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2017年第一天。紧邻株洲市火车站旁的芦淞服裝大市场出现参战老兵公开设点乞讨的现象。
这天下午我从株洲朋友的微信群中看到有人发布了老兵乞討的图片和信息，向信息发布者问清他们的位置后，立马搭车赶了过去。类似的图片和信息近几年在网上时常能看到，但一直没有亲眼目睹和接触过。因为我本人也是参战军人，所以对这些信息的关注可能会比非直接关联人更敏感。
对越作战从79年2月17日开始，到1990年左右才算完全停止。这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79年2月17日发起的对越大规模进攻战，再往后就是八十年代中期的老山、法卡山、扣林山、者阴山等规模较小的阵地攻防战，再往后中越双方军队在边境地区的防守战就几乎不为人知了。我服役的空七军负责对越防空作战。
我从86年深秋入伍，到90年冬天退役，所在部队一直驻防广西，常年处于一级战备状态，雷达部队24小时开机，严密监视着越南北部领空的所有起飞军机。我们的地对空导弹也全部上架，环阵地360度分6个方位24小时保持发射状况，只要越军战机飞过红色警戒线就可以随时发射导弹将其击落。我入伍的第二年十月五号，越南空军的一架米格21歼击机就在我军的防区被地对空导弹一举击落，活捉了跳伞的越军大尉飞行员，就关在我们团部，派一个班的警卫专门看守，好吃好喝养着。听说该飞行员中国象棋下得很好，关押期间下蠃了我們导弹八团的不少高手。该俘虜后来结局如何就不再知道了。当时空军司令好像是参加过朝鮮战争的飞行员王海，亲自从北京飞到南宁嘉奖全体参战部队，用茅台酒靠赏立功人员。
到89年7月后，我所在的地对空导弹109营又被再往前调，换防到了紧挨着中越边境的龙州县。对于空军来讲，这里已經是最前线，无法再靠前了。尽管我們的阵地再往前还有陆军的防区和阵地，但我们站岗都还是发了实弹。白天还好点，到了晚上就有些心里发悸，阵地四周黑黝黝的，杂草丛深，你根本不知道远处的黑暗中是否会潜伏着什么危險。因为越南特工的传说早有耳闻，生怕被摸哨、割喉或抓舌头。刚到前线的时候真有点草木皆兵。有天晚上突然听到枪响，将所有人吓得不轻，以为阵地被偷袭了。解除警报后才查明是哨兵神經太紧张，加之对轻武器操练不熟搞到枪枝走火，虚惊一场。
具体何时完成轮战任务从前线撤回南宁已經记不清了。发给我所在部队全体参战人员的《参战证书》上记录的起止时间是89年7月至90年10月。
以前保留下这份《参战证书》只是想留个纪念，从没想过未来还会有什么作用，更是打死也不可能想到这份《参战证书》会成为可以公开乞讨的证明文件。因为参战老兵大规模的统一穿着老军装公开乞討估计全世界军史上也是闻所未闻、绝无仅有。
我因为在株洲土生土长，比較熟路，所以很快找到了正在公开乞討的参战老兵。这些参战老兵将乞討的地点选择在了株洲火车站旁的芦淞批发大市场。这里是中南地区最大的服装、鞋帽、小商品、日用百货批发市场。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这里由不足百米的个体服装卖买一条街起步，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到现在已經将周边几万平方公里的大街小巷全部都变为了辐射周边数省的民間商業集散地。这块地區的各种经济数据直接就是株洲市私营经济的晴雨表，该地区的经济总量同時也成为了株洲市最重要的经济支柱和不可缺失的经济版块。这里平时生意就极为旺盛，加上昨天又是新年元旦，一眼看不到头的步行街上更是人流滚滚、物流如潮，大小商家的叫卖声此起彼伏、鼎沸翻天。
这群统一穿著旧式军装的老兵选了个“丫”字路口的结合部，背靠正在施工的安全围板一字排开立正站着，脚前摊开一幅巨大的彩绘画卷，上面全是中越战争期間由随军记者和摄影师在战场拍攝的各種纪实照片。其中有一张标明是当今第一夫人和她当兵的弟弟彭雷1985年9月在前线的合影。
这张照片被特意放得比其它照片都大，编排在整幅画卷的当中，很是醒目。一个周身全红的敞口纸箱规规矩矩的摆在画卷的正前方当中，纸箱上方方正正写着四个大字一一一“红色乞討”。画卷旁边的便携式音响很大声的循環播放着广为人知的经典军歌《血染的丰采》和《十五的月亮》等等。这一极为罕见的场景吸引了周边所有人的注意，很多人将他們围得水泄不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纷纷朝纸箱里扔钱。
我挤进围观的人群，放了拾元钱在“红色乞討”的纸箱内，这排立正站着的老兵很整齐的一同抬起右手朝我行了个军礼，我也给他们回了个军礼，然后点了点头，申出大拇指朝他們比了比。我观察到，一丝不易察覺的微笑在他們脸上一闪而过，之后又很快恢復了平静的常态。接下来，我仔细察看了地上的彩绘画卷，并掏出手机从不同角度给他們拍照，还录了几段视频。在我拍照期間，这些乞討老兵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看来他們面对人群的围观和拍照早就习以为常。在这期間，我特意绕到乞討老兵的侧后，在不长的时间内抓拍了几张只要市民朝纸箱里放钱老兵就敬礼的照片。
在我拍照时，一个围观的瓜子脸中年男子湊到我身后看我拍照，同時既像是对我在说又像是自言自语：“这些老兵会不会是假的？现在各种骗术花样翻新，防不胜防呀！”。我立刻回了他一句：“何以见得？”。该瓜子脸中年男子回应说：“他們只是在这种商业闹市乞討，不敢去市政府门口设摊，说明他們底气不足，怕政府的人查他們的真假。今年市政府大门口已經发生过三起老兵群体维权事件，每次都与政府的人发生激烈的冲突，他們根本不怕查身份，这样才能证明他們自己是货真价实的参战老兵”。
瓜子脸的这番话立刻引起了我的警觉。我不是开始怀疑正在乞討的老兵，而是反而怀疑瓜子脸的“围观者”身份。你一个湊巧出現在参战老兵乞討现场的普通市民怎麼会对2016年发生在市政府门口的老兵维权群体事件的次数知道得如此清楚？这样的事件从来不会出現在主流的官方媒體上。即使被网民上传到自媒體也会很快被封殺，根本不可能在互联网上自由的任意传播。该瓜子脸如果湊巧路过市政府门口看到一次老兵维权有可能，或者他就住在市政府门口附近每次都看到也有可能。但这一次老兵乞討的地方与市政府之间相离很远，不单不在同一个区，两个区之间还隔着一条宽阔的湘江，你这个“普通围观者”知道得也太多了吧？天下哪有这么湊巧的事，刚好发生在株洲的老兵维权和乞討事件全被你湊巧碰到了？并且你还统计得一清二楚？这些疑惑随着瓜子脸的言語在我脑海里一闪而过。
我下意识地迅速扫视了一下身边的人群，发现在我身边不到一步远的地方，正有另一位穿著得体的中年男子在看着我和瓜子脸的对话。这位中年男子脸型稍圆，体态壮实，我虽然也不认识，但他那种看人的眼神我可太熟悉了。
这几年以来在深圳我无数次的与具有这种眼神的人打交道，对他們真是记忆深刻。虽然我至今叫不出任何一位具有这种眼神的人之真实姓名，但我深信这种眼神只会产生在一种特殊职业的人身上。虽然这种人的衣著往往会打扮得与成功商人或白领人士非常相似，但他們因为职业养成的特殊性与成功商人或白领人士具有的眼神完全不同。这种人如果不在工作状态，其眼神也还是会与常人无异。但他们一旦进入工作状态，这种眼神就是完全职业化了。而我正是因为这几年异于常人的生活方式让我对这种眼神特别熟悉而敏感。
我估計这两位特殊的“围观群众”肯定是观察到了在众多的围观人群中我的拍照行为与众不同。真正湊巧路过的围观群众如果想拍照，顶多只会在自己挤进人群时的所在位置就地拍几张照片，不会像我这种有备而来的“围观者”从不同的角度，变换着位置又是拍照又是录视频，除了拍全景还要拍特写。所以很容易被”有心人”一下就注意到。只是这些“有心人”肯定也是一头雾水，不清楚我是什么人？什麼来路？想干什么？如果我与其他真正湊巧路过的围观群眾一样，只是有比較强一点的好奇心，对参战老兵着装乞討的社会大背景完全不了解，瓜子脸的言论就完全可以在我的心中埋下怀疑的种子，从而冲淡我对这些乞讨老兵的同情和信任，就會降低我向朋友和同事传播、扩散参战老兵公开乞討这种奇闻的冲动。
见此情景，我最后回了瓜子脸一句话：“你说的这些我完全不清楚，只是偶有耳闻。但今天这些公开乞討的参战老兵身份肯定不会是假的！”说完我就没再搭理瓜子脸，而是收起手机直接走过去和单独坐在旁边的一位老兵打招呼。
参战老兵见我过去和他说话，立刻站了起来。让我说话大声点，说他耳朵被大炮损伤了听力，要很大声说话才能听到。我立刻表明了身份，告訴他我也是参战军人。他立刻显得很兴奋，知道碰上战友了。他一边告诉我他們全都是84年参加老山战役的军人，老家是山东枣庄的，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类的老旧证件给我看。
原来他們是山东籍的参战老兵，根本不是株洲人，这次来湖南，是因为前段时间全国“两参”老兵维权协会的会长在益阳老家病故，他們这些外地的参战老兵特意赶到益阳参加葬禮。葬禮结束后他們就南下去了广东。前不久他們还将“红色乞討”这种行为艺术搬到了更具国际影响的深圳罗湖口岸。看来这些老兵真不愧是经历过生死战斗的真正军人，不怕事大，哪裡热闹去哪裡，越是人多越向前。真他妈牛。赞一个。现在到株洲就是从深圳过来的，准备一路北上返家。因为出来已有些日子，又临近农历春节，所以再在各地进行“红色乞討”行为艺术的展示已经不合适了。他們下一站就准备直接回山东，等到开春后才重披铠钾、再踏征程。
这位山东老兵的讲述更进一步证明了我对“瓜子脸”的猜疑。这时我身后围上来很多好奇的群眾，期中也有瓜子脸。从证件中我发现这位山东枣庄的参战老兵竟然也姓任。真是太巧了。我立刻从口袋里掏出特意带在身上的《参战证书》和军功章给他过目。这回轮到一直申着脖子的“瓜子脸”傻眼了，可能完全没有料到我也是一个有备而来的特殊“围观群眾”。哈哈！
当听到我向山东老兵简述我所在部隊89年才进入前线轮战时，“瓜子脸”很是不甘地插了一句：“89年哪裡还在和越南打仗呢？”我不软不硬的轻轻顶了他一句：“军队打仗、换防、转移、布阵需要告诉你一个老百姓吗？”。此后我和山东老兵的谈话，“瓜子脸”就再也不吱声了。后来也不知他退缩去了哪裡。直到我和山东老兵互留电话后握手告辞，都再也没见到“瓜子脸”。
老兵身穿旧式戎裝、胸戴勋章、挂着标语、播放军歌、给钱就敬礼的“红色乞討”行为艺术应该发明有几年时间了。我从自媒體上看到的最早“红色乞討”印象中是发生在山东青岛，然後是广西桂林，再后是湖南长沙，之后就越来越多了。这种构思奇妙的创意发明者是谁不得而知，目前无从考证。但这位“红色乞討”行为艺术的发明者肯定是一位参加过中越战争的老兵，或者至少应该是与参战老兵关系极为密切之人。
我本人对越战老兵维权问题的关注其实较晚，更早进入我关注范围的是参加过中日战争而残存在中国大陆的国军老兵。他們作为昔日为国家浴血奋战的残存老兵绝大多数人衰老得已經无法生活自理了。多少年来这个群體作为大陆贱民阶级的一个组成部份，饱受歧視和风霜血雨。还能顽强地残存到如今的已經只剩下很少的一部份了。每当面对这些国军老兵，倾听他們的不幸人生，了解他們的悲傷故事，耻辱、深深的耻辱、极度的耻辱，是我最能认知和体会到的情感和心理。
几十年以来，教科书和官方传媒不断强调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华百年历史上的一系列割地赔款和南京大屠杀是国耻。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历史真相被揭開、被还原，我愈來愈觉得赤色帝國所宣傳的国耻都是谎言加欺騙，而这些国军老兵在49年之后所遭受的不幸才是真正的国家耻辱，是中华民族的真正耻辱，是所有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民的耻辱，特別是近70年来的众多耻辱中，排列榜首的第一耻辱。现如今到处发生的越战老兵维权事件，本质上不过是国军老兵不幸遭遇的延伸和翻版。因为“红色乞討”的源头，就在赤色帝國的第一耻辱里。
如果将歧視和欺凌抗战国军老兵的耻辱比喻为“1”，那么发生在49年以后的所有其它耻辱都只是排列在这个“1”后面的所有“0”。随着岁月的流失，歧視国军老兵的耻辱在沉底，而后面的这些“0”在延长，在越排越多。这些“0”就像一个个无法逃離的深坑陷阱，不断将地富反坏右，农工商学兵，官绅吏卒医，会道盟教党，整个社會的三教九流全部禁錮在里面使之无法逃離。这些一眼望不到边的“0”就好像无数嘴巴在大张着向苍天呐喊：“冤枉啊！”，“不公啊！”，“不义啊！”…………“红色乞討”就是这些呐喊声里越来越大声的“0”，而残存的国军老兵，早就衰老得连呐喊的力气也没有了。因为他們的平均年龄都超過了90多岁！
嘉奖战功，鼓勵尚武，善待老兵，厚葬牺牲，赐爵封侯，论功行赏，荣军优先，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从东方的西周王國，到西方的罗马帝国，从远古的秦汉帝国，到近代的明清王朝，分封领地无不是以战绩军功作为优先考量。
当全世界还处在农耕文明的时代，领地和良田，山林和牧场，无不是最保值、最恒定的一笔资产。因为军功而获得嘉奖的将士和家族，无不是社会各阶层中生活最有保障而很有地位、很是荣光的一个阶层。
即使不会全部成为乡里首富，但也绝对不会多数沦落为地方首穷。尽管军人从没有过被朝廷树为“道德模范”的现象，但也从来不会沦落为穷傻贫病的典型。
极少数有特别军功的将士甚至能获得皇帝专门赐给的免死金牌一一铁卷丹书，从而福荫家族世代子孙。总之，东西方的文明都认可一个通俗的道理，那就是“流血的比流汗的值钱，动脑的比动手的值钱”。
在谁打天下谁坐江山理所当然的观念深深根植于几千年的皇权主义时代，捍衛皇帝天下的“皇军”及其家族拥有超过布衣百姓的特权和最稳定的恒产是完全被时代所认可和接受的。哪有可能出现奉旨出征的“皇军”变成被社會边沿化的最底层而苟延殘喘？
当人类进步到全球宪政主义时代，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对军功的重视丝毫不会下降，反而会由王朝时代的主要被朝廷重视而扩展为被全民重视。“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传统观念也被共和国“新一代最可爱的人”观念所取代。因为在君权神授的王朝主义时代，军队的归属无不是国王和皇帝，朝廷重视理所当然。也正因为有这样的历史传统，英国的军队几百年以来对外一直自称“英國皇家海军”“英國皇家空军”，日本的军队在战败前也一直自称“大日本皇军”。
只有当国家进入主权在民的共和时代，军队的归属于法、于理、于情都是这个国家的全体人民，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善待更在情理之中。军队也才会自称为“人民子弟兵”或“人民军队”。因为军队保卫的是全体人民的安全和利益，守卫的是天下百姓、千家和万户的社稷家园。
所以，当“红色乞討”这种行为艺术一出現在人流密集的公众场所，立刻就会给所有的人带来强烈的刺激，因为眼睛看到的现实与根深地固的传统观念反差太强烈了，从而获得社会大众对老兵广泛的同情，同时也会激发民众对社会不公的广泛思考与愤怒。
当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最终坠落为少数红太子、红太孙和官商权贵对广大民众的野蠻剥削和血腥掠夺时，这样就背离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建军初衷。
当所谓的红色文化又像“文革”时期的党八股和样榜戏一般在主流媒體和大小卫视重新充斥时，现实生活中的“红色乞討”无疑是这场红色闹剧中最具黑色幽默的绝佳讽刺。
曾几何时，人民子弟兵是为“打倒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囯”的而浴血奋战，而不是为“打倒民国政府，建立红色帝国”而流血牺牲。严酷的社會现实使愈來愈多的老兵看清了权贵欺騙的嘴脸。也使越来越多的老兵勇敢的站出来维护他们应有的尊严、公平、正义与合法权益。“红色乞討”就是他们对不公正社会最经典的反抗和呐喊。
去年的10月11日，帝國都城在军警密布、严防死守的情况下，数千老兵依然能非常成功的发起集体维权，用标准的战术行动突然包围北京军委大楼，从而震惊世界。这种事件就是对“若有战，召必回！”的最佳诠释。
万幸的是，这几千老兵精心策劃如此成功的军事行动只是希望争“面包”而不是争“天下”。如果是“唐高宗李渊”或“宋太祖赵眶胤”策劃和指挥这样的“维权”，结果恐怕会完全不一样，维稳与维权的角色可能会完全被反转。
虽然这一件事早已过去，但从中可以观察到，觉醒的老兵们一定不会再像二傻子一样喊着“张三的儿子忠于李四”的口號充当二百伍。
七十年前，人民子弟兵能为埋葬“蒋家王朝”而战。七十年后，人民子弟兵同样能为埋葬赤色帝國而战。如今，苍天在召喚！人民在召喚！正义在召喚！良知在召喚！破碎的山河在召喚！
百年前，军人为皇帝而战。百年中，军人为党派而战。百年后，我们要为自由而战！！！
深圳任铭 2017年元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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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铭：“红色乞討”一一赤色帝国的最后斜阳
元旦，2017年第一天。紧邻株洲市火车站旁的芦淞服裝大市场出现参战老兵公开设点乞讨的现象。
这天下午我从株洲朋友的微信群中看到有人发布了老兵乞討的图片和信息，向信息发布者问清他们的位置后，立马搭车赶了过去。类似的图片和信息近几年在网上时常能看到，但一直没有亲眼目睹和接触过。因为我本人也是参战军人，所以对这些信息的关注可能会比非直接关联人更敏感。
对越作战从79年2月17日开始，到1990年左右才算完全停止。这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79年2月17日发起的对越大规模进攻战，再往后就是八十年代中期的老山、法卡山、扣林山、者阴山等规模较小的阵地攻防战，再往后中越双方军队在边境地区的防守战就几乎不为人知了。我服役的空七军负责对越防空作战。
我从86年深秋入伍，到90年冬天退役，所在部队一直驻防广西，常年处于一级战备状态，雷达部队24小时开机，严密监视着越南北部领空的所有起飞军机。我们的地对空导弹也全部上架，环阵地360度分6个方位24小时保持发射状况，只要越军战机飞过红色警戒线就可以随时发射导弹将其击落。我入伍的第二年十月五号，越南空军的一架米格21歼击机就在我军的防区被地对空导弹一举击落，活捉了跳伞的越军大尉飞行员，就关在我们团部，派一个班的警卫专门看守，好吃好喝养着。听说该飞行员中国象棋下得很好，关押期间下蠃了我們导弹八团的不少高手。该俘虜后来结局如何就不再知道了。当时空军司令好像是参加过朝鮮战争的飞行员王海，亲自从北京飞到南宁嘉奖全体参战部队，用茅台酒靠赏立功人员。
到89年7月后，我所在的地对空导弹109营又被再往前调，换防到了紧挨着中越边境的龙州县。对于空军来讲，这里已經是最前线，无法再靠前了。尽管我們的阵地再往前还有陆军的防区和阵地，但我们站岗都还是发了实弹。白天还好点，到了晚上就有些心里发悸，阵地四周黑黝黝的，杂草丛深，你根本不知道远处的黑暗中是否会潜伏着什么危險。因为越南特工的传说早有耳闻，生怕被摸哨、割喉或抓舌头。刚到前线的时候真有点草木皆兵。有天晚上突然听到枪响，将所有人吓得不轻，以为阵地被偷袭了。解除警报后才查明是哨兵神經太紧张，加之对轻武器操练不熟搞到枪枝走火，虚惊一场。
具体何时完成轮战任务从前线撤回南宁已經记不清了。发给我所在部队全体参战人员的《参战证书》上记录的起止时间是89年7月至90年10月。
以前保留下这份《参战证书》只是想留个纪念，从没想过未来还会有什么作用，更是打死也不可能想到这份《参战证书》会成为可以公开乞讨的证明文件。因为参战老兵大规模的统一穿着老军装公开乞討估计全世界军史上也是闻所未闻、绝无仅有。
我因为在株洲土生土长，比較熟路，所以很快找到了正在公开乞討的参战老兵。这些参战老兵将乞討的地点选择在了株洲火车站旁的芦淞批发大市场。这里是中南地区最大的服装、鞋帽、小商品、日用百货批发市场。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这里由不足百米的个体服装卖买一条街起步，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到现在已經将周边几万平方公里的大街小巷全部都变为了辐射周边数省的民間商業集散地。这块地區的各种经济数据直接就是株洲市私营经济的晴雨表，该地区的经济总量同時也成为了株洲市最重要的经济支柱和不可缺失的经济版块。这里平时生意就极为旺盛，加上昨天又是新年元旦，一眼看不到头的步行街上更是人流滚滚、物流如潮，大小商家的叫卖声此起彼伏、鼎沸翻天。
这群统一穿著旧式军装的老兵选了个“丫”字路口的结合部，背靠正在施工的安全围板一字排开立正站着，脚前摊开一幅巨大的彩绘画卷，上面全是中越战争期間由随军记者和摄影师在战场拍攝的各種纪实照片。其中有一张标明是当今第一夫人和她当兵的弟弟彭雷1985年9月在前线的合影。
这张照片被特意放得比其它照片都大，编排在整幅画卷的当中，很是醒目。一个周身全红的敞口纸箱规规矩矩的摆在画卷的正前方当中，纸箱上方方正正写着四个大字一一一“红色乞討”。画卷旁边的便携式音响很大声的循環播放着广为人知的经典军歌《血染的丰采》和《十五的月亮》等等。这一极为罕见的场景吸引了周边所有人的注意，很多人将他們围得水泄不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纷纷朝纸箱里扔钱。
我挤进围观的人群，放了拾元钱在“红色乞討”的纸箱内，这排立正站着的老兵很整齐的一同抬起右手朝我行了个军礼，我也给他们回了个军礼，然后点了点头，申出大拇指朝他們比了比。我观察到，一丝不易察覺的微笑在他們脸上一闪而过，之后又很快恢復了平静的常态。接下来，我仔细察看了地上的彩绘画卷，并掏出手机从不同角度给他們拍照，还录了几段视频。在我拍照期間，这些乞討老兵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看来他們面对人群的围观和拍照早就习以为常。在这期間，我特意绕到乞討老兵的侧后，在不长的时间内抓拍了几张只要市民朝纸箱里放钱老兵就敬礼的照片。
在我拍照时，一个围观的瓜子脸中年男子湊到我身后看我拍照，同時既像是对我在说又像是自言自语：“这些老兵会不会是假的？现在各种骗术花样翻新，防不胜防呀！”。我立刻回了他一句：“何以见得？”。该瓜子脸中年男子回应说：“他們只是在这种商业闹市乞討，不敢去市政府门口设摊，说明他們底气不足，怕政府的人查他們的真假。今年市政府大门口已經发生过三起老兵群体维权事件，每次都与政府的人发生激烈的冲突，他們根本不怕查身份，这样才能证明他們自己是货真价实的参战老兵”。
瓜子脸的这番话立刻引起了我的警觉。我不是开始怀疑正在乞討的老兵，而是反而怀疑瓜子脸的“围观者”身份。你一个湊巧出現在参战老兵乞討现场的普通市民怎麼会对2016年发生在市政府门口的老兵维权群体事件的次数知道得如此清楚？这样的事件从来不会出現在主流的官方媒體上。即使被网民上传到自媒體也会很快被封殺，根本不可能在互联网上自由的任意传播。该瓜子脸如果湊巧路过市政府门口看到一次老兵维权有可能，或者他就住在市政府门口附近每次都看到也有可能。但这一次老兵乞討的地方与市政府之间相离很远，不单不在同一个区，两个区之间还隔着一条宽阔的湘江，你这个“普通围观者”知道得也太多了吧？天下哪有这么湊巧的事，刚好发生在株洲的老兵维权和乞討事件全被你湊巧碰到了？并且你还统计得一清二楚？这些疑惑随着瓜子脸的言語在我脑海里一闪而过。
我下意识地迅速扫视了一下身边的人群，发现在我身边不到一步远的地方，正有另一位穿著得体的中年男子在看着我和瓜子脸的对话。这位中年男子脸型稍圆，体态壮实，我虽然也不认识，但他那种看人的眼神我可太熟悉了。
这几年以来在深圳我无数次的与具有这种眼神的人打交道，对他們真是记忆深刻。虽然我至今叫不出任何一位具有这种眼神的人之真实姓名，但我深信这种眼神只会产生在一种特殊职业的人身上。虽然这种人的衣著往往会打扮得与成功商人或白领人士非常相似，但他們因为职业养成的特殊性与成功商人或白领人士具有的眼神完全不同。这种人如果不在工作状态，其眼神也还是会与常人无异。但他们一旦进入工作状态，这种眼神就是完全职业化了。而我正是因为这几年异于常人的生活方式让我对这种眼神特别熟悉而敏感。
我估計这两位特殊的“围观群众”肯定是观察到了在众多的围观人群中我的拍照行为与众不同。真正湊巧路过的围观群众如果想拍照，顶多只会在自己挤进人群时的所在位置就地拍几张照片，不会像我这种有备而来的“围观者”从不同的角度，变换着位置又是拍照又是录视频，除了拍全景还要拍特写。所以很容易被”有心人”一下就注意到。只是这些“有心人”肯定也是一头雾水，不清楚我是什么人？什麼来路？想干什么？如果我与其他真正湊巧路过的围观群眾一样，只是有比較强一点的好奇心，对参战老兵着装乞討的社会大背景完全不了解，瓜子脸的言论就完全可以在我的心中埋下怀疑的种子，从而冲淡我对这些乞讨老兵的同情和信任，就會降低我向朋友和同事传播、扩散参战老兵公开乞討这种奇闻的冲动。
见此情景，我最后回了瓜子脸一句话：“你说的这些我完全不清楚，只是偶有耳闻。但今天这些公开乞討的参战老兵身份肯定不会是假的！”说完我就没再搭理瓜子脸，而是收起手机直接走过去和单独坐在旁边的一位老兵打招呼。
参战老兵见我过去和他说话，立刻站了起来。让我说话大声点，说他耳朵被大炮损伤了听力，要很大声说话才能听到。我立刻表明了身份，告訴他我也是参战军人。他立刻显得很兴奋，知道碰上战友了。他一边告诉我他們全都是84年参加老山战役的军人，老家是山东枣庄的，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类的老旧证件给我看。
原来他們是山东籍的参战老兵，根本不是株洲人，这次来湖南，是因为前段时间全国“两参”老兵维权协会的会长在益阳老家病故，他們这些外地的参战老兵特意赶到益阳参加葬禮。葬禮结束后他們就南下去了广东。前不久他們还将“红色乞討”这种行为艺术搬到了更具国际影响的深圳罗湖口岸。看来这些老兵真不愧是经历过生死战斗的真正军人，不怕事大，哪裡热闹去哪裡，越是人多越向前。真他妈牛。赞一个。现在到株洲就是从深圳过来的，准备一路北上返家。因为出来已有些日子，又临近农历春节，所以再在各地进行“红色乞討”行为艺术的展示已经不合适了。他們下一站就准备直接回山东，等到开春后才重披铠钾、再踏征程。
这位山东老兵的讲述更进一步证明了我对“瓜子脸”的猜疑。这时我身后围上来很多好奇的群眾，期中也有瓜子脸。从证件中我发现这位山东枣庄的参战老兵竟然也姓任。真是太巧了。我立刻从口袋里掏出特意带在身上的《参战证书》和军功章给他过目。这回轮到一直申着脖子的“瓜子脸”傻眼了，可能完全没有料到我也是一个有备而来的特殊“围观群眾”。哈哈！
当听到我向山东老兵简述我所在部隊89年才进入前线轮战时，“瓜子脸”很是不甘地插了一句：“89年哪裡还在和越南打仗呢？”我不软不硬的轻轻顶了他一句：“军队打仗、换防、转移、布阵需要告诉你一个老百姓吗？”。此后我和山东老兵的谈话，“瓜子脸”就再也不吱声了。后来也不知他退缩去了哪裡。直到我和山东老兵互留电话后握手告辞，都再也没见到“瓜子脸”。
老兵身穿旧式戎裝、胸戴勋章、挂着标语、播放军歌、给钱就敬礼的“红色乞討”行为艺术应该发明有几年时间了。我从自媒體上看到的最早“红色乞討”印象中是发生在山东青岛，然後是广西桂林，再后是湖南长沙，之后就越来越多了。这种构思奇妙的创意发明者是谁不得而知，目前无从考证。但这位“红色乞討”行为艺术的发明者肯定是一位参加过中越战争的老兵，或者至少应该是与参战老兵关系极为密切之人。
我本人对越战老兵维权问题的关注其实较晚，更早进入我关注范围的是参加过中日战争而残存在中国大陆的国军老兵。他們作为昔日为国家浴血奋战的残存老兵绝大多数人衰老得已經无法生活自理了。多少年来这个群體作为大陆贱民阶级的一个组成部份，饱受歧視和风霜血雨。还能顽强地残存到如今的已經只剩下很少的一部份了。每当面对这些国军老兵，倾听他們的不幸人生，了解他們的悲傷故事，耻辱、深深的耻辱、极度的耻辱，是我最能认知和体会到的情感和心理。
几十年以来，教科书和官方传媒不断强调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华百年历史上的一系列割地赔款和南京大屠杀是国耻。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历史真相被揭開、被还原，我愈來愈觉得赤色帝國所宣傳的国耻都是谎言加欺騙，而这些国军老兵在49年之后所遭受的不幸才是真正的国家耻辱，是中华民族的真正耻辱，是所有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民的耻辱，特別是近70年来的众多耻辱中，排列榜首的第一耻辱。现如今到处发生的越战老兵维权事件，本质上不过是国军老兵不幸遭遇的延伸和翻版。因为“红色乞討”的源头，就在赤色帝國的第一耻辱里。
如果将歧視和欺凌抗战国军老兵的耻辱比喻为“1”，那么发生在49年以后的所有其它耻辱都只是排列在这个“1”后面的所有“0”。随着岁月的流失，歧視国军老兵的耻辱在沉底，而后面的这些“0”在延长，在越排越多。这些“0”就像一个个无法逃離的深坑陷阱，不断将地富反坏右，农工商学兵，官绅吏卒医，会道盟教党，整个社會的三教九流全部禁錮在里面使之无法逃離。这些一眼望不到边的“0”就好像无数嘴巴在大张着向苍天呐喊：“冤枉啊！”，“不公啊！”，“不义啊！”…………“红色乞討”就是这些呐喊声里越来越大声的“0”，而残存的国军老兵，早就衰老得连呐喊的力气也没有了。因为他們的平均年龄都超過了90多岁！
嘉奖战功，鼓勵尚武，善待老兵，厚葬牺牲，赐爵封侯，论功行赏，荣军优先，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从东方的西周王國，到西方的罗马帝国，从远古的秦汉帝国，到近代的明清王朝，分封领地无不是以战绩军功作为优先考量。
当全世界还处在农耕文明的时代，领地和良田，山林和牧场，无不是最保值、最恒定的一笔资产。因为军功而获得嘉奖的将士和家族，无不是社会各阶层中生活最有保障而很有地位、很是荣光的一个阶层。
即使不会全部成为乡里首富，但也绝对不会多数沦落为地方首穷。尽管军人从没有过被朝廷树为“道德模范”的现象，但也从来不会沦落为穷傻贫病的典型。
极少数有特别军功的将士甚至能获得皇帝专门赐给的免死金牌一一铁卷丹书，从而福荫家族世代子孙。总之，东西方的文明都认可一个通俗的道理，那就是“流血的比流汗的值钱，动脑的比动手的值钱”。
在谁打天下谁坐江山理所当然的观念深深根植于几千年的皇权主义时代，捍衛皇帝天下的“皇军”及其家族拥有超过布衣百姓的特权和最稳定的恒产是完全被时代所认可和接受的。哪有可能出现奉旨出征的“皇军”变成被社會边沿化的最底层而苟延殘喘？
当人类进步到全球宪政主义时代，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对军功的重视丝毫不会下降，反而会由王朝时代的主要被朝廷重视而扩展为被全民重视。“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传统观念也被共和国“新一代最可爱的人”观念所取代。因为在君权神授的王朝主义时代，军队的归属无不是国王和皇帝，朝廷重视理所当然。也正因为有这样的历史传统，英国的军队几百年以来对外一直自称“英國皇家海军”“英國皇家空军”，日本的军队在战败前也一直自称“大日本皇军”。
只有当国家进入主权在民的共和时代，军队的归属于法、于理、于情都是这个国家的全体人民，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善待更在情理之中。军队也才会自称为“人民子弟兵”或“人民军队”。因为军队保卫的是全体人民的安全和利益，守卫的是天下百姓、千家和万户的社稷家园。
所以，当“红色乞討”这种行为艺术一出現在人流密集的公众场所，立刻就会给所有的人带来强烈的刺激，因为眼睛看到的现实与根深地固的传统观念反差太强烈了，从而获得社会大众对老兵广泛的同情，同时也会激发民众对社会不公的广泛思考与愤怒。
当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最终坠落为少数红太子、红太孙和官商权贵对广大民众的野蠻剥削和血腥掠夺时，这样就背离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建军初衷。
当所谓的红色文化又像“文革”时期的党八股和样榜戏一般在主流媒體和大小卫视重新充斥时，现实生活中的“红色乞討”无疑是这场红色闹剧中最具黑色幽默的绝佳讽刺。
曾几何时，人民子弟兵是为“打倒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囯”的而浴血奋战，而不是为“打倒民国政府，建立红色帝国”而流血牺牲。严酷的社會现实使愈來愈多的老兵看清了权贵欺騙的嘴脸。也使越来越多的老兵勇敢的站出来维护他们应有的尊严、公平、正义与合法权益。“红色乞討”就是他们对不公正社会最经典的反抗和呐喊。
去年的10月11日，帝國都城在军警密布、严防死守的情况下，数千老兵依然能非常成功的发起集体维权，用标准的战术行动突然包围北京军委大楼，从而震惊世界。这种事件就是对“若有战，召必回！”的最佳诠释。
万幸的是，这几千老兵精心策劃如此成功的军事行动只是希望争“面包”而不是争“天下”。如果是“唐高宗李渊”或“宋太祖赵眶胤”策劃和指挥这样的“维权”，结果恐怕会完全不一样，维稳与维权的角色可能会完全被反转。
虽然这一件事早已过去，但从中可以观察到，觉醒的老兵们一定不会再像二傻子一样喊着“张三的儿子忠于李四”的口號充当二百伍。
七十年前，人民子弟兵能为埋葬“蒋家王朝”而战。七十年后，人民子弟兵同样能为埋葬赤色帝國而战。如今，苍天在召喚！人民在召喚！正义在召喚！良知在召喚！破碎的山河在召喚！
百年前，军人为皇帝而战。百年中，军人为党派而战。百年后，我们要为自由而战！！！
深圳任铭 2017年元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