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鹏：作为批判与反思革命史的学者，您对“right”有何见解？
朱学勤：Right这个名字起得好，而且你们占先。之前我一直有个想法，中国能不能办一个杂志，这个杂志就叫Right。因为Right这个英文单词的几重涵义我都非常赞赏。第一是所谓“右”，第二是“正确”，第三还有“权利”的意思。我认为这三个东西是当下中国最紧缺的。这是最值得欣慰的。虽然它很幼小，很单薄，很孤立，但是我相信他代表了一个民族文明的发展。也要做好思想准备。前途非常曲折，遍布荆棘。这样一个Right，也许问世没多久就会被扼杀、窒息。完全有可能。
Right的概念最早从法国大革命开始。所谓“右”又可分为中右与极右等等，我比较心仪的是所谓“中右”。因为“极右”走向种族主义，盲目的民族主义，甚至有可能走向法西斯主义。“中右”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如果讲近代的起源，至少应该从英国的辉格党人的传统说起。辉格党人中右的代表作——1791年埃德蒙德•柏克（Edmund Burke）的《法国革命感言录》，实际上是辉格党人思想史的文献。辉格党并不是人们想象的保皇党，他们是支持美国革命的，支持美国脱离大英帝国。对法国革命初期也抱同情理解的态度。只是当法国革命走到比较暴力的、偏执的、专制的极端，辉格党人就开始反对了。
到了法国革命时期，“中右”就是吉伦特派的立场。吉伦特派本身就是革命党中的一个派别，并不是反革命阵营，只是不赞成后面雅各宾派那种极端的做法。在对法国革命持一种理性的、同情的、批判的立场的学者中，做得最好的是托克维尔。他并不是简单地站在王党的立场上反对法国革命。他是站在历史的、理性的角度对王党和法国革命极左的一翼都给予激烈的抨击，而且是深刻的理性分析。
最能说明中右立场的就是托克维尔母亲的外祖父留下的那句名言。“我在国王面前为人民辩护，我在人民面前为国王辩护。” 这些自由派老贵族，初期是支持法国革命的，当年都是启蒙运动出版商的赞助者。在法国革命第一个阶段，是投身革命的，只是到了第二个阶段，革命者非常非理性地要把国王一家送上断头台的时候，他们才站出来反对这种暴民的做法，并且留下那句名言，“我在人民面前为国王辩护”。他之所以说这句话是因为之前已经在国王面前为人民辩护过了。我觉得这就是中右最好的表达。
“中右”如果说还有一个表达，就是法国革命结束以后王党归来，整个欧洲各个王室弹冠相庆，在维也纳召开著名的维也纳和会。王党们的舞会通宵达旦，有一个法国自由派贵族，冲进舞会大吼一声。“你们什么都没有忘记，你们什么都没有学会。”这一声我觉得有穿越历史时空与人心的力量。“什么都没有忘记”，这些王党没有忘记革命前作威作福的权力；“什么都没有学会”，经过大革命如此极端的洗涤，他们也没有吸取教训。如果只是以复辟王政为能事，还是会受到历史的报复。果不其然，1815年确立的波旁王朝，到1830年就被推翻了。
这些就是我所心仪的历史上中右的一些经典人物、经典文献与经典名言。从埃德蒙德•柏克到托克维尔家族，到那位大吼一声的无名的自由派贵族。这就是中国最缺少的中右的价值理念、中右的立场。当国王强势的时候，中右站在国王面前理直气壮地为人民辩护。当人民失去理性的时候，他又同样毫不畏惧地站出来为国王辩护。这种立场我觉得是中国最缺少的。
在社会被两种极端的力量撕裂的时候，一个中右的立场永远是特立独行的，哪怕是孤立的。
中国讲独立知识分子讲了几十年，但是很少想过，独立首先意味着孤立，意味着两头都不落好，意味着两边的交叉火力会把你射死。在中国趋炎附势的人太多，当然趋炎附势更主要的是体现在趋附强势。此外也有另一种趋炎附势，当社会失去理性时，他们又转过来对非理性的暴力力量趋炎附势。中国太缺少这种精神了，所以我很赞成你们所做的Right的事业。
杨鹏：在中国近现代革命中，谁最能代表您所说的中右立场？
朱学勤：五四运动中，中右立场最典型的代表是梁漱溟。当年对于火烧赵家楼事件，他提出，火烧赵家楼的学生要开庭审判，因为触犯刑律。打了曹汝霖，烧了人家的房子，砸了人家的私有财产。北大学生这样一种过激行为，在民国初年法制刚刚确立的时候是应该受到审判的。他当时提出两条：第一，必须开庭审判，不能纵容；第二，必须当庭特赦。不审判不足以维持法制的尊严，不特赦不足以保护学生的爱国热情。这是最正确的一个立场。非常可惜，当时举世汹汹，“千人之诺诺”，淹没了“一士之谔谔”。现在回头看，只有梁漱溟当时最正确。
中右是一种平衡的力量，反对权势，也反对暴力，反对非理性的做法。所以很难很难，意味着牺牲，至少要准备长期孤立长期寂寞。像梁漱溟这样的选择，60年，没有人搭理他。
杨鹏：在当代史中，站在中右立场的是怎样的一群人？
朱学勤：文革时期，梁漱溟一直是与文革不合作的。也有奋起抗争的，像顾准、张志新、王佩英等。这些人实际上都站在了文革的极左之外，他们的立足之地实际上是一个中右的立场，最后遭到了无情的迫害和屠戮。
到了改革，中右的立场，说白了就是被官方说成自由化的这种立场。无论是80年代初还是后来清除自由化的那些知识分子，虽然自觉程度不一，但是不约而同地都站在中右的立场，反对极左思潮的复归。
到了90年代以后，中右立场的代表人物就是前阵子过了90周年诞辰的李慎之。李慎之当年做了自由主义破土第一声的工作。他1999年写的国庆50周年感言，《风雨苍黄50年》，在中文的语言环境里，是可以和1791年埃德蒙德•柏克（Edmund Burke）的《法国革命感言录》相媲美的。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在极其艰难、极其凶险的环境当中，挣扎到现在，一直受到打击。基本上官方不待见的、被左流所拒绝的这批人，都是站在右边的一群人。
杨鹏：概括一下的话，中右群体可否视为文化与秩序的防护堤？
朱学勤：如果讲右边的文化立场的话，可以这么说，是保守主义的立场，维护人类文明的传统，反对用暴力的手段来颠覆它，打断它，摧毁它。在政体上，可以说是民主主义，要求共和政体，要求宪政。他既反对个人的权威走向专制、走向独裁的帝制之维，又反对社会底层以非理性的方式来报复暴君。在经济上，当然取一种市场经济的取向。市场在经济学家看来就是围绕着价格的波动买卖双方的商业活动。但是从文化的角度看，什么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人们自发的、自然的、天然的一种经济活动，这是深深地植根于人类本性的，深深植根于几千年的传统的。市场并不是哪一个人的创造，而是从几千年的传统中滋长出来的、自然而然的一个东西。市场可以被暴力朝夕之间取缔掉，但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又会不可遏制地生长出来。市场为什么有这么强的力量？因为市场植根于人性，植根于传统，植根于文明。
杨鹏：在您看来，目前迫切需要哪些思想层面的启蒙与推动？
朱学勤：我觉得就是“中右”的启蒙。尽可能地向公众讲清楚这100年走过的曲折。从五四到文革，他们之间到底是个什么关系。极左的思潮从思想到政治是怎么席卷中国的。另外从世界历史的角度，也要尽可能向民众讲清楚。并不是所有的革命都那么反动，也并不是所有的革命都值得维护，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像英国的光荣革命，像美国革命，都是1.0版本的小革命。像我们中国的辛亥革命，也是1.0的版本。要警惕的、要反对的，就是把这种1.0的版本扩大为2.0、3.0。在这些方面要做的事很多，要说的话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