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我们对“五四”的理解有很多误区，比如：将“五四”单一化地理解成一个全盘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将“五四”政治化，将“五四”狭隘化，纯粹看作是1919年5月4日学生上街游行以及由此引发的学生和民众运动。诸如此类，实际上跟“五四”的真实面貌都有差距。
观照多元的“五四”
我所理解的“五四”不是1919年5月4日发生的那个“五四”，而是1919年前后那个时代。我所了解的“五四”也不是一个政治的“五四”、文化的“五四”，而是一个社会的“五四”、经济的“五四”，是一个全面的、多元化的“五四”。
我留意过“五四”时代的经济史，发现今天讲的民营经济、发展经济，在“五四”那个时代是天经地义的，人生下来就拥有那些权利。我们今天老百姓要创办一家私营银行，恐怕还有制度上的障碍。但在“五四”时代，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你有能力、有勇气，甚至不需要巨额的资本，就可以去注册一家民营的银行。最早的海归派之一陈光甫就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这家银行为标志，当时中国从南到北有很多类似的民营银行。
“五四”时代不仅可以随便办银行，更可以随意创立自己的企业。另一个海归派，一代“棉纱大王”穆藕初，回国以后就创办了一系列的纺织企业。荣德生、荣宗敬号称“纺织大王”、“面粉大王”，尽管他们创业的起点是1900年，但是他们的企业真正做大、起飞也是在“五四”时代。那一代民营企业家几乎都是在“五四”时代发扬光大，成为各自领域大佬的。其实，什么私有制、股份制、民营企业都不是新生事物，在那个时代早已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任何人只要你愿意、有机会，你都可以这么干。谈论“五四”是不能离开这个经济背景的。
现在提起“五四”时代，往往只看到学生、知识分子，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那个时代企业家的声音恐怕一点都不亚于知识分子，甚至更有实力。那个时代的企业家本质上还是读书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国家和故土都怀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情感，这种情感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对这块土地的连带感，他们跟这块土地之间有一种神秘的联系，他们要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这块土地，他们的业余时间都爱看书，特别是晚上常常是在做跟国家命运有关、跟文化有关的事。我们不能只看那个时代北大的教授们怎么想、怎么做，而应该把那个时代企业家想什么、做什么和北大的师生做什么联系在一起，才可以看出那个时代更完整的面貌。
此外，我们不能只看北京这个政治中心在做什么，还要看看其他省会城市，甚至更偏远地方的人在做什么。“文学研究会”是在北大发起的，但当时在江苏苏州一个叫甪直的小镇上教书的叶圣陶也是“文学研究会”的11个发起人之一。北大学生绝对不会认为叶圣陶是个小学老师，没有读过大学，只是个中学生跟我们混在一起做发起人有什么不得体。那个时代的人们对这一切都感到很正常。言论自由对“五四”时代的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你想创办报纸、刊物，你就可以创办，当然那个时代也有压制言论自由、关闭报刊的事，但是关了报馆你可以再开，在法律上没有限制你。结社自由在那时也是稀松平常的，如果你们三个人喜欢谈论某方面的事想结个社，就可以宣布结社。如果我们过多地把目光局限在“五四”时代军阀统治的维度上，只看到军阀混战，只说外国压迫中国，这样看问题就简单化了。
传统并未被切断
美国的林毓生有个著名观点，认为“五四”是全盘的反传统，是要打倒中国的传统文化。从“五四”的代表人物的一些片言只语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的表述，比如说鲁迅讲的“青年人不要读中国书”，胡适讲的“中国百事不如人”，钱玄同讲的“废除汉字”……这是老师一辈的一些言论，学生一辈的傅斯年、罗家伦也有类似说法，但在这些片言只语后面，我们仔细去看“五四”的代表人物，老师一辈的胡适，甚至是只手打孔家店的吴虞，他们恰恰都是熟悉传统文化的人，而且一辈子都没有离开传统文化。我们知道胡适晚年致力于《水经注》的版本研究。鲁迅虽然叫别人不要读中国书，尽量读外国书，但是他自己读的还是中国书多，代表他学术建树的是一本《中国小说史略》。我们不能只看这些人说过几句貌似很激烈的话，然后就凭这几句话来论断他们都是全盘反传统的。
后世的人们回眸那个时代总感觉隐藏着什么不同的东西。其中一个不同就是中国文化的根还没有被切断。胡适他们虽然在美国留学多年，但骨子里仍是传统的中国人，他们身上有非常中国文化的一面。我们不能狭隘地把中国文化理解为儒家文化、四书五经那一套。中国文化有很多的侧面，比如说中国文化中非常强调地域文化。胡适就是典型的徽州文化的产儿，鲁迅身上带有江浙文化，特别是绍兴文化给他的影响，包括一些负面的因素，也是绍兴文化带给他的。地域文化中恰恰包含了一个人安身立命最需要的东西。
整个“五四”时代，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很有代表性，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新青年》之外的其它刊物，比如说1917年创刊，1925年停刊的《太平洋》杂志。这个杂志非常重要，如果要研究中国近代史，《太平洋》在我看来不亚于《新青年》。以往讲到“五四”时的代表性刊物，像《新潮》、《新青年》，不讨论制度性的大问题，只关注思想文化层面的东西。但是《太平洋》恰恰是以制度讨论为主要内容的一本政论性杂志，在这上面发表文章的学者，包括北大教授王世杰、陶孟和、周鲠生、杨端六、李大钊、胡适、李四光以及李剑农等人。1919年之后，特别是1921年到1922年，《太平洋》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走什么道路的文章，尤为突出的是关于联省自治的讨论，联省自治简单地说就是联邦制，当时在中国已成了一个热潮。《太平洋》讨论的问题恰好可以补充《新青年》的欠缺。《新青年》上的随感，那些关于文化、思想的讨论和《太平洋》杂志上关于制度的讨论放在一起才构成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完整的思想图景。如果我们单独把《新青年》拿出来说这就是“五四”，“五四”一切的资源都在这里了，那我们看到的“五四”就是片面的。要还原历史真相，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让它不同的侧面都呈现出来，而不仅仅刻意地强调某一个侧面。
21世纪：胡适的世纪？
历史留下的遗憾是，“五四”时代那种多元的、各种思潮并存的社会气氛，在“五卅”之后激荡的民族浪潮中并没能幸存下来，一种比较片面、激烈的思潮逐渐占了上风。对中国来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占据青岛起，在这样一种民族危机的压力下面，“五四”那种生活方式很难再维持下去了。所以，在“九·一八”之前胡适在学生当中的影响大，而“九·一八”之后鲁迅受到的欢迎就日趋上升。慢慢地在民族危亡当中，“五四”那种多元的、开放的、试图通过和平、渐进的方式来推动中国的路径就慢慢处于了下风。
李慎之曾说过一句话：“21世纪将是胡适的世纪”。这个时代是我们生活的时代，我想这个时代应该比“五四”时代更好，当然，更好的前提是我们愿意付出多少的努力。这里，我想借用米奇尼克的两个说法，他说“我们不是为美好的明天而奋斗，就是为美好的今天而奋斗！”在九十年前，他们“为美好的今天而奋斗”早就是一个现实。第二句话，米奇尼克说“为一个不完美的社会而奋斗，不是为一个完美的社会而奋斗！”乌托邦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东西，但完美的苍蝇也只是苍蝇。宁愿为一个不完美的社会奋斗，也要比为一个虚无缥缈的完美的天堂而奋斗更好。“五四”的那一代人他们没有为天堂而奋斗，他们只是在实践他们自己的人间。
转自：爱思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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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重返“五四”，厘清误区
以往我们对“五四”的理解有很多误区，比如：将“五四”单一化地理解成一个全盘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将“五四”政治化，将“五四”狭隘化，纯粹看作是1919年5月4日学生上街游行以及由此引发的学生和民众运动。诸如此类，实际上跟“五四”的真实面貌都有差距。
观照多元的“五四”
我所理解的“五四”不是1919年5月4日发生的那个“五四”，而是1919年前后那个时代。我所了解的“五四”也不是一个政治的“五四”、文化的“五四”，而是一个社会的“五四”、经济的“五四”，是一个全面的、多元化的“五四”。
我留意过“五四”时代的经济史，发现今天讲的民营经济、发展经济，在“五四”那个时代是天经地义的，人生下来就拥有那些权利。我们今天老百姓要创办一家私营银行，恐怕还有制度上的障碍。但在“五四”时代，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你有能力、有勇气，甚至不需要巨额的资本，就可以去注册一家民营的银行。最早的海归派之一陈光甫就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这家银行为标志，当时中国从南到北有很多类似的民营银行。
“五四”时代不仅可以随便办银行，更可以随意创立自己的企业。另一个海归派，一代“棉纱大王”穆藕初，回国以后就创办了一系列的纺织企业。荣德生、荣宗敬号称“纺织大王”、“面粉大王”，尽管他们创业的起点是1900年，但是他们的企业真正做大、起飞也是在“五四”时代。那一代民营企业家几乎都是在“五四”时代发扬光大，成为各自领域大佬的。其实，什么私有制、股份制、民营企业都不是新生事物，在那个时代早已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任何人只要你愿意、有机会，你都可以这么干。谈论“五四”是不能离开这个经济背景的。
现在提起“五四”时代，往往只看到学生、知识分子，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那个时代企业家的声音恐怕一点都不亚于知识分子，甚至更有实力。那个时代的企业家本质上还是读书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国家和故土都怀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情感，这种情感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对这块土地的连带感，他们跟这块土地之间有一种神秘的联系，他们要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这块土地，他们的业余时间都爱看书，特别是晚上常常是在做跟国家命运有关、跟文化有关的事。我们不能只看那个时代北大的教授们怎么想、怎么做，而应该把那个时代企业家想什么、做什么和北大的师生做什么联系在一起，才可以看出那个时代更完整的面貌。
此外，我们不能只看北京这个政治中心在做什么，还要看看其他省会城市，甚至更偏远地方的人在做什么。“文学研究会”是在北大发起的，但当时在江苏苏州一个叫甪直的小镇上教书的叶圣陶也是“文学研究会”的11个发起人之一。北大学生绝对不会认为叶圣陶是个小学老师，没有读过大学，只是个中学生跟我们混在一起做发起人有什么不得体。那个时代的人们对这一切都感到很正常。言论自由对“五四”时代的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你想创办报纸、刊物，你就可以创办，当然那个时代也有压制言论自由、关闭报刊的事，但是关了报馆你可以再开，在法律上没有限制你。结社自由在那时也是稀松平常的，如果你们三个人喜欢谈论某方面的事想结个社，就可以宣布结社。如果我们过多地把目光局限在“五四”时代军阀统治的维度上，只看到军阀混战，只说外国压迫中国，这样看问题就简单化了。
传统并未被切断
美国的林毓生有个著名观点，认为“五四”是全盘的反传统，是要打倒中国的传统文化。从“五四”的代表人物的一些片言只语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的表述，比如说鲁迅讲的“青年人不要读中国书”，胡适讲的“中国百事不如人”，钱玄同讲的“废除汉字”……这是老师一辈的一些言论，学生一辈的傅斯年、罗家伦也有类似说法，但在这些片言只语后面，我们仔细去看“五四”的代表人物，老师一辈的胡适，甚至是只手打孔家店的吴虞，他们恰恰都是熟悉传统文化的人，而且一辈子都没有离开传统文化。我们知道胡适晚年致力于《水经注》的版本研究。鲁迅虽然叫别人不要读中国书，尽量读外国书，但是他自己读的还是中国书多，代表他学术建树的是一本《中国小说史略》。我们不能只看这些人说过几句貌似很激烈的话，然后就凭这几句话来论断他们都是全盘反传统的。
后世的人们回眸那个时代总感觉隐藏着什么不同的东西。其中一个不同就是中国文化的根还没有被切断。胡适他们虽然在美国留学多年，但骨子里仍是传统的中国人，他们身上有非常中国文化的一面。我们不能狭隘地把中国文化理解为儒家文化、四书五经那一套。中国文化有很多的侧面，比如说中国文化中非常强调地域文化。胡适就是典型的徽州文化的产儿，鲁迅身上带有江浙文化，特别是绍兴文化给他的影响，包括一些负面的因素，也是绍兴文化带给他的。地域文化中恰恰包含了一个人安身立命最需要的东西。
整个“五四”时代，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很有代表性，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新青年》之外的其它刊物，比如说1917年创刊，1925年停刊的《太平洋》杂志。这个杂志非常重要，如果要研究中国近代史，《太平洋》在我看来不亚于《新青年》。以往讲到“五四”时的代表性刊物，像《新潮》、《新青年》，不讨论制度性的大问题，只关注思想文化层面的东西。但是《太平洋》恰恰是以制度讨论为主要内容的一本政论性杂志，在这上面发表文章的学者，包括北大教授王世杰、陶孟和、周鲠生、杨端六、李大钊、胡适、李四光以及李剑农等人。1919年之后，特别是1921年到1922年，《太平洋》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走什么道路的文章，尤为突出的是关于联省自治的讨论，联省自治简单地说就是联邦制，当时在中国已成了一个热潮。《太平洋》讨论的问题恰好可以补充《新青年》的欠缺。《新青年》上的随感，那些关于文化、思想的讨论和《太平洋》杂志上关于制度的讨论放在一起才构成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完整的思想图景。如果我们单独把《新青年》拿出来说这就是“五四”，“五四”一切的资源都在这里了，那我们看到的“五四”就是片面的。要还原历史真相，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让它不同的侧面都呈现出来，而不仅仅刻意地强调某一个侧面。
21世纪：胡适的世纪？
历史留下的遗憾是，“五四”时代那种多元的、各种思潮并存的社会气氛，在“五卅”之后激荡的民族浪潮中并没能幸存下来，一种比较片面、激烈的思潮逐渐占了上风。对中国来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占据青岛起，在这样一种民族危机的压力下面，“五四”那种生活方式很难再维持下去了。所以，在“九·一八”之前胡适在学生当中的影响大，而“九·一八”之后鲁迅受到的欢迎就日趋上升。慢慢地在民族危亡当中，“五四”那种多元的、开放的、试图通过和平、渐进的方式来推动中国的路径就慢慢处于了下风。
李慎之曾说过一句话：“21世纪将是胡适的世纪”。这个时代是我们生活的时代，我想这个时代应该比“五四”时代更好，当然，更好的前提是我们愿意付出多少的努力。这里，我想借用米奇尼克的两个说法，他说“我们不是为美好的明天而奋斗，就是为美好的今天而奋斗！”在九十年前，他们“为美好的今天而奋斗”早就是一个现实。第二句话，米奇尼克说“为一个不完美的社会而奋斗，不是为一个完美的社会而奋斗！”乌托邦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东西，但完美的苍蝇也只是苍蝇。宁愿为一个不完美的社会奋斗，也要比为一个虚无缥缈的完美的天堂而奋斗更好。“五四”的那一代人他们没有为天堂而奋斗，他们只是在实践他们自己的人间。
转自：爱思想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