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痴:黑白分明—— 纪念“六.四”二十周年的画外音

成都作家、五七受难者、中国古拉格幸存者张先痴先生与世长辞,生命终止在2019年2月21日下午18点30分! 张先生系湖北人,被打为右派,系狱20余年。出狱后秉笔直书,留存大量珍贵文献。

六.四二十周年到来之前,有人在互联网上创议,在这个中华民族流血不止的日子里,有切肤之痛的我们,将身着白色服装,借此对二十年前,被解放军用机枪和坦克屠杀在北京街头的无辜同胞表示哀悼。这个既“在法律框架内”又“芒刺在背”可谓两全其美的创议博得我会心一笑。

家住成都市至今残存的我等右派老人,可说已寥若辰星,共同的苦难凝结的友谊回味无穷,大家相约每逢星期二都去大慈寺喝茶聊天叙旧。这个星期二是六月二日,再过两天就是六四这个“有约在先”的“白衣节”,何不提前穿上早已备好的白色衣服,夏天的这种穿着也再正常不过。

自我06年患“眼底出血症”几乎致盲以后,多数时间都由我妻子陪我外出助我分辨红绿灯。六月二日那天,她除了穿着白衣以外还戴了顶白色的运动帽,我们夫妇的这身打扮,在刻意掩盖罪行的那帮人眼里,显然是我等搞的一次穿白衣服的“军事演习”,他们的“革命警惕性”早已锁定在我这个涉嫌“扰乱社会秩序”、或者“危害国家安全”的古稀老头身上,否则两个钟头以后的“突发事件”就断然不会发生。

在陈述这桩“突发事件”之前,还是得从茶馆里的事说起,在这家我经常光顾的茶馆里,这天我意外地碰见了一个老相识,这位名叫杨远宏的退休副教授,有点名气的文学评论家。此公如果早出生十年,肯定是个无比完美的极右份子,还不知道会在那个劳改队和我们这群右派分子打挤。在热血沸腾的1989年,我在主持《星星诗刊》函授部的工作时,他是我特聘的辅导教师之一,曾经与他有过一段愉快的合作,更确切地说,是六四屠城以后,我们共同度过了几天以泪洗面的苦日子。我与他已有很久没有见面了,令我刮目相看的是他上身穿着的那件价格不菲的耐克牌运动衫,那耀眼的白色甚至可奏过目不忘之效,和我身上这件“土特产”白色体恤相映成趣地“此时无声胜有声”。他身边坐着几位四十开外的中年人,似乎也同样迫不及待的穿着白衣示众,其中有位名叫卢刚的,这条8964时就读于兰州大学经济系的汉子我们早已认识,他的住地在这个偌大的城市里,与我的家可说是一墙之隔,和卢刚一起的是他当年的老同学丁矛,8964时是兰州大学“高自联”的纠察处处长,兰大哲学系的高材生,因积极参与“六四”被判刑十年,出狱后打工为生。一年前经卢刚介绍我与他认识,在得知他的出身经历后,便打趣这位前纠察处长说:“你二十一岁就当处级干部,少年得志,难免摔跟头……”他回以苦笑。此番在茶馆旧友重逢,便将桌椅搬到了一起,彼此心照不宣的说着些“题外话”。

将近下午一点,按惯例,已经是茶友们回家吃饭的时间。杨远宏独自骑自行车而去,我和妻子准备在附近吃碗面条,又发现卢刚、丁矛和我刚刚认识、连名字都没搞清楚的两位中年男士走在我俩身后,便一同走出大慈寺向大街上走去,这浩浩荡荡的白衣队伍,显然是一群“六四暴徒”的同情者,这个身份相当于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被火刑烧死的异教徒。突然,我妻子发现身后有一群神色诡秘的彪形大汉尾随而来,其中竟有两个曾经和她打过照面的“国安”,那是2007年6月8日,成都市的一些残存的右派分子在这座大慈寺里,举办过一次反右运动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无孔不入的“国安”曾派出不少警力在会场四周监视,这才有前述的“打过照面”之说。而我那时正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参加“反右运动五十周年理论研讨会”,使我与成都“国安”监管失之交臂,今天正好有了个补课的机会。

因为我知道国家从未颁布过“禁穿白衣法”,或者“严禁纪念六四条例”,我做的一切都在“法律框架内”,因而我理直气壮毫无畏惧,我们从容地登上四路公交车后,穿着便衣的众“国安”也一拥而上。

在双桥子下车时,刚认识的两位白衣男子已不知去向,余下我们四人便走过斑马线,朝我家的方向走去——那里有一家快餐面馆。行进中便衣“国安”像长跑运动员在接近终点时发起冲刺一样,迅速围在我们四个白衣人周边形成包围圈,其中一个掏出个什么证件向丁矛展示其特殊身份,我则不屑一顾地走自己的路,他们中有人将我拦住并要求“请配合”,我断定此番“突发事件”绝非偶然,而是他们精心安排周密布署的一次行动。在这种背景下,一切抗拒都是徒劳的,他们的武装力量强大到敢于吹嘘发动一场核战争,更何况统治者唯一遵守的游戏规则只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我是流氓我怕谁”。而我们除了一腔热血剩下的便是赤手空拳……好在抬眼望去“成都市公安局双桥子派出所”的木牌正挂在一扇大铁门旁边,抓人的人和被抓的人都鱼贯而入。

作为一名“前右派份子”,我在这个警察国家生活了近六十年,其间二十三年的青春年华都是在劳教劳改中度过的,曾经在我头上作威作福的各式警察难以胜数,记忆中让这类专政工具对平民百姓说出个“请配合”的“请”字,就像让老虎给绵羊下跪般不可思议,我发现中国的警察最少在表面上抹了点“文明油彩”。走进派出所院内,又看见一排连体塑料靠椅放在窗下,显然是供来所的三教九流人等入座用,这个硬件更加重了“文明油彩”的浓度,我们就坐在“文明油彩”的塑料椅上。

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我远离左右接听,原来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听说我被“弄”到了派出所,想问问情况,我说,“弄”进来两小时,至今还未“过堂”,我也不知道为啥,请两小时后再打来。此刻,我真正感到现代资讯的巨大威力,也许正是这类威力,才使我们这个崇尚残酷斗争的极权国家,涂上了些“文明油彩”。

我向周围的某位“国安”发问:“我已经被你们‘弄’进这里两个多小时了,你是不是可以为这个作法取一个具有法律意义的名字,例如拘留、逮捕或者传唤?”他笑容可掬的回答:“老先生,你耐烦点,等一下就完了”,说完又神秘一笑,“文明油彩”似乎又抹厚了一层。

然而,此时我对这类“文明油彩”不仅反感而且恶心,我所理解的文明二字,它的核心精神应该是对人的尊重,对人权这个普世价值的尊重,我们四个公民,不向我们出示任何法律文书,便将我们扣押在派出所,其间你们所展示的种种“文明油彩”实际上都是你们践踏基本人权的遮羞布,是麻痹老百姓的假面具。

他们开始轮流讯问卢刚、丁矛和我的妻子,并查阅了他们携带的照相机,当他们要求翻看我妻子的手袋时遭她拒绝,因为他们没有养成出示搜查证的习惯。

房间里对他们三人作笔录盖指纹的同时,院子里三两个“国安”却很轻松的和我聊天,其中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对我说:“你是个作家,怎么不写《中国不高兴》那样的书,人家一本书就挣了一百多万?”我对他说:“作家的水平并不一样,有的能写出传世名作,也有的只能制造文字垃圾”。在旁的另外还有两位“国安”正津津乐道于两千六百点的股市行情,我生平无财运,对此也一窍不通如听鸟语。

下午五时,有人在办公楼上叫我的名字,有个声音在身后说:“那是所长”。所指无疑是这家派出所的一把手,他接着又叫我妻子一同上去,在他的办公室,他向我介绍了他的硕士学位,在有学问的人面前,最好说老实话,因此我对他说:“我和你的政治理念毫不相同”,他不予理睬却说:“其实我们党也有很多改进”。这句话如果在二十年前,即89年6.4以前对我说,也许还可以拨动我的某根心弦,而今天说已经太晚了。诚然“你们党”也确实有些改进,你们开初把天安门学生运动定性为“暴乱”,然后“改进”为“动乱”,最后又“改进”为“风波”,试想想,“一场风波”都要动用坦克机枪、屠杀成百上千的同胞进行镇压,如果仍旧定性为“暴乱”或者“动乱”,岂不动用火箭原子弹?既然改口定性为风波,为什么打死的、致伤致残的、判刑流放的又不给予平反昭雪,还他们以清白?为什么至今不准在媒体上提及六四,封杀一切对六四的讲述,千方百计地让人们遗忘,处心积虑地催人们麻木?

说到底,所长所说的改进,指的都是“文明油彩”的方方面面,都是胡弄走马观花的外国人和骗傻了的中国人,那个改进是“三鹿毒奶粉”似的“改进”。

以上的话句都只是我的内心独白,我认为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大陆中国,百分之九十们的人属于以下两类:什么都明白却什么都不说;另一类则是什么都不明白,却什么都胡说八道。剩下的百分之十,一半是坚决将祖国推向民主自由的仁人志士;剩下的一半就是衣兜里揣着绿卡,却大肆蛊惑民族主义的既得利益者。当我想从所长谈话的抑扬顿挫中分辨出他是上述四类中的哪一类时,谈话已宣告结束,他最后一席话才基本点破了今天这个“突发事件”的目的所在:

“六四是个敏感时间,希望你不要东走西走”——用这种“人海战术”的恫吓,就为了要我这个七十五岁的瞎老头,“在敏感时期不要东走西走”!

可怜的中国纳税人。

六月三日,我在家上网,因为我视力受损,很难阅读网上文字。我分别使用“听网”和“电脑播音员”两个软件,同时借助放大镜使用鼠标。我在自由亚洲电台、看中国、博讯和阿波罗等网页上,都读到我昨天被抓的新闻报道,文中说我“自称民间思想家”,这句纯属虚构的“歌词”,几乎把我丑化成厚颜无耻之徒,须知我生平除勉强接受过作家的称谓外,就只有自己戏称的劳改专家,别的我什么家也不是,我是个连学士学位都没有的平庸之辈。

六月四日清晨,我一想到这个敏感时期的敏感焦点就十分亢奋,早已把所长那“不要东走西走”的告诫忘得一干二净,除了法律谁有资格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成都市雕塑公园可能是这座城市里最小的一座公园,距离我家三、四百米,对一位盲人而言,这个距离意味着步行途中的安全,这里的茶水每杯三元,这低廉的价格对工薪阶层含有慈悲,它是我经常与朋友们喝茶聊天的去处之一。

除丁矛、卢刚两位六四的参与者外,老年朋友中的“六四发烧友”我们早已有约在先,将在六四这天身穿白衣来这里聚会追思,我们预约在先而派出所长“不要东走西走”的招呼在后,按中国“言必信”的古训,我肯定会爽约前往。从我家去那里为单一直线,不需我妻“导盲”我径直前往,我当然无法看见居委会、街道办事处和治安联防、公安派出所等系列实体,早已各司其职在雕塑公园一带如临大敌严密布控。白衣朋友们陆续到达,便默哀一分钟如仪,随后各人自由发挥摆些自己想摆的龙门阵,我们都不知道周围环境的险恶,反而无所畏俱自由自在。

直到十时三十分,我妻子才身着白色衣裤姗姗迟来,就座后她小声告诉我,前天“控制”我等的一群“国安”、加上派出“”所长及他的部下、有的身着警服、有的身穿便衣,正坐在我等周围的几张茶桌上,还有两部白色警车就停在我等茶桌劳边备用(警车也漆成黑色岂不更好)。此外便是我居住地的相关起码官,治安联防以及说不出职称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等等共二十余位“革命同志”。

一个现象吸引着我微弱的视力,在炎炎夏日中,这群“革命同志”竟没有一个人穿白色的衣服,他们的深色衣着和我等的白色衣服形成黑白分明的两个群体。估计他们的领导人也不会要求他们穿深色衣服,而只是严肃地告诉他们说,六月四日,将有些坏人穿白衣服……

我希望他不要用“白色恐怖”这个古老词汇。

2009-6-8

转自: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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