常长。两个月后，我从平谷县转到蒲黄榆旁边的一个居民楼里，那是安全局的点，是一个单元房，有冰箱电视，我还可以单独住一个房间。在那里每天可以随便看电视。当时最热门的是世界杯，其它没什么消息。看不到6月4日镇压的情况。但是我还是从看守我的人那里知道了，他们说那天晚上开枪。看守我的很多是安全局成员，是军人子弟。他们说，那天晚上许多老军人听到枪声。我就知道北京进行了武装镇压，而且规模很大。后来我回家的时候，邻居几乎是夹道欢迎。我住的地方有几栋楼邻居是国务院系统，各个部委的。还有人称我”英雄”，我还奇怪，被抓了一年，怎么就成为英雄了。我的邻居都来跟我讲一年前镇压的情况。甚至连街道的房修公司服务点的物业工人、供销社的售货员都来看我，都跟我说那天的情况。
德国之声：三十年前，你在获释的时候受到邻里欢迎，三十年后，目前北京的政治社会气氛又是如何？
高瑜：虽然没有开枪了，但政治情况一样压抑。当时因为机枪坦克的镇压，听说1990年过年老百姓放鞭炮的都没有。现在只有我们自己的朋友圈，我们平常接触的人，见面才会谈政治状况，贸易战等。老百姓几乎不言政治。
德国之声：是对政治不感兴趣？
高瑜：一个是30年的封锁，很多年轻人连89镇压都不知道。我对面就住着一对夫妻，他们两人都是六四的受伤者，在长安街看的时候，一阵子弹过来，两人都腿部中弹。现在老两口忙着替女儿遛狗，见面打个招呼，也没有找邻居谈30年前的事情，都没有。
德国之声：三十年过去了，您个人如何看待当年的那场运动？
高瑜：我认为这是继五四和四五运动之后，中国现代发生的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民主运动。继承的是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我认为还是以大学生为先导，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爱国运动。当然遭到残酷镇压，和五四，四五不一样，五四运动其实学生是赢了，四五运动虽然遭到棒压，但最后被平反了，当时也是中国思想解放的一个先声。而六四是邓小平亲自主导镇压的。到现在为止，三十年了，今年竟然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大事记里，重新把”426社论”的定性”动乱”，还有后来镇压之后的定性”暴乱”，重新拿来给运动定性，我认为是倒退。邓小平在世的时候已经逐渐把定性软化，最后变成”一场政治风波”。今年重新提出来，也说明政治倒退。另外说明国内局势，经济政治的状况使当权者一定要政治紧缩，对三十年纪念日这个日子要高压。
“动乱”、“暴乱”还是“政治风波”？
德国之声：您之前提到，因为多年以来的信息封锁，中国年轻人对”六四”的情况了解相当少。官方缄口不言，但民间尤其是海外不断有相关著述。但是，有些历史片段不乏争议。我从您的推特看到，似乎您对一些有关自己六四经历的描述非常不满。
高瑜：我六四一直作为观察者，准备自己写一个全景式报道，从胡耀邦去世之后。我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在香港镜报，收录在《我的六四》的附录里。5月份发了一个胡耀邦去世的前前后后，以及对他的评价。还有一个是六四全景报道。6月6日出版的，当时我已经失去自由，出来以后才看到。有一本书是《八九民运史》，作者陈小雅在书中单独提到我。我看《亚洲周刊》的相关报道，才知道她写了我，但全书我到现在还没看到。但就我得到的消息，完全是用不实之词对我进行诬陷。一个是我被抓之后《北京日报》对我的攻击，当时全国报纸都转载，说我是”鲍彤所控制的体改所成员、经济学周报编辑”，说我4月16日指使王丹占领天安门广场。这是血口喷人。王丹推特表示4月16日根本没见过我。还有是根据李鹏的《六四日记》。里面有一段话，”高瑜是一个神通广大的记者”。
其实，我六四前后直接就参与了两件事情。5月4日，参加北京市新闻界游行，声援世界经济导报，我就参加了那么一次游行。
另外是5月21日，胡绩伟先生（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时任人大常委）当时非常着急，让我劝学生退出广场。我花了六个小时才找到王丹，他找来在场的六个高自联学生领袖，他们同意按照胡绩伟的意见，写一个退出广场的声明。这是我运动开始后第一次见到王丹。王丹委托我写了一份”告全国人民书”，主要内容就一句话：军队不进城，学生立即退出广场。
胡绩伟后来给我打电话，说还要再搞一份给人大常委。我起草了”致人大常委会的一封信”后，找到学生领袖王朝华。他派了几个人，跟我一起到人民大会堂南门，找到人大常委会工作人员，把这封信交付了。信 中主要提出，希望人大常委直接和学生对话，我们不和李鹏对话了，就这样一个请求。我（在六四期间）就干了这两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