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作家、五七受难者、中国古拉格幸存者张先痴先生与世长辞，生命终止在2019年2月21日下午18点30分！ 张先生系湖北人，被打为右派，系狱20余年。出狱后秉笔直书，留存大量珍贵文献。
六．四二十周年到来之前，有人在互联网上创议，在这个中华民族流血不止的日子里，有切肤之痛的我们，将身着白色服装，借此对二十年前，被解放军用机枪和坦克屠杀在北京街头的无辜同胞表示哀悼。这个既“在法律框架内”又“芒刺在背”可谓两全其美的创议博得我会心一笑。
家住成都市至今残存的我等右派老人，可说已寥若辰星，共同的苦难凝结的友谊回味无穷，大家相约每逢星期二都去大慈寺喝茶聊天叙旧。这个星期二是六月二日，再过两天就是六四这个“有约在先”的“白衣节”，何不提前穿上早已备好的白色衣服，夏天的这种穿着也再正常不过。
自我06年患“眼底出血症”几乎致盲以后，多数时间都由我妻子陪我外出助我分辨红绿灯。六月二日那天，她除了穿着白衣以外还戴了顶白色的运动帽，我们夫妇的这身打扮，在刻意掩盖罪行的那帮人眼里，显然是我等搞的一次穿白衣服的“军事演习”，他们的“革命警惕性”早已锁定在我这个涉嫌“扰乱社会秩序”、或者“危害国家安全”的古稀老头身上，否则两个钟头以后的“突发事件”就断然不会发生。
在陈述这桩“突发事件”之前，还是得从茶馆里的事说起，在这家我经常光顾的茶馆里，这天我意外地碰见了一个老相识，这位名叫杨远宏的退休副教授，有点名气的文学评论家。此公如果早出生十年，肯定是个无比完美的极右份子，还不知道会在那个劳改队和我们这群右派分子打挤。在热血沸腾的1989年，我在主持《星星诗刊》函授部的工作时，他是我特聘的辅导教师之一，曾经与他有过一段愉快的合作，更确切地说，是六四屠城以后，我们共同度过了几天以泪洗面的苦日子。我与他已有很久没有见面了，令我刮目相看的是他上身穿着的那件价格不菲的耐克牌运动衫，那耀眼的白色甚至可奏过目不忘之效，和我身上这件“土特产”白色体恤相映成趣地“此时无声胜有声”。他身边坐着几位四十开外的中年人，似乎也同样迫不及待的穿着白衣示众，其中有位名叫卢刚的，这条8964时就读于兰州大学经济系的汉子我们早已认识，他的住地在这个偌大的城市里，与我的家可说是一墙之隔，和卢刚一起的是他当年的老同学丁矛，8964时是兰州大学“高自联”的纠察处处长，兰大哲学系的高材生，因积极参与“六四”被判刑十年，出狱后打工为生。一年前经卢刚介绍我与他认识，在得知他的出身经历后，便打趣这位前纠察处长说：“你二十一岁就当处级干部，少年得志，难免摔跟头……”他回以苦笑。此番在茶馆旧友重逢，便将桌椅搬到了一起，彼此心照不宣的说着些“题外话”。
将近下午一点，按惯例，已经是茶友们回家吃饭的时间。杨远宏独自骑自行车而去，我和妻子准备在附近吃碗面条，又发现卢刚、丁矛和我刚刚认识、连名字都没搞清楚的两位中年男士走在我俩身后，便一同走出大慈寺向大街上走去，这浩浩荡荡的白衣队伍，显然是一群“六四暴徒”的同情者，这个身份相当于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被火刑烧死的异教徒。突然，我妻子发现身后有一群神色诡秘的彪形大汉尾随而来，其中竟有两个曾经和她打过照面的“国安”，那是2007年6月8日，成都市的一些残存的右派分子在这座大慈寺里，举办过一次反右运动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无孔不入的“国安”曾派出不少警力在会场四周监视，这才有前述的“打过照面”之说。而我那时正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参加“反右运动五十周年理论研讨会”，使我与成都“国安”监管失之交臂，今天正好有了个补课的机会。
因为我知道国家从未颁布过“禁穿白衣法”，或者“严禁纪念六四条例”，我做的一切都在“法律框架内”，因而我理直气壮毫无畏惧，我们从容地登上四路公交车后，穿着便衣的众“国安”也一拥而上。
在双桥子下车时，刚认识的两位白衣男子已不知去向，余下我们四人便走过斑马线，朝我家的方向走去——那里有一家快餐面馆。行进中便衣“国安”像长跑运动员在接近终点时发起冲刺一样，迅速围在我们四个白衣人周边形成包围圈，其中一个掏出个什么证件向丁矛展示其特殊身份，我则不屑一顾地走自己的路，他们中有人将我拦住并要求“请配合”，我断定此番“突发事件”绝非偶然，而是他们精心安排周密布署的一次行动。在这种背景下，一切抗拒都是徒劳的，他们的武装力量强大到敢于吹嘘发动一场核战争，更何况统治者唯一遵守的游戏规则只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我是流氓我怕谁”。而我们除了一腔热血剩下的便是赤手空拳……好在抬眼望去“成都市公安局双桥子派出所”的木牌正挂在一扇大铁门旁边，抓人的人和被抓的人都鱼贯而入。
作为一名“前右派份子”，我在这个警察国家生活了近六十年，其间二十三年的青春年华都是在劳教劳改中度过的，曾经在我头上作威作福的各式警察难以胜数，记忆中让这类专政工具对平民百姓说出个“请配合”的“请”字，就像让老虎给绵羊下跪般不可思议，我发现中国的警察最少在表面上抹了点“文明油彩”。走进派出所院内，又看见一排连体塑料靠椅放在窗下，显然是供来所的三教九流人等入座用，这个硬件更加重了“文明油彩”的浓度，我们就坐在“文明油彩”的塑料椅上。
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我远离左右接听，原来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听说我被“弄”到了派出所，想问问情况，我说，“弄”进来两小时，至今还未“过堂”，我也不知道为啥，请两小时后再打来。此刻，我真正感到现代资讯的巨大威力，也许正是这类威力，才使我们这个崇尚残酷斗争的极权国家，涂上了些“文明油彩”。
我向周围的某位“国安”发问：“我已经被你们‘弄’进这里两个多小时了，你是不是可以为这个作法取一个具有法律意义的名字，例如拘留、逮捕或者传唤？”他笑容可掬的回答：“老先生，你耐烦点，等一下就完了”，说完又神秘一笑，“文明油彩”似乎又抹厚了一层。
然而，此时我对这类“文明油彩”不仅反感而且恶心，我所理解的文明二字，它的核心精神应该是对人的尊重，对人权这个普世价值的尊重，我们四个公民，不向我们出示任何法律文书，便将我们扣押在派出所，其间你们所展示的种种“文明油彩”实际上都是你们践踏基本人权的遮羞布，是麻痹老百姓的假面具。
他们开始轮流讯问卢刚、丁矛和我的妻子，并查阅了他们携带的照相机，当他们要求翻看我妻子的手袋时遭她拒绝，因为他们没有养成出示搜查证的习惯。
房间里对他们三人作笔录盖指纹的同时，院子里三两个“国安”却很轻松的和我聊天，其中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对我说：“你是个作家，怎么不写《中国不高兴》那样的书，人家一本书就挣了一百多万？”我对他说：“作家的水平并不一样，有的能写出传世名作，也有的只能制造文字垃圾”。在旁的另外还有两位“国安”正津津乐道于两千六百点的股市行情，我生平无财运，对此也一窍不通如听鸟语。
下午五时，有人在办公楼上叫我的名字，有个声音在身后说：“那是所长”。所指无疑是这家派出所的一把手，他接着又叫我妻子一同上去，在他的办公室，他向我介绍了他的硕士学位，在有学问的人面前，最好说老实话，因此我对他说：“我和你的政治理念毫不相同”，他不予理睬却说：“其实我们党也有很多改进”。这句话如果在二十年前，即89年6.4以前对我说，也许还可以拨动我的某根心弦，而今天说已经太晚了。诚然“你们党”也确实有些改进，你们开初把天安门学生运动定性为“暴乱”，然后“改进”为“动乱”，最后又“改进”为“风波”，试想想，“一场风波”都要动用坦克机枪、屠杀成百上千的同胞进行镇压，如果仍旧定性为“暴乱”或者“动乱”，岂不动用火箭原子弹？既然改口定性为风波，为什么打死的、致伤致残的、判刑流放的又不给予平反昭雪，还他们以清白？为什么至今不准在媒体上提及六四，封杀一切对六四的讲述，千方百计地让人们遗忘，处心积虑地催人们麻木？
说到底，所长所说的改进，指的都是“文明油彩”的方方面面，都是胡弄走马观花的外国人和骗傻了的中国人，那个改进是“三鹿毒奶粉”似的“改进”。
以上的话句都只是我的内心独白，我认为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大陆中国，百分之九十们的人属于以下两类：什么都明白却什么都不说；另一类则是什么都不明白，却什么都胡说八道。剩下的百分之十，一半是坚决将祖国推向民主自由的仁人志士；剩下的一半就是衣兜里揣着绿卡，却大肆蛊惑民族主义的既得利益者。当我想从所长谈话的抑扬顿挫中分辨出他是上述四类中的哪一类时，谈话已宣告结束，他最后一席话才基本点破了今天这个“突发事件”的目的所在：
“六四是个敏感时间，希望你不要东走西走”——用这种“人海战术”的恫吓，就为了要我这个七十五岁的瞎老头，“在敏感时期不要东走西走”！
可怜的中国纳税人。
六月三日，我在家上网，因为我视力受损，很难阅读网上文字。我分别使用“听网”和“电脑播音员”两个软件，同时借助放大镜使用鼠标。我在自由亚洲电台、看中国、博讯和阿波罗等网页上，都读到我昨天被抓的新闻报道，文中说我“自称民间思想家”，这句纯属虚构的“歌词”，几乎把我丑化成厚颜无耻之徒，须知我生平除勉强接受过作家的称谓外，就只有自己戏称的劳改专家，别的我什么家也不是，我是个连学士学位都没有的平庸之辈。
六月四日清晨，我一想到这个敏感时期的敏感焦点就十分亢奋，早已把所长那“不要东走西走”的告诫忘得一干二净，除了法律谁有资格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成都市雕塑公园可能是这座城市里最小的一座公园，距离我家三、四百米，对一位盲人而言，这个距离意味着步行途中的安全，这里的茶水每杯三元，这低廉的价格对工薪阶层含有慈悲，它是我经常与朋友们喝茶聊天的去处之一。
除丁矛、卢刚两位六四的参与者外，老年朋友中的“六四发烧友”我们早已有约在先，将在六四这天身穿白衣来这里聚会追思，我们预约在先而派出所长“不要东走西走”的招呼在后，按中国“言必信”的古训，我肯定会爽约前往。从我家去那里为单一直线，不需我妻“导盲”我径直前往，我当然无法看见居委会、街道办事处和治安联防、公安派出所等系列实体，早已各司其职在雕塑公园一带如临大敌严密布控。白衣朋友们陆续到达，便默哀一分钟如仪，随后各人自由发挥摆些自己想摆的龙门阵，我们都不知道周围环境的险恶，反而无所畏俱自由自在。
直到十时三十分，我妻子才身着白色衣裤姗姗迟来，就座后她小声告诉我，前天“控制”我等的一群“国安”、加上派出“”所长及他的部下、有的身着警服、有的身穿便衣，正坐在我等周围的几张茶桌上，还有两部白色警车就停在我等茶桌劳边备用（警车也漆成黑色岂不更好）。此外便是我居住地的相关起码官，治安联防以及说不出职称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等等共二十余位“革命同志”。
一个现象吸引着我微弱的视力，在炎炎夏日中，这群“革命同志”竟没有一个人穿白色的衣服，他们的深色衣着和我等的白色衣服形成黑白分明的两个群体。估计他们的领导人也不会要求他们穿深色衣服，而只是严肃地告诉他们说，六月四日，将有些坏人穿白衣服……
我希望他不要用“白色恐怖”这个古老词汇。
2009-6-8
转自：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