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高中时，读陶斯亮纪念其父的文章（《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心中颇有同感。那时便立意要为叔父所遭苦难写一遍文章，给未来研究“共产主义天堂”的史家们提供一点史料。然而惰性使然，30余年了，未能动笔。随着伯父和父亲的相继去世，叔父现已耄耋之年，每每回家，看到叔父的身体太不如从前，让叔父生前能看到此文的紧迫感，像鞭子似的催着我必须尽快了却此积久的心愿。
名人高官之遭遇虽可传世，亦不过为绵延数千年宫廷恶斗再添一点花絮而已，然“小人物”却可真正见证一个时代的悲哀和一种制度的残暴。叔父虽为社会底层的小“右派”，但其所遭受苦难的时间跨度、烈度远胜于陶铸；且其不涉权斗，叔父也从未施害过别人。叔父的苦难不过是千千万万“小人物”的缩影。
叔父生于农历甲戌年（1934年），祖父为其取名为刘鸾翔，上学后取学名为刘念胜，5岁而孤。虽有兄长二人，但早已分家立业。随寡母靠七亩薄田维持生计。因无力耕作，就租予他人，结果在中共“土改”中落个“小土地出租”的剥削阶级成分。因家里无力供其继续读书，叔父16岁便从军南下至广东。七年后转业至老家县人委会机关干校任教，工作仅一年，57年因受中共“批评与自我批评”之蛊惑，向当时一位姓杜的县委书记提了几点意见，结果“右派”加身。贬至该机关畜牧场强制劳动三年，每月仅发15元的生活补助费。
这个畜牧场实际是一个养猪场和种菜场（有几十亩菜地）。其劳动强度超出了一般书生的承受能力：每天要到三华里外的县城挑大粪，来回数趟给蔬菜施肥；如遇冬天，蔬菜淡季，就要到结冰的水塘捞浮萍喂猪。白天高强度的劳动，晚上还要写自我检查向组织汇报。超强的劳动和精神的高压，让人痛不欲生。一个耒阳籍的银行职工，姓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不明不白地死去。
前些年看叔父当时与父亲的通信得知：当时叔父不想保留公职，愿回乡做一农夫，父亲要他不管受多大的委屈都要保留公职。兄弟俩在商谈此事时，因意见分歧，父亲生气离席而别。叔父特就此事去信向父亲解释。
最近整理父亲遗物发现此期间叔父给父亲的二封信。得知叔父当时的窘境：在此期间叔父祸不单行，继政治的高压随之而来的是工资的停发（每月只发生活补助费15元），偏偏此时又患有严重疾病须住院治疗。
1959年10月5日叔父给父亲的信中说：
二哥：
前次给劣子带去的信，不知收到否，颇念。
我的身体是如此不作主，好几天又恶作剧了，于本月四日又住院。经济条件是如此恶劣，偏偏却要带来一些额外的支付。但有什么办法。你付来伍元已花光了，现住医院须要人民币拾元。而发薪又未到期，使得我东奔西走，想方设法借了伍元钱才安妥了院方。你目前的情况我是知道的。请你将我放在家里的定期存款30元的寄给我。上次我回家丢下的40元的定期存款。就作你的帐户算了。你存在支行的就我的账户算了。我欠你的钱，你如急需用的话你可马上支用即是。余不一一
祝好（在一星期之内付来）
胜 1959.10.5床上
（说明：劣子是我表兄的小名，叔父的外甥）
如果说1959年下半年叔父还有点积蓄的话，到了1960年叔父已不名分文，连一两米票也不存。为此，1960年9月给父亲信中说：
二哥：
我近来因患肠胃病不能吃干饭，医院根据此情况，给我打了个条子，但我身边不存一两米票，你是否能找壹斤米票给我寄来。我知道你的定量也很低，是有困难的，同时你有爱喝一点酒。更有困难，但当前我处较艰巨的劳动改造中，你想办法给我支持一下吧，克服一点困难，我以后当然是记得的。
祝好
胜 60.9
三年强制劳动改造结束后。1961年春，叔父戴“右派”帽子，被安排到清溪完小教书。期间经亲友介绍与株洲市601工厂一被解散的女工——吴艳辉（老家人无论老少都习惯性地叫她小吴）结婚，婚后感情甚笃。无奈，人必生活爱才能持久，感情战胜不了饥饿。1961年正值国家大灾难时期，物价飞涨，叔父每月的生活补助费根本就维持不了这个家。吴婶长沙市人，自小在城里长大，不习惯农业劳动，曾多次提出要买一部缝纫机来维持个人生计，但连这点起码的要求，叔父也无法满足她。吴婶只有面对着叔父暗自流泪，虽未提出离婚，但叔父的内心充满着痛苦的挣扎——经济的拮据、政治的高压、感情的缠绵。为了不连累一个异乡女子，让她回长沙就业，叔父只好动员其解除婚约。其时吴婶已有身孕，相约待形势好转再复婚，生男取名为“洪流”，生女取名为“安燕”。挥泪送别至县城汽车站时，叔父无以相赠，只有脱下身上稍微值钱的一件毛衣给吴婶留作纪念。
1992年暑假，同叔父到长沙寻亲。在长沙郊区找到吴婶弟弟的家，叔父平静地讲述其与吴婶的相识、相恋、相约、相别及未来小孩取何名的约定。孩提时，冬日无事，村里人聚在一起常聊起叔父与小吴这段缠绵悱恻的故事，倒也没什么特别的感受；然而这次通过叔叔之口讲出来，一股酸楚油然涌上心头，我的泪控制不住了、不自觉地就渗入眼眶。
吴婶的弟弟告诉我们：“所生女孩当初按约定取名为‘安燕’，只是后来姐姐实在无法支撑下去了，就再嫁他人。因继父姓马，故安燕就改为马燕。”我老家隶属安仁县，燕子乃候鸟，安燕者，乃寓燕子到时平安归来之意。叔父无力抚养生女，小孩由他人抚养成人，随继父姓也是人之常情，只是去了一个“安”字，叔父有点失落感，在回市区的路上叔父转念一想又对我说，毕竟还是保留了一个“燕”字，还得要感激她继父的。
马燕舅舅讲述了其童年时的悲惨生活，叔父听后心里非常愧疚和不安。到旅馆后，叔父怕见到马燕后受不了，就有中止这次寻亲活动之意。我鼓励他说“我们既然来了，还是探个究竟，也不枉此行。”下午我俩按照马燕舅提供的地址找到马家。路上叔父担心马燕继父一时不能接受，就嘱我先进去看个究竟。那时马燕家还是平房，门是虚掩着的，我轻轻地推门进去。马燕的继父坐在大堂的沙发上。我问：“请问这是马燕家吗？” 马燕的继父是一个极精细的人，就反问我：“你是不是后面还有一个人，你要他进来吧，他跟马燕长得一个模子，一看就知道他是马燕的生父。”。 叔父闻之便推门进去，我们略谈片刻，吴婶从睡房出来，埋怨她在刘家及别后的苦难。因马燕不在家，马燕的继父就将马燕的相册拿出来给我们看。
看了马燕的相册之后，叔父是一个晚上没睡着。此时他是急不可耐地想要见到马燕。结果第二天一大早马燕就和她同母异父的妹妹来到旅舍，父女相见别有一番情趣和悲催。马燕说：“之前还不知道我还有一个生父，心里很自卑，总以为自己是一个私生子。”。
这次长沙寻亲那是后话。再回到他俩当初“形势好转后再复婚”之约定，孰料形势非但没有好转，而且还在一天比一天的恶化。空前的三年灾难过后，随之而来的是“社教”和“四清”运动，叔父的日子更难熬了。后，叔父调到本乡完小任教。1964年，与学校附近一农村寡妇结婚。婚后不久即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他开除教职。原有的微薄工资没了，再加之政治的高压，社会的歧视。女方子女怕受到株连，就逼叔父离婚。期间叔父工资没了，生活无着落，成了社会的弃儿。就只能在女方家进行繁重的农业劳动，以求容身之所。身子已痩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了，有次再也爬不动了，躺在床上等死亡。好心的朋友捎信给我伯父和父亲要他们赶快把叔父接回来。那时我的奶奶还健在。奶奶旧时的小脚女人再加之高度近视，就在我十二岁的二姐的掺扶和带领下探视我的叔父。叔父躺在床上已不能言语了，头上已盖上了一张白纸，在两眼处挖出了两个小洞——那可是我们老家人死后入殓时的风俗呀！此情此景，可怜的奶奶只有呼天呛地的哀嚎，别无他法！后伯父和父亲将他接回老家，幸而老祖宗给他留有两间祖屋得以栖身。
这期间，上面一有政治活动和任务，叔父就是公社、大队部的箭巴子。政治活动分子及公社、大队两级干部可任意将其抓去关禁闭、游街、批斗。一关禁闭就是好几天，那时叔父孤身一人，靠二姐送点饭给他吃。
“四清”运动刚结束，1966年文革风暴又起，死亡再次威胁着叔父，盲从的红卫兵肩扛红旗、手持红宝书走村串户寻猎物抄家、抓人 。1967年春，为了躲避这场风暴，叔父到相邻县永兴县贩运箩筐、扁担、原木以维持生计。孰料一回家就以“反革命串连”的罪名抓起来关在公社达三个月之久，吊、打、捆、绑各种酷刑应有尽有。有次在我刘氏宗祠堂（土改后被中共强抢，一半分给一贫雇农，另一半为大队部办公地）里，将叔父左右手自食指至无名指各自对应用细绳捆绑，双手的中间插上一根竹筷子，筷子在中指和小指间系一条绳索，绳索套在滑动轮上（此类“滑动轮”，我们老家又叫“弹葫芦”，打井水或将谷等物提到楼上所用的一种工具，用坚硬的木质制作：长条椭圆形的木块，中间挖一个长方形的洞，洞中栓上一个带槽的园木滚轮。），祠堂二楼的木质楼板挖一个长方形的小洞，滑动轮的一端系一条短绳穿过小洞，短绳栓上一短棍，就这样滑动轮挂在祠堂二楼的楼板下。绳的一端系在叔父双手的中指和小指间，另一端则由人拉住，将叔父上下升降用竹条鞭打。打晕了就用冷水泼醒，足足打了几个小时。那时我还没上学，才几岁。因叔父一直不在身边生活，我也不知道这个被打的人就是我的叔叔，就随小伙伴们趴在木质的楼梯间看“斗地主”（那时我们小孩模仿大人们这样吊着人批斗的游戏叫“斗地主”），我不由自主地流泪了。打过瘾之后，在一遍高呼“打倒刘念胜”的声浪中，持绳的另一端者将手一松，滑动轮呼呼作响。叔父猛的瘫倒在地上。后有人将叔父抛到楼梯下的角落。下楼梯时看到叔父身上的白T恤满是血迹，汗臭味中混杂着血腥味至今仍印在我脑中挥之不去。后来好心的村民将叔父背回家，叔父在床上躺了七天七夜不能动弹。这年生产队结算叔父只剩下6两谷，大半年的生活没有着落。就靠帮别人运石头，或到十里外的衡东县南湾冲砍柴卖来维持最低的生存。这年祖母去世，由于当时政治的高压和经济的困顿，没有开追悼会就草草地安葬了祖母。直到后来待我们家好转，后辈子孙均通过高考跳出“农门”，有些村妇还在拿此事嘲笑我们葬祖母如葬叫花子。
叔父虽家徒四壁，能抄的东西早就抄走了，于群盲们不值钱的中外名著也早已付之一炬。然而一有政治活动，叔父就是被抄的对象。记得几岁的时候有一群人来叔父家抄家，母亲怕他们也来我家抄，并顺手掠去钱财，就用一块红领巾包了几块钱让我出去玩。
小时候常听到叔父跟父亲哀叹“日子难熬啊！”，父亲亦哀叹并自责说“当初就不应该劝你保留公职，如果流落异乡，远走新疆，在一个杂居的地方也许境遇不至如此！”。其实，叔父16岁离开家乡，在老家与任何人都无冤仇。打我叔父最凶的竟是他的一个学生，其家与我家世交，其家虽是贫农，其父虽是大队干部，但与我叔父三兄弟颇有私交，在那个赤色恐怖的年代里还暗助过我们家。待叔父平反后，其父曾到我家当着叔父三兄弟的面道歉。叔父苦笑说：“若不是这种邪恶制度将人性中的恶发挥到极致，也不会至此。事已过去，世交还是世交。”
年龄稍大后随姐姐跟叔父拜年，记得有一年春节到叔父家拜年，叔父茫然不知所措，竟然找不出几个茶杯来让我们喝水。
到了七十年代中后期，有一年冬天，外面大雪盖地，叔父脚穿草鞋，推着一辆木质手推车，去攸县绿田墟卖大蒜。我们几个侄男侄女在祖屋的大门口望着叔父远去的背影，摇头哀叹叔父命苦；母亲也常哀叹叔父“何时能有个出头日？”……
所幸，毛魔呜呼哀哉三年后，叔父恢复了工作，重新成家立业，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2017年6月19日
转自：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