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方连日雾霾。针对这一问题，柴静等“公知”提出环保要从我做起，另一些论者则说，既然政府垄断了所有的权力和资源，那么环保就只能是政府的责任，别人不能和政府抢。后面一种观点听起来很熟悉，让我想起了明恩溥的《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中提到的法国传教士古伯察在中国的亲身经历：
“1851年，道光皇帝大丧那段时间，我们离京出行。一天，我们在一家小酒馆喝茶，边上有几位中国人，我们想随便讨论一下政治。我们谈到了皇上刚刚去世，这件重要的事情肯定会让人人感兴趣的。我们表示担心将由谁来继位，那时继位人选尚未公布。我们说：‘谁知道皇上的三个儿子中由谁来继位？如果是长子，他会沿用目前的政府体制吗？如果是幼子，他还太小，据说有两派对立的势力，他会依靠哪派呢？’我们简单地作了各种猜测，以便引出这些良民的看法。但他们根本没有在听我们的谈话。我们又一再循循诱导，想听听他们对继位或者其他在我们看来重要的事情的看法。但是，对我们活跃的开头，他们只是用摇头作答，吞云吐雾，大饮其茶。这种冷漠开始让我们实在恼火了。一个有点身分的中国人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像个家长似地把双手放在我们肩上，不无讽刺地笑着说：‘听着，朋友！干吗要去伤精费神想那些无聊的推测呢？这事归大臣管，他们拿着俸禄。让他们去拿俸禄吧。别让咱们白操那份心。咱们瞎琢磨政治，那才叫傻呢！’‘就是这个理儿。’其他人都这样叫道。然后，他们又指着我们说：‘你们的茶凉了，烟斗也空了。’”
如果你自认是大清朝的子民，那么说出这种话来不足为奇。奇就奇在这种话从今天某些自认为在争取自由的人口中说出来，而且还有更多自认为在争取自由的人对这类话表示赞同。
自由和权力的反面都是责任，奴隶是没有责任的——如果你甘愿当一个奴隶的话，那么这一逻辑对你来说就足够了。但是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自由人，想要拥有权利和权力，那你就必须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这个时候，说自由和责任哪个应该在先，并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因果关系不仅包含自下而上的顺时性因果关系，也包含自上而下的逆时性因果关系。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简单来说，我们平时问“为什么”的时候，至少有三种可能的含义：第一是物理上的原因，例如：小明为什么死了？因为他跳楼摔死了；第二是目的论方面的原因，例如：小明为什么死了？因为他想自杀；第三是物理上的原因背后的原理，例如：小明为什么死了？因为万有引力的作用。我们解释无生命的物体，例如石头或原子的运动的时候，只需要解释物理上的原因及其背后的原理就行了；但是要解释人类的行为，就需要从目的论的角度来解释。如：我为什么要买这件衣服？因为我想穿。然而“穿”这个动作其实是发生在“买”这个动作后面的，也就是说，这是一种逆时性的因果关系。在自由和责任的问题上，一方面我们可以说，自由是责任的前提，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为了争取自由，我们必须承担责任。二者并不存在矛盾。）
从政治学的观点来看，任何统治者要想成功地进行统治，都需要被统治者服从他们，为他们提供资源。如果被统治者不再服从他们，拒绝为他们提供资源，那么统治就无法进行下去了。这就是非暴力斗争能够成功的原因所在。因此，被统治者不仅有能力改变自己的处境，而且也应该为自己的处境承担责任。
就拿环境污染问题来说，有人问，除了坐等政府解决问题之外，公民社会还能做些什么？在美国之类的国家里，也可能有人会问：“你们说自己是自由至上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可是如果没有政府的话，环境污染问题怎么解决呢？”
在自由至上主义者看来，环境污染问题是一个“公地悲剧”问题，原因在于缺乏产权，解决方案在于创造产权。在土地私有的情况下，如果你的企业排放废水，污染了我的土地，影响了我的庄稼收成，我可以上法庭起诉你，要求你赔偿我的损失。同样，有了空气产权之后，如果你的企业排放污染物，影响了我的空气质量，我也可以上法庭起诉你，要求你赔偿损失。今天，在我们已经有了轻便而且便宜的空气检测仪的情况下，这一前景是可以实现的。
（自由至上主义者认为法庭可以是私有的，因此这一过程可以完全不需要政府和公权力来介入。因此不依赖政府来解决环境问题是完全可能做到的。当然，即使你不是自由至上主义者，或者上述条件不能完全满足，你也可以起诉污染企业，或者给企业和政府施加压力。）
甚至在今天这种轻便便宜的空气检测仪发明之前，全世界的公民社会就已经在使用类似的手段来解决空气污染问题了。在美国、南非、印度和菲律宾等国，许多位于工业污染源附近的社区都参加了“桶队”项目。“桶队”使用简易的空气取样设备来监测、记录并发布自己社区的空气质量，以此来给污染企业施加压力，迫使企业作出回应。例如，在美国的在路易斯安那州，空气取样证明，被壳牌化工厂包围的戴蒙德街区已经不再安全，最后壳牌公司同意将整个社区搬迁到其他地方。
当然，面对像中国北方的雾霾这种大面积的环境问题时，我们还有一个难题需要解决，那就是确定污染的原因。雾霾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工业污染？是汽车尾气？是燃煤采暖？还是老百姓烧秸秆做饭？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为此，我们可能需要收集更多更详尽的数据。PM2.5在哪些地方，哪些时候，哪些情况下更加严重？数据收集得越多，越详尽，就越有助于我们确定雾霾的原因。这项工作不仅政府可以做，公民社会也可以做。尤其是在今天互联网如此发达的情况下，利用公民志愿者使用空气检测仪收集到的数据建立数据库，也可以为有关研究作出贡献。这些都是公民社会可以从我做起解决空气污染问题的方法。
转自：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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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荻：公民社会怎样从我做起解决空气污染问题？
中国北方连日雾霾。针对这一问题，柴静等“公知”提出环保要从我做起，另一些论者则说，既然政府垄断了所有的权力和资源，那么环保就只能是政府的责任，别人不能和政府抢。后面一种观点听起来很熟悉，让我想起了明恩溥的《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中提到的法国传教士古伯察在中国的亲身经历：
“1851年，道光皇帝大丧那段时间，我们离京出行。一天，我们在一家小酒馆喝茶，边上有几位中国人，我们想随便讨论一下政治。我们谈到了皇上刚刚去世，这件重要的事情肯定会让人人感兴趣的。我们表示担心将由谁来继位，那时继位人选尚未公布。我们说：‘谁知道皇上的三个儿子中由谁来继位？如果是长子，他会沿用目前的政府体制吗？如果是幼子，他还太小，据说有两派对立的势力，他会依靠哪派呢？’我们简单地作了各种猜测，以便引出这些良民的看法。但他们根本没有在听我们的谈话。我们又一再循循诱导，想听听他们对继位或者其他在我们看来重要的事情的看法。但是，对我们活跃的开头，他们只是用摇头作答，吞云吐雾，大饮其茶。这种冷漠开始让我们实在恼火了。一个有点身分的中国人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像个家长似地把双手放在我们肩上，不无讽刺地笑着说：‘听着，朋友！干吗要去伤精费神想那些无聊的推测呢？这事归大臣管，他们拿着俸禄。让他们去拿俸禄吧。别让咱们白操那份心。咱们瞎琢磨政治，那才叫傻呢！’‘就是这个理儿。’其他人都这样叫道。然后，他们又指着我们说：‘你们的茶凉了，烟斗也空了。’”
如果你自认是大清朝的子民，那么说出这种话来不足为奇。奇就奇在这种话从今天某些自认为在争取自由的人口中说出来，而且还有更多自认为在争取自由的人对这类话表示赞同。
自由和权力的反面都是责任，奴隶是没有责任的——如果你甘愿当一个奴隶的话，那么这一逻辑对你来说就足够了。但是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自由人，想要拥有权利和权力，那你就必须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这个时候，说自由和责任哪个应该在先，并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因果关系不仅包含自下而上的顺时性因果关系，也包含自上而下的逆时性因果关系。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简单来说，我们平时问“为什么”的时候，至少有三种可能的含义：第一是物理上的原因，例如：小明为什么死了？因为他跳楼摔死了；第二是目的论方面的原因，例如：小明为什么死了？因为他想自杀；第三是物理上的原因背后的原理，例如：小明为什么死了？因为万有引力的作用。我们解释无生命的物体，例如石头或原子的运动的时候，只需要解释物理上的原因及其背后的原理就行了；但是要解释人类的行为，就需要从目的论的角度来解释。如：我为什么要买这件衣服？因为我想穿。然而“穿”这个动作其实是发生在“买”这个动作后面的，也就是说，这是一种逆时性的因果关系。在自由和责任的问题上，一方面我们可以说，自由是责任的前提，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为了争取自由，我们必须承担责任。二者并不存在矛盾。）
从政治学的观点来看，任何统治者要想成功地进行统治，都需要被统治者服从他们，为他们提供资源。如果被统治者不再服从他们，拒绝为他们提供资源，那么统治就无法进行下去了。这就是非暴力斗争能够成功的原因所在。因此，被统治者不仅有能力改变自己的处境，而且也应该为自己的处境承担责任。
就拿环境污染问题来说，有人问，除了坐等政府解决问题之外，公民社会还能做些什么？在美国之类的国家里，也可能有人会问：“你们说自己是自由至上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可是如果没有政府的话，环境污染问题怎么解决呢？”
在自由至上主义者看来，环境污染问题是一个“公地悲剧”问题，原因在于缺乏产权，解决方案在于创造产权。在土地私有的情况下，如果你的企业排放废水，污染了我的土地，影响了我的庄稼收成，我可以上法庭起诉你，要求你赔偿我的损失。同样，有了空气产权之后，如果你的企业排放污染物，影响了我的空气质量，我也可以上法庭起诉你，要求你赔偿损失。今天，在我们已经有了轻便而且便宜的空气检测仪的情况下，这一前景是可以实现的。
（自由至上主义者认为法庭可以是私有的，因此这一过程可以完全不需要政府和公权力来介入。因此不依赖政府来解决环境问题是完全可能做到的。当然，即使你不是自由至上主义者，或者上述条件不能完全满足，你也可以起诉污染企业，或者给企业和政府施加压力。）
甚至在今天这种轻便便宜的空气检测仪发明之前，全世界的公民社会就已经在使用类似的手段来解决空气污染问题了。在美国、南非、印度和菲律宾等国，许多位于工业污染源附近的社区都参加了“桶队”项目。“桶队”使用简易的空气取样设备来监测、记录并发布自己社区的空气质量，以此来给污染企业施加压力，迫使企业作出回应。例如，在美国的在路易斯安那州，空气取样证明，被壳牌化工厂包围的戴蒙德街区已经不再安全，最后壳牌公司同意将整个社区搬迁到其他地方。
当然，面对像中国北方的雾霾这种大面积的环境问题时，我们还有一个难题需要解决，那就是确定污染的原因。雾霾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工业污染？是汽车尾气？是燃煤采暖？还是老百姓烧秸秆做饭？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为此，我们可能需要收集更多更详尽的数据。PM2.5在哪些地方，哪些时候，哪些情况下更加严重？数据收集得越多，越详尽，就越有助于我们确定雾霾的原因。这项工作不仅政府可以做，公民社会也可以做。尤其是在今天互联网如此发达的情况下，利用公民志愿者使用空气检测仪收集到的数据建立数据库，也可以为有关研究作出贡献。这些都是公民社会可以从我做起解决空气污染问题的方法。
转自：民主中国